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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郁:自由不自由

添加时间:2005-01-10 18:08    浏览次数: 5563 次

自由不自由

李 郁


(来源:思想评论)



自由的要义就在于严格划定个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举凡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追求自己所喜好的目标


我认为,严复是中国近代最有成果和最有见识的翻译家,他对中国启蒙思想的突出贡献是将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最具特色的传世佳作《论自由》译为典雅的汉语文字,称作《群己权界论》,极为确切概述了该书的主题即文明社会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关系,在严复看来,中西文化的根本要害仅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
  人类的冲突大多可以归结为利益的冲突,也可以归结为价值观念的冲突;因为人们所信奉的最根本的价值观念往往影响了人们看待利益特别是公共利益的方式。恰恰在这一点上,曾经有人宣称,东方永远是东方,西方永远是西方。从世界史的视野来观察,确实可以认定各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无论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宗教的,还是种族的,都能够从文化背景上找到原因。对于西方文明而言,自由是最高的利益,要认识西方文明,首先要了解自由的真实意义。
  自由一词因其重要性比民主一词更多歧义。各种各样的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层次与方面来阐释自由的含义。自由思想史就是西方思想史的主线。即使是神秘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也将自由视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全部意义。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自由,从2460年以前在雅典播种以来,就仅次于宗教是善的动力和罪恶的常见托词阿克顿感叹人们对自由性质的把握是那样不确定和混乱不清。也许有鉴于此,穆勒首先以他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头脑说明了他对自由的理解。他认为,自由在他的讨论中不是玄学上意志自由之类的哲学范畴,而是社会政治与法律层面的政治命题,是与人的行动相关的事情。穆勒指出:这里所要讨论的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这种自由就是个人自由,也就是按照我们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们自己的好处的自由。穆勒全面探讨了这种行动自由的价值。一个现代学者恰如其分地指明:“行动自由之所以要给予个人,不是因为他因此获得更大的满足感,而是因为如果让他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是按我们要给予他的命令去做,他将能更好地为我们中的其他人服务。自由确实不仅是诗人歌颂的美好的理想,而且具有功利的效用。
  穆勒认为,自古以来,自由就是一种权威的抗衡力量。因为经常危及个人自由的是政府权威。政府作为一种公共力量对于人类秩序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往往热衷于敛权滥用,且统治者之滥施权威绝不视被管治者高兴与否,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自由,是指对于政治统冶者的暴虐的防御。对于这种自由的必要性,穆勒有一个生动的例示: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受任去压服它们。但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须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所以,穆勒指出: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自由的要义就在于严格划定个人与政府权力之间的界限,举凡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追求自己所喜好的目标,他不必对社会负责,他人也无权加以干涉,至多在道义的范围内进行忠劝。只有当个人的所作所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社会或政府才能依据合法的程序对个人加以约束或施加强制力量,个人才应当在有充分辩护权利的情况下,接受法律的或社会的惩处。而这种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具体的权力划分则是穆勒讨论的中心内容。穆勒说:本文的目的是要力主一条极其简单的原则……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惟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
  穆勒在自传中写道:《论自由》看来比我其余作品会传世更久,它已经成为一种阐发完美真理的哲学教材,此种真理在现代社会不断的变革中将越来越明显突出。据我所闻,哈耶克是在穆勒《论自由》的启发下,创作他的巨著《自由宪章》的,在这部巨著的结尾,哈耶克引用了穆勒《论自由》开篇转述的德国思想家洪堡的语录:最重要、居于首位的原则,这些书页中阐明的每个论点所集中论证的原则,就是人类最丰满、最多样的发展具有绝对的和根本的重要性。这其实就是自由的利益。

