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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立君:良好秩序理论的超越:朗·富勒法律秩序观的建构

添加时间:2006-05-11 07:28    浏览次数: 4893 次

良好秩序理论的超越:朗·富勒法律秩序观的建构




——兼评富勒《社会秩序原理》







邹立




(吉林大学 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







本文最早发表在《法律科学》2006年第一期“西方法律哲学书评”栏目(邓正来主持)




[摘要] 富勒将他有关良好秩序的研究界定为“有关良好的秩序以及可运行的社会诸安排的科学、理论或研究”,并将其命名为eunomicseunomics本身既有实质的问题指向——关注公平的、公正的和尊重人之尊严的秩序,同时又是作为一种法律研究的方法在起作用。富勒对这一研究方法的具体践行主要体现为对法律程序的研究。富勒对良好秩序的研究以手段与目的关系的讨论为前提,该研究本身可被看作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同时也体现了对现代二分思维方式的克服和超越。




[关键词] 目的与手段;秩序与良好的秩序;多中心任务与管理可能性




Abstract: Fuller defined his study of the good order as “the science, theory, or study of good order and workable social arrangements” and christened it “eunomics”. Eunomics itself not only had the substantial designation of problem-concerns itself with the order that is just, fair, workable, effective, and respectful of human dignity, but also worked as an approach to legal study. This approach embodied the study of legal processes. Fuller’s study of good order took his argumen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s and end as the precondition, the study itself can be viewed as the reflection on modernity, at the same time, it reflected his overcome and surmount of the modern dimidiate thinking mode.




Key Words: means and endorder and eunomicspolycentric tasks and manageability







针对某些关键术语的含混不清及其导致的知识讨论所受到的严重困扰,在《政治思想中的语言混淆》一文中,哈耶克引入了一些成对的术语并明确其含义和重要性,进而表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和立场。这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谓的“连根拔起”的过程,“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1]就理论的相关性而言,富勒在《社会秩序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中的讨论其基本前提也是建立在这一“连根拔起”的基础之上。他首先澄清了在一般的有关秩序的讨论中所存在的问题,即只关注秩序,而没有关注良好的秩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富勒建议使用eunomics来指称他所做的有关良好秩序的研究并将其界定为“有关良好的秩序以及可运行的社会诸安排的科学、理论或研究。”[2]富勒关于法律与其他诸种社会秩序化形式的讨论即是建立在这一认识的基点之上,本书的编者肯尼思·温斯顿(Kenneth I. Winston)在编辑该书的过程中也是遵照这一指示来选择文章的。之所以需要温斯顿来做这一项工作是因为关于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研究在富勒那里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温斯顿只能根据这一主题从富勒的相关文稿中选取或节选一些文章或其章节,力图连贯地、系统地展现富勒在这方面的思想和成就。因此,我对富勒《社会秩序原理》的讨论也是从对eunomics的考察开始。首先我力图阐明eunomics所具有的可能的实质内涵上和方法论上的意义,其次是介绍富勒对社会秩序化诸形式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所做的具体讨论,最后是探讨富勒的方法及其理论建构的意义与可能存在的问题,尤以列奥·施特劳斯的理论为参照。







一、eunomics——内涵与方法







温斯顿告诉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富勒有关eunomics的研究计划真正成文的实际上只有一部分导论性质的文字:“手段与目的”,温斯顿也把这段文字作为了《社会秩序原理》的第一部分。富勒在这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对影响社会安排的手段与目的关系进行更为一般的和抽象的分析。他考察了五种有关手段与目的关系的通常的思想方式。如设想社会制度所服务的目的是可分割的,它们是作为独立的实体而存在,可以被单独地评价;认为社会哲学的第一要务是在一种等级秩序中安排人类目的;有关社会安排的无限适应性的假想,即假设社会制度能够为了任何可欲的目的而被加以塑造;以为形式结构的因素只能在社会手段而不能在目的中被发现,也即认为手段是我们设计的,而对于目的我们只能去选择;社会手段——制度、程序、规则——是必要的恶并且如果它们的代价能够被避免的话,世界将会更加美好。[3]这些都是富勒所反对的思维方式,[4]我们也可以发现,富勒在下文的讨论中具体践行了克服上述思想倾向的努力。富勒认为手段与目的不能像通常那样被分开来考虑,[5]而应该以串联的方式看待它们。富勒通过对作为社会政策的自由与平等这两种观念的分析,进一步表明他自己有关手段与目的关系的理论立场。“只有我们发现平等对待能被界定和执行的某些手段,我们才能知道平等本身的含义。”“目的的设定至少需要目的的设置者与手段专家之间的合作。”[6]对目的的理解和讨论不能离开实现它所依凭的各种手段单独进行。




