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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发]邓正来: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二) 

添加时间:2005-01-01 06:42    浏览次数: 2259 次


[首发]邓正来: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二)







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研究



邓正来







() 哈耶克对集体主义的批判



  一如前述,真个人主义所提供的乃是一种试图使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政治现象得到人们理解的社会理论,而不是一套有关孤立个人的权利主张或者任何一套有关个人性质为一理性体的假设,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耶克却并没有因此而转向采纳一种与伪个人主义同属谬误的方法论“集体主义”,亦即我在本文开篇所论及的那种方法论“整体主义”。尽管哈耶克认为,各种社会环境和文化框架始终会对个人行动产生影响,因而个人从内在的角度看乃是一种社会存在,但是他却依旧坚持主张,真个人主义“这一论辩的首要目的乃在于反对那些不折不扣的集体主义的社会理论”(6)。据此我们可以说,哈耶克对伪个人主义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对那种主张“伪社会理论”的集体主义的批判,因为正如前述,伪个人主义也会在实践中导向集体主义。关于这个问题,哈耶克曾经举例指出,“伯克首先抨击了卢梭所主张的极端‘个人主义’,随后又抨击了卢梭所主张的极端‘集体主义’;这个判断在逻辑上并不是矛盾的,而只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所致,即卢梭的情形与其他人的情形一样,他们所宣扬的唯理主义的个人主义必定会导向集体主义。”[69]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耶克主张真个人主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即对他所谓的“现代心智”(modemmine)进行批判,而这种“现代心智”也就是他所说的那种即为“伪个人主义”也为“集体主义”所共同信奉的“不尊重不受个人理性有意识控制的任何事物”的唯理主义思维方式(32)。立基于上述因素,当然更是考虑到哈耶克对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批判也是以他所主张的真个人主义为依凭的,因此我拟在下文讨论哈耶克观点的时候采取一种概述的方式。



  众所周知,哈耶克在《对唯科学主义的反动》一书中论辩道,社会科学中有两类观念:一是构成性观念(constitutiveideas),二是解释性观念(explanatoryideas)[70]。前者意指这样一些观念,即我们试图做解释的社会现象乃是由个人的行动、信念和意见构成的,而后者则意指另外一些观念,亦即我们在理解或解释社会现象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些概念。哈耶克认为,方法论集体主义就是以诸如“社会”或“阶级”这类颇为盛行的解释性观念的有效性为基础的,[71]因为“那些社会理论谎称它们有能力直接把类似于社会这样的社会整体理解成自成一类的实体(entitiessuigeneris):这就是说,这类实体乃是独立于构成它们的个人而存在的”(6-7)。因此,对于“集体主义”来说,诸如社会、国家、无产阶级或诸如此类的概念,与行动者个人相比较,不仅具有着首位的实在性,而且也有着更大的价值。更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集体主义”还经由将一般性的“理性”观念和“意志”观念偷偷转换成特定的“群体心智”、“集体意志”或“主体者意志”这种方式,不仅赋予了那些概念以整体性,甚至还赋予了隐藏在“群体心智”、“集体意志“或“主权者意志”背后的某个特定个人意志以正当性[72]。由此可见,这种“集体主义”的实质在于:一方面否定任何并非直接出于更改设计甚或理性不及的各种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试图仅根据唯理主义的理性观并且以极端的方式从政治上、经济上和道德上重构社会秩序。



  但是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却在根本上认为,诸如社会或阶级这样的集合体在特定意义上讲并不存在,因为众所周知,社会或阶级并不会实施诸如储蓄或消费这样的行为,而惟有个人才会如此行事;因此哈耶克指出,把社会这样的集合体理解成自成一体并且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观点以及把任何价值或任何重要性赋予有关集合体的陈述或有关经济集合体的行为的统计性概括的做法都是极其谬误的。一如前文所指出的,伪个人主义”之所以忽视“个人”所具有的社会特性,实是因为它经由一种错误的“方法论具体化”的思维方式而把它所做的方法论上的抽象误作成了形而上的实在,并且通过这种置换而把“个人”假定成了有着一种先于社会的本体论实在地位;与此相同,这种错误的思维方式实际上也是所有形式的集体主义所犯的错误:方法论“集体主义”之所以不意识“社会”这类集合体根本不可能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的事实,就是因为它经由这种完全错误的“方法论具体化”思维方式而把它所做的方法论上的抽象误解成了一种先于个人的本体论实在。据此我们可以再一次重申,哈耶克通过真个人主义观念的阐发,既是为了否定孤立个人决定社会存在的有效性,也是为了否定所谓前定的社会结构决定个人存在的有效性。



