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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秀瑾:傅科和布尔迪厄身体观之比较 

添加时间:2006-02-10 09:55    浏览次数: 4760 次

吴秀瑾:傅科和布尔迪厄身体观之比较
  前言:

  首次注意到身体观的重要性是在「身体-权力」(body politics)的相关论述上,身体所占据的空间、说话的音量、眼睛的注视等等肢体动作,举手投足之细微与不经意的动作处处显示出个人的自我与社会定位。从「身体-权力」的视角来看待人和从传统主体哲学所处理的主体性,就如同经历了孔恩所谓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身体-权力」强调身体体现了社会权力关系,而社会权力关系又和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行动密不可分。再者,身体体现凸显人类活动的历史先决条件与社会制约,显示身体的惯性对信念体系(意识型态)的经久维护。相对的,传统主体哲学则全然摆脱历史先决条件与社会制约,主张个体的自主性、独立性与超越性,同时个人自由可以充分显示于对身体重重束缚的超越程度和主体的自由度成正比。

  深深吸引我的「身体-权力」论述,也成了困惑的源头。既然身体是整个社会与历史的印记,不是光靠思想的豁然开朗,就可以一夕摆脱的。反而,当思想完全改观之后,身体的惯性持续的见证与嘲讽意志自由与思想的优势,原来意识型态的最牢固的维系者不是集体被阴谋操弄的错误意识,而是经久、局部而且没有任何预谋的身体权力的无意识体现。如果傅科的身体观正是凸显了回然不同于传统主体哲学的「身体-权力」「范式转移」,又,如果傅科的身体观正是在于解消主体哲学的主体性概念,那么「身体-权力」论述下的自由将如何理解与建立?很显然的,「身体-权力」论述下的自由不再是指主体超越对身体重重的社会与历史束缚。但是吊诡的是,「身体-权力」论述下的自由也不能就是拥抱与热爱身体,因为那可能只是更经久不衰的巩固了特定的(父系)权力结构。究竟,「身体-权力」论述下的自由将如何理解与建立?傅科后期的身体观提供解答了吗?

  本文旨在扣紧傅科和布尔迪厄身体观之比较,作为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本文的第一部分将指出两者身体观的共同性,即是两人的身体观都是源自于对传统主体哲学的批评。受限于本文的篇幅,将不拟进入两人批评传统主体哲学的部分,而直接切入两人对身体观的探讨,从傅科的身体权力解剖学与布尔迪从习惯(habits)、社会习性(Habtius)、体现(Eembodiment)、场域(Field)和实践等概念中所呈现的身体观,我主张两人的共同点都是从社会与历史建构角度来看待身体,摆脱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本文第二部分将显示两者身体观之差异,即是两人在身体-自由的理解上有何出入。中期傅科从权力的创造性与积极性来处理身体-自由,晚期傅科从希腊哲学养生观下来谈道德主体性的伦理自我,隐含着回归主体哲学的个人主义论调,历史先决条件与社会制约似乎模糊的难于辨认。相对的,布尔迪厄的身体-自由是从身体的能动性来显示。虽然身体的习惯源自于历史的存在处境与相关社经条件之客观规律性,但是身体的社会习性也正是身体能动性的源头,因此身体的惯性一方面经久的巩固了个人与社会的信念体系,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使心灵获得相应认知范畴来经验世界之社会知识条件,是改革与创造世界之基础。最后,本文将评价两人身体-自由之可行性。我的结论是一方面,布尔迪厄的身体观更能一致的从不跳脱历史先决条件与社会制约来处理身体的解放策略,固守「身体-权力」的新范式,不再落入主体哲学的窠臼中;另一方面,若能搭配傅柯的权力的毛细孔渗透作用与有权力就有抵抗的观察,势必能更有效的实现布尔迪厄身体解放策略下企图从社会决定中显现自由的政治行动。

