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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西:法哲学的本质

添加时间:2006-06-02 19:13    浏览次数: 4071 次
法哲学的本质





王凌皞译


本文原刊于《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八辑


摘要:

哲学,就是关于实存与当为(或者说善)的一种系统并且概括的反映,以及,对“关乎此二者的知识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的一种解答。法哲学,则是在法律的背景下重新探究以上问题。在此过程中,法哲学纠缠于法律本质为何的论争之中。这一论争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其一,法律由何种类型之实体组成,以及,此种实体通过何种方式联结成为我们所谓的“法律”这一整体?实际上,法律是由法规范组成的一个规范系统。其二,法规范作为意义的内容如何与现实世界相关联,此种关联可通过“权威的颁布”和“社会中的实际效力”得到理解,当然,对于后者而言,“强制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其三,关于法的正确性和合法性,其中涉及法与道德的关系。去探究法的本质就是去揭示以下概念之间的必要联系,即“规范性意旨”、“权威的颁布”、“社会实效”以及“内容的正确”。


法哲学的本质与以下两个问题相关。首先就是哲学的本质,其次是我们所谓“法哲学”作为哲学所独有的特征。


Ⅰ.哲学的本质


哲学因其庞杂的流派、方法、形式、主题和理念而难以洞穿其本质。对于哲学本质的一般解读使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即:即使不是所有,至少大部分历史上出现过的不同的哲学观念存在某些共同之处,因此,我们才可以得到哲学特有的意义或者说是哲学的概念。


哲学这一概念最重要的特征或许当属“反思性”。哲学具有“反思性”是因为哲学是“对于思考的思考”(reasoning about reasoning)。哲学是对于思考的思考在于哲学的课题——比如,关于世界、自身以及人类的行为的观念——都是先由理性决定,然后才付诸实践的。


对于世界、自身及其他的认识得到了“实存”的观念。而另一方面,对于行为的认识却得到了“当为”(或者善)的观念。探究存在问题的泛泛之论称之为作为(qua)本体论的形而上学;而探究当为(或者善)问题的学说则被称作“伦理学”。人类实践并不是单纯立足于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解答,毋宁说大部分情况下本体论以及伦理学是隐含在实践之中的,然而实践还应当包括——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是隐含其中的——对于第三个问题的解答,即“关于实存与当为(或者善)的判断何以可能?”,这被称作“认识论”。哲学试图将原本隐含在人类实践中的的本体论、伦理学、认识论加以明确化。


“明确化的反思(explicit reflexivity)”对于哲学的本质来说是必要的,但未到充分的地步。如:一个憎恶学生在课堂上咀嚼口香糖的老师或许也会通过分析自己这种态度产生的原因而变得富有反思性,但是这并不足以使其成为一名哲学家。这种反思如果想要彻底地在本质上哲学化则必须拥有两种至关重要的特征。即这种反思必须是概括的或者根本的,并且,要对反思加以系统化。最简要并且最短的关于哲学的定义或许是如下所述:哲学,是对于实存与当为(或者善),以及二者何以可能的概括的系统的反思。


无论如何,以上阐述的内容是无法宣称它已经概括了哲学的所有课题的,因为这种定义实在过于简洁以至于无法完全地概括。尽管如此,即使一个远比其复杂的解释也是无法穷尽哲学的本质的,因为事实上哲学是一个概念化的事物,我们赖以解释其本质所使用的概念之下还存在某些无法以概念化之方式加以把握的东西(something which cannot be grasped conceptually)。是故,我们的解释仅能尝试着提供关于法哲学本质解答的一个起点。人们或许会假设法哲学自身的存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治的,但为了达到此种自治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哲学的一般的本质,而这仅仅是第一步,而并非将其作为最终和完全地理解法哲学本质的基础,法哲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好比房子和地基之关系。