  关于哈耶克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我们还有必要对其间的两个要点做进一步的强调:首先,诸如社会这样的集合体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客观事实。哈耶克指出,人们自现代以来普遍认为,当我们从观察个人行为转向观察社会集合体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从含混且主观推测的王国转向了客观事实的王国,而这正是那些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模仿自然科学模式而使社会科学变得更加“科学”的人所持有的信念。[73]当然,最明确阐释这种信念之知识基础的论者之一乃是“社会学”的创始人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因为孔德曾经在一段著名文字中宣称,在社会现象领域中,就象在生物学的领域中一样,“客体的整体”,与它的组成部分相比较,“肯定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所了解,而且也肯定能够更快地为人们所掌握;”[74]因此,孔德所试图创建的那种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上述信念或与此类似的信念为基础的。[75]但是,哈耶克却尖锐地指出,那种认为诸如“社会”或“国家”(乃至任何特定的社会制度或社会现象)等社会集合体是客观事实的观点纯属谬误,甚至还是幻想;此外,人们称之为“社会事实”的东西,从“事实”这个术语在自然科学中使用的特殊意义上看,与个人行动或者它们的客体一样都不是什么事实,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特定种类的结构都不可能具有一些并非出自于其定义(或者我们解释它的方法)的特性。这是因为这些集合体或这些社会结构对于我们来说从来就不象自然单位那样是给定的,而且它们对于观察来说也不是给定的确定的客体;换言之,我们所讨论的根本就不是整个实体,而始终只是我们借助于我们的模式从该实体中选择出来的某个部分。”[76]



  其次,“社会”这类集合体不仅不是给定的客观事实,而且还是人的心智建构。按照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观点,我们可以讨论社会集合体,但是只能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进行讨论,因为社会集合体在事实的意义上并不存在,而只是经由个人的行动、意见和态度而得到建构的。哈耶克进而指出,这些所谓的社会集合体“恰恰与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所建构的那些模式一样,毋宁是一些我们根据我们在自己心智中发现的那些要素建构起来的心智模式;因此,我们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所做的事情,从逻辑的意义上讲,恰恰与我们在谈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共同体、一种语言或一个市场时始终做的事情一样,因为在理论社会科学中,我们只不过是把日常言说中所遮蔽的和含混不清的东西阐释清楚而已。”[77]显而易见,哈耶克真个人主义所主张的这个要点并不是要把整体化约成其部分的总合,而毋宁在于告诫我们诸如社会这样的不可化约的“社会集合体”并不是那种能够从科学的意义上解释个人行动的本体论实体,而毋宁是一些意义客体。这意味着,如果没有个人之理解和能动作用这类范畴的支持,亦即离开了“个人”,那么这些意义客体便是无法得到人们理解的。[78]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哈耶克所主张的真个人主义宣称,所有关于集合体的陈述从逻辑上讲都是从有关个人的陈述中推论出来的,但是他却并不试图经由这个主张而把社会的存在建立在那种所谓“先行存在”的孤立个人的基础之上,也不是为了从纯粹孤立个人的范畴中或者从个人的心理中推论出社会范畴,因为他明确认为,社会科学绝不能被化约成心理学,因为心理学所关注的只是个人有意识的行为,而社会科学主要关注的却是个人行动所导致的种种理性不及和未意图的社会后果,一如他明确指出的,“人们错误地认为:第一,社会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个人行为;尤其是第二,我们所使用的那种精致的分类方法或者是对个人行为的解释,或者有助于这样一种解释。事实上,社会科学根本就不承担这样的任务,更不可能成为这项任务本身。如果说有意识的行动可以得到‘解释’,那么这也是心理学的任务,而不是经济学或语言学、法理学或任何其他社会科学部门的任务。”[79]





