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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世功: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一)

添加时间:2005-01-09 08:12    浏览次数: 6020 次

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一场表演
强世功


一、问题与方法


  被称为“辉煌的纪实文献”的《纽伦堡大审判》[1] 的第三十五页,记录了疾恶如仇的检察官杰克逊和猎狗一般敏锐的检察官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在起诉纳粹战犯时所面临的困境:“杰克逊问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如果被告提出的辩护理由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那该怎么办。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说,这种理由不能成立,否则所有的起诉案子都将要崩溃。希特勒手下的德国人依据‘领袖原则’行事,在‘领袖原则’的概念里,领袖有绝对的权威。元首怎么命令,他的下属就怎么执行。这些下属的命令,更下级的人也必须执行,一级一级由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如果允许被告用‘上级命令’的理由辩护,那么,他们就只能给希特勒定罪,而希特勒已经死了。”


  然而,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的这种回答并不能排除杰克逊更深的焦虑,在该书的第三十三页,出口成章的杰克逊让秘书艾尔斯小姐记录下了他的困境:“他说,他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平息有关他们正在制定时候制造一种由追溯效力的法律的批评。古罗马人说过:没有法律就谈不上罪与惩。很显然,纳粹分子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但是,他们犯了哪些法呢?检察官可以援引哪部法律,哪部法典的哪一章、哪一条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不过,在“伤感而庄重”的开庭审判场面中,“沉着镇定”的杰克逊交替使用了伊丽莎白、斯宾塞以及格拉德斯通风格的演讲术,将这种内心的焦虑打发得无影无踪:“法官先生们,我们荣幸地进行历史上第一次对破坏世界和平罪行的审判,为此肩负这重则大任。我们要谴责和惩罚的罪行是经过如此精心的策划,是如此的恶毒,是具有如此的毁灭性,以至文明对之不能放任不管,因为如果这些罪行在今后重兴,文明将不复存在。因胜利鼓舞和被伤害刺痛的四大国,停住了复仇之手,自愿地把俘获的敌人交给法律审判。这是强权对公理已作出的最有意义的一种赞颂。”这段话就印在该书的第一百三十九页。


  当然,法庭上打动人心的修辞术仅仅掩盖了杰克逊内心的焦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修辞术本身就可以化解这样的焦虑。当美国的法学家富勒如同老师出题考试一般,设想了一个生活的场景来逼问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座教授哈特的时候,他内心中设想的肯定不是一种法庭上的修辞术,而是将杰克逊内心中的焦虑以理论化的文字形式抽象了出来,并加以彻底的解答。这种抽象的解答是不是如同“二价二等于四”那样可以普遍使用,我们还不得而知,不过问题本身似乎比答案更复杂。富勒的问题是这样的:


  让我们设想一位致力于通过其判决实现某个会为大多数普通公民认定为错误或邪恶的目标的法官。这样一位法官有可能会通过公开援引某个“高级法”来悬置法规的字面含义吗?或者,他是否更有可能躲避在“法律就是法律”的格言后面,以看起来是法律自身要求的方式来解释他的判决?


  ……设想我们两人都被放逐到某个国家,在该国我俩的信仰十分令人厌恶而我俩也相应地认为该国占支配地位的道德是彻底的邪恶。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理由害怕法律有可能被暗地里操纵得对我们不利;我拿不准我俩中的任何一个是否会担心法律禁令可能因诉诸一项比法律高级的道德而被取消。如果我们感到该法律本身是我们最安全的避难所,难道那不是因为即使是最坏的政体,其对于把残酷行为、排斥异端的行为和不人道行为写入法律也是有所犹豫吗?而且,这种犹豫本身并非产生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而确实是产生于法律与那些道德要求的一致性,那些道德要求最急迫、显而易见最无可非议,人们没有必要以坦陈这一点为耻,这难道不是很清楚的吗?[2]


  杰克逊内心的这种焦虑以富勒这种理论化的方式展现出来,的确增加这种体验的广度。因为个体的体验如果不借助于理论或者文字的方式来展现,那么这种体验会随着触发体验的事件结束而消失。事件由此留下来的仅仅是枯燥的纪事,而不是活生生的体验,仅仅是一系列人类活动的机械展布,而不是一些关键点上体现出来的人类存在的困境、焦虑、危险、意义以及由此激发的思想活力。语言正是由于其记忆功能而增加了问题的魅力,成为人类思想智慧累积和发展的唯一途径。因此,封存甚至销毁记载体验的文字不仅是一种消解生活甚至消解历史的最好的方法,实际上也是排除焦虑、消除危险的最好的办法。[3] 于是,在我们关于“四人帮”的“历史性审判”中,我们就无法知道是否有杰克逊那样的焦虑,尽管,我们在瞬息即逝的历史断裂的缝隙中,依然能够感受到类似的问题。比如,对于“四人帮”是采取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清洗,还是采取法律的审判?如果采取法律审判的话,如何处理“四人帮”与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系,四人帮的许多行为是执行中央决策和毛泽东的指示,如果不是赦免“四人帮”的罪行的话,那么如何让党的各级组织和毛泽东本人超越于法律审查的范围之外?如何解释用197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来惩罚“文革”罪行的溯及既往的法律的正当性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从来没有以理论的形式存在下来,解决问题的实践技巧取代了对问题本身的理论思考。[4] 如果说理论思考是一个民族积累自身生存可能性的能力,那么,没有理论的民族不过是一个没有可能性的被安排摆布的民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无法为自己的命运拓展新的空间。


  尽管两次审判的时代不同,文化不同,事件的起因不同,面临的对象不同,人们的焦虑和感受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同,但是,正是在富勒揭示的法律与道德这种一般化的理论问题,为这些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感受、不同的技术提供了相互交流、学习、借鉴、批评、验证的场所,为未来思考类似的问题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为解决类似的问题提供更好、更合理的办法。