  一、社会与历史建构下的身体-「身体-权力」和 身体习性

  “What was then being formed was a policy of coercions that act upon the body, a calculated manipulation of its elements, its gestures, its behaviour. The human body was entering a machinery of power that explores it, breaks it down and rearranges it. A “political anatomy,” which was also a “mechanics of power,” was being born; it defined how one may have a hold over other’s bodies, not only so that they may do what one wishes, but so that they may operate as one wishes, with the techniques, the speed and the efficiency that one determines. Thus, discipline produces subjected and practiced bodies, “docile bodies.”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138)

  傅科在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对现代人正常化(normalization)、有纪律和高效率的生动与细节刻划是影响深远的。傅科从各种社会机构如学校、工厂、军队、医院和监狱中,仔细的描述作用于身体上的各种不同的规训技术(时间表、空间坐位、建筑等等)。全书中随处可以摘出针对身体所进行的严格与细密的矫正与训练 ,以最细微的分割、最低的成本,达到最大的效率,成就现代工业与资本主义社会高效益的人力管理和经济繁荣 。

  傅科对现代工业与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规训管理技术所造成的「非人化」批判,无疑是遵循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批判的传统。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傅科否定了资本主义所根据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立场。傅科基本上同意Althusser对主体(subject)一词岐义性或双关语的分析,主体一方面意指自由的主体性、对行动负责的行动者、意志的发起者;但是另一方面,主体是从属者,自愿服从最高权威,放弃所有自由 。因此,主体概念应该理解成是“t(T)here is no subjects except by and for their subjection.” 也就是说,看似行动发端和起而行的主体是一系列社会历史机制与文化规训的从属作用的结果与产品。不同的社会历史机制与文化养成技术,就形成不同的主体性。根据傅科的分析,现代规训技术的人力管理方式和累积人力资本的从属模式和以前完全不同,因此要了解现代主体性和现代人道主义,就得对现代规训技术的细节和精致运作中的权力关系有深入的描述,但是对现代从属模式的权力关系的理解,傅科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分道扬镳。

  首先,傅科认为现代规训技术的权力运作是「由下而上」的「上升权力」(ascending of power),是完全不同于古典权力是「由下而上」的「下降权力」(descending of power)。「由下而上」的分析强调权力在局部、边缘、微观的毛细孔渗透作用,然后从最低层次逐渐向中心汇聚成全球机制,产生宏观权力 。相反的,「下降权力」则是从权力集中的高点向四面八方推进其全面影响与控制。这两种权力观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上升分析的权力不是一种可以被当权者拥有和独占的实质物体,而是以身体为媒介,作用于整体社会关系中。因此,上升权力不同于下降权力,后者蕴涵少数特权者使用宰制的监督机构蓄意控制一切。对傅科而言,现代「由下而上」的规训技术并不是哪一阶级蓄意宰制的手段,用以有效率的管理人类资本,以便大量积(经济)资本。反之,是社会现行的权力关系,水道渠成的人力管理效率技术,造就了资本主义效益。

  其次,即使傅科摆脱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对劳力剥削的蓄意宰制分析,转而强调有效率劳力累积是整体社会历史关系的无意识产物。但是吊诡的是,现代规训技术的人道主义,撤走了牢笼,不再使用残酷的暴力,改以道德感化和各种技术产生柔性身体。但是,现代的「文明」管理和却比古典时代蓄意宰制所使用的牢笼、枷锁、铁炼、酷刑,还更能全面束缚个人的自由。换句话说,推翻有形的监狱比推翻无形的自我监督要容易多了。说到底,现代规训技术的全面从属性作用对照出现代启蒙主体性思想高度是各处于两个极端,透过傅科,我们看到现代规训技术全面和无孔不入的从属性(subjection)过程,如何非常吊诡的形成现代主体的自由、自主与自律。

  “If the economic take-off of the West began with the techniques that made possible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t might perhaps be said that the methods for administering the accumulation of men made possible a political take-off in relation to the traditional, ritual, costly, violent forms of power, which soon fell into disuse and were superseded by a subtle, calculated technology of subjection.”(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220-221)