四、 结语





  经由上文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结论认为:第一,Simon和Lukes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就哈耶克所主张的真个人主义而言,可以说是完全误置了批判对象,因为他们的批判以及与其类似的批判都未能对方法论个人主义中的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之间的区别做出认真且仔细的辩识,因此它们也就根本无法理解哈耶克真个人主义独有的特性;而当代“社群主义”论者对“原子论”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做出的批判虽说有效,但是显然无法适用于哈耶克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社会理论,正如我在另一个场合所指出的,“当自由主义的批判者把他们的批判矛头在更大的范围内适用于自由主义的时候,他们的批判却失去了原本具有的效力。因为正是在这里,哈耶克透过对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述和建构而做出了他的最大贡献:尽管他的政治哲学还存在着各种缺陷……,但是他的研究却表明存在着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的以亚当·弗格森、孟德斯鸠、休谟、亚当·斯密、麦迪逊和托克维尔等古典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而且这一传统正也是通过他的研究而得到了推进和发展。”[80]



  经由上文的讨论,我们还可以发现,哈耶克主要是通过下述三个基本步骤而主张一种既反对方法论“集体主义”本质上区别于“原子论”个人主义的非约论和非本质主义的个人主义社会理论的:一是通过主张个人的社会性质和社会的个人互动性质而批判了“伪个人主义”所主张的那种自足于社会的并且具有充分理性的孤立个人观以及“集体主义”所宣称的那种独立于作为其构成要素的个人的社会观;二是通过强调“个人”和“社会”并非本体论上的实在而是意义客体的观点而揭示出了“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视方法论上的抽象为本体论上的实在这种“方法论具体化”思维方式的致命谬误;三是通过主张本体论向方法论的转换和强调个人主观解释或理解的能动作用而批判了“伪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中所隐含的“一对一”的客观主义和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扩展适用于社会科学的唯科学主义。[81]姑且不论后现代主义者对哈耶克的真个人主义社会理论所做的后现代评价——比如说他们认为哈耶克理论启动了“后现代时刻”并且促成了“阐释性转换”——是否确切[82],我个人依旧认为,哈耶克所做的努力无论如何都给我们在认识和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方面开放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伪个人主义”或方法论“集体主义”的方法论视角,正如Barry所说的,哈耶克在反对方法论集体主义和捍卫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时候,“开辟了现代科学中最具支配性的理论之一”[83]

















注释:



[1]考虑到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是哈耶克所撰写的“个人主义:真与伪”这篇论文,为了节省篇幅,我将在正文征引该文的时候直接标出具体页码。关于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这篇论文,请参见哈耶克著:《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1-40页。



[2]当然,与此部论著之论题紧相关的并且有着同等重要意义的另一本论著乃是哈耶克于1952年出版的《对唯科学主义的反动》(TheCount-RevolutionofScience,Glencoe,Ⅱ),因此请读者在关注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问题的时候参见他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观点。



[3]颇为遣憾的是,尽管我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经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和法律理论做出了详尽的研究(参见拙文:“哈耶文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知与无知的知识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再研究”、“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载拙著:《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9-360页;“关于哈耶克理论脉络的若干评注:《哈耶克论文集》编译者序”,载哈耶克著:《哈耶克论文集》,邓正来选编/译,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79页;“普通法法治国的建构:哈耶克法律理论的再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卷第1期,第113-154页;另请参见我接受政治学教授张小劲的学术访谈:“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若干讨论”,载《法大评论》第1卷第1期,方流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81-335),但是我却一直未能对作为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一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行专门的讨论。实际上,不仅我本人没有对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这个问题做过专门的讨论,即使自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部论文集最早于1991年节译成中文出版以来(贾湛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中国学术界也未有其他论者对这个问题做过相应的讨论。



[4]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个人主义”的含义实际上极为繁复,但是考虑到本文的主旨,我不可能在这里对这个问题做详尽的讨论;相对简要但比较完整的概括,请参见戴维·米勒和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个人主义”条目以及参考文献,邓正来主编(中译本),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53-354页。



[5]参见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0页。此外,所谓“规范个人主义”,在这里主要是指A。P。Hamlin,所说的那种以方法论个人主度原则为基础度虽之于某种特定“善”概念的个人主义(参见)A。P。Hamlin,"ProceduralIndividualismandOutcomeLiberalism",inF。A。Hayek:CriticalAssessments,ed,byJ。C。WoodandR。N。Woods,Routledge,1991,Vol。IV,p。19)。就此而言,Buchanan也许提供了一个构成规范个人主义之基础的有关“善”概念的最简洁明确的定义,:“大约这样一种情形(即它们允许个人获得他们想获得的东西———而不论那是什么东西,只以彼此同意这项原则为限)就可以被判断是一种‘善’的情形”(J。M。Buchanan,TheLimitsofLiberty:BetweenAnarchyandLeviatha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5,p。2)