显然,富勒关于eunomics的讨论是在手段与目的之关系的考虑下展开的。在手段与目的关系的关照下来考察eunomics的问题,我们发现思考的方向和重点无疑都会发生转变。从富勒在文中的表述来看,eunomics本身既有实质的问题指向——对公平的、公正的和尊重人之尊严的秩序的关注,同时又是作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在起作用。在导论中温斯顿将对于法律制度的“良好秩序进路”的主要前设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它把法律制度的出现看作是对所有社会所共同具有的未决情势的有意识的和理性的反应。第二,它将法律秩序化形式看作在部分上是由基本的道德原则构成的,这些道德原则与凭借那些形式的手段所追求的目的是无关的。第三,它集中处理法律权能(legal competence)的问题,即不同的法律制度在目的、结构及解决实质问题的能力方面的区别。”[7]




从富勒的这些相关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富勒在对于包括法律(法律实证主义者通常所理解的狭义的法律)在内的各种人类安排的理解中加入了“目的”这一成分,而不止是把它们作为实现人类目的的手段。正如萨默斯在富勒的传记中所言“富勒用了很多年来研究各种法律过程,包括产生和执行习俗法及合同法的过程,司法的过程,颁布制定法的过程,以及行政指导的过程。对于富勒来说,这些也主要是‘目的性的人类安排’,而且也应该被以这种方式加以描述和对待。”[8]这也构成了富勒对奥斯丁和边沁等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基本的反对理由,因为“他们将法律看作道德中立的现象,并有助于实现外部的目的,如功利。”[9]富勒把法律理解为一种目的性的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蕴涵其中。




第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对目的与手段关系的认识为富勒的程序的道德性的提出奠定了基础。通常“道德问题被完全与那些社会程序问题分开,因为道德处理的是目的,而程序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10]富勒认为这一观点建立在深层的有关道德与社会形式关系的错误的描述和信念(misconception)基础之上。今天道德哲学的主流几乎已经抹去了制度的或程序的道德性的概念。富勒指出,“法律即使仅仅被看作是秩序,也包含它自身的隐含的道德性,如果我们要创建一种被称为法律的东西,即便是恶法,这种秩序的道德性也必须得到尊重。”[11]富勒认为功利主义的和康德等的哲学缺少的是有关人们在某种社会背景下遭遇彼此、互相调整他们的关系、协商、选举等的朴素图景(simple picture)。几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已经表现出了超越它倾向于并依赖于专制主义的能力,而这一发展不仅反映了对专制规则的社会替代选择的有效性的增加,而且反映了应用这些替代选择的道德意向——由实际经验所培育出来的——的增加。[12]“在富勒看来,不仅是法律性的形式对限制权力的契约的产生负责。而且,这些形式反映、帮助建构并促成限制权力的交换关系网络。对于富勒来说,因为这些交换是法律性的核心和灵魂,他很惊奇他的批评者认为他捍卫的仅是形式。富勒丰富的法治概念的源泉是形式规则背后的这一深层核心。随着权力的社会形式变得更复杂和难以捉摸,程序法律性的规则也必须随之改变。……是人类关系中交换的发展限制了任性权力,并且这一交换包含并体现在法律性程序之中。”[13]




第三,目的性观念的介入使得“富勒对于法律的(兴趣)是一种‘生理学’的取向,与大多数法律实证主义者对于法律的更为‘解剖学’意义上的关注相反对。”[14]我认为,对萨默斯的这一类比的理解于富勒法律思想的认识很有助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类比:1、“生理学”的取向考虑的是生命体的整体,而“解剖学”为其目的所决定关注更多的是整体的某个或某几个组成部分。因此,富勒一直致力于探寻法律秩序化的诸种形式,他的秩序化形式清单也在不断地加长,最多时列了九项[15];而法律实证主义者仅着力研究由权威当局所强加的法律秩序。2、“生理学”的进路不仅关注整体,而且更加注重考察整体的每个组成部分自身的运作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配合与相互影响。“解剖学”的视角则看不到这一层次。富勒在本书第二部分“社会秩序的原则与形式”对不同社会秩序化形式的讨论中,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几乎每一种秩序化形式的考察都既关照了其自身的产生及运作的过程,又离不开其与其他形式的互补与互动。