 
自由的意义在于人类为个人划定一个私域,一个国家与社会不容侵犯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有一位见识独特的学者对我讲过,地球上有两个小岛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最大,一座是地中海沿岸的爱琴海诸岛,一座是北大西洋中的英伦三岛。爱琴海诸岛哺育的古希腊文明被誉为古典世界光辉的极致,老黑格尔说: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我们知道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而英伦三岛则是近代工业革命、自由与法治的故乡,现代文明受惠于英国最多。在英国悠长的文化传统中,自由从《大宪章》时代以来就是英吉利民族独一无二的象征。穆勒是英国精神的代表。
  我觉得,穆勒是在燃烧着的沉思中创作《论自由》的,他对自由的辩护富有非凡的机智。他的滔滔雄辩条理分明,切中要害,非有深厚纯熟的学养识力绝不能达此纯粹的境界。我一向以为,穆勒的自由原则完全可以被看做西学之源与西学之本。
  穆勒认为,自由的意义在于人类为个人划定一个私域,一个国家与社会不容侵犯的领域,一个自治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他对于他的身和心,有绝对支配甚至放纵的权利。他可以按照他喜欢的方式行动。穆勒指出,个人应享有的自治领域包括: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最广义的良心自由;要求思想和感情自由;要求在不论是实践的或者是思辨的、科学的、道德的或神学的等等一切主题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第二,这条原则还要求趣味和追求的自由;要求有安排我们的生活以顺应我们的性格的自由;要求有随心所欲行为的自由,当然应承受会随之而来的后果。这种自由,只要我们所作所为无害于我们的同胞,就不应受他们的妨碍,即使他们认为我们的行为是愚蠢、不正当或错误的第三,随着各个人的这种自由而来的,在同样的限度内,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也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是成年人,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这些论述就是穆勒关于自由的全部教义:思想与讨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与联合的自由。穆勒认为,社会行为的最终目的应是确保一切人的行为完全独立和自由。在无害于或无损于他人的边界以内,每个人都是其自身健康的最适当的监护人,无论是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或精神的健康。如果人类容忍彼此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而不是强迫每个人都按照其他人所认为好的方式去生活,那么,人类就是更大的赢家。社会中的个人应被鼓励运用他们的自由来促进和提高他们自身的道德和智慧,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不应受到政府或社会的干预。
  值得指出的是,穆勒并不认为自由原则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一切民族。穆勒认为,自由的教义只适用于能力已达到成熟的人类,但不适合那种种族自身尚可视为未届成年的社会。他说:我未认识到任何团体有强迫其他团体接受开化的权利。他写道:在对付野蛮人时,专制政府正是一个合法的形式,只要目的是为着使他们有所改善,而所用手段又因这个目的之得以实现而显为正当。自由,作为一条原则来说,在人类还未达到能够借自由的和对等的讨论而获得改善的阶段以前的任何状态中,是无所适用的。穆勒对于任何把自己的意见和意向当做行为准则强加于人的做法都是不赞成的,他的多样性观念深植于他对人性的敬畏与尊重。
  也因此故,穆勒对于改进社会的方式抱有极其审慎的态度。他认为仅仅批判现行政策、制度和意识形态是无济于事的,在批判的同时,应该提出更好的建议;明智的改革者不应将所有固执己见的守旧分子都看做维护既得利益的敌对势力,而应虚心地吸取他们源自经验与习惯的有益观念,并在实践中证明改革对人们的好处;改革者的策略也必须适应特定的条件与环境,讲究轻重缓急。穆勒指出,英国人不相信系统的思维、抽象的体系与全盘的设计,因此,改革者应该集中讨论和处理具体问题,然后再逐步归结到更为一般的原则。理论可以追求逻辑一贯与圆满自洽,对待实际问题则应因地制宜,灵活处置。这种策略将使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更大。穆勒指出,关键是尊重人,人是一棵树,需要按照使它成为活生生的一棵树的内在力量的趋向来生长并全面发展。应该说,这是穆勒的人道主义理想。
  还应说明一点,《论自由》是穆勒与他的亡妻共同创作的,他将这部作品所表达的整个思想方式都归功于他的亡妻。他是在对亡妻深切的宗教怀念中发表这种人人必读的堪称一流的自由教本的。