[6]比如说,布坎南认为,哈耶克所提出的自生自发秩序观念乃是经济学的唯一原则,此外,他还把自生自发秩序与个人利益追求相勾连,认为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原则还可以在更广大的社会领域中得到适用,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却不同意将它扩张适用于制度和法律结构的层面,因为这会导致“群体选择”替代“个人选择”,进而“群体”替代“个人”(参见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平新乔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116-117页;他在该书中还明确指出,“在一篇早期的论文里,我批评哈耶克将自然秩序原理延伸到制度和法律结构。在那篇论文中,我只是指出了哈耶克的论点存在内在矛盾;我没有做出任何努力去排除或解决这个矛盾”[同上书,第110]。布坎南在这里所谓的“早期”的“批评”,是指他在LawandtheInvisibleHand一文中对哈耶克观点的批评;他的这一批评也可见之于他在TheLimitsofLiberty:BetweenAnarchyandLeviathan[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5,p。194]一书第十章注释[1]中所做的阐释)。在这个方面,范伯格也曾专门撰文指出了哈耶克所提出的“文化进化观”从“个人”向“群体”的“论式转换”问题;他指出,哈耶克的论述表明,事实上他在回答那些能被期望自发生成的规则为什么会增进整个群体的效率的问题时并没有系统地阐述过、也没有一贯地追求过一种个人主义的进化论观点;相反,这里毋宁存在的是哈耶克论式的转换,即从行为规则系统因有助益于实施它们的“个人”而得到发展和支配的观念,转换成了一个颇为不同的观念,即行为规则系统因有助益于“群体”而渐渐得到了遵守(参见V。Vanberg,“SpontaneousMarketOrderandSocialRules:ACriticalExanminationofF。A。Hayek’sTheoryofCulturalEvolution”,inF。A。Hayek:CriticalAssessments(III),ed。byJ。C。WoodandR。N。woods。Routledge,1991,pp。177-201)



[7]关于“范伯格与哈奇森”之争,参见D。G。Whitman,“HayekcontraPanglossonEvolutionarySystem”,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I:Politics),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p。156-177。具体而言:一方面,范伯格认为,“群体选择”与哈耶克所主张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相冲突;由于群体选择从理论上讲乃是含混的,而且也是与哈耶克个人主义进路的基本主张不相一致的,所以范伯格主张,为了拯救方法论个人主义,我们就必须放弃群体选择。另一方面,哈奇森(GeoffreyHodgson)也赞同范伯格的观点,并且认为这里确实存在着“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群体选择”这两种理论之间的冲突,但是哈奇森却明确主张,为了保有群体选择,应当放弃方法论个人主义,至少也应当对它做出修正(参见GeoffreyHodgson,“Hayek’sTheoryofCulturalEvolution:AnEvaluationintheLightofVanberg’sCritique”,EconomicsandPhilosophy,1991767-82)。此外,关于这个问题,N。Moldofsky也从另一个角度对范伯格的观点做出了回应(参见他的著作:Order:withorwithoutDesign?TheCentreforRe searchintoCommunistEconomic,1989,p。31)。关于对“范伯格与哈奇森”之争的回应,也请参见D。G。Whitman在上文中的观点。



[8]参见A。P。Hamlin,“ProceduralIndividualismandOutcomeLiberalism”,inF。A。Hayek:CriticalAssessments,ed,byJ。C。woodandR。N。Woods,Routledge,1991,Vol。IV,P。16-29



[9]Hayek,PricesandProduction,London:RoutledgeandSons,1931,p。4



[10]关于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除了其他论者的研究以外,后现代哲学家对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解释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也有着较大的启示意义,请参见TheodoreA。Burczak,“ThePostmodemMomentsofF。A。Hayek’sEconomics”(pp。81-108)以及G。B。Madison,“HowIndividualisticis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pp。130-149),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phy),Edwan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同时需要承认的是,本文对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讨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TheodoreA。Burczak和G。B。Madison两位论者的研究的影响。



[11]参见StevenLukes,“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Reconsidered”,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162