总的说来,富勒关注的是不同形式的“法律”得以形成的过程,而不仅仅是关注这些社会秩序化形式的结果,如成文法、行政法及合同等,如他在有关合同的一章中指出,“当我们谈及‘合同法’时我们意指关于合同的法律,而非包含于合同之中的‘法律’;实际上,任何一种建议合同自身能产生‘法律’的想法都会看起来实在是异乎寻常。”[16]在我看来,富勒对于手段与目的之间关系的理解这一前提性的认识及其eunomics的分析进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主要落实和体现为对各种社会秩序化形式的“过程”的研究。







二、eunomics的理论践行——社会秩序化的过程研究







在社会理论中,对法律与秩序间关系的认识大体上有如下两种主导观点:“根据第一种观点,法律是社会秩序的真正来源,因为法律强制对社会规范的保障与稳定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第二种观点,社会秩序原则上并不依赖于法律,因为确定而稳定的社会规范即使没有法律的强制也是可能的。”[17]两种观点似乎截然对立,但这两种思维倾向却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即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是在“法律与非法律”二元对立的前提下来思考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在富勒之前和之后都有很多论者做出过纠正这种思维倾向的努力。如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奥地利法学家埃利希就是在一种广义上来理解法律的,他提出“活法”的观念,“活法”是联合体的内在秩序,是支配人们生活的法。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也可被看作为一个大的联合体,因此,国家法也可以被包括在“活法”之中。如米歇尔·鲍曼在《道德的市场》中指出,他的研究将法律本身看作一种社会秩序,“它从下述事实出发,即法律不依赖于其可能发挥的作用与功能是社会秩序的天然组成部分,并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社会秩序的任何一种现象一样需要对它何以作为一种社会秩序产生和存在进行解释。”[18]




那么,富勒对秩序问题的关注有什么新思路吗?在我看来,富勒是由澄清语言使用中的二元对立问题并克服由此造成的思维方式的二分开始自己的理论论证。前文已述及,他首先批判的就是手段与目的的二分观念,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他列举了几对用来描述对立的观点时所通常使用的术语:“结构对过程,实体对程序,动力学对静力学以及——在一更高的层次上——是与变成是。”[19]关键的问题是,由此引致的区别不被认为是有关思想方式的争论,而是有关正在被研究的事物实在本性的争论。“富勒认为,语言的伦理重构对于确立一种‘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是主要的前提。富勒的法理学开辟了一个世界,其中语言和文化不可避免地相互关联,一个的特征反过来依赖另一个的特征。”[20]富勒也在致力于寻找克服这种二分方式的实例和方法。富勒认为在美国法学院中所实行的案例教学法能够被认为是有关程序与结构的研究的巧妙结合。因为,合同法的结构在写进教科书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看作司法过程的产物,那一过程反过来又被看作是由如下两个方面所型塑的:即现存的规则结构和在那一结构与法院有关被提交给它判决的争议的适当的处理之观念间可能发生的紧张。这样,结构和过程就被看作是相互影响的,每一方都对塑造另一方起作用。[21]这种看待问题的方式也同样体现在富勒对其他的社会秩序化形式的分析中。如富勒认为,对调解的认真研究可克服现代思想设想所有的社会秩序必须由某种“权威”所强加的倾向。为此,富勒重点检讨了通常讨论秩序化过程时所做的区分:即由上面所强加的秩序和在同一水平线上通过相互调整所获得的秩序。并以立法为例来说明这一区分所存在的问题。富勒认为即使在独裁者立法的过程中,也需要针对大众的不满所隐含表达出来的一些要求作出某种调整。一种合同的因素进入到任何以宣称的或颁布的规则对人们关系的调整中,这是显而易见的。[22]很多法律观念都是把制定法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工具来对待,与此相伴的一个观点是法律完全产生于人们道德本性的缺陷,如果能够指望人们依道德行事,则法律就完全是不必要的了。依这种方式来思考,法律产生于权威而非交换预期的相互作用。[23]看到这一点,就使富勒能够超越上述这种区分,并进而能够坚持一种广义的法律与秩序观。