  第三,既然主体性是由从属性所决定,而产生现代从属性的整体社会历史关系又能有效的全面管理与控制,那么通过仔细检验运行于身体的各种规训技术,了解现代人的建构机制与过程,就可被视为社会改革与自我解放的必要批判工作。但是,和马克思主义者不同的是,对傅科而言,批判并不能指向明确的社会改革或是自我的解放,因为改革与解放仍然充斥者傅科所要批判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传统。对傅科而言,康德对「我是谁?」问题有后结构主义的响应,亦即既然主体性是由从属性所决定,而从属性运作的最佳场域是身体(非心灵),自我认同就取决于作用于身体上的技术。就这样的意义而言,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身体、对应不同的自我观。

  将傅科的身体观放在上述三点所形成的纵轴上,可以更清楚的理解傅科为何要将焦点放在向来不受传统哲学所重视的身体上,为何要不厌其烦地刻划在身体上琐碎到不能再琐碎的姿势细节。现代启蒙传统下,个人是独立、自主与理性与行动的发端者的,因此,现代化的效率与纪律往往被理解成是工具理性运作的结果,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效率性是奠基在整个个人主义的概念架构上。傅科的分析可以看成是反其道而行,他推翻了主体行动在历史上所扮演的积极与决定性作用。同时,他也否定了心灵在认知上的优先性与优越性,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历史中集体无意识的先决作用,傅科以「论述形构」(discoursive formations) 描述此历史过程 。综合言之,身体既是社会权力关系的载体,是自我认同的先决条件,更是斗争的场域(the site of struggle)。因此,任何社会关系中权力的动态变化,取决于身体-权力的转变,反之亦然。

  傅科学者普遍承认与肯定傅科对现代「柔顺身体」(docile bodies)的批判论述,同时更将其方法广泛的扩展到其它领域,比如女性主义对「女人柔顺身体」(docile bodies of women)、「母乳政治」、和「子宫切除」等身体论述 ,Barky描述女人为爱美所进行的化妆、减肥塑身的各种商品、行头、道具与技术时,呼应了傅科在作用于身体上所有琐碎细节下所浮现的女性爱美的「天性」。但是,最引起傅科学者争议的是:在所有独到的身体论述研究之后,究竟傅科指向了何种改革与转变的企机与方向?再者,既然身体是顺服的,现代规训技术又比古典酷刑更有效,身体如何反抗,改革如何进行 ?有关这个问题将留待本文下段进行讨论,以下将就布尔迪厄的身体观进行比较。

  虽然和傅科一样都是生长在存在主义的反动时期,但是布尔迪厄对个人主义的社会批评,很少和前者一起被放在同一平台上来讨论,既然两人都口径一致的批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下的主体性概念架构,所以,两人的身体论述就难道没有任何交集吗?本文的论点在于指出这样的交点确实存在 。

  首先,对照于傅科对主体性歧异性的剖析,亦即主体就是从属的分析,布尔迪厄对自然的(natural)自然化(naturalization) 、永恒的(eternal)永恒化(eternalization) 、历史的(historical)历史化(historicization),和客体的(objective)客体化(objectification)等社会建构分析 ,也是和傅科一样,是对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的根本批判。因此,所谓的本质(essesence),也就是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的结果与产物,而本质化的分析也就是致力说明历史与社会中透过相关论述、机构与机制的详细运作。就两人都强调社会建构的角度而言,两人都批评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其深刻意义在于两人一致的反本质主义立场。

  其次,反本质主义立场和对传统主体哲学的批评,使两人一样都致力于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既然否定了心灵在认知上的优先性与优越性,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历史中集体无意识的先决作用,所以,两人都将研究焦点放在身体,而不再是意识上 。一方面,身体是自然化、永恒化、本质化与客体化的历史过程社所运行的场所;另一方面,身体是斗争的场域(the site of struggle),是社会改革与转变的企机。因此,任何社会关系中权力的动态变化,取决于身体-权力的转变,反之亦然。

