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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洪:述评弗兰克之“事实怀疑论”

添加时间:2006-01-11 10:16    浏览次数: 4114 次

述评弗兰克之“事实怀疑论”



曾庆洪



  内容摘要:任何时代的法律,都需要并且确实存在着某些确定性或者稳定性,而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家弗兰克却认为这是一个“基本法律神话”。法律应该是永远不确定的,   而且法律不确定的原因除了规则之外,主要来自案件事实本身。“事实怀疑论”的提出丰富了非马克思主义法的定义,促进了美国的法律教育和法律改革;另一方面,它的过分偏激,又暴露出一些不足,得到了后世法学家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 事实怀疑论;基本法律神话;价值分析  



  在西方法学历史延续的基础上,社会学法学领域中掀起了一场现实主义运动。弗兰克作为现实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倾向于把法律的规范性因素或规定性成分降到最低的限度[1],更深更广地研究法官的心理活动,于是现实主义法学也被称为社会心理学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的产生意味着一种特殊思维方式的形成,它开始冲击传统法学,弗兰克认为:法律只是一组事实,而不是一种规则体系,而且这组事实是永远不确定的,事实的不确定性造成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事实怀疑论”就这样被提了出来。


   一、“事实怀疑论”概述


   (一)法律的不确定性与“基本法律神话”


  法律从无到有,从萌芽初现到最终形成为一种基本制度,和所有事物进化的过程一样,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完善。法律面临的社会关系极其复杂,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所以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含混的和有变化的,这就是法律的不确定性。


  现代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社会分工不断加强,引起了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人们时刻处于一个变动流转的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自身的行为改变原有的社会关系,产生新的生产交换方式、新的社会群体结构,经济基础在原来的层面上有了新发展,同时也出现了新问题。与之相适应的是,法律这一上层建筑也应不断变化,因为原有的部分是无法预见到、更不能创造出适于解决新问题的方法,体现出不确定性就成为一种必然。法律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法律的弹性更大、适应力更强,面对现代社会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它可以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解决方法,因此它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


  法律的不确定性这一激进的观点对传统法学发起了挑战,一般人都认为法律是可以静止的或确定的,弗兰克在《法律和现代精神》中对这一“基本法律神话”予以了揭露和抨击。在“基本法律神话”下:法律是一整套规则,它们自古以来就已存在,除了有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在一定限度加以改变外,它们是不变的[2],司法判决仅仅是对它们的适用。静止的、确定的法律是普遍存在的,有的甚至可以简化为几何公式,人们遇到具体问题,只需要看它属于法律规则中规定的何种情况,然而法律的不确定也只是由律师的重大过错或行为不当造成的个例而已。


  弗兰克认为,“基本法律神话”是人们追求一种超乎实际可能和必要的东西的非理性观点。其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来自宗教、经济、美学、职业习惯等多种因素在内,而且在特定的时空要素之下,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变化,产生“基本法律神话”的“一个重要的、不自觉的因素”始终是儿童的心理状态。具体地说,这是“恋父情结”的残余,在儿童眼里,父亲总会为他提供庇护,使之免受他物之害,长大以后,人们总面临不如意的情况,他们就会回到儿童的渴望中去,以求“重新发现父亲”。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这种情结甚至发展成为对图腾的崇拜,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图腾体制就某种观点来说,它是儿子们与父亲的一切契约行为,因为,就图腾来说,它提供了一位父亲所能够提供给他的儿子们的一切幻想——保护、照顾和恩惠[3]。现实生活中,他们渴望安宁、舒适和稳定,法律就很容易成为父亲的替代物,他们会无意识地试图在法律中发现其童年时代认为父亲所具有的稳定性、可靠性、确定性和万无一失性。法律能够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引导,面对现实生活的冲突和混乱,以法律建立起良性的秩序,于是法律在秩序的建立中具有了权威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


   (二)“事实怀疑论”释义极其内容


  在西方法律从神圣化到理性化再到世俗化转变的过程中,法学研究也从规则中心主义转向法官本位,从相信法的绝对自主转向相信法的开放性。弗兰克也是一样,将注意力从法律的规则方面转到了研究初审法院的事实调查方面,也就是从“对规则的怀疑”(RULE SCEPTIC)转向了“对事实的怀疑”(FACT SCEPTIC)。