 
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穆勒写作《论自由》之前,卡尔·马克思就在他的光芒四射的政论奇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的结束语中援引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的名言表达了他对思想自由的真挚信念: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此番话语意味深长,我不知道穆勒是否读过马克思这篇思想自由史上最锋利最华美的文献,但穆勒却以同样的激情有力地辩明了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对社会进步和道德进步的推动作用。
  穆勒是主张个体自由的。依他之见,个人才是最真实的存在。个人应被看做一个人而且仅仅被看做一个人;社会共同体,如民族、国家、社团或家族,都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个人是价值的源泉,凡一切聪明事物或高贵事物的发端总是也必是出自一些个人。所以,穆勒试图首先为个人自由划定一个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范围,而令人幸福的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是个人自由范围内最有道义的部分,是心智成熟的人类应该享有的特许的行动自由。
  穆勒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写作自由是密不可分的,思想只有在交流与讨论的过程中才能有充分的自由。控制言论实际上就是控制思想。思想的传布是思想自由的题中应有之义。经验表明,意见只有充分表达出来才能促进真理的发现和知识的进步。穆勒从四个方面扼要地论证了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对人类精神福祉的重要性:第一点,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据我们所能确知,那个意见却可能是正确的。否认这一点,就是假定了我们自己的不可能错误性。第二点,纵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题目上的普遍意见亦即得势意见也难得是或者从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足。第三点,即使公认的意见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全部真理,若不容它去遭受而且实际遭受到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那么接受者多数之抱持这个意见就像抱持一个偏见那样,对于它的理性根据就很少领会或感认。不仅如此,第四点,教义的意义本身也会有丧失或减弱并且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因为教条已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宣称的东西,对于致善是无效力的,它妨碍着去寻求根据,并且还阻挡着任何真实的、有感于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生长出来。以上所述就是穆勒认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所倚靠的哲学上的和实践上的根据。这四点根据基于这样的事实或原则:人类不是不可能错误的;人类的真理大部分只是半真理;意见的统一,除非是对立者意见经过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较量的结果,是无可取的,而意见的分歧,在人类还未达到远比今天更能认识真理的一切方面之前,也并非坏事而倒是好事。所以,发表意见的自由应该是无保留的和无限制的。禁止讨论,禁止异议与批评,实为假设有人垄断了绝对真理或一贯正确,但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在现实生活中,人有无穷犯错误的可能;任何人也无权宣称垄断真理,真理只能通过批评并借助修正获得发展。被禁止的意见恰恰可能是真理。穆勒写道:在人类智力现有的状态下,只有通过意见分歧才能使真理的各个方面得到公平比赛的机会。因此,在人类心灵未臻完善的状态下,真理的利益需要意见的分歧
  然而,穆勒认为,批评者也应该道守公众讨论的道德。他说:在无节制的辩论中所使用的所有触犯辩论对手的不当手段中,论战者所能犯的最坏的一种乃是把持意见相反的人诋毁为坏的和不道德的人。这种恶劣手法尤其值得我们警觉。以德论人论事是我们的传统。穆勒还告诫道,得势的公认意见对待少数异议若使用没有分寸的辱骂,那就真能吓住人们不敢宣说相反的意见,也不敢对宣说相反意见的人予以倾听。穆勒宣称:如果全体人类除一人之外都持一个观点,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个人闭口不言并不比那一人(如果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闭口不言更为正当。自由源于宽容,为了真理和正义的利益,限制使用辱骂性的语言实比限制使用其他武器还重要得多。穆勒举陈了辩论中最严重的一些错误做法:似是而非地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但穆勒绝不赞成由外部力量擅行干涉这种论战上的错误行为。论战双方应该自加约束。意见争论应该限制在讨论自由的范围之内。