哲学是“实存与当为(或者善)以及此二者在知识上何以可能的概括的系统的反思”这一定义——尽管它是一种极端的抽象和暂时的假设——导出了三个对于我们的目的相当重要的推论。其一,反思具有“批判”的一面。实存与当为(或者善)以及如何得到以上两者——反思以上这些问题也就是追问和探讨何为客观的存在、何为真实的或者正确的以及何为正当的。如果有人将“规范性(normativity)”描述为如何区分正确与不正确的问题,那么这类问题就是规范的问题。因此,哲学——作为一种反思的学科——当然也就具有“规范”的特征。其二,概括化和系统化导致了哲学具有“分析”以及“综合”(或者“整体”)的特点。之所以有分析这一面是因为人们尝试着认识自然的基本结构、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以及,把握以上二者所需要的基本观念和原则。一旦失去分析的特点,哲学在实质意义上的概括化或者系统化的努力都将付之厥如。
在法哲学中,分析的这一特征是与诸如规范、“应当”、人、行为、制裁、机构等概念相联系的。而综合的这一特征则在于将以上诸概念统一成一个连贯的、一致的整体。这样的一个高度基础性的关于实存、当为(或者善)以及“我们能够知道什么(what can we know)”的概貌式的图景就是哲学的调整性理念(regulative idea),或者简单地讲就是终极目标(ultimate aim)。这就意味着哲学必须是整体性的。是故,我们上文关于哲学的定义必须用以下诸多性质加以补充,也就是说哲学的定义应当包含这些:哲学是规范的(或批判的)、分析的并且整体的(综合的)。关于哲学的定义中的三个概念(反思的、概括的、系统的),以及推论中的三个概念(规范的、分析的、整体的),只是从不同角度描述同一个东西而已。



Ⅱ.前理解以及论争

法哲学作为哲学,是一种概括的系统的反思,并且它——如同一般的哲学一样——拥有规范的、分析的、整体的诸多特征。它的独特之处(differential specifica)在于只有“法律”才构成其考察的对象。法哲学并不是一般地研究实存、当为(或者善)以及“我们能够知道什么”,它是在法律的背景下探究以上问题。在法律的背景下探究以上问题也就是追问法的本质。这也就自然而然地需要我们给探究法律本质的学科——法哲学下一个定义。


然而,这么做似乎会导致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逻辑上带有循环的问题乃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一方面,如果不使用法律的概念法哲学将难以定义;另一方面,法哲学又有肩负着探究法律本质以及解释法律是什么的使命。在未能认识法律为何物之前我们是无法厘清法哲学的概念的,而这一状况又使得法哲学探索什么是法律的使命变得愈加困难。然而,认为这个循环是恶性的也并不恰当,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被认为是良性的。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这种现象只是解释学循环的一种版本,并且它的解决方式也同别的解释学循环一样:即由开始实践时的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入手,通过批判的系统的反思来阐释它。


对于法律的前理解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对一个本身即相当复杂的实体的前理解。除这一层面复杂性之外尚有另一复杂之处,即对于法律的前理解委实种类繁多:理解法律的尺度从Holmes的外在观点(external point)——“坏人”(Holmes 1897, 456)到Dworking理想主义的内在观点(internal point)——法官Hercules(Dworking 1977, 105)。法哲学作为一门同时带有系统和批判性质的学科不能从独立的一个前理解出发,它需要将这些观点全盘纳入考量,并且,更重要的是,需要分析这些观点所表达法的某一部分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需要全盘考量的首先是这些关于法律和法哲学前理解,其次是法律存在着的多种特征,而所有以上这些都为我们展现出关于各种研究方法和法律多种不同特征的列表式(catalogue)的一种结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才能拟制出这样的一张法律和法哲学的列表呢?简单地撷取历史上出现过的以及当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多种思潮,如Kant所言,“充其量只是任意的集合而非一个理性的系统(rational system)”(Kant 1996b, 493;trans. altered) 。甚至毋需论证就可以指出这样的做法是与哲学系统的、批判的特征相悖离的。哲学化的反思是需要成系统的。当然,指出“一种简单的集合(a mere aggregate)”——或者如Kant所言“一首叙事诗(rhapsody)(Kant 1996a, 755)是不够的”——要远比解释“如何建立一个充足的概念体系或者框架?”来得简单。或许,以上问题的最佳解决途径可能在于系统地分析比较当前关于“法律的本质”问题的各种论辩,而不是简单地运用一个抽象的法律理论。