  就以上两点平面来审视,布尔迪厄的身体观特色是:布尔迪厄的身体观既包括社会养成的先决从属性,也含盖身体的主动性。只是布尔迪厄并非从现代规训技术的从属性来谈身体的被动性,而是从身体所处的社会位置的相对规律性的实践,亦即所谓的「社会习性」来谈身体的从属性 。再者,当傅柯以权力是创造与抵抗来空泛的处理身体的能动性时,布尔迪厄是从身体的认知作用-「建构结构主义」(constructive structuralism),所谓采取立场(taking position)是占据位置(position-taking),性向(disposition)是处于(being disposed to)何种位置(position)等等,用以显示虽然社会位置与其规律性的客观环境与实践决定了身体的习惯与性向,所以所谓个人化的习惯与性向,其实是内化的客观规律性(habitus)与外在世界可能性的体现(disposition)。但是身体的习惯亦构成了再现世界与认知世界的概念架构,形成相应的世界观 。对照于傅柯的权力的规训与抵抗的辩证,布尔迪厄的辩证关系则充分显示在「认知结构的被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 structured)。一方面,认知架构有其社会起源,受限于客观的因素;另一方面,认知架构可以对世界进行重新的分解与排列,行成新世界(worldmaking) 。

  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可以暂时下结论:傅柯与布尔迪厄对身体的探讨同时包括从属性与能动性。再者,两人也都面临同样的指责与挑战,亦即在跳出传统主体哲学之下来谈身体-自由的可行性,根本就是「矛盾」(oxymoron)与不可能的任务 。因此,本文的下半段就在于检讨这个问题,即是两人的身体行动解放策略是否能够一贯的遵循其对传统主体性的批判?也就是说,在跳出传统主体哲学之下来谈身体-自由的可行性,究竟是傅柯的抵抗权力有效?还是布尔迪厄的「象征斗争」可以提供具体确实与可行的行动解放策略?还是两人都只是空泛的甚至是矛盾的谈解放策略?以下将集中于这个问题的探讨。

  2.「身体-权力」的自由观与解放策略-傅科和布尔迪厄之歧见

  傅科的存在美学

  自从傅科对身体的规训分析以来,大家引领期盼他会在陆续的作品中继续处理身体的抵抗权力,但是如前所言,傅科学者普遍认为傅柯所提出的权力是创造、抵抗而非仅是压迫,流于空泛,甚至矛盾。除此之外,傅柯晚期对伦理学与美的存在讨论,往往被批评为不仅没有提出有效的解放策略,更甚者,还倒退的走回传统主体哲学肯定主体性概念的老路。究竟傅柯是否已经提出有效的解放策略?还是走回启蒙传统的老路?

  在性史第二、第三卷中,傅柯重新反省「主体问题」 (the problematics of the subject) ,基本上是环绕着人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技术」 (technologies) 来建立和自己的关系。 若说傅柯在其晚期思想中,终究又回归到起蒙传统,亦即强调主体的自由与自律。 那么,要特别注意的是傅柯所建构的「主体」概念和传统主体是有分别的。他的主体概念是做为和自己所可能建立的关系的结果。 由于和自己的关系不仅是因时、因地、因事,也因人以及现行的「技术」 (比如说:忏悔、写日记,告解等等) 而有所差异,所以傅柯的「主体」概念,既不是先验主体性,也不是强调自我经验背后的根本同一性,而是通过「从属」于某种特定的「自我的技术」(the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建构其主体性。 傅柯意图以「自我的技术」概念来强调权力的正面与积极性,表现在自我的关系上:就是主体所「从属」的技术机制,是其自由选择的结果,目的是在于达到自己所意欲成为的存在状态。 所以,「自我的技术」不能被误解为是现代思想中的「禁锢」、「纪律」和「正常化」等全面控制。 所以,和傅柯所要建构的主体性相呼应的机制是权力的积极生产面,是傅柯所谓的「自我的实践」 (the practices of the self) 或「存在的美学」 (aesthetics of existence) 。