时代环境对思想家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有如识者所言,学术本身也是有功利性的。不同之时代需要常常让不同的真理得以彰显。自由更需要面对每一特殊的时代与社会问题而伸展自己的羽翼。穆勒生活在老牌宪政制度的英国。英国人享有举世叹羡的言论自由。休谟曾有描述:没有什么比我们这个国家中人们所享有的极端新闻自由更易使外国人感到吃惊了。我们可以任意向公众报道一切,并可公开指责国王及其大臣们所采取的每项措施。假如政府当局决定打仗,人们便断言他们误解了民族利益,若非别有用心,便是愚昧无知;而且宣称在当前情况下和平最为可取。假如大臣们热衷于和平,我们的政论家便一味散布战争气氛,鼓吹杀伐,并把政府的和解措施说成是卑怯行为。但穆勒不仅仅是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现状进行辩护。
  穆勒觉察到英国正在发生的民主变革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民主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平等,在平等的社会情况下多数往往是决定性的力量,而在穆勒看来,组成社会的多数人往往是平庸的、与个性为敌的势力。他深切忧虑社会正被一股大众化的平庸浪潮和集体主义所淹没。穆勒写道:近代世界中明白地有一种颇为强烈的趋势,倾向于社会的民主组织,不论是否有民众的政治制度。而民主化的社会中,惟一实称其名的势力,只是群众的势力,或者是作为表达群众倾向或群众本能的机关的政府的势力。个人则消失在人群之中。在言论领域,则由公众意见统治着世界。这种公众意见及习俗对个性的任何显著表现不能宽容。穆勒将这种意见与习俗的专制主义称之为社会的暴虐。穆勒指出:当社会本身是君时——亦即当社会集体地凌压其组成的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只限于其政治机构的所作所为。社会能够并且的确在执行其命令:假若颁布的命令是错误的,或者干预了自己不该干预的事,那就是在施行一种社会暴虐。这种暴虐比许多政治暴虐还可怕,因为虽不常用极端的处罚做后盾,但却令人更难遁逃,这是因其更深入生活的细节,甚奴役到灵魂深处。穆勒显然赞成并丰富了他所钦佩的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对民主社会之危险的观点。
  穆勒认为,人的目的乃是要使其各种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调和的发展而达成一个完整而一贯的整体”(洪堡),因此,每人所应不断努力以赴特别是志在影响同人的所应永远注视的目标,乃是能力和发展的个人性,这就需要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只有这样的条件与氛围才能造就个人的活力和繁复的分歧,而个性与差异才能产生人的最为宝贵的品质——首创性。首创性乃是人类事务中一个有价值的因素。由此可知,穆勒的理想是通过自由使每个个人的独异性得到最为充分的发展,如他所言,惟有培养个性,才能产生出发展得很好的人类。穆勒指出,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个人与社会进步的主要动源,也是人类福祉的一个因素
  穆勒把大众社会的平庸化看做一种主要的危险,而由庸众组成的社会是一池死水。穆勒强调天才对人类进步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天才在任何社会乃是而且大概永远是很小的少数;天才的成长需要适宜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天才就是最富于首创性的个人,而现有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首创性所结的果实。穆勒认为,应该建设一个容忍人的个性与首创性自由舒展的开明的民主社会。这个社会应把全体个人智力的扩展和提高当做人类的基本利益,这应被视为穆勒的主旨。
  穆勒关于中国的论述是耐人寻味的。他把中国当做一个以习俗泯灭个性与创造性的教训。穆勒指出: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那个国家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因为他们遇有难得的好运,竟在早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一些即使最开明的欧州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者的人们所做出的事功。他们还有值得注视的一点,就是有一套极其精良的工具用以尽可能把他们所保有的最好智慧深印于群体中的每一心灵,并且保证凡是最能称此智慧的人将得到有荣誉有权力的职位。毫无疑义,做到这个地步的人民已经发现了人类前进性的秘奥,必已保持自己稳稳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了,他们几千年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明乎此,我们就知道严几道翻译《论自由》的良苦用心了。