Ⅲ.三个问题

关于法的本质的论辩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其一,法律由何种类型之实体组成,以及,此种实体通过何种方式联结成为我们所谓的“法律”这一整体?这个问题与“规范”以及“规范体系”这两个概念相关联。而第二第三个问题则关涉到法的有效性(validity)。其中,第二个问题涉及法的真实的(real)或者事实的(factual)这一方面,而这正是法律实证主义的研究领域。在这里,我们需要区别两个核心,首先是权威的颁布,其次是社会的实效。关于法哲学本质的第三个问题则是与法的正确性与合法性相关。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探讨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探究法所具有的批判的这一特征。正是三个问题结合的这种三元模型(triad)设定了关于法律的本质这一问题的核心。


上文的这种三元模型可以说是全面的、中立的以及系统的。首先,当以上这个模型能够吸收任何有关法律本质的——支持抑或反对某个论点——论辩时,它才可以宣称是全面的。而是否达到这种标准的唯一方法就在于用尽可能多的批评性的例子来加以证实。同样,只有当这个模型不会对它所容纳的论辩表现出自己的偏好时,它才可以被认为是中立的,验证的方法同上。最后,想要宣称这种模型是系统性的则要求它能够展现出法律本质的全部图景。


最后一点可以加以概括,即:我们只有通过详细描述与法律本质的三个问题的解答相关的理论,才能使法哲学的本质变得尽可能清晰。然而,问题的症结在于,不仅单独的个人无法发展出如此完美的一套理论,甚至,有人会怀疑这种完美理论的理想到底能否达致。幸运的是,我们并不需要认识到未知的一切,我们只要认识到对于解决我们的命题已经足够的地步。作为一种为达到我们的目而将这些典型问题(paradigmatic problems)放入其中加以讨论的框架,上文的这种三元模型已经可以满足以上要求。


Ⅳ.四个论点(theses)

在将以上三个典型问题纳入我们的三元模型之中考量之前我们必须证实四个论点。此种证实再次确认了这一三元模型的有效性。第一个论点认为,法哲学并不受制于这些与法律相关的特殊问题,任何有关于哲学的东西都可以在法哲学中进行探讨。也就是说,法哲学实质上包括一般哲学所探讨的一系列问题,这种论点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作“一般本质论(general nature thesis)”。第二个论点则主张,存在着法哲学探讨的特殊问题。持此观点者的理由是法律所特有的性质,而这些特性在于法律总是权威性的、制度性的、批判的或者理想化的。以上论调属于“特殊性质论(specific character thesis)”。论点之三着眼于法哲学与其他实践哲学领域之间的特殊关系,尤其是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我们将这种论点称为“特殊关系论(special relation thesis)”。最后一种论点超越了以上三者,也就是说,这种论点并不是单纯地作为与它们并列的第四种论点出现的,它在三者之上。依这种理念,只有将以上三种论点全部——而不是其中一种或者两种——纳入考量范围,法哲学才可能达致其目的。


然而,尽管我们的三元模型宣称它是中立的,这四种论点却并不认同这一看法,因为它们认为其本身即包含了以上诸问题的解决方案。当我们把这个包容性的理想(comprehensive ideal)与某种类似于“自制性准则(restrictive maxim)”的观点相比较之后,情况就显得明朗了。自制性准则观点的其中一个激进版本主张,第一,法哲学不应当拘泥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第二,法哲学应当着眼于法律的权威性、制度性等特征,第三,法哲学应当把批判的规范性问题(critical normative problems)交给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加以解决,并且,给予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领域的范围应当超越它们目前所及之范围。这一自制性准则反映出一幅根本不同于包容性理想的图景。在这里,法哲学已经变成了法律的司法理论(juridical theory of law),并且,已经脱离了一般哲学、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在自制性准则和包容性理想之间的这种抉择是一次根本性的抉择。甚至,这种抉择比在法律实证主义和非法律实证主义之间的抉择对于法哲学性质的影响来的更为深远。因为后者的抉择至少是在法哲学领域之内,而前者的抉择则是在哲学与非哲学之间进行的。以上内容旨在考察探究三个典型问题之前所必须加以认识的背景。


Ⅴ.实体与观念(Entities and Concepts)