  由上可见,傅科对主体的分析,仍然一贯的保持其岐义性的分析-「主体是从属性」(subject is subjection)。这样的看法更清楚的显示在其伦理学的讨论上。傅柯罗列出「道德主体」的四项「从属样态」 (modes of subjectivation) ,分别是道德主体必须决定是以自己的某些部分做为道德行为的对象,这个部分就做为「道德的本质」 (ethical substance) ;再者,道德主体必须决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顺应道德规范,所选择的方式就是「从属样式」 (the mode of subjection) ;接下来,主体必须决定以什么样的话语来表达自己是一道德主体;最后是主体必须决定当自己实践道德规范时,是想成为什么样的存有者。 以希腊的节制之德为例,傅柯认为节制并非在于强调道德规范本身,或者是道德行为是否遵守(或违反)道德规范,而是侧重于个人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遵守道德规范,节制是对快感与欲望的自我克制 ,是将施加于别人的权威用于自身的严格控制的自由 ,是个人管理所塑造的美的存在 。

  借着希腊道德观,傅柯要强调美的存在是伦理生活的底蕴。又同时,美之为美的生活方式是端乎于个人的风格与选择,不能够以一套普遍价值观来衡量。 所以傅柯所建构的主体概念是个人化的 (individualistic)。这样的主体是自律的,但是其自律性并非源自实践理性的普遍化意志,而是个人选择从属于四项「从属样态」。同时,道德主体认为将个人选择普遍化将是大灾难 。综合言之,以个人化为前提,强调美的存在的创造性和差异性。由此观之,傅柯的自我技术或是伦理学是以个人化为前提,强调美的存在的创造性和差异性,在美的生活风格下,我们似乎再度看到主体的身影与其相应的概念-自由、自律、意志和行动。

  回到此段落一开始的问题,究竟傅柯是否已经提出有效的解放策略?从上述讨论中,傅柯尝试在主体是从属性这样的一贯主张中,进而指出个人的自由与美的存,所以傅柯的确是于透过对希腊伦理学的探讨,间接的指出了现代人抵抗规训技术的解放策略,亦即个人自由的选择所要从属的技术进行自我管理。但是,如果这是傅柯的解放策略,那么其中的根本问题是:从从属性的社会与历史化进程中谈自由的显现(emergence),和从个人自由的先在性(givenness)然后自愿的从属于社会与历史化进程中的技术,两者有着根本的区别。我认为傅柯的权力的抵抗性所指的是前者的从属性中的自由,而非后者的自由的从属。但是,我认为傅柯的美的存在或是伦理生活指的是自由的从属,而非从属性中显现的自由。如果这样的看法成立,那么傅柯不仅是偷渡了他一直以来所批判的传统主体性概念,而且还因为主体性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似乎显示出从属性中的自由的解放企图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可见,若要一贯其批判现代主体性的理论与实践,应该致力于傅柯的权力的抵抗性所蕴涵的从属性中所显现的自由。问题是如何落实,而非空泛的谈权力的抵抗性,实现身体的解放,将在本文第三段中以塑身为例,探讨其可能性。

  布尔迪厄的「象征斗争」

  布尔迪厄的抵抗策略是透过对「象征权力」与「象征斗争」运作机制的分析,认为改变社会的源头是认知结构作用下的「象征权力」,也就是使用语言去创造事物 ,那么这样的政治行动又和身体的抵抗策略有何直接关系?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是身体与「象征斗争」的关系是再密切不过了,因为语言的建构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将已经存在但却是零散、能见度低、甚至于污名化的客体关系、给以正名与美名,形成群体认同,获得存在的正当性与高能见度。

  “The power of imposing a vision of divisions, that is, the power of making visible and explicit social divisions that are implicit, is the political power par excellence; it is the power to make groups, to manipulate the objective structure of society.”

  可见,真正有效的「象征斗争」(symbolic struggle) 必须落实于社会客体关系上,而客体关系又无不处处体现于身体,这也是布尔迪厄为何以「品味」的区隔作用来谈「象征权力」与「象征斗争」 ,因为个人的品味(食、衣、住、行、娱乐、文化修养等等)是最能凸显出身体才是「象征斗争」的前线,而不是个人的意识作用上。品味既是阶级之指标,那么再制、巩固与延续既有的统治阶级之最佳方式将莫过于维系高品味之生活态度,亦即保持「区隔」,鄙视低俗。同理,若要改革与推翻既有的统治阶级,那么创造品味、建构新的生活态度就是权力斗争之场所。在此,阶级斗争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武力冲突,烽火线也从工农连盟转向社会各个阶层之局部符号斗争,诸如统治阶层中的两种不同族群之竞争,知识分子之学究品味对抗贵族之奢华品味。