  然而,困难的是,这种理论对问题的一般抽象一旦从具体的体验和具体的问题中提升出来,就具有了自身的生命力,它似乎在开辟远离生活实践的自身的历史和世界,以至于我们在讨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从这些生活现实中具体的历史事件入手,而是直接从抽象的一般理论入手,不是使理论回到生活现实,而是在远离生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因此,当我们进入法律与道德的理论问题时,当我们面对哈特与富勒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论战时,我们首先面临的是一个方法问题。


  在法理学而言,与“法律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几乎是19世纪以来的法学家思考的根本问题,[5] 法律与道德问题成为从事法理学这门学科研究的“成人礼”,构成了法理学问题问题上的“青春期焦虑”。因此,法律与道德问题之所以成为法理学关注的焦点,与其说是源于现实生活的困境,不如说是由于学科内部自身的逻辑,由于学科划分所形成的问题意识以及这种问题意识所强化的问题逻辑。法理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证明自己的存在在血缘上的正统性,从而将自己归属一个神圣家族,如果没有这样的家族,就创造一个类似的家族。于是,19世纪以来的法律与道德问题就这样与传统的自然法与实证法问题联系起来,尽管他们面对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现实问题。法理学教科书中这种家谱编撰技术使法理学有效地将自己的谱系延伸的遥远的历史起源,从而使这门科学具备某种神圣性。尽管法理学是在19世界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但是,言必称古希腊也成了法理学中的口头禅。法理学的这种努力勉强为法律技术挽回了智识上的尊严,从而使得法学避免堕入技术的行列,而和哲学、道德和政治这些主题发生了关联。[6]


  然而,法理学所谓的根本问题的正当性何在?为什么法理学必须思考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这似乎是一个从来没有追问的前提问题。正是对这个法律学问题的“前问题”的考察,才使我们离开法律话语的工厂,离开法理学学科的传统,在法律学的外面来审视法理学的问题,从而回到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来。那么,我们首要的工作也许就是一种知识考古学的工作,我们首先要考察,这种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被“问题化”的,又是如何不断地将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卷入倒这个问题工厂的生产机器中。这种知识考古学的工作,正是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活生生的历史或者现实问题如何在不断的“话语捐税”中,[7] 变成一种“知识的僵尸”。知识考古学的工作就是一种抗拒“话语捐税”的本能的工作。当然,这样的努力并不是让我们离开这个问题,而是要我们重返问题的源头,使得法律与道德问题不是以一种理论和教条的僵尸形象表现出来,而是以一种活生生的直接经验呈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反抗话语捐税或者进行知识考古的工作,正是为了给理论、话语乃至历史赋予生命的气息。这是在这种方法和立场的指引下,我们需要重新来检讨法律与道德之争,尤其是哈特与富勒关于法律与道德问题的论战。


  在法理学教科书中,哈特和富勒的论战是法律与道德问题的第一次正面的交锋,这次论战被看成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经典论战”,是法理学史上的“史诗篇章”。[8] 这次持续几十年的论战不仅开启了二战后所谓的自然法学的复兴,而且与此前的法律与道德的争论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在教科书的这种法律话语内部的自身建构中,我们看不到这场争论所要直接针对的现实问题,这场争论仿佛是理论自身发展的必然产物,而理论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仅仅是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问题,这些问题出现在教科书中并不是作为一个理论的核心来关注,而仅仅是作为与作者生平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背景的一部分而加以例行公事的程式化的介绍。这种对理论和理论所要面对的问题的处理方式,或者说关注理论自身而轻视理论面对的问题,实际上割断了理论在历史上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或者说一个历史上的问题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的联系。由此,当我们今天来谈论哈特与富勒的论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它当作一个与我们的生活现实无关的历史问题或者西方思想史上的问题。我们谈论它是由于教科书中传授常规知识的需要,而不是由于我们当下的生活的迫切需要。悖缪的是,以“根本问题”为己任的法理学最终的结果恰恰是用特殊的国别的历史或者文化的历史,取代了普遍的“问题的历史”,一个人类曾经面临并且现在也在经历或许未来依然要面对的问题。


  因此,在这种法律话语工厂的加工中,我们不仅丧失了理解哈特和富勒的争论所面对的活生生的历史的可能性,而且丧失了对我们当下生活的可能理解和洞察的可能性。只有采取知识考古的工作,我们才能在回到的历史的同时也回到现实,在过去的、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当下的现实之间建立起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哈特与富勒的争论不是看作死的知识,而是看作活的智慧,不是看作西方遥远的历史,而是看作中国当下的现实,我们在理解过去的理论的时候也获得了对当下的生活的感悟力。正是从具体的历史现实到普遍的思考方式中,而不是相反的从普遍到具体现实的思考方式中,我们才真正地在把握现实的同时把握理论,在把握历史或现实的同时,把握人类的普遍命运。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关注法律与道德的观念史,而且要关注法律与道德的制度史,更要关注法律与道德的实践的可能性。


  自从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范围》出版以来,法律实证主义主张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逐步为人们所认可,阿莫斯(Amos)甚至认为奥斯丁“将法律从仍旧纠缠于法律的道德僵尸中解放出来”,美国的法学家如霍姆斯、格雷等坚持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尤其是德国纳粹的原因,奥斯丁的法律实证主义遭到了诘难,尤其是当法律的道德分离被看作是“削弱对专制和独裁的抵抗”的原因,从而使得“法律实证主义”成为“形形色色对多种不同罪恶的代名词”。[9] 面对这种责难,哈特一方面修正奥斯丁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中倍受批判的主权理论和强制理论,但是另一方面他坚决捍卫法`s\vl VE`s\vl V为主权理论、强制理论和法律与道德分离论是相互独立的命题,主权理论的错误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律与道德的分离错误。因此,哈特系统地批判了奥斯丁的主权理论和强制理论,从而发展出以规则为中心的法律理论,他的理论被称为“分析实证法学”或者“新法律实证主义”,但是,他依然主张法律与的道德分离,由此坚持了法律与道德理论中的“分离主题”(the separation thesis)。[10]