对于我们在上文给出的法律由何种实体构成这一经典问题,Kelsen和Olivecrona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给出过答案。Kelsen详细论述了“作为规范的法律(law as norm)”、规范作为“意义(meaning)”(Kelsen 1992, 11, 14)、对“应当(ought)”所包含意义的“独特见解(unique sense)”,以及,作为一种“范畴(category)”的“应当” (Kelsen 1992, 24)。Kelsen的这套术语是一种用以描述抽象实体的独特语言。Kelsen坚持规范才是法律的实体,因此,法律这一现象不能够被简约成为社会学上的事实或者心理学上的过程。法律属于“理想事实”(Kelsen 1992, 15)而非自然事实,这样的一种理想事实,作为与社会学或者心理学事实不同的一个世界,依Frege的见解应当属于“第三领域”(1967, 29)。而与此恰好相左的立场见之于Carl Olivecrona,考虑到Kelsen的见解,他主张“法律的规则是案件诉讼中法官行为以及人们相互间交往行为的当然原因(natural cause)”(Olivecrona 1939, 16)。关于组成法律的实体的这个问题——作为一个本体论上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个一般哲学的命题,为达致法哲学的本质所必须回答的这个问题更是一个法哲学上的真正问题!


若我们坚持自制性准则可能会反对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对于法学家来说规范在本体论上的地位”这一问题同“对两个地理学家来说他们已经识别并且勘测某座非洲的高山,然而,此山到底是实际存在或仅仅是想象中存在?”这一问题是同样的无足轻重(Carnap 1928, 35-6)。对于这种反对意见的回应则认为,对于地理学家来说“实在”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对于法学家来说“意义”才是至关重要的,两者旨趣相异。规范究竟是意义的内容(meaning contents)抑或事实上的动因(natural causes)决定了另一个更为深入的问题的答案,即,规范能否被设想成一个推论系统(inferent system)的元素从而将它作为论辩的起点,或者,问题之二——规范是否仅仅是因果网络(causal network)中的一个元素。在前一种情况,通过法律推理达致判决的正确是可能的,然而在后者则只能认为是一种幻想。这表明法律推理的自我认识(self-understanding),以及借以实现的法律的自我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本体论的假设。当然,此处存在三种重构本体论假设的方法。然而,这种重构本体论假设的必要性足以确证这样一个观点,即法哲学如果失去这些富有真正哲学特征的论辩的话将难以为继。


不论在何种情况下,规范(或者“应当”)的概念无疑是法哲学中最为抽象概念的不可替代的候选者。倘若我们从此等最为抽象的概念出发来认识法律,则有关法律的基础性概念乃是籍由推论得来的印象将会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例如,规则与原则之区别是一个关于规范的一般理论的高度抽象的问题。在探究这个问题的同时,我们会发现它同法律推理理论之间在逻辑上存在着尽管遥远但却难以割舍的联系。如果法律包含了此二者,则法律推理的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均衡地包摄此二者(Alexy 2003bv, 433ffv.)。因此,法律推理本质上是被一般实践推理(general practical reasoning)的结构所决定了的。这正是我们不认可法律推理作为一个自治的领域,或者说是单独的、分别于其他论证领域的一个领域的重要理由。
以上这一切都说明为了得到法律的本质,基础性的哲学问题必须加以解答。如果将法哲学从一般哲学那里割裂开来,那么对于法律本质的反思将是不可能的。


Ⅵ.必要的属性(properties)

追问某物的本质比追问某物令人感兴趣的并且重要的属性要更进一步。关于法律本质的问题其实就是关于法律必要属性的问题。“必要之条件(necessity)”这一概念将带领我们通向哲学的中心。与此相类似的一些概念也是如此,比如“分析(analyticity)”和“先验(apriori)”。如果没有这些概念,试图理解诸如“某物的本质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将变得难以企及。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理解此类问题的结构,我们将无法理解法哲学的主要问题:“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并且对这个问题的无力解答将导致我们无法认识什么是法哲学。
对于在“某物的本质是什么”这类形式的句子中出现的“本质”这一概念下定义之所以可能乃是在于“必要之条件”这一概念,正是“必要之条件”才使得我们能够用“法律的必要属性是什么?”这一问题替代“法律的本质是什么?”。“法律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通过必要性等(还有比如“分析”和“先验”)观念转化成了对于法律特性的揭示。 “何者是必须的”这一问题当它与“何者是独具(specific)的”这一问题相联系后最终到达了“本质为何”这一终点。以上观点就是“特殊性质论”的见解。