  当然,「象征斗争」中语言的命名与正名作用,似乎意味着有效的身体抵抗的先决条件是来自于拥有文化资本者。所以创造品味、建构新的生活态度来取代既有的社会结构,只能是对那些具有解读与吸收正统文化之能力者而言。按照布尔迪厄分析,这群人大抵是上层或贵族之子代,由于无法获得相当教育资本(高学历),因此在职业生涯规划上,会依照其习得(habitus)之解读与吸收正统文化之能力作出应变之调适,走向新兴行业,这些行业大抵是以身体和健康为诉求,如营养师、服装设计、室内设计、心理分析师等。社会动态之发展就是在社会行动者依照其文化能力所作之调适、在传统产业逐渐凋零和新兴行业之开创中,与时推移 。同样的「象征斗争」的运作可以解释女性主义和同志运动,运动者拥有文化资本 ,因此不仅能够扭转社会主流价值的污名化卷标,甚至于转而颠覆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拢断与独占,进而争取不同的世界观。

  “The objective of every movement committed to symbolic subversion is to perform a labor of symbolic destruction and construction aimed at imposing new categories of perception and appreciation, so as to construct a group or, more radically, to destroy the very principle of division through which the stigmatizing group and the stigmatized group are produced.”

  如果「象征斗争」必然是身体斗争;又,如果身体抵抗策略必然是「象征斗争」,那么问题是针对缺乏文化资本者而言,是否就意味着身体的全面从属性,亦即是将主流的价值观内化 ,是主流价值体系的共谋者?难道,身体抵抗策略的「象征斗争」是拥有文化资本者的特权,是其社会区隔?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以拥有文化资本者作为缺乏文化资本者的身体抵抗策略的代言人,会是真正有效的社会改革吗?还是只是拥有文化资本者象征权力的扩张与版图重划?

  以上的质疑是布尔迪厄社会学分析所要避免与克服的问题,从早期讨论法国68学运 到晚期的雄性统治和The Weight of the World,布尔迪厄以「位置的相似性」(homology of position)说明社会空间中即使位置完全不同,但是拥有平行的结构相似性,比如说统治阶层中相对的被统治部门和和被统治阶层有着近似的结构特点,同样的学生的位置和工人位置的相似,或者是女经理与女作业员的位置的相似性 。透过「差异中的相似」(resemblance in difference),布尔迪厄要说明的是并非拥有文化资本者启发了下层位置近似者的被压迫意识,然后蓄意且有组织的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运动,而是拥有文化资本者的局部(校园) 「象征斗争」能够遥遥呼应了劳工的局部「象征斗争」,然后从四面八方或由下而上汇聚成宏观的社会运动 。可见,布尔迪厄对「象征斗争」的效度是从两方面来观察,一方面是是否能够形成宏观的社会运动;另一方面是拥有文化资本者的自我反省,时时以「反身社会学」(reflexive sociology)的分析检验自己的象征权力的不当扩张所形成的新的普遍全称命题(universalism)的独占与垄断。

  但是,尽管布尔迪厄强调「象征斗争」下行动者的能动性,他最被垢病的依然是如果身体是自然化、永恒化、本质化与客体化的历史过程,而且不管社会生产关系的种种改变,身体所伴随的认知、价值感与世界观-也就是雄性统治-依然相对稳定且永续发展 。虽说这样的分析是要指出动摇与改变雄性统治这样超稳定结构所可以着力的位置(sites) 与力量(forces) ,但是对其反对者而言,由于布尔迪厄一再强调行动者的概念不能再诉诸于传统主体性的概念,那么所谓的行动者的能动性也只是被环境所决定,仍然逃脱不出决定论的理论架构。

  讨论至此,本文将审视两人身体解放策略的特色,探讨究竟这些技术是身体的解放?还是束缚?孰优?孰劣?还是两人的身体解放策略可以在某种程度互相增益,以形成更有效的解放策略?

