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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军等:审慎的理性:试论哈耶克对权力制约的分析路径

添加时间:2006-07-01 22:50    浏览次数: 4247 次

审慎的理性


  ----试论哈耶克对权力制约的分析路径



张爱军 洪刚


内容提要:


人们对理性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然而至今对于理性的看法仍多有不同。唯理主义夸大人类理性的能力,推导出错误的结论;进化论的理性主义以审慎的态度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存在全知全能的伟大人物,并且,现存的社会秩序和规则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秩序扩展的结果,因而权力也应该审慎地运用,在它不应涉及的领域,权力应受到善意的驱逐。



关键词:


理性;唯理主义;理性有限;权力制约



一、


文明的发展经历了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正是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一路蹒跚而来,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理性的运用与发展。理性成长的历史古老而漫长,人们赋予它的含义也丰富多样,可以说它是诸多概念中最不易表述清楚的词语之一,每当人们说起理性这个概念时,人们的理解多有不同。在政治思想史上,理性概念被广泛应用,具有多种含义,一般来说理性是指人发现、认识和阐述真理的能力及其相应的行为能力。


对于理性的分析有两种根本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进路,一种是理性无限论,一种是理性有限论。在哈耶克看来,理性有限论就是具有英美经验主义传统的 进化理性”,理性无限论就是具有法德唯理主义传统的建构理性


理性无限论者十分信任理性的能力,自柏拉图以来,整个西方哲学笼罩在唯理主义的强大传统中。这种传统相信每个人均拥有相等的理性,极为夸张地设定了人的理性具有无限的力量”[1],认为单个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而且个人生而具有智慧和善。”[2]一些人可以凭借理性和直觉克服这种无知,少数天才可以做到全知,并能够掌握终极真理。而认识的客体,也就是所有的知识,尽管是分散的,但也是可以集中的,这些知识构成了一个完善的整体,而且其总和是一定的,这种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不但抛弃传统,甚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3]


理性有限论者对待理性的运用则非常审慎, 他们甚至认为理性在人类事物中起着相当小的作用。人类事务只是部分地受理性支配,理性的作用绝没有人们通常想象的那么大,人类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正是他们审慎行事,点滴积累而获得的。个人的错误只能在社会过程中得到修正,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在这样不断试错过程中实现的。休谟认为,人们在运用理性的时候,应当弱化启蒙运动思想家要理性承担的言过其实的要求。”[4]哈耶克强调对理性的谨慎态度是十八九世纪英国人的一个显著特征。他认为: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人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应当遵守那些他实际上所遵守的规则,甚至更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把所有这些规则变成文化,而是因为他的思维和行动受着这样一些规则的调整---这些规则是在他生活于其间的社会中经由一种选择过程而演化出来的,从而它们也是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5]这些思想家认定社会生活中个人理性有限、人类理性不完善的信念,这是英国传统经验主义的基调。由此出发,进化理性把世界分为事实的世界与价值的世界,认为两者是不相关的。主张一切事物依其自然的程序而发展,人类只能经验地去把握它们,相信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除了经验之外,人类并不知道其他更多的东西。



二、


在对这两种认识进行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它们各自的主要命题做出进一步的比较,明确这两种传统对于理性的根本立场,因为这种立场实际上构成了这些命题的知识论预设。理性无限论基于每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和个人生而具有智识与善的假设,认为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因此凭借个人理性,个人足以知道并能根据社会成员的偏好而考虑到型构社会制度所必需的境况的所有细节。然而,这在哈耶克看来却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因为个人只有在累积性进化的框架内,个人的理性才能得到发展并成功地发挥作用,个人理性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活进程。这一根植于人性的主张至少从两个方面揭示了理性有限的核心:一方面,个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运作的能力方面有着一种逻辑上的局限,这是因为它永远无法离开它自身而检视它自身的运作;而另一方面,个人理性在认识社会生活的作用方面也存在着极大的限度,这是因为个人理性乃是一种植根于由行为规则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的系统,所以它无法脱离生成和发展它的社会系统而达致这样一种地位,亦即那种能够自上而下地审视它们并对它们做出评价的地位。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理性有限论的观点并不是说理性毫无作用,而是认为:第一,如果有必要对理性之用途寻求恰当的限度,那么发现这些限度本身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且极为棘手的运用理性的工作,哈耶克坦率地指出:毋庸置疑,理性乃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珍贵的秉赋。我们的论辩只是旨在表明理性并非万能,而且那种认为理性能够成为其自身的主宰并能控制其自身的发展的信念,却有可能摧毁理性;第二,理性有限的侧重点始终在于理性的限度方面,它的意思也不是说理性根本不具有任何重要的建设性使命,例如哈耶克指出,个人理性是一种工具,一种抽象思想的能力,因此它服务于个人的方式,乃是引导个人在一个他无力充分理解的复杂环境中进行行动,并使他能够把复杂现象抽象成一系列可把握的一般性规则,进而引导他的决策。正是立基于此,哈耶克确立了他关于理性的立场: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止理性被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并得以持续发展的人所滥用。


