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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忠 军:罗尔斯的正义之逻辑及其哲学基础

添加时间:2005-01-06 17:01    浏览次数: 2924 次

罗尔斯的正义之逻辑及其哲学基础


池 忠 军
(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罗尔斯在与批驳者的辩答中,修正他在《正义论》中发展出的公正理念并给定其哲学基础,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里,社会稳定基于正义的政治理念,并引申出万民法,使之普适化。
关键词:正义;公平的正义;政治正义;万民法
中图分类号:B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04)01—0143—03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是20世纪美国乃至西方思想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伦理学家之一。他面对美国乃至西方国家的社会动荡,促使他对正义的思考和重构。他的普世化正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良好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伦理视域。
公平的正义是良好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
  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对西方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在理论上的抽象。他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①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前提条件,它具有绝对的先在权。一个社会,无论是制度层面,还是理论层面,必须依赖于正义的伦理维度。正义优先于自由,并保障着自由,在此前提下,“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和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和废除。”②对个体的公民来说,正义规制着个人权利的神圣性,“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③据此,罗尔斯指明正义在社会中的作用和他以正义作为理想社会思想体系开端的用意;其正义源于这样一种社会假设:1)由个人组成的多少自足的联合体;2)联合体形成某些意在推进其参加者利益的行为规则,并具有约束力;3)且大多在自身的行动中遵守这些规则;4)以达成协作所产生的较大利益冲突和恰当分配分额的契约。而这些原则便是社会正义的原则。它们提供了社会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与义务的方式,也规定了社会合作中的收益与负担的恰当分配形式。在此基础上,罗尔斯提出了“秩序良好的社会”这一正义的目的确认。他认为,“一个社会,当它不仅被设计得旨在推进它的成员的利益,而且也有效地受着一种公共的正义观管理时,它就是秩序良好的社会。”④在那里:1每个人都接受也知道别人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2基本的社会制度普遍地满足,也普遍为人所知地满足这些原则。在此情况下,当人们可能相互提出过分的要求时,他们总还承认一种共同的观点,其要求可按这种观点来裁定。若说人们对自己利益的爱好使他们必然相互提防,那么他们共同的正义感又使他们牢固的合作成为可能在目标互异的个人中间,一种共有的正义观建立起公民友谊的桥梁,对正义的普遍欲望限制着对其他目标的追逐。“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公共的正义观,正是它构成了一个秩序良好的人间联合体的基本条件。”⑤
  罗尔斯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正义,而不是个人德性。正义的主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确切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方式。所谓主要制度,是政治结构和主要的经济和社会安排。这样,对思想和良心的自由的法律保护、竞争市场、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一夫一妻制家庭就是主要社会制度的实例。把这些因素合为一体的主要制度确定着人们的权利和义务,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前景即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状态和成就。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直觉的概念,生于不平等地位的人们有着不平等的生产前景,它部分是由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假设这种不平等在任何社会的基本结构中都存在,那么,它们就是社会正义原则的最初应用对象。所以这些原则调节着对一种政治宪法和主要经济、社会体制的选择。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罗尔斯通过对正义问题的特殊情形和调节着一个秩序良好社会的正义原则的考察,把调节着秩序良好的社会的那些正义原则概括为公平的正义,这就是罗尔斯所提出的正义理念。
  无知之幕是确立公平正义的逻辑原点
  而其消解又是逻辑的展开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建立在人们所熟悉的洛克、卢梭、康德的社会契约理论更高的抽象水平上,其指导理路是:“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正是原初契约的目标。这些原是那些想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自由和有理性的人们将在一种平等的最初状态中接受的,以此来确定他们联合的基本条件。这些原则将调节所有进一步的契约,指定各种可行的社会合作和政府形式。这种看待正义原则的方式我将称之为作为公平的正义。”⑥这就是对公平的正义的界定,即作为公平的正义,首先是限定在原初状态中的。而原初状态不是一种实际的历史和真实的原始状况,应是一种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状态。这种抽象的环境,就形成了“无知之幕”。