  3. 从属中的自由-傅科和布尔迪厄身体解放策略之评价

  如果把后期傅柯晚期对美的存在的自我技术理解成是个人化的自由主义,而布尔迪厄的「象征斗争」则被视为不脱出决定论的传统,若如是,则两人从相同的出发点,亦即从社会建构的观点批判传统主体性哲学的先在性(pre-givenness),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探讨从属的身体所形成的主体性,最终,两人对身体解放策略的政治行动走向了相反的两端-个人自由与社会决定。但是,本文中我认为傅柯是否重申主体的优先性是比较具争议的,但是较无争议的是,我认为布尔迪厄的「象征斗争」不能看成只是重申社会决定论的老路,反而是企图从社会决定中显现自由。因此,试评比两人解放策略孰优孰劣,如果是依据了从头到尾理论与实践的一贯性,我认为布尔迪厄企图从社会决定中显现自由的身体策略,相较于傅柯美的存在或是伦理生活下个人自由的选择其从属性,因此使传统主体性重回历史舞台(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的理论矛盾,布尔迪厄的行动理论一贯游移于自由与决定的二元立场,无疑的是比较首尾一致的理论。

  虽说布尔迪厄的身体解放策略能贯彻对传统主体性哲学的批判,但是这并不代表在实践上,傅柯的身体解放策略就派不上用场。相反的,我的看法是:若能搭配傅柯的权力的毛细孔渗透作用与有权力就有抵抗的观察,势必能更有效的实现布尔迪厄身体解放策略下企图从社会决定中显现自由的政治行动,因为抵抗的权力虽然无处不在,但是必须是拥有文化资本者才能够替隐而不显发言与正名 ;相对的,为了避免拥有文化资本者在田野研究中对抵抗权力的观察仅止于是自身所在位置的想象投射,在未经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下(反身社会学)将依存于某个位置的特定观点普遍化为全称命题,田野观察除了要能够充分落实于社会空间中相对位置的差异性,更有必要对自身所在位置和其它社会位置的差异性进行反身社会学的自我审视 ,以此确保「象征斗争」不是凭空的无中生有,而是充分落实于具体的社会中,使位置相近者或是相对位置相似者凝聚成群体的有效力量 。

  本文最后,我将以所讨论的论点运用于上文提到Barky描述女人为爱美所进行的各种规训技术,造就了「女人柔顺身体」(docile bodies of women)的看法,进行评论。和对色情的看法一样,女性主义者对塑身也产生两极化的论争,或认为是身体自由的积极表现,或认为是雄性统治结合广大消费商机,共同操控与复制女人是被观看之物(Female being as being-perceived) ,持久的将女人视为客体。在两极化的争议中也十足的凸显了塑身技术的吊诡性,它是规训技术(对压迫论者),也可以是抵抗技术(对自由论者)。但是问题的焦点是,当它被视为抵抗技术时,是不是更彻底的对女性进行了最全面的自我规训?针对这样的争端,结合傅柯的抵抗权力与布尔迪厄的「象征斗争」,就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两极化的争议。

  首先,若能够将塑身技术放入社会空间的相对位置中,也就是从差异性的角度来分析,那么塑身技术的作用是社会的「区隔」(distinction),标示出有市场价值的外观(就业者),和无市场价者的外观(非就业者)。再者,就有市场价值的外观而言,是以广义的工作与婚友市场而言,在这些社会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外观的规训技术也往往是个人获得社会地位的向上爬升的解放技术。最后,当Barky主张以自然策略(natural look) 来对抗塑身规训,我认为她所提出的「象征斗争」是片面的将依存于某个位置的特定观点普遍化,亦即身在学院中对外观所讲求的专业(中性)与权威(老是智能)的不重外表的位置特点与区隔。

  塑身技术显示,任何全称与普遍的主张都应放在社会的差异位置中去理解,一旦进入具体的差异关系中,(微观)的身体作用着权力的规训与抵抗,经由象征斗争的分割与转变的行动策略,改变世界观和身体所体现的宏观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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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引自:文化研究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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