对于法律这一概念来说,两个属性是必须具备的,其一为强制(coercion)或者强力(force),其二为正确性(correctness)或者恰当性(rightness)。前者与一个核心因素——社会实效相关,而后者则表达了法律的理想或者批判的一面。而法哲学的关键问题正是在于探究以上两个属性与法律这一概念之间的联系,以及,通过法律这一概念它们二者又具有怎样的联系。全部——或者说基本上全部——法哲学的问题都是决定于以上这一命题的。


强制或者强力与法律的这种联系是否必须这一命题历来是争论的焦点。一种元争论(meta-dispute)*也加入了有关这一问题的一系列争论之中,这种元争论旨在探求能够被确定是支持或者反对强制或者强力同法律之间联系之必要性的是何种类型之论辩。在此无法详述以上内容(Alexy 2003a,3-16)。为此,我将选择对于法哲学本质这一命题具有指导性的内容加以阐释。


强制和法律之间的联系,相比较而言更为简单。以下这一观点乃是建立在源于语言实际用法的概念化理由(conceptual reanson)之上的,即一个规则和规范构成的体系如果无从授权强制和制裁——即使在个人自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就算不上一个法律系统,认同此一观点似乎相当自然,因为对于如此一种缺乏强制保障的体系,又有谁会冠之以“法律”之名呢?然而,诸如此类的概念化理由就其本身而言也并无法提供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基于语言实际用法而得到的概念必须时刻演变,也就是说这些概念必须发展出它们原本所没有的意义以应对变动不居之现实,诚如Kant所言“提及此处,尤其是(inter alia),金、水以及法律——‘对客体而言已属充分(adquate to the object)’”(Kant 1996a, 680) 。是故,在法律(law)这一概念之中包含强制的成分对于作为客体的法(the law)而言亦属充分。如果认可法律是一项社会性的实践,并且这一实践的基本的形式功能是由诸如法律的确定性、实效性以及潜在性(possible)等价值加以表述的,那么,强制在法律这一概念中乃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实践上的“必要之条件”——这一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是与Hart的“本质之条件(natural necessity)”(Hart 1994, 199)相一致的——乃是暗含在语言日常用法之中的概念之必要内涵的一种反映。这也表明我们用以指称社会事实的语言也同样适用阐释学的原则,即每一人类实践都应当被设想成一种实现其功能以及可能性的尝试。澄清“法律”在概念上以及实践中的“必要之条件”对于我们认识“强制”在何种意义上作为法律本质的必要属性是颇有助益的。


法律的第二个必要属性被认为是“正确性”。此一见解站在强制或者强力说的完全对立面,并且认为正是正确性构成了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之间本质的区别。


如同上文所揭示的那样,强制的必要性之基础正是这种通过“手段-目的(means-end)”关系加以阐释的实践上的必要性,就此而言,这种论证似乎带有一定目的论的意味。然而正确性作为“必要之条件”却是来自于法律行为与法律推理的结构之中,从而带有义务论的意味。将法律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义务论的结构彻底展示出来也是法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所有有助于展示法律这一结构的方法都可以在此处加以运用。其中之一便是“表述行为之矛盾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s)方法(Alexy 2002, 35-9)。举一个例子,比如虚构宪法中的第一条:“X是一个独立的、联邦制的、并且非正义的国家。”虽然难以否认的是这一条款在某些方面是荒诞不经的,然而,在这一矛盾建构方法之下的理念乃是揭示一种荒诞性,这种荒诞性来自于——行为中暗示建构一个正义的宪法然而表面上却明确地宣称这一宪法是非正义的。如果借助以上例子所进行的解释是可行的,并且假设关于正义的声明——属于更广泛意义上的追求正确性的声明的一部分——必然被明确发出,那么法律和正义之间的必要联系就得以厘清了。


然而,认识到这一观点将在哪个方面接受挑战也并非难事——只要反对者否认法律必须声明是正确的即可。一旦失去对于正义追求的明确声明,那么在暗示和明示之间的任何矛盾都将归于消弭。因为上文例子中宪法第一条中对于非正义的声明只需要解释成为权力诉求的一种表达。


此处并不是来讨论一个规范系统取代“通过诉求权力的方式进行的正确性主张(the claim to correctness by the claim to power)”是否可能的问题(Alexy 1998, 213-14)。此处的问题乃是关于法哲学本身的问题,而非关于它的本质。然而在此,我们可以说暗含在法律之中的必然的义务论的这种结构正是法哲学的真正本质!