  1958年《哈佛法律评论》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哈特教授提出了其上述主张的“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以及富勒教授反驳这种观点的“实证主义与忠实于法律-答哈特教授”这两篇著名的论文。随后,哈特教授于1961年出版了《法律的概念》一书,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试图回答富勒教授的批评;富勒教授则于1964年出版了《法律的道德性》一书,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批评哈特主张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论。1965年哈特教授撰写对《法律的道德性》一书的书评,而富勒在1969年《法律的道德性》再版的时候回答了哈特的批评。在这次反复的论战中,许多法学家纷纷加入其中,或支持哈特或支持富勒,从而使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清晰地凸显了出来。[11] 但是,在这种这场论战中,无论是支持哈特的观点还是支持富勒的观点,往往成为一种学术立场的表态,而忽略对问题本身的真正讨论和反思,以至于除了哈特与富勒的著作作为文献意义上的经典流传下来之外,就是流传下来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哈特向自然法理论的妥协等等。如果我们想要对讨论的问题有所推进和深入的话,必须在法律与道德的现代解决方案的背景上来理解哈特是在什么意义上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12] 而富勒又是在什么意义上来主张法律与道德一致性呢?他们的分歧究竟在什么地方,经过反复的论战,他们又在什么地方达成了共识呢?这些分歧或者共识又是如何与现代社会的状况和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二、法学家阶层与法律实证主义


  当欧洲前近代以来的多元法律秩序在绝对主义民族国家的大旗下统一到法典化的国家法之中的时候,不仅原来多重的司法体系统一到单一的国家的司法体系之中,而且原来法官在多种法律秩序之间的理性选择也就是消失了。实定法或者说国家法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成为唯一的法律渊源。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唯一遵守的规则,法官成为了“法律之口”,法官成为的自动售货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计算器,只要将法律实事和法律规则输入之后,就可以自动地生产按照科学原理计算出法律判决。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法律秩序多元竞争的最终以国家法的一统江湖而告终。布罗带尔批评了人们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假象,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不是竞争而是垄断。[13] 如果人们能够从法律竞争的历史来理解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就能够更清楚地看清这种垄断的性质: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司法、统一的法律教育、统一的国家。在法律内部,法律摆脱了多元竞争的局面,成为统一的金字塔式的等级规范体系,在法律外部,法律独立与宗教、道德、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独特的以统一的司法审判为标志的社会系统,法律与社会之间依赖专业化的法律职业阶层发生关系,由此形成一个规则主义的法律系统,成为的自主性的法律秩序。[14] 正是在垄断的国家法的法律系统中,才形成所谓韦伯所谓的“形式理性法”。


  立法的任务完成了,这些法学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他们让位于法官、警察、医生、监狱官等等这些通过日常纪律的掌管者,正是这些人将国家的宏观的法律权力或者国家权力转化为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的权力,监狱、学校、工厂、家庭等等成为按照理性的法律模型成批地生产或复制现代法律秩序所需要的人。[15] 在这些地方,我们看不到法学家的踪影,原来活跃在政治和社会舞台上作为立法顾问的法学家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正在引退到大学的法学院。原来精通罗马法、科学思想和启蒙哲学的雄心勃勃要制定全人类普遍法律的那些自然法学家哪里去了,他们面对仅仅是国家的法典。“我不懂得什么是罗马法,我只讲授《拿破仑民法典》。”[16] 布内特的这句名言常常被看作是法国人的自豪,因为它咱斩断了《拿破仑民法典》的谱系和血统,仿佛成为一个全新的构造,而与遥远的历史没有关系。确实,在启蒙的时代里,历史难道不是一个可笑的、愚蠢的、无知的、原始的陈年旧帐吗?法国人常常为自己的民法典摆脱了《法学阶梯》的结构而感到骄傲。但是,布内特的这句名言难道不是法学家无可奈何的自嘲吗?我们难道体会不出法学家的尴尬境地吗?作为超国家的普遍秩序的罗马法消失了,代之以以国家的领土疆界作为有效范围的国家法,多元的法律渊源消失了,代之以为成为法作为唯一的法律渊源,作为普遍道德之体现的自然法不见了,代之以主权者颁布的以国家暴力强制作为后盾的实定法,曾经地位显赫的罗马法学家不见了,代之以讲授民法典的民法学家。有了《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谁还关心罗马法?罗马法已经成为一个门与当下生活没有直接关联的历史的学科,法国的人文主义学派和德国的历史法学派提前为后来的罗马法学家找好了归宿。