  在弗兰克看来,法律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因为法律规则的不确定,而主要是因为初审法院在确定案件事实方面的不确定,司法事实调查中永远会存在大量非理性的、偶然性的、推测性的因素[4],不同的法官在同类案件判决方面的巨大差异正是根源于法官难以确定的案件事实本身。弗兰克提出的这一“事实怀疑论”,笔者认为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法律是经过法官适用时所体现的一种表象。法律既然是不确定的,那么仅仅在法官适用的那极短的时间内的表象才成其为法律。这种表象很难用“成文法”、“判例”之类的用语一言概之,它不是“书本上的法律”,而是“行动中的法律”,行为因人而异、有正有误,所以这种表象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2、法律是人们对未来判决的一种预测。时世的不断变化必然产生一些法律不适应的环节,因此原先制定的法律应该是“活的法律”,形成一批事实,符合这一条件的只有法院的判决。在判决前,人们有的只是对未来判决的预测,而最真切的预测应该是如霍姆斯所说:从坏人角度对判决的可能性加以推敲。


   3、判决是外界刺激作用于法官个性的产物。弗兰克早期提出的现实的判决公式:S*P=DS为外界刺激,P为法官个性,D为判决),足见他极为强调法官“自由心证”,以充分保证法官个性的实现和判决的顺利完成。但这一早期公式又没有强调出主观事实对判决的重要影响,况且法律规则和案件事实并非完全不相关,原来的公式缺乏预言价值,于是有了第二个公式:R*Sb=DR为法律规则,Sb为主观事实即法官认定的事实,D为判决)。


  以上几方面是“事实怀疑论”的核心要素,而这里都涉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司法调查中被怀疑的事实正如阿基利的脚跟一样,是司法弱点之所在,弗兰克以后的法律生涯就为此孜孜不倦。


   (三)“事实怀疑论”产生的根源


   “事实怀疑论”同所有法学思想的产生一样,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凭借特殊的理论根基,结合特定的现实条件成长出来的,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因素。


   1 历史背景


  作为社会法学的一个分支,就它的客观历史条件而言,同社会法学一致。19世纪末20   世纪初,在生产力水平经过一段时间的飞速发展后,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矛盾暴露了出来,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瘟疫,社会生活极不安宁,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之中。此刻,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的有用性减弱,各国的统治集团充分利用权力,加强法律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与此不同的是,原有的法律所暴露的问题无法解决,人们期望的稳定得不到实现,现实主义法学家认为应变化适应新情况,法官发挥个性作出判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2 理论根基


   19世纪末威廉.詹姆斯等人提出的实用主义哲学成为了法律现实主义的理论根基。他们  认为,任何一个概念的全部内容和意义就在于它所能引起的效果,指出凡是“方便的”、“有用的”就是真理,声称人们的行动往往不受理智的支配,而为信仰决定,只要人们从主观愿望或意向出发而信以为真,从信仰这些东西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和安慰,那么这些东西就是真实的。[5]法学领域也是这样,认为“善的本质就是满足要求”,是否满足要求就得靠主观判断。因此霍姆斯提出法律的生命始终不是逻辑,而是经验。[6]法官的判决正是对法律经验的展示。


   3 现实条件


  法院判决是在现实的世界中作出的,人作为影响最大的现实性因素,造成裁定事物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错误的来源可能是:作伪证者、有偏见的证人;证人失踪或物证灭失;愚蠢的律师、心不在焉的陪审官;固执或漫不经心的初审法官。这些因素都是人为产生的,也是所有的审判中都存在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法官裁定的事实就已经不是起初发生的客观事实,而是主观事实。


   二、“事实怀疑论”的价值分析


  价值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的概念,或是值得希求的或美好的事物本身”。[7]法的价值是社会性与阶级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同所有法的价值一样,弗兰克的“事实怀疑论”也是一个价值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体。