上述对秩序的这种分类法我们也可以在某些法律思想尤其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观当中找到对应物,即对法律与非法律的二分。富勒对哈特所持的“管理指导”(managerial direction)的社会秩序化形式的批判也主要着眼于此。“虽然这两种社会秩序化形式(“管理指导”与法律)都包括对人们行为的指导和控制,都意指对权威的服从,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二者之间的一般的和主要的区别有如下述:首先,在管理环境下适用于下属的指令是为由其上司所设置的目的服务的;在另一方面,依法行事的公民遵守法律规则并不服务于由立法者设置的特定目的,而是为了处理其个人事务而遵循它们,他所设想的是为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利益服务的。第二,管理系统的指令调控的通常是下属与其上司之间的关系极少涉及下属与第三方之间的关系,法律系统的规则主要是调整公民之间的关系,只在偶然情况下才涉及公民与产生法律规则官方之间的关系。”[24]正是由于哈特等人所持的这种秩序观导致他们看不到秩序本身的道德性问题。温斯顿在其中的一篇“编者手记”中指出:在《法律的概念》中哈特认为前法律社会缺少一定的官方机构,而没有这些机构,一个社会只能是由习俗统治的。哈特对习俗的秩序与法律的秩序的区分导致了很多社会被发现没有或缺少法律。温斯顿认为富勒看到了这些阐述未能认识到我们熟悉的法律与可替代性的社会秩序化形式之间重要的连续性,在富勒看来,他们所持的法律概念太狭窄,也太狭隘。[25]




此处需要注意的是哈特也曾经批评过富勒,认为富勒的法律概念是狭义的,而他们的法律概念是广义的。哈特与富勒各自的指称所依凭的根据显然是不同的。哈特所谓的“广狭”是在实证法的意义上来说的,即他认为富勒的法律观由于包含了道德方面的判准,必然导致一部分实证法的法律身份的丧失,由此法律的范围必然变狭了。富勒所谓的“广狭”是在坚持良好的法律秩序观的前提下,针对包括实证法在内的各种的社会秩序化形式(当然,人们无法穷尽所有这些形式,包括富勒在内。)而言的,即哈特等人看重的是作为社会秩序化结果的制定法等,而忽视了社会秩序化的其他形式及秩序化过程本身。




对社会秩序化诸形式及其过程探讨的必要性及可欲性的说明,除了社会秩序化形式本身的问题,还有各种秩序形式在既定社会中的有效性以及博兰尼所谓的“管理可能性”(manageability)问题。所谓“管理可能性”意指特定的社会任务自身所存在的固有困难,[26]博兰尼认为“如若导致多中心任务之社会行动的相互调整体系无法设计出来的话,该任务在社会的意义上便是无法管理的。”[27]也就是说有一些条件限制了当下的任务是否具有可管理性。在判断什么构成了一项社会任务的可接受的“管理可能性”时不仅要考虑被实行的控制的程度,而且要考虑与该控制相伴随的公众的预期。[28]我们可以看到,“管理可能性”在富勒对社会秩序化形式的分析中有很多具体体现。如在《司法的形式与界限》一文中谈到司法的界限时,富勒指出多中心的任务不适宜司法解决。




也许正是基于这些考虑,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个部分,温斯顿编入了几篇富勒讨论法律哲学、法律教育与法律实践方面的文章。在这一部分,富勒仍然是以他对于法律与秩序、手段与目的等的基本认识为分析前提。如富勒指出三种主要的影响阻碍了美国法律哲学的发展,即完全根据国家权力来界定律师的毕生工作、科学的方法的运用、坚持手段与目的的分离。他主要将律师看作社会结构的缔造者,并认为法律教育中并没有提供一种对律师实际上会参与其中的过程的理解,具体课程的设计也没有以对未决情势的检验和解决为指向。从全书的讨论和论证中,我们可以发现富勒基本理论立场的高度一致性。







三、eunomics——理论意义及问题







“‘历史的终结’就是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界定,其实质是技术统治的同质化生活世界的形成,‘一种越来越空虚荒疏的千篇一律的秩序’或者说虚无主义。”[29]幸运的是,我们在富勒的秩序理论中却看到了一幅生动丰富的社会生活秩序图景。