  不仅如此,那些曾经作为国王的顾问参与到立法活动中的法学家,如今又能做些什么呢?法学院的最初诞生的时候的确是出于对古典的伟大智慧的崇敬,注释法学对法律的研究纯粹是出于知识的目的。而如今,在经过作为立法者参与到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革运动之后,他们似乎无可奈何地又回到了原初的位置上,这仿佛一个历史的轮回,但是每一次轮回都意味着比原来爬升得更高。12世纪的法学院是一个类似于柏拉图雅典学院,是一个智慧的家园,而如今的法学院成为培养现代社会治国者的摇篮,技术取代了智慧,对法律的操纵法律取代了对法律的敬仰。[17] 尽管如此,法学家注定要从立法者转移到解释者的位置上,法学家知识分子的转形实际上就是鲍曼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转型的原型。[18] 但是,法学家并不是喧哗时代的隐士,他们对法律的解释不是对澄明的智慧之境的追求,伽达默尔被历史的表象所蒙蔽了,法学家注释法律的目标是培养未来的法官、律师和政治家,是通过法律教育来实现当年法学作为立法者所承担的功能。当有人问布莱克斯通法学研究有什么用的时候,布莱克斯通自信地回答,法学研究在二十年后通过法学院培养的学生而起作用。因此,法律科学不仅是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更主要的是一种法律教育的方法,当法国和德国的概念法学或者民法解释学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不再被人们提起的时候,美国的兰德尔案例教学法为这种法律科学的方法提供了范例。兰德尔的贡献不仅仅将案例教学法确立为一种教学措施,“法律是一门科学这种观念,以及通过案例教学法的使用来推动这种观念,构成了兰德尔对美国法律教育唯一的也是最基本的贡献。”[19] 如果说兰德尔关注的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关注如果在复杂的案例中发现法律的原则和规则,那么在他的后继者Ames和Keener那里,案例教学法成为塑造法律人的一种“自我技术”:“培养他们的将法律作为某种独特类型的推理过程的法律感,案例教学法新的目标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像一个法律人那样推理,而不是如何去发现‘法律’。方法论而不是实质内容成为这种制度的关键。”[20] 1887年,比利时根特(Ghent)大学的民法学教授劳伦特(Laurent)自信地宣称:“法律是一门理性的科学。”[21] 如今有人再这么宣称的时候,你一定认为这是一种天真幼稚的想法。不过,如果有人说“像法律人那样思维”,你不觉得这是在宣布一个真理吗?悖缪的是民法学家发展起来的法律科学的概念倍受攻击的时候,法律科学的方法和信念在普通法的教学中生根发芽。[22]


  如今,法学家在法律教育中而不是在立法实践中找到他们的位置。12世纪的注释法学如今变成了概念法学,只不过12世纪的法学家注释历史上的罗马法,而如今的概念法学注释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于是,民法学家取代了罗马法学家,如果说他们曾经坚持法律科学的立场是为了法典化工作,如今他们对法律科学的关注似乎仅仅满足于教学:


  他们的态度是这样的:法律乃是自足的原则或现象,依靠系统性的研究便可理解并精通。这种态度概括在“法律科学”这个短语里,即假定法学研究是科学,作为科学它与那些研究自然现象的学科-比如生物学、物理学-并驾齐驱,都是科学。法学家负有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们相似的使命,即漠视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关注对科学真理、终极价值与基本问题的探求;他们轻视个别案例,更注重一般性问题,以图达到圆满的融会贯通。一句话,他们不是工程师,而是纯粹的科学家。[23]


  不过正是这种专业化的教学生涯,使得法学或者崭新的面貌。他们在无需为自己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如今他们可以自信地将法学建立在实定法之上,而不是政治、伦理或者宗教事务上。因为实定法或者法律就是他们自己的产儿,他们的任务就是精心培养自己的婴儿,使其不受政治、道德、宗教这些不良要素的影响,一如满怀希望的农夫毫不犹豫地将政治、道德、宗教和哲学这些杂草从法律的菜园子里清除出去。这是一项伟大而甜蜜的革命性事业,当驱除形而上学的、浪漫主义的中迷雾之后,当驱除改造整个社会,在人间建立上帝之城的梦想之后,他们终于发现唯一真实的硕果不是实践中的法律,而是教科书中的法学,不是作为立法者或者社会改革家走在行动的前列,而是作为一个档案管理员蛰居在学院里小心翼翼地分门别类地整理法条和案例。所幸的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法学终于摆脱了哲学和政治学的奴役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这是法学家目前唯一能够维持尊严并感到自豪的事情:


  所有对法律理论的系统性思考总是一端连着哲学,另一端连着政治理论。……有些法律哲学家首先是一个哲学家,为了完善他们的哲学体系才才成为法学家。另外一些首先是政治学家,只是由于他们感到有必要以法律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才成为法学家。第三个群体主要在最近才出现,他们已经通过对法律的职业性研究和实践,开始考虑法律的终极目的,然而他们无需接受这样或者那样的哲学或者政治学前提。……在19世纪之前,法律理论实质上是哲学、宗教、伦理学或者政治学的副产品,伟大的法律思想家主要是哲学家、教士或者政治学家。从哲学家的或者政治学家的法律哲学向法律家的法律哲学的重大转变就发生在最近,它是随着一个时期以来在法律研究、法律技术和职业训练方面获得重大进展的出现的。[24]


  无疑,正是以民族国家为背景,正是基于以国家法为核心的制度化的形式理性法的确立,正是由于专业化的法律职业的兴起,正是由于法律科学方法摆脱了哲学或者政治学命题的干扰,法学才摆脱了哲学、政治学、宗教和伦理学的控制,成为一种独立的科学。从此,法学不是在柏拉图黑格尔式的哲学中或者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式的政治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法学就体现在12世纪以来注释法学、潘德格顿学派、概念法学、机械法学、法律形式主义和分析法学之中,这些形形色色的称呼都汇集在一个伟大的旗帜之下,这就是法律实证主义。[25] 尽管最初在这个旗帜下聚集着主张法律是强者的一致或者主权者的命令之类的可以诉诸到柏拉图对话中的色拉叙马霍斯和霍布斯这样人物,正是这种混含使得“法律实证主义”其实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这个概念与社会学上的实证主义和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混在一起。[2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律实证主义这个概念不是出自具有强大的罗马法传统的德国或者法国,而是出自曾经成功地排斥了罗马法入侵的英国。[27] 当欧洲大陆完成了法律的法典化编纂的时候,保守的英国绅士才认识到法律科学的重要性,法律实证主义与其说是对欧洲大陆的法律科学传统的总结,不如说是借用实证科学的力量来改革英国普通法的旗帜,边沁不过是拿破仑派往英伦三岛的迟到了的使者。在改革家边沁的基础上,奥斯丁明确地指出:“法学的对象就是实定法,即在单纯和严格的意义上所谓的法律,或者是由政治的上级对政治的下级所设定的法律。”“法学的科学(或者简单而简短地说,法学),关心的是实定法,或者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它们被看作是与善恶无关。”由此将“法学”区别于研究作为检验实定法和实定道德之善恶标准的“伦理的科学”,其中检验实定法的被称之为“立法的科学”,而检验实定道德的称之为“道德的科学”。[28] 在这个意义上,奥斯丁第一次明确地在逻辑的层次上将法律与道德区开来,而这种区分就建立在对“应当是什么”与“实际上是什么”的区分之上,[29] 而这种区分与其说是针对法律实践的,而不如说是直接针对法律教学的。在奥斯丁看来,“法律与道德的混淆是导致法律专业术语(jargon)含糊不清和复杂混乱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通过对主要术语的细致分析,法律从道德中分离出来,法科学生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这种是法律独立出来的区分和分类上。”[30] 而霍姆斯也指出:“我强调法律和道德的差别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研究和理解法律。为此,你们须掌握法律的具体特征,我要求你们暂时想象一下你们对其他的和更伟大的事情无动于衷是怎样的情景的原因也在于此。”[31] 而凯尔森更是对年轻的一代满怀希望:“在科学自由还继续被人尊重,政治权利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为稳定的英美世界中,思想比权力更受到尊敬;而且他还希望,甚至在欧洲大陆,当她从政治暴政下解放出来后,年轻一代也将被争取到法律科学的理想方面来,因为这样的科学成果是决不会丧失的。”[32]