Ⅶ.法律和道德

假设法律必然发出追求正确性的声明这一论点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试图批驳法律实证主义者关于法律独立于道德之外这一观点将变得相当困难。与之恰好相反的是,如果这一论点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这一观点将会为“法律必然包含有道德之成分”的论辩打下坚实的基础。


“道德包含在法律之中”对于解决一系列问题相当有助益,然而与此同时这一论点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遵循实证主义者的独立说这些问题也将迎刃而解。道德包含说有助于解决之问题有三,其一,在法律之下的用以论证法律正当性的根本性评价为何;其二,如何认识法律的正确性声明对于法律的创制和适用之意义;其三,法律的界限在何处。


根本评价问题的某一方面在论及法律与强制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实践上的必要性时已经有所涉及,然而在某种程度而言实践上的必要性这一概念未免含糊不清。因为这一缺乏说服力的解释只是将实践上的这一必要性诉诸“手段-目的”的关系,即,我们对待目的的选择时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既定的或者假设的事实。这也正是Hart的“本质之条件”意义所在,当然这一论点成立的前提在于我们仅仅将目的理解成“某些相当显而易见的概括……考虑到人类的本性以及人所居住的这个世界” (Hart 1994, 192-3)时。然而,如果法律的一般性目的——比如法律稳定性和基本权利的保护——被认为是实践性推理的先决条件时,那么上文的这一观点就必须加以改变,并且,当这些先决条件被认为是法律的必要元素时此观点将彻底改变。如此一种强有力的关于“实践上的必要性”的解释将为法律提供一个评价性(evaluative)的或者规范性的基础。


道德包含说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追求正确性的声明在法律的制度框架(institutional framework)内的价值何在?疑难案件中的法律推理就是说明这一问题的绝佳例子:一旦认可道德包含在法律之中,那么在权威性推理缺位的情况下道德推理就可以并且必须参与到法律裁决产生的论辩中来。考虑到法律推理只是更为一般的实践推理的一部分,法律推理理论一直试图证明以上观点。


问题之三是用道德包含说能够加以解决的问题中最为简单的,即法律的界限何在。如果作为法律,不考虑极端不正义的情况——至少从法律系统参与者的角度来说,那么对于法律正当性的论证在缺乏道德推理的情况之下如何可能(Alexy 2002, 40-62)?


以上这三个问题只是反映了道德包含说的一个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如同上文已经提及的那样——道德包含说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在于道德包含说主张的道德推理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制度性结构处于一种不确定性之中,因为道德争论往往是无休止的。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讨论而达致一项共识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基于实践上的必要性,一项权威判断必须是可替代的(substituted)。此处的这一论争在于,假设考虑到道德推理不属于法律,那么将道德推理纳入法律推理之中而又不减损后者必要的权威性因素(necessary authoritative elements)将是不可能的。而考虑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也是法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


问题之二将会更加严峻,即道德知识或者道德论证是否可能。如果主观主义、相对主义、反认知主义(non-cognivism)或者情感主义等元伦理学上的论点被证实是正确的话,那么所谓追求正确性的声明就将被证明是一种“错误理论”,就如Mackie(1977, 35)业已指出的那样。这就说明通过(via)正确性声明而吸收道德的做法将会背负起道德知识和道德论证这一认识论上的包袱,而这一包袱委实不轻。


在我们探究法哲学问题之初就曾区分了哲学的三个问题:关于实存的本体论问题;关于当为(或者善)的伦理学和实践问题;以及关于“我们能够知道什么”的认识论问题。我们在法哲学领域目前所走过的历程表明,法哲学面临着这三个问题的挑战。而这种挑战似乎业已超越了单独个人所能取得的成就,它要求更多。法哲学反思和系统的这一本质需要一种包容的理论来连结这几个问题并使其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这一理论——就其所处地位而言——必须尽可能地接近法律这一现象,并以此保证法律的本质最终能够被揭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对于法哲学本质的思考将会随着某种理想的阐释而结束。
(译者单位:浙江理工大学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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