(一)论题本身的意义:“富勒告诉我们,他主要与亚里士多德具有共鸣。他在所有的自然法理论中发现了一种‘家族相似性’:即对社会秩序原则的探寻。”[30]富勒非常赞同自然法学家的这一理论努力,并也在自身的实践中不断践行这一理论旨趣,这可能也是所谓的富勒复兴自然法的一个根本的支点。富勒早在1949年主编的《法理学问题》中就专门列了一章讨论“秩序的原则”的问题,并以四个命题的形式对其展开讨论,即分析的、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和计划的四种形式。富勒借用杰克逊法官的观点:“司法程序本身在人们的生活中能够成为一种道德的力量,并且这种道德的力量并不必然推演自其他更高的原则,如制定法或政府。”[31]因此,他倍加关注包括司法在内的各种社会秩序形式的内在道德,并据此对哈特等法律实证主义者所坚持的唯国家制定法是瞻的理论立场进行了批判。在《实证主义和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一文中,富勒声称:“哈特教授在其文章中论及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复述为秩序与良好秩序的区别。法律可以说代表普遍秩序,而良好的秩序是指这样的法律,它必须回应正义、道德或者人们认为应当是什么的要求。”[32]在该文与哈特的文章一起发表后,[33]列奥·施特劳斯曾写信给富勒称他认为富勒的论点比哈特的论点更有优势。[34]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被认为体现了在同一向度上的理论努力。“施特劳斯全书的基本思想实际就是论证,17世纪以来西方现代‘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说及其带来的‘历史观念’的兴起,导致了西方古典的‘自然正义’或‘自然法’(Natural Law)的衰亡。……确切地说,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现代性及其‘历史观念’的发展最终导致‘彻底的历史主义’(radical historicism),即彻底的虚无主义……” [35]施特劳斯强调“对西方现代性的真正批判必须具有一个不同于现代性的基地”,以施特劳斯的论述为参照我们可以发现,富勒复兴自然法的努力蕴涵了对现代性发展及其后果的反思和对前现代思想因素的某种自觉的诉求。当然,“富勒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不可能回头求助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传统中为人类生活提供确定目的的自然法意识形态。那么,如何才能提供一种标准以便在社会生活的创造过程中指引我们?作为回应,富勒赞成动态的潜在性概念,把目的概念转到高层次的普遍性。”[36]目的在富勒这里已经不具有任何的终极意义了,它只是目的与手段往复循环这一链条中一环。




(二)主要讨论方式的意义:有论者认为,“富勒的思想是对法理学中经典的自相矛盾名副其实的具有主导作用的解决方法:法律对道德、理性对偏见、形式主义对现实主义、逻辑对政策、正义对效率、实体对程序以及目的对手段——所有这些传统的对立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神奇的解决并且也在他的法理学的解放炼金术中得到了神秘的重新结合。他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是由他为自己设定的主要的法理学任务——使我们免于束缚我们继受的语言和思想的虚假对立的影响——的一个有意的结果。”[37]富勒虽然主要讨论的是各种社会秩序化形式的原则及其形成和运作的过程,但我们知道,富勒是不可能脱离实体和结构的问题等单独讨论程序和过程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富勒对每一种秩序形式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比如说,立法是一种“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司法是一种真正的最广意义上的司法,甚至“包括了一个父亲在他的孩子们就玩具的占有发生的争议中尽力去担当法官的角色。”在富勒的论述中,我们不仅看到实体与程序等这些通常对立的观念之间的融合,而且它们之间也是互相交织、互相渗透,根本无法截然分开。现代的这些二分观念中最根本的可能是“是”/“事实”与“应当”/“价值”的对立了,这也是现代思想倾向的主要特征之一。“人们被迫接受一种根本的、典型的现代二元论,亦即在自然科学上的非目的论和在人的科学上的目的论,这就是托马斯·阿奎那在现代的追随者们与别的人一起被迫接受的立场,这种立场标示着与亚里士多德以及阿奎那本人那种融通的观念的决裂。”[38]如若在这一层面上来讲,那么,在富勒对社会秩序化诸形式的讨论中同样蕴涵了对现代最为基本的思想倾向的克服和超越。