  尽管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是理论方法的产物,但是,它所解决的问题绝不是一个理论自身内部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教育的问题,更主要是解决了法律在现代社会中所面临的困境问题,即在民族国家大获全胜的时代里,如何处理12世纪以来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前面所说的流行的超越于国家之上的自然法和传统中形成的习惯法与新型的主权国家所构成的两组关系问题。这种复杂的权力关系展开的长达几百年的历史斗争最终尘埃落地:自然法一旦通过科学逻辑的演绎转化为实定法(尤其是自然私法)之后,自然法通过法典化运动帮助绝对君主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之后,自然法作为革命性的力量一旦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之后,自然法作为普遍道德的存在在实践中已经没有意义了,19世纪的实证科学开始取代了17世纪的数学和18世纪的物理学,“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成为这种科学的必然要求,自然法以及普遍的道德已经成为理论上被嘲笑对象。现代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和国家主权(或者人民主权)的强制力保障已经足以为自己提供合法性,法律就是法的法律实证主义已经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现代的法律的解决方案。霍姆斯笔下的自然法这个“绝代美女”与马基雅维里笔下的具有男子汉气概和勇敢征服的冒险精神的“新君主”在几个世纪的浪漫激情之后,最终以自然法人老珠黄被打入冷宫为结局,这个庸俗老套的爱情故事不过揭示了生活的真相而已。而如今作为自然法和新君主产儿的法律实证主义登上了舞台,但是,它的血脉里流的究竟是“绝代美女”的“善”还是“新君主”冷酷的心,哈特与富勒所代表的法律与的道德之争可以说是围绕这个亲子鉴定的技术性问题展开的。


  尽管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大旗下聚集了注释法学、概念法学、法律形式主义法学流派等等,并且它们的岁月可以追溯到比奥斯丁要早的得多的时代,但是这些理论从来没有得到奥斯丁的法律实证主义的高度,当法律作为一种职业技术的需要而加以技术化的概念分析时候,已经割裂了与哲学、政治学、宗教、伦理学这种伟大的智慧之间的关系,奥斯丁的“一般法理学”正是在这种技术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建立法学与这些伟大的智慧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注释法学或者概念法学或法律形式主义从来不用思考的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如今在法律实证主义的一般法理学中成为了一个根本问题之一。


  因此,在法律实证主义理论的最初岁月里,“法律与道德的区分”并不是其核心命题,其核心命题一个是法律的主权者命令,另一个是法律的国家强制制裁。这两个命题直到奥斯丁这里才和“法律与道德区分”的命题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此后法律实证主义的三角命题。在这三个命题中,如果说法律与道德的区分是实证科学的方法论的产物,即区分研究方法上的“应然”与“实然”的产物,而另外两个命题则直接来自经验现实的问题,即如何在理论上说明或者论证主权国家的命令在法律学科的地位及其正当性的问题。不过,这种道德与法律的分离依然是服务于主权国家的绝对性,这依然是马基亚维里论题的延续:主权国家的政治如何摆脱传统道德的约束。实证科学本身就在强化主权国家的社会秩序之合理性和正当性,如果说统计学所提供的正常与异常的分类标准为现代国家的社会治理提供了依据,如果说实证史学为民族国家建构了神圣的谱系,那么法律实证主义论证了国家统治下的法律秩序的合理性。一句话,以科学为背景的实证主义精神所塑造的社会科学都是围绕国家展开并服务于国家的。[33] 法律实证主义在宏观理论上支持了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要求,主权、国家意志、国家强制力等等成为法律实证主义的关键词,而在微观上,法律实证主义所塑造的科学推理的技术思维,塑造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法律主体。正是在法律科学的方法论和法律与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中,我们才能够理解20世纪哈特与富勒之间关于法律与道德问题的论战。


  三、法学方法:分析的还是社会的?