人类理性有限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得出。首先,作为认识主体,人在判断、理解和行为方面都会犯错误。苏格拉底在临终申辩时告诫我们:认识你们自己,从而承认你之所知微乎其微。在这个世界上,无需很多的经验即可认识到:即使在重大问题上以及在自己深信不疑的意见方面,人是多么容易出错。”[6]这种情况并不会因为某人、或某个集团具有超人的预见力而有所不同。人们要求有权以他们对功绩和能力的认识,来代替那些天赋的或自封的功绩和能力……谁也不能自称他比任何人都更优秀,这事必须由别人来决定。”[7]


波普尔用零碎社会工程学来描述技术学成果的运用和人类的社会活动。他认定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少数社会制度是自觉地设计的,而大多数却只是作为非人类行为所设计的结果而成长的。”[8]事实上,人类认识世界的范围越是广大,人们就越会发现自己的所知是多么有限。正如波普尔所说:由于我们的偏见、我们的轻心、我们的愚顽,该受责备的正是我们;我的无知的根源正是我们自己。”[9]


其次,就认识客体来说,一方面,社会信息量纷繁复杂,每一个人只能把握有限的信息,个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选择和判断所需的全部信息;而另一方面,从纵向上来看,时间是一维的,人们无法确定它的尽头在哪里,个人和社会事务受之影响大且深,由于时间的变化,个人的情感、欲望和要求都在发展变化,人类的认识永远赶不上时间的脚步。人类的理性要理性地认识自身的局限性,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任务。在理性被用于人类的时候,只有它知道自己是多么容易犯错误,它的作用才会是出类拔萃的。[10]


再次,人的认识过程并非总是理性的。一个完整的人具有复杂性和多变性,不仅有理性,而且有各种非理性的成分,如情感、意志和欲望等等。人的理性运用常受到非理性的制约。哈耶克认为在人类事务中,非理性成分的作用至少占很大的比重,人并不是具备高度的理性和智慧,却是十分容易犯错误的动物。


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之一,沃拉斯(G.Wallas)曾经仔细探讨他所说的政治中的非理性推理现象。他发现大多数人的大多数政治见解,并非是受经验检验的推理的结果,而只是习惯所确定的无意识或半无意识推理的结果。我们的最终信念乃是无数个独立的、瞬间的推理的结果。[11]只是其中正确的推理比谬误的推理多,也比谬误的推理更有可能存在下去。”[12]



三、


理性的光辉照亮了人类文明的前程,可是,也正是理性的自负托起了人类社会的乌托邦。理性无限论者在将人类理性推为至尊之后,就开始在冥想的王国里渴望和设计一个理想世界,这种现象有着古老的传统,从柏拉图的理想国蓝图开始,人类便开始创造理想神话。英国政治哲学家欧克肖特对于当今理性主义的发展直截了当地指出:今天几乎所有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13]对此,申建林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进行了进一步的评述:这种重起炉灶、建构一切的勇气来源于对人类理性能力的绝对自信,它作了这样的大胆的假设:人具有超然于自然和社会之上、回头俯瞰人间(一如上帝)并可赋予人间以一种模式的心智能力。但事实上,这类建构方案不过是理论家根据既有知识的取向而设计的,它难免不产生误导性的结果。[14]波普尔曾批判这种总体论,不仅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实践证明:总体变化的企图越大,则非它们所愿望的、而且大部分是出乎意料的反响也就越大。” [15]人们所追求的特定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式是由具体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同时,人的心智本身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它不能确切预见自身的发展,更无法对文明得以发展的各种基础性条件全部掌握。


事实上,理性无限论者的历史发展观没有反映真实的历史进化方式。文明(包括社会制度和政治秩序)是经过数代人的不断试错的积累性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某些伟大人物精心安排设计的结果,相反,自诩为伟人者却常将追随他的人带入痛苦的深渊。伟人就是通过教弱暑者如何思考,让他们走上错误之路的。”[16]


自负的理性不但促生了误导性的政治神话,它也是滋生专制政治的温床。理性的自负会使一些人对自己的认识能力建立起不合时宜的自信,它使人们热衷于建立一个有着明确目标的社会,并努力着组织整个社会及其资源达到这个单一目标。从而忽略了个人目的和个人利益。正如赫尔德林所说:正是人类要把国家建成天堂的努力,使国家成了人间地狱[17]这样单一目标的确定是以预先假定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中都有着适得其位的价值和需求为暗设前提的,然而,事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所能知道和确定的唯一一点是:我们所获取的知识是极其有限的,对于个人在整个社会中的价值和需求的具体情况所知甚少,一个人对别人的幸福与感觉是不能体验到位的,他的幸福并不等于就是别人的幸福。


哈耶克认为,休戚与共和利他主义只能以某种有限的方式在一些小团体中有可能行得通,如果认为理性无限,就会动用强制手段把整个团体的行为限制在这种目标上,会使每个成员之间相互合作的努力遇到破坏,因为相互合作的团体的成员的大多数生产活动一旦超出个人知觉的范围,遵守天生的利他主义本能这种古老的冲动,就会实际阻碍更大范围的秩序的形成”[18]这也就是说,即使行使权力的人动机十分高尚,由于他理性能力有限,因而无法掌握分散在许多个人手中的信息,并且根据这些信息分别做出决定,因此他不能为目标的重要性等级制定出一个公认的统一尺度。