  罗尔斯并不停留在理论假设上,更加重视应用。他认为,正义理论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想的部分,假设了严格服从;第二部分是非理想部分的设计,它是在一种理想的正义观被选择之后进行的,把正义理论看作一个整体,理想部分提出了实现一个正义社会的观念,根据这个观念来判断现存的各种制度;并指导现存的社会制度的设计,去除非正义。但必须满足三个预设性的必要条件:一是公民必须判断立法和社会政策的正义;二是公民必须决定哪一种立宪制度是正义的;三是公民必须能够明确政治义务和责任的根据和限制。基于此,用四个阶段展开公平的正义原则。这四个阶段的依次行进也是原初状态的无知之幕被打开和逐渐消解的过程,也是假设的正义原则被具体地应用于一种制度的设计过程。初始阶段是在无知之幕下选择正义原则,一旦两个正义原则被选择,那么各方就回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并随之按照正义原则来评判社会制度的各种主张,拉开无知之幕。第二阶段,他们服从已选出的两个正义原则的约束,抉择一部宪法,设计出一种制度。在此阶段,他们重视处理各种不同政治观的程序正义,应用两个正义原则的第一个原则,平等的自由构成了立宪会议的主要标准,政治过程在整体上应是一个正义的过程,实现政治正义。同意了适当的正义观,无知之幕也就部分地排除了。第三阶段是立法阶段,假设已选出的两个正义原则确定一个一种对人们所期望结果的独立评判标准。用以检查各种可行的正义宪法,以求现存环境中最能导致有效正义社会安排的宪法来做出最佳的决定。法规不仅要满足正义原则,而且必须满足宪法所规定的种种限制条件。在此阶段,第二个正义原则发生了作用,它要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的目的是在公正的机会均等和维持平等自由的条件下,最大程度地提高最少获利者的长远期望。第四阶段是法官和行政人员把制定的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例,而公民则普遍地遵循这些规范。无知之幕就不复存在了。因而秩序良好的社会就形成了。但现实的社会并非如此,第四阶段是部分服从的理论,诸如非暴力反抗、良心拒绝等。这个模式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一部分,是运用正义原则的一种方法。罗尔斯最终期望“我们可能发现根本不存在满意的答案。但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推迟报应之日的到来,而且试图把社会安排得使它不会来临。”⑦可见,罗尔斯期望自己的理论成为西方社会的济世良方。
  基于理性多元的民主社会的政治正义是公平正义的哲学基础。罗尔斯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其正义论观点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同属理想主义者的哈贝马斯认为,罗尔斯正义原则问题的关键在社会契约阶段,亦即无知之幕的选择中,没有启用公民的道德能力,而是采取了他律的形式,这是向现实主义做了太多的让步,这是其一。其二是,罗尔斯作为理想主义者,本身是反对妥协和契约的,但其结果是无原则的妥协。其三是预设正义原则,使民主大打折扣,表征了精英倾向或反民主,以至近似于哲学王的思想⑧。诺齐克则认为,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带有过多的平均主义色彩,他引申了古典政治自由主义哲学家的个人权利至上观点,提出了以“最小国家和资格理论”作为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道德基础的主张。与罗尔斯相对,以自由优先、权利至上为基石,构建了持有正义的权利理论⑨。他认为,一种现状或结果系列是否正义,完全依赖于每个人的持有是否正义,“如果一个人按获取或转让的正义原则,或者按矫正不正义的原则(这种不正义是由前两个原则确立的)对其持有是有权利的,那么,他的持有就是正义的。”⑩这是持有正义的一般纲要。社群主义的代表麦金太尔,对罗尔斯和诺齐克进行批驳,他认为罗氏与诺氏的争论共有一种社会前提,那就是社会是由各方有其自身利益的个人所组成,个人首位,社会次位。麦氏认为,罗尔斯回溯康德之庞大的规则伦理建构,也是新自由主义尝试建构新启蒙运动的失败;当今道德语言就是一种概念图式的碎片,只有通过历史和传统的连续性解释方式,才能对现代道德的争论求得合理性的解释。麦氏称之为“历史的叙述”或“传统的叙述”,这并不仅是简单的复述而是具有历史选择性的传统“重述”的整合。
  罗尔斯面对强峻对手的诘难,采取审慎和反思的态度,汲取批驳者的合理思想,在论战中承认自己理论之不足,并不断修正,使之日臻精细。1993年出版的《政治自由主义》就是辩答诘难者阐发新思想的集成。他认为,思考一个公平正义的秩序良好社会的可能及永久,这首先基于可能性的判断。事实上,从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已经检验了《正义论》中发展出的公正理念和两个正义原则的正确性,但其哲学基础需要新的阐发。罗氏将公平的正义转换为一种适应社会基本结构的政治正义。“所谓基本结构旨指明社会主要的政治、宪法,社会安排和经济制度,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契合,形成一种永久的社会合作的统一图式。”B11他认为,公平正义的两个原则是最合乎理性的观念。自由而平等的公民既保持相互冲突、互不相容的生活观与世界观,又同时生活在一个稳定而公正的社会中,并不是依赖于某种基础性的道德信念,而是共同认可了一种政治的正义理念。它包含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两个方面。对重叠共识的理念,罗尔斯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是,理性多元的事实至少导致政治的正义理念,因而也导致政治自由主义的理念。这种理念并不是以完备性的学说体系对抗各种宗教的和非自由主义的学说,而是希望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能够基于正当的理念,认可该政治理念,这就形成了一种重叠共识的理念。其二是,重叠共识并不企图作为合乎理性的政治正义理念的最终形成。它最多也只是提出一种独立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并不排斥和反对各种完备性学说自身的基本理由,也不排除它们形成具有正当理性的重叠共识的可能。重叠共识的理念期待的最佳结果是,一种政治观念现在能够得到所有公民的尊重,至少将之看作是合乎理性的,这是基于交互性标准,是以使政治社会基于正当理性来保持稳定。对公共理性来说,它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公民理性,其主题是公共的善和基本正义,它表现为内容的公共性和重叠共识的政治正义理念的表达。这就说明,公共理性与私人理性和个人理性相区别,它的作用是具体规定立宪民主政体中作为市民友谊之一的政治关系的本性,是相互性标准的表达。公共理性属于公共政治文化领域,而与其相对的非公共理性,属于民主社会的多元文化背景,各完备性哲学学说、道德学说乃至宗教学说通过重叠共识所达成的政治认同,即对公平政治理念的认同,作为公共理性的基础。它不是一种社会的道德理性,而是政治理性,是民主社会合法性原则的规制。

①②③④⑤⑥⑦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1、1—2、3、3、9、293页。⑧包利民:《重建公共理性规范基础的不同途径》,《浙江学刊》2000年第6期。⑨⑩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6—159、159页。B11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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