  对于每个学科中经典文本的解读,我们的理解首先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确信之上:我们相信他们所说的是基于一个内在统一的逻辑,由此揭示一个与众不同的、至少与常识不同的道理。如果我们发现他们的观点与我们的常识相悖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的怀疑的是我们的观点,由此才能理解这些经典的意涵,尽管理解之后我们依然可以将我们的常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上对经典提出挑战。奥斯丁和哈特的法律与道德分离主题似乎就是一个与我们的常识相悖的论题,因此,我们首先要追问的是他们所谓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其实际含义是什么?难道法律中不包含有道德内容,或者说法律的发展不受道德的影响,或者法律的实施无需道德吗?的确,对奥斯丁和哈特等主张的法律与道德分离主题的批评,很大程度就是来自这种历史实事或者常识的观点,认为法律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道德的影响,因此,主张法律与道德的分离是错误的,不符合法律发展的现实状况。我想坚持法律与道德区分的法学家从来不会否认在历史上道德对法律的影响,无论是英国的边沁、奥斯丁和哈特还是美国的霍姆斯和格蕾(Gray)这一点上与他们的批评者的观点是一致的。正如霍姆斯所指出的,哈特认为,边沁和奥斯丁这样的功利主义者都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交叉领域:


  一方面,法律体系的发展受到道德观念的强有力的影响,这是历史事实,他们从未否认过;另一方面,法律也深刻影响了道德标准,所以,许多法律规则的内容反映了道德规则或原则。虽然,要在事实上探寻这种历史上的因果关系非常困难,但是,边沁乐于承认它的存在。……和边沁一样,奥斯丁也承认法律与道德间的历史因果关系的存在。[34]


  如果在法律的历史或者现实生活中,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法律实证主义所说的法律与道德分离,其含义究竟是什么?在哈特看来,边沁和奥斯丁所要说明的是:


  在缺乏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一个规则违背了道德标准而否认它是一个法律规则;相反,也不应因为一个规则带道德上是令人向往的,便认为它是一个法律规则。[35]


  由此可见,边沁、奥斯丁乃至哈特所说的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我们在常识意义上所理解的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完全是两个层次上的问题,实际上是两种看待法律的方法论或者认识视角。前一种认识法律与道德关系的方法是历史或者社会学的方法,是从经验现象和历史现实来考察法律与的道德的关系;后一种方法却与此相反,它不再考虑经验的历史现实中法律与道德之间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是考察法律与道德之间概念上的逻辑关系,即我们如何、认识这种关系,我们是不是将某种规则看作是法律,或者否认它是法律,这不是历史经验问题,而是分析方法问题,更具体地说,是一个定义问题。换句话说,哈特是在“社会的/阐释的”的意义上承认法律与道德的相关性,而在“逻辑的/假设的”意义上坚持法律与道德分离。[36] 正是从这两种方法入手,[37] 我们才能看清楚法律与道德的争论在多大的程度上混淆了这两个问题。


  如前所说,法学成为一门独立于哲学、政治学、宗教和伦理学的学科,除了国家法的统一和法律职业的兴起以及法律技术的发展以外,就是法律采用一种科学的方法论。这种科学的方法论的一个关键就是从这种逻辑分析的角度来看待法律问题,法律实证主义正是对法律现象的认识转化为法律概念来加以理解和研究,在法律概念的王国里才能确立了“法学”这门学科的意义。边沁认为“普遍的解说性法理学”(universal expository jurisprudenc)的任务就是说明法律命令中诸如“权利”、“义务”、“财产权”等等这些概念的基本含义。而奥斯丁专门区分了特殊的法理学(particular jurisprudence)也就是国家的法理学(national jurisprudence)与一般的法理学(general jurisprudence,or universal jursi),前者研究一个具体的共同体的法律或者规则,而后者研究的是所有社会(主要指成熟的社会)的所共同具有的概念、原则、观念和区分等等。当奥斯丁将法理学的任务看作是对一般法理学的研究的时候,他实际上将法理学看作是一种在不同的法律制度或者法律概念之上进行综合与抽象的科学。[38]


  正是这种抽象的分析性的科学方法使得法理学可以超越具体国家的法律制度,成为一种普遍的科学,当体现追求法律统一梦想这一理性法传统的比较法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在边沁、奥斯丁和潘德格顿学派的概念分析的基础上,霍菲尔德寻找普遍的“法律的最小共分母”的努力获得重大的进展。通过对普通法判例的分析、比较和研究,他提出了任何法律体系都必须包含的作为所有法律制度的“最小共分母”的四对概念。[39] 在他看来,“在任何主权国家中,分析到最后肯定有一个单一的真正法律的体系,因为这个体系中各种各样的原则和规则之间必须以相互一致的,因为由此所有的真正的法律关系也必须是相互一致的。所以,一个是‘法律的’,另一个是‘衡平的’,它们不可能同时是有效的,肯定是一个有效,而另一个注定是被排除在外的。”[40] 这样的一种概念分析构成了分析法学中的“逻辑原子主义”传统。尽管霍菲尔德的理论被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但是他需要注意的是,析法学这种努力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科学知识追求,而是具有很强的实践色彩。正如库克(Cook)在评价霍菲尔德对法律科学的贡献的时指出:“英语国家的法律职业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都视法理学特别是所谓的分析法理学是纯粹学术性的,而不具有实用价值。几乎毫无例外,谈及这一问题的学者们都认为,分析法理学只是对法律本质以及法律权利和义务等的进行分析并作逻辑上的排列,之后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但实际上,分析法学的工作决不是纯粹为了学智上的快乐,为了分析而分析,它是为达到实践目的的一项工具。霍菲尔德的分析方法是律师和法官绝对不可少的,它可以帮助他们有效地处理日常法律问题。”[41] 这种法律科学的分析方法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也是通过法学院的法律教育体现出来的,霍菲尔德的概念体系对美国的法律重述运动和跨文化的法律人类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42]


  尽管在在分析法学的传统中,霍菲尔德的理论遇到很多批评,这些批评大都集中在概念的界定方面,唯一的例外就是麦考密克的批评。他的批评集中在方法论上面,可以说这种方法论的批评足以引起了分析法学传统的转向。麦考密克的问题是:在我们分析法律概念的时候,我们参照的是这些词汇在法律中使用,还是参照这些词汇在关于法律的话语中的使用?这意味着要将“概念”(concept)与“观念”(conception)区分开来,把法律的概念与关于法律的观念区分开来。[43] 这样的批评意味着法律概念很难说具有天然的本来的含义,问题法律概念的含义取决于如何来使用这些概念,谁来使用这些概念。由此将分析法学中的“逻辑原子论”的分析方法与语义学分析的方法区分开来。