而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是:任何人都只能考察有限的领域,认识有限的需求的迫切性。无论他的兴趣是以他本人的物质需求为中心,还是热衷于他所认识的个人的福利,他所能关心的种种目标对于所有的人的需求而言,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19]哈耶克认为:承认无知的不可避免性正是个人自由的基础。因为唯其如此才能给可错性留下空间,不会强迫人们不犯错误,相反,理性自负者常常假定自己是有知的、正确的。 有知者以自己全知全能的假定剥夺了他人试错的权利,个人被认定没有能力去认识、运用和评价知识,仅仅是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只把认识真理,运用知识,甚至犯错误的权利交给全知的伟大人物,这在政治上必然导致过度的强制和暴力,法国大革命已为此做了最好的注解。


从对自由的理解来看,理性无限论者认为自由是对理性和必然性的服从,这一观点在政治生活中也带来了不良后果,因为在必然性无法证实的情况下,它往往成为贤人政治、家长保护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最得意借口。这一理论提供的说辞是:我强迫你,是因为你的选择受到了非理性的诱惑,如果你足够理性,是会理解我的良苦用心并自觉接受我的指导的,既然你缺乏自我导向的理性能力,我只好承担压迫的责任,从而使你获得真正的自由,由此压迫成了一桩推进自由的神圣事业,我们常常因为过于自信而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代价。[20]



四、


如果我们认为权力必然是向善的,我们又如何论证权力受到制约的合理性?人们倾向于用反证法来论证权力制约的合理性。他们会说,如果权力不受制约,将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可是,即使权力的行使是理智的,也会超越公正的界限:因为如果权力不受限制,行使权力的人--假定他是理智的--将不会逾越危险的界限,但他会经常超越公正的界限,而超越公正的界限就已经是一种罪行了。”[21]哈耶克认为知识的分散性、多样性和易变性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是头脑能够随时全部掌握他们。由此,我们不但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政府权力应当加以限制的结论,而且可以避开霍布斯关于人性恶而由此须对权力制约的证明方式,把对权力限制的必要性建立在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这一前提上。由此推论开来,我们撇开阿克顿勋爵权力导致腐败的传统性恶论不谈,假定人性本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行使权力的人的动机纯洁而高尚,可是由于他们无法掌握决策所要的信息,因而依然无法为目标的重要性等级制定统一的尺度,这样的权力运行当然也要受到限制。


理性为人类的梦想安插了一双翅膀,但欧克肖特告诫我们梦想与统治结合在一起产生暴政。肥大的理性一旦与权力结合,就往往会产生恶果。由此而来自然的推论就是:权力亦须制约。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决定了杜绝任何个人、集团、国家垄断真理的必要性,作为国家也不可能是真理和正义所应实现和借以实现的场所。积极的政治观认为人类以追求共同的福利为目标,希望政府能成为理想的工具,能消除一切恶事,实现人类共同的善业。与之相反,消极的政治观认为,社会生活纷繁琐碎,人类情感复杂多变,而人类对知识的认识和运用的能力又是有限的,因而,政治生活的目标不在于实现至善的伟业,而是在于避免恶事产生,欧克肖特对这个问题阐释道:政治是在现有行动路线中选择最小之恶的艺术,而不是人类社会追求至善的努力。政治是道德上和物质上可能之事物的艺术,这种艺术的实践将使人类能够持续受益,而不是对至善的努力追求。”[22] 最小之恶的艺术,就是在肯定理性有限的前提下,对权力实行有效制约的艺术。


美国加尔文学院的约翰·黑尔教授认为,在道德要求和我们的自然能力之间是有一个道德缺口的。[23]同样,在我们的美好愿望和理性认识能力间也存在一个能力缺口,填补它的即使不是宗教,却也是一种信仰,那就是:承认人类能力的有限性,以审慎的态度运用我们的理性。理性的有限在政治上的体现必然是权力的有限与限制。宪政的制度设计体现了这一信仰。贡斯当认为,假如我们相信政府具有永远正确的秉赋且永远不会走极端,宪法便没有必要设定这些限制了。[24]




作者单位:张爱军,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导师;洪刚,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研究生。邮政编码:116029;联系电话:13940932528


参考文献:


[1]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三联书店,第62页。


[2]同上注[3],第70


[3]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4]思想评论 2003-6-1


[5]包万超:无知与自由--读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政治文化研究网2002118日。


[6]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第175页。


[7]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57页。


[8]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9]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


[10]同上注[7],第499页。


[11]格雷厄姆·沃拉斯:《政治中的人性》,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6364.


[12]同上[11] 6667页。


[13]迈克尔·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月,第1页。


[14]申建林:《政治学理论对理性自由观的反思》,载于《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15]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1页。


[16]同上注[13],第17页。


[17]同上注[7],第65页。


[18]同上注[5],第90页。


[19]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61页。


[20]参见:申建林:《政治学理论对理性主义自由观的反思》,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第343347页。


[21]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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