Strauss说,‘最好的生活秩序’只能被我们人类所愿望,作为哲人的苏格拉底甚至说它只存在于我们的‘祈祷’中。准确的说法是:‘最好的生活秩序’出于‘言辞’(speech = logos)并首先在‘言辞’中。”[39]对于富勒,人们如果希望在他的论述中发现良好秩序究竟为何物,恐怕是徒劳的。也许我们的恰当做法是不要奢望富勒能够“知得”良好的社会秩序,要紧的是看到富勒对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知向”本身。或许,“正义只能被说出”。




正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富勒致力于发展一种对应于复杂现实的综合法理学,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将他的良好秩序理论概括为一种关注生活本身的整体性秩序理论。这种秩序理论既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法律秩序观的批判和和超越,同时亦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思考与祈望。
















本文作者:邹立君(1976-),女,吉林辽源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2003级博士研究生。


















作者简介:邹立君(1976—),女,吉林辽源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2003级博士研究生。




[1]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札记》,转引自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邓正来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12页。







[2]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8.







[3] 参见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53-61.







[4] 对此,富勒也一一给出了反对的理由,如为克服第一种思维方式,富勒指出我们必须提出如下这一显见事实,即人们的目的和动机并不以一种可欲的“目的王国”的整齐排列的方式安排它们自己,相反它们做互动的圆周运动,等等,在此不赘述。







[5] 参见Robert S. Summers, Lon L. Full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74-77. 萨默斯指出富勒主要反对的是十九世纪约翰·密尔和二十世纪以塞亚·伯林的观点,如密尔认为“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某一特定的目的,也可以很自然地设想,行动的规则必须从它们所从属的目的中获得其特征和外貌。”这一观点也得到伯林的赞同:“一旦目的被一致确立,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手段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不是政治性的而是技术性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能够像工程师和医生之间的争论一样由专家或机器来解决。







[6]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6264.







[7]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4.







[8] Robert S. Summers, Lon L. Full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1.







[9]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3.







[10]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01.







[11] Lon L. Fuller, Positivism and Fidelity to Law-a Reply to Professor Hart, Harvard Law Review, 1958.







[12]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01-202.







[13] James C. Ketchen, Revisiting Fuller''s Critique of Hart -- Managerial Control and the Pathology of Legal Systems: the Hart-Weber Nexus, 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 Winter, 2003.







[14] Robert S. Summers, Lon L. Full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1.







[15]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70. 富勒列举的这些秩序形式包括合同、官方制定法、司法、选举、调解等。







[16]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74.







[17] []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肖君、黄承业译,冯兴元、景德祥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1页。







[18] []米歇尔·鲍曼:《道德的市场》,肖君、黄承业译,冯兴元、景德祥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1页。







[19]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26.







[20] Peter Read Teachout, The Soul of the Fugue: an Essay on Reading Fuller, Minnesota Law Review, May, 1986.







[21]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26.







[22]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72.







[23]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31.







[24] Lon L. Fuller, The Morality of Law (revised edi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92-208.







[25]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10.







[26]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02.







[27] []迈克尔·博兰尼:《自由的逻辑》,冯银江、李雪茹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99页。







[28] Lon L. Full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Order, ed. by Kenneth I. Winst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204.







[29] http://www.gongfa.com/liuxfshitelaosilubiao.htm







[30] M. D. A. Freeman, Lloyd’s introduction to Jurisprudence (sixth edition), Sweet & Maxwell, 1996, p.115.







[31] Lon L. Fuller, 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edited), The Foundation Press, 1949, p.719.







[32] Lon L. Fuller, Positivism and Fidelity to Law-a Reply to Professor Hart, Harvard Law Review , 1958.







[33] 1958年同一期的《哈佛法律评论》上,哈特发表了《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一文,富勒发表了针锋相对的一篇文章《实证主义和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







[34] Robert S. Summers, Lon L. Full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0.







[35] 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载[]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11-12页。







[36] []韦恩·莫里森:《法理学》,李桂林、李清伟、侯健、郑云端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410页。







[37] Peter Read Teachout, The Soul of the Fugue: an Essay on Reading Fuller, Minnesota Law Review, May, 1986.







[38]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8页。







[39] http://www.gongfa.com/linghshitelaosigudaixianda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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