  概念的逻辑分析方式如同一个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那样分析物质材料一样,主要界定概念的含义,分析概念与概念之间以及概念与规则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法律构成一个独立透明的规则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概念的含义是清楚的,概念的关系是自恰的,规则的体系是完备的。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就是一种客观的“在哪儿”的存在,就像物质材料的存在那样。法学家的工作就是分析这种材料的逻辑结构,至于这些材料本身是不是道德的,是不是对社会有益的,这并不是法学家的所要的考虑的。在他们眼里,“罪犯应当受到惩罚”与“犹太人应当受到惩罚”这两个规则在概念的逻辑结构上没有什么区别,他们要分析的是所谓“应当”的含义是什么,“惩罚”的含义是什么,这里的“犹太人”是不是包含那些具有四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等等。在这种分析的方法中,现行有效的法律与历史上已经成为文献的法律(比如罗马法)、本国的法律与外国法律以及现代社会的法律与初民社会的法律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尽管概念逻辑分析的目的针对法律实践,他们并没有理解法律是一个由人来操作使用的技术,这种分析方法将法律概念作为客观中性的“存在的语词”来分析,而不是作为一种在实践中“使用的语词”来分析。因为概念仅仅是用来表达的含义的工具,对概念的含义的不同表达会产生不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在哈特看来,重要的不是阐明概念的天然含义,甚至没有概念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然固有的本来含义,正是基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哈特认为对于概念恰当的提问形式不是:“什么是……?”而是“包含了……这个词的句子是如何发挥功能的?”正是这种分析方法的转向,使得哈特的概念分析变成了采取“内在视角”的解释性的分析。


  哈特的语义学分析使得分析法学发生了一个转向,使得哈特的理论成为一种描述的社会学,哈特将自己的著作归入描述社会学(descriptive sociology),通过对语词的分析来认识社会现象,因此在哈特这里,法律规则就成为一种社会规则,一种“情形定位的规则”(rule-situation),区别于奥斯丁和霍菲尔德等传统分析法学中的“观念的规则”(rule-idea)。[44] 但是,他依然坚持“法律概念的纯粹分析研究,即对法律中各不相同的词汇的意义进行研究,对于我们理解法律的性质而言,这一研究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同等重要,尽管它无法取代后者。”[45] 与传统的分析法学家关注概念不同,哈特尤其关注概念所构成的规则,以及这些规则是如何构成一个法律体系的,法律就是“原初规则”(primary rule)与“辅助规则”(secondary rule)的结合形成的规则体系。[46] 那么一个规则究竟是不是法律,归根结底是要看它在这个规则体系中的位置,是不是获得认可规则(the rule of recognition)的认可或接受,而与这种法律是不是符合道德或者要不要我们遵守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这种概念分析的方法,其目标在于建构一门法律的学说或者科学,“澄清法律思想的一般框架”,而不是对法律进行批判和政策分析。[47] 正是通过这种抽象分析的方法,分析法学才将法律与道德问题区分开来,当这种分析方法将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和文化因素从法律科学中剔除出去的时候,就成为一门“纯粹的法学”:


  当我们称这一学说为“纯粹法理论”时,意思是说,凡不合于一门科学的特定方法的一切因素都摒弃不顾,而这一门科学的唯一目的在于认识法律而不在于形成法律。一门科学必须就其实际上是什么来加以叙述,而不是从某些特定的价值判断的观念来规定它应该如何或者不应该如何。后者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而作为政治上的问题,它和治理的艺术有关,是一个针对价值的活动,而不是一个针对现实的科学对象。……纯粹法理论通过把先验的正义从他的特定领域中排出出去,……拒绝成为一种法的形而上学,……只有把法的理论和正义哲学以至和社会学分开来,才有可能建立以门特定的法律科学。[48]


  而这种法律分析科学的方法论就是建立在“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区分之上。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分是的各种各样的不同主张分享了一个共同的方法论上的基础:将“法律应当是什么”与“法律实际上是什么”区分开来,法律实证主义研究的是“实际上是什么的法律”。 正是将方法论与种种不同的实质理论区分开来,我们才能如同哈特所说的那样,在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的同时坚持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主题。


  “应然”与“实然”区分起源于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这种区分在休谟的怀疑主义那里获得了全面的表述。因果关系只能建立对客观经验事实的观察之上,而价值判断只能是选择,而不能建立在经验观察之上。正是在这种怀疑主义的基础上,康德主张将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区分开来。在这个基础上,价值判断不是建立在纯粹理性的考察之上,只能是建立在命令之上。在这种理论基础上,凯尔森在“应然”与“实然”之间做出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法律科学所针对的对象与自然科学所针对的对象是不同的,由此需要将法律现实与自然的现实区分开来。如果我们按照自然现实的的要求来描写法律的话,人们所描述的仅仅是人们按照法律的行动,这种法律现实是可以用因果关系来描述的,无论这些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还是违法的行动。这种描述是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但是,问题在于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说这些行动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意味着我们预先假定了一种法律规范的存在,如果说法律社会学所描述的人们与法律相关的行为是一种关于“实然”的因果关系的描述,那么法律科学所描述的是一种应然状况,是一种规范,是一种要来度量作为自然现实的人们的行为的规范,所以法律的对象是一系列“应然关系”(ought-relationship),法律是一门关于规范的科学,而不是自然的科学。“在自然科学、自然法则的陈述中,条件是用‘是’与结果联系的;在规范法学、叙述意义上的法律规则的陈述中,条件是用‘应当’与结果联系的。”[49] 因此,法律科学陈述的是“应当是什么”,这种“应当”就是因为法律是一种规范要求,希望人们按照这种要求行为,因此,法律科学只能采用某种假定才能描述法律,比如有效的规范是不能矛盾的,在法律秩序中从抽象到具体形成一种规范的等级体系,只有我们假定存在一个赋予所有规范以有效性的基本规范,对法律的描述才是可能的。这种作为应然规范的法律就是庞德所谓的“书本上的法律”,是一种有可能在“实际是”的生活中无法实现的理想,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姆斯才说法律就是对法官将要做什么的预测,就是一种应当如何行使的预测规则。而关于“是什么”的“行动中的法律”则属于“现实主义法学”(realist jurisprudence)。[50]