[12]TheEnglishWorksofThomasHobbes,ed。,SirW。Molesworth。London;JohynBohn,1839-1884,vol,I,p。67;vol。Ⅱpp。xiv,。109,转引自Stevenlukes,“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Reconsidered”,inPetet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162



[13]DavidL。Prychitko,“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andtheAustrianSchool:ANoteonitsCrities”,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II:Philoso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121



[14]参见A。P。Hamlin,“ProceduralIndividualismandOutcomeLiberalism”,inF。A。Hayek:CriticalAssessments,ed,byJ。C。WoodandR。N。Woods,Routledge,1991,Vol。IV,P。19。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更为详尽的陈述,也可参见A。Downs,AnEconomicTheoryofDemocracy,Harper&Row,1957,J。M。BuchananandG。Tullock,TheCalculusofConsent,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62;JohnO’Neill,ed。,ModesofIndividualismandCollectivism,London:Heinemawn,1973;J。M。Buchanan,TheLimitsofLiber ty:BetweenAnarchyandLeviathan,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5



[15]J。S。Mill,ASystemofLogic,9thedn。,London:Longmans,GreenandCo。,1875,Vol。Ⅱ,P。469,转引自StevenLukes,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Reconsidered”,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phy),EdwardElgarublishingLimited,1999,P。162



[16]M。Ginsberg,OntheDiversityofMorals,London:1956,P。151,转引自G。B。Madison,“HowIndividualisticis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derichvonHayek(Ⅱ:Philoso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1401〕。



[17]参见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贾春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18]A。Comte,SystemedePolitiquePositive,Paris:L。Mathias,1951,vol。Ⅱ,p。181,转引自StevenLukes,“Methodologicalindivid ualismreconsidered”,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162



[19]参见StevenLukes,“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Reconsidered”,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1716〕。



[20]参见拙文:“哈耶克社会理论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载拙著:《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10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社群主义”者对当代个人主义论辩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凸显出了它的批判论式与某些为人们久已熟悉的对个人主义的早期批判论式之间的相似性。因此,我们可以说,“社群主义”者对个人主义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对那种源出于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社会思想传统的一种变异性延续。当然,AmyGutmann的观点更为准确地分梳了这些批判观点的理论渊源脉络,“像本世纪60年代的批判者一样,80年代的那些批判者也指责自由主义,因为它是一种错误的且不可挽救的唯个人主义。但是,这一新的批判浪潮并不只是对旧的批判的重复。早些时候的批判者为马克思所激励,而当下的批判者则为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所激励”(AmyGutmann,“CommunitarianCriticsofLiberalism”,PhilosophyandPublicAffairs,14308-3221985,p。308,转引自B。M。Rowland,OrderedLibertyandtheConstitutionalFramework:ThePoliticalThoughtofF。A。Hayek,GreenwoodPress,1987,pp。116-17)



[21]参见JosephAgassi,“InstitutionalIndividualism”,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 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p。150-161



[22]参见JosephAgassi,“InstitutionalIndividualism”,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 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151



[23]参见JeremyShearmur,“HayekandtheWisdomoftheAge”,inHayek’sSerfdomRevisited,ed。byA。Seldon,pp。67-85



[24]需要指出的是,“社群主义”者的批判并不只局限于方法论个人主义,而且还含括到了规范个人主义的层面;但是考虑到本文的主旨,我的讨论将主要局限于前者。



[25]DavidL。Prychitko,“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andtheAustrianSchool:ANoteonitsCrities”,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phy),Edwan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121



[26]MichaelA。Simon,UnderstandingHumanAction:SocialExplanationandtheVisionofSocialScience,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82。关于Simon对哈耶克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批判,请主要参见其论著中的第45-50页。



[27]参见StevenLukes,“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Reconsidered”,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p。162-172



[28]参见StevenLukes,“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Reconsidered”,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163。Lukes的这个观点所指的是哈耶克的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惟有理解那些指向其他人并受其预期行为所指导的个人行动,方能达致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当然他也是在指沃特金斯对“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所做的如下说明,即“按照这项原则,社会世界的最终构成者乃是个人,他们多少恰当地是根据他们的倾向和他们对其情形的理解行事的。每一种复杂的社会情形、制度或事件,都是个人、其倾向、情形、信念、物理资源和环境的某种特定组合的结果。”