   (一)“事实怀疑论”的正相关价值


  弗兰克提出“事实怀疑论”,将法律定义为“实际的法律”和“大概的法律”,从法的本体下定义,以简化或抽象化的形式揭示了法即判决,亦称“判决说”。只有当法院作出判决或人们对法院判决进行预测时,真正的法才被创造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司法判决也可能创造出一般规范,判决可能不仅对本案,而且还对法院所必须判决的其他类似案件有约束力。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将“法律是什么”这一经久不绝的问题引向深入,丰富了非马克思主义法的定义,为以后的学理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阐述法律不确定以及说明司法调查事实值得怀疑的同时,弗兰克较为准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当时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普遍心理,在不稳定、不安宁的经济生活、社会秩序中寻找一方净土,能满足自己去追求善的本质,这对资产阶级如何加强国家机器的统治功能,建立起人们能够承受且有利于整个社会良好结构形成的体系和制度。在三权分立的美国,司法作为意义重大的一部分,法官以司法主体的姿态出现,不应过分地受僵化的一般概念和抽象原则的束缚,而要给所有规则,至少应该是绝大部分规则注入大量的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因素,使这些规则尽可能地具有灵活性。[8]简而言之,法官应最大限度地享有自由心证,进行自由裁量。弗兰克论述了自由裁量的现实基础:法官个性多种多样。在实践中,认定与案件发生时的原始事实是否一致,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都无法证明,因此审判中,法官要认定案件事实,就要对每一在案证据作出评判,何况法官是对过去的、已随时间的流逝永久地、不可逆转地消失了的事件、过程作出判断,在观念上予以重建,惟有借助于他们的感觉和知觉。另一方面,法官受时空的限制,不可能穷其毕身精力去追求一个案件的“客观事实”,法官也是常人,并不比一般人更具判断能力,绝对真是做不到的。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法学提倡的“自由心证”,将事物的客观存在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了起来,更有利于法律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除此以外,弗兰克还非常关注法院在调整个别当事人的关系中是否能够实现正义的问题,他要求一种“看得见的正义”(UNBLINDFOLDING OF JUSTICE)。[9]这与当时的社会情况有关,他突破了原来关于正义各种抽象的概念范围,指出人们需要得到的是幸福的生活、优质的福利之类的个人能够实实在在体验的利益,这些利益实现的途径有赖于社会工程的每一个方面,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弗兰克看来,司法者对正义的实现作用远远大于立法者,因为司法者可以改变和创造法律,这又使得正义在司法活动中成为未规定的要素,在相关案件的处理中,并不能如当事人事先期待的那样,达到时间和空间上的完全平等。在这一方面,弗兰克的观点对那些缺乏正义实现的客观条件的部分案例,能够以“看得见的正义”转移人们的视线,从一定程度上缓和矛盾。


   (二)“事实怀疑论”的负相关价值


   “事实怀疑论”也证明了一个观点:法律的不确定性。但法律发展史早已表明,相对稳定性是法律的基本特点之一,法律作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存续期间,法律所体现出的阶级利益、社会作用的基本内容也是相对稳定的。另外,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各种经济条件不可能停滞在原处止步不前,它们也是发展变化的,法律要适应这种变化,必然会在原有基础上做一些变动。弗兰克关于永远不确定的观点也将法律的共同性本质抛之脑后,不同性质的国家其统治阶级制定的法或同一国家历史上不同阶级制定的法存在某些相同或相似性,[10]这些相同或相似性并不排除立法者为应付一时性变故制定不确定的法的个例,它们更好的证明了法的稳定性,保证了法逻辑上的自恰和连续,所以说法律不确定对法的继承和移植是一种障碍。同样道理,法律作为一种规范,具有指导人们行为的功能,倘若它不断变化,人们根本就无从了解,昨天的法律今天不再有用,导致法律朝令夕改,这些状况与真正含义上的法律不相符合。一旦如此,法律便会丧失权威性,难以形成所谓的“良性秩序”,实现法治就很困难。


  在“事实怀疑论”中,弗兰克十分强调法官心理,这种强调是过分的。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他仅仅是将法官的个性局限于人的下意识反应,次要因素作为决定性因素是不合理的,毕竟这里面包含的原因很多,法官下意识的反应只是对形成判决作用微弱的那一部分。法由人制定,必然表现人的意志,在适用法的时候,会渗透着人的需要和智慧,法的这种意志性又并非任意和任性,也就是说,法官心理或曰法官个性当然会对判决产生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法律是借国家意志形式体现出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实质,它将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天然地具有某种倾向性,而法官为了让人们感觉到平等的存在,最大限度地调整利益分配,但前提是绝不侵害统治阶级已形成的利益。何况利益的分配在现实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法官自身的个性并不能如他所愿得以充分展示,再加上行政等公权力的侵入,完全的自由裁量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结语


  显而易见,“事实怀疑论”中既包含有合理的成分,又包含有与社会现实和客观规律不相符合的环节。纵然弗兰克提出法律改革的方法要从司法调查的事实入手,根本却不在此,结合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亦即对社会结构中不合理部分的重整,建立良好的社会条件,才是最有利的。  



  参考文献:


   [1]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53


   [2] 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333


   [3] 田永胜.心灵的守望者: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M].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132


   [4]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55


   [5] 储有德、蒋恩慈.法学[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48


   [6] 霍姆斯.普通法[M].1923年版1


   [7] 杰克 普拉诺等.政治学分析辞典[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187


   [8]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56


   [9] 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56


   [10] 张文显.法理学[M].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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