  尽管法律的对象是一系列“应然关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是一种理想法,是一种政治目标。正如一个人的实际行为可能不符合调整这种行为的实在法规范一样,实在法也可能不符合作为正义或者自然法这种理想的法律。纯粹的法律理论之所以反对理想法,就是因为要区别“经验的法和先验的正义。它并不认为法是超人的权威的体现,而认为它不过是以人类经验为基础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要将法律的科学与法律的形而上学或者政治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因此,一方面,法律科学一方面要反对法律的形而上学或者政治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反对法律的社会学。“只有把法的理论和政治哲学以及和社会学分开来,才有可能建立一门特定的法律科学。”[51] “法律问题,作为一种科学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52] 它是以国家对武力的垄断而形成的一套强制秩序。而作为一种社会技术,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司法职业解决纠纷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技术。因此正是在法律职业的分析技巧和推理技术中,法律与道德采取截然区分开来,人们甚至象坏人那样来理解法律。一句话,以现代社会的实定法为基础的分析法学是一门关于法律的技术科学,而不是法律的伦理科学,是一种形式理性的科学,而不是实质理性的科学。


  法律与道德的区分之所以成为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分析法学的核心命题,就在于这种法学是以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为基础的。这种坚持法律与道德分离的与其说受到了实证主义哲学的鼓励,不如说是受到了法学家转向法律教育之后所培养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思维逻辑的影响。正如霍姆斯所说的“我们研究法律,研究的不是什么秘密,而是一项众所周知的职业。”正是这种技术所要的清晰性,是的法律的思考应当排除道德因素带来的混含,霍姆斯希望“揭示混同法律和道德对与思考和时间都具有的危险,法律语言在法律的道路上就为我们布下了陷阱,……假如我们把所有具有道德意味的词从法律中删去,而采用那些能够表达未受其他领域污染的法律概念的词,结果会比现在好些。我们会失去大量的历史记录,会失去因为与伦理的联系而获得的崇高性,但通过去除不必要的混乱,我们获得了思想上的巨大明晰性。”[53] 而哈特对霍姆斯的推崇除了英国法律传统中所缺乏的想象力,就是英国法律传统的具有的清晰性,就是错误也错得明明白白。[54]


  由此可见,所谓的“应然”与“实然”不过是一对相对的概念,相对于理想的法律或者政治意识形态,法律秩序是一种“实然”的存在,但是,相对于社会学或者现实主义法学所描述的实际中因果关系的法律活动,法律不过是一种“应然”。正是这种区分使得我们在使用法律实证主义概念的时候,可以区别于社会学上实证主义。事实上,社会学上的实证主义很大程度上是行为主义,是通过行为的因果关系来分析法律关系和道德关系,孔德与涂尔干实证主义的道德科学和法律科学不过是凯尔森意义上的法律社会学,而不是凯尔森所说的法律科学。而法律实证主义传统建立在“实然”基础上的法律科学就是凯尔森所说的对这种“规范秩序”或者规则体系和强制命令进行分析的科学,与人们针对这些规范的实际行为没有任何关系。


  正是在区分“应然”与“实然”的方法论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法律实证主义或者分析法学之所以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区分,就在于在逻辑概念的定义上区分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由此形成独立的法律概念或者范畴,并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建构为以往的法哲学或者法律社会学和历史学所忽略的法律科学,一种精致的技术科学。这种技术科学已经不是12世纪以来自然法时代的法律科学,因为它不再是以改造世界在人间建立上帝之城的技术科学,而不过是一个在法学院教学活动中塑造法律人的思维方式的技术科学。是法学家阶层从立法者和社会改革家转化为解释者和知识传播者之后所精心编制的技术科学。因此,法律实证主义是“法律共同体”(lawyer‘s community)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学院化的、专业化的法律思维的产物,它要排除的正是将法律与道德相混淆的常识的看法。这种职业科学的法学方法论就集中地反映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之中。凯尔森正式清除了法律实证主义身上的功利主义色彩,而将其逻辑发展到及至,奥斯丁的梦想或者任务终于在凯尔森精致的体系完成了,而正是这种完成才暴露出了法律实证主义的真正的弱点。


  如果说奥斯丁的法律实证主义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充满朝气的宣言,是资本主义体系刚刚确立的那个时代的宣言,一个将道德彻底排除在外,毫不讳言地将法律的有效性建立在主权者的命令之上,建立在朝气蓬勃的现代英国自由主义政治的信仰之上,那么,在凯尔森那里,这种法律科学的纯粹性仅仅具有修辞学的效果,奠基法律科学纯粹性的基础是不可靠的,法律的有效性不是建立在国家的命令之上,而是建立在开放的可能导致其法律纯粹性崩溃的出口之上,建立在一个无边的不知道其精确含义的模糊的深渊之上,一个“基础规范”,一个规范效力来源的无名的集合体。因为在凯尔森那里,奥斯丁所乐观地信仰的作为自由保护神的主权者正在变成一个自由的敌人,因此,凯尔森的工作是一种绝望者的最后的努力。自由主义法律的大厦建立在什么之上?主权的命令固然是一个坚实的基础,但是可能是一个可怕的基础,然而,无论是哈特的“认可规则”还是凯尔森的“基础规范”只不过将自由主义法律的大厦建立在虚无主义的流沙上而已。凯尔森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发展,不过是古老悲剧戏剧的最后一幕,而不是这幕悲剧的在一开场的作为包袱的喜剧效果,密涅瓦的猫头鹰又一次在黄昏时候展开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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