[29]参见同上,pp。164-165



[30]MichaelA。Simon,UnderstandingHumanAction:SocialExplanationandtheVisionofSocialScience,StateUniversityofNewYoukPress,1982,pp。187



[31]参见DavidL。Prychitko,“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andtheAustrianSchool:ANoteonitsCrities”,inPeterJ。Boet 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loso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p。122、pp。123



[32]同上。



[33]同上。



[34]同上。



[35]N。Barry,Hayek’sSocialandEconomicPhilosophy,London:Macmillan,1979,P。126



[36]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37]R。Kley,Hayek’sSocialandPoliticalThought,Oxford:ClarendonPress,1994,p。11



[38]在哲学家伊赛亚·伯林纪念文集《自由的理念》(TheIdeaofFreedom)一书中,法律哲学H。L。哈特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的角度出发特别撰文确证了这一政治哲学转向的趋势,“我认为,任何熟悉过去十年来在英美两国出版的关于政治哲学的论著的人,都不可能怀疑这个论题———即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的汇合点———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我认为,我们当下正在目睹从一个曾经被广为接受的旧信念中转换出来的过程,这个旧信念便是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如果我们能够发展它的恰当形式的话)必定能够把握政治道德的实质。然而新的信念则认为,真理一定不在于那种视集合或平均的一般福利的最大化为其目的的原则,而在于一种关于基本人权(亦即保护个人的具体的基本自由和利益)的原则,如果我们能够为这些权利发展某种足以坚固的基础。以应对那些久以为人们熟悉的批评观点”(H。L。A。Hart,“BetweenUtilityandRights”,inTheIdeaofFreedom,ed。byAlanRyan,OxfordUniversityPress,1979,P。77)



[39]例如,麦金泰尔立基于亚里士多德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政治伦理学与德性理论,主张把人视为生活于社会政治生活和文化传统之中而同时又具有自由德性追求的人类群体;泰勒凭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原则,反驳当代自由主义的“原子论”的个人主义,主张给予人的社会历史情景以更高的理论地位;桑德尔则运用后现象学哲学运动中产生的“后个体主义”观念反驳罗尔斯等当代自由主义者的“无限制”、“无约束”的个人主义,主张共同体的善必须得到尊重、个人的权利必须得到限制,甚至认为人们的共同性、关系性和交互性优于个人的自我性和唯一性。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万俊人,“关于美德伦理的传统叙述、重述和辩述(译者序言)”,载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又请参见万俊人所撰写的一篇论题相关的论文:“美国当代社会伦理学的新发展”,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144-160页。



[40]M。Sandel,LiberalismandtheLimitsofJustice,Cambridge,1982,p。174,转引自并参见万俊人:《美国当代社会伦理学的新发展》,载示《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3期,第148-150页。



[41]R。P。Wolff,UnderstandingRawls:AReconstructionandCritiqueofATheoryofJustice,Priceton,1977,P。210。当然,罗尔斯和德沃金等自由主义论者也对这些批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鉴于本文论题的设定,我不可能在这里对他们所做的回应进行讲讨论,关于他们的观点,请主要参阅约翰·罗尔斯,“JusticeasFaimess;PoliticalNotMetaPhysical”,PhilosophyandPublicAffairs,14(1985),pp。223-51;Dworkin,AMatterofPrinciple,Cambridge,Mass。,1986。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捍卫自由主义和对自由主义做理论阐释的过程中,当代自由主义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些批判做出根本的回答,这是因为他们依据对人性和社会性质的虚构性解释而建构起来的善社会的模式,依旧无力解释人类是如何型构各种社会秩序的;即使是罗尔斯也只解释了一种无知之幕下的自由状态中的社会正义原则,而未能在特定的人性和社会性质的前提下对这些社会正义原则在某种社会秩序中能否被证明为可行的问题做出解释。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见拙文:“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载拙著:《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9-236页。



[42]Madison颇具想象力地把这种“伪个人主义”论证模式称之为“鲁宾逊范式”(TheRobinsonCrusoeParadigm),参见G。B。Madison,”HowIndividualisticis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inPeterJ。Boettke,ed。,TheLegacyofFriedrichVonHayek(Ⅱ:Phi losophy),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1999,p。134



[43]JamesBonar,PhilosophyandPoliticalEconomy,1983,p。85,转引自哈耶克:“个人主义:真与伪”,载《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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