 
没有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人类就会丧失创新的条件

  对自由的剖析,实为剖析西方文明之为西方文明的内在根据。我以为,自由观念是认识西方文化的总纲。19世纪以前,关于自由的系统性论证以穆勒的《论自由》为最权威。这部150年前写就的深考详察的经典作品仍是最好的自由读本。
  美国学者科思指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点显示无限制的思想与讨论对发现真理、纠正错误、理解与捍卫已经到手的真理是多么必不可少。依照穆勒的判断,没有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人类就会丧失创新的条件,而人类的前途取决于创新思想的力量,取决于个人重新发现旧有的真理,取决于创造新的真理而真理倘不借助意见自由的空间并不一定战胜迫害,所谓真理战无不胜的豪言不过是陈词滥调,历史上富有迫害行为压灭真理的事例。穆勒写道:须知人们之热心于真理并不胜于他们之往往热心于错误……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因此,珍爱真理的人们理应捍卫言论自由的信条:我虽然反对你的意见,但坚决认为你有发表你意见的权利
  穆勒还主张,自由的意义还在道德方面,不仅宗教宽容已成为政治道德的一部分,选择的自由还能造就道德高尚的人格与负责任的品质,造就一般精神活跃的水平并把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动物的尊严。自由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作为一个人,他有权依照他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发展他天生的禀赋与特长,惟有如此,他才会享有人的尊严,而没有这种尊严就谈不上道德责任。所以,自由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它体现了人道的本质,体现了高度文明的风尚,它所产生的多样化是一切智力进步的泉源,也是其他人类价值赖以滋生和健康存活的必要条件。道德良知要求个性的权利。穆勒对以自由为前提的个性发展估之甚高,他说:假如人们认识到,个性的自由发展是幸福的首要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认识到它不只是与文明、教导、教育、文化那些名词所指内容进行协调的因素,而它本身就是这些事物的必要组成部分和存在条件,那就不会有低估自由的危险。个性意味着自由。穆勒还指出,欧洲各国在性格上及教养上的显著歧异,乃是欧洲文明进步的原因。照他的说法,欧洲人闯出了各式各样的多种蹊径,条条通向某种有价值的东西,而欧洲之得有前进的和多面的发展,完全是受这个蹊径繁多之赐。自由成就了欧洲文明的伟大。
  穆勒认为,代议民主制是现代国家最完善的政体形式,是大众参与与精英治理的完美结合,是开明政治的象征与顶峰。但开明政治需要开明社会的支持。而自由则是开明社会的根本支柱。因此,穆勒坚决主张自由原则作为人际沟通的法则应运用到社会的所有事务上去。政府对人类事务的干预应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他论述了限制政府干涉的三种理由:其一,绝大多数事务由个人来办比政府去办要好得多,因为一般说来,凡办理一项事业或者决定怎样来办和由谁来办那项事业,最适宜的人莫若在那项事业上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人。其二,即使某些事务由政府官吏来办比交给个人更有效率,但仍宜让个人去办,如慈善事业,这样可以促进个人的智力与精神教育,把他们从个人的和家庭的自私性的狭小圈子中拔出来,促使他们关心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其三,过大地增加政府的权力,总会带来很大的祸患。如果政府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职能并网罗了所有最有智力和最有教养的高才,就势必形成一个人数众多和权力无限的官僚集团和官僚机构,使人民变成政府的依存者,习惯于指望国家替他们代办一切,或者至少习惯于若不问准国家让做什么以至怎样做法便什么为他们自己的事也不去做,他们自然就要认定凡有临到他们身上的灾祸一概应由国家负责,这是极其危险的情形。穆勒推断,一国之人倘把谋取官位当做进取的惟一目标,官僚机构就会控制整个社会。他还有预见性地写道:若把一国中的主要能手尽数吸收入管治团体之内,这对于那个团体自身的智力活动和进步来说,也迟早是致命的。要保持这类团体的高度水准,使其不堕入死气沉沉的惰性之中,惟一的条件是应对在这个团体外面的有同等能力的监视批评负责。政府机器若不帮助和鼓舞个人的努力与发展,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败。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由观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在全球化的世界,自由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然而,自由观念在那些没有自由传统的国度往往遭到误解和歪曲。审慎的严复在把自由观念引进中国的时候,已注意到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他担心中国人将自由误解为放肆、为淫佚、为不法、为无礼。不幸而言中,这种放纵意义的自由后来在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被作为共产党内的一种极端有害的错误思潮加以批评。自由主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无独有偶,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也曾指出:我们的老百姓把自由理解为Volia,而Volia又意味着我行我素。俄罗斯一旦解放,它不会走向议会制,而会走向酒铺,喝烈性酒,甩玻璃杯,把刮胡子并穿礼服大衣的贵族吊死……”这种由被压迫的本能释放为无法无天的破坏行动,以及不受任何规则约束的无政府主义,都使自由蒙受无边无际的损害。因此,任何关于自由的严肃讨论,首先需要澄清自由的概念。
  穆勒在《论自由》中专辟一章讲述本文教义的应用,他看到了人们误用自由所导致的危险。他认为由于缺少一种公认的普遍原则,以致人们往往在不应当给予自由的地方给予了自由,而在应当给予自由的地方又往往不给予自由。对于个人来说,他对于自己的事情应当有自由欢喜怎样做就怎样做,但是不应当以他人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为借口而同样自由地欢喜怎样就怎样代替他人来做。这种对自由概念的错用将自由变成一种不可少的为害他人的权利,严重玷污了自由的声誉。
  穆勒认为,对自由的误解莫过于把它认做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利己主义了,似乎自由就是要人们只关心自己或爱自己甚于一切。穆勒说:若说有谁低估个人道德,我是倒数第一名;个人道德在重要性上仅仅次于,假如还能说次于,社会道德。但这种无私奉献的道德情操是不能凭借强制方式来加强的,只有辩服或劝服的方法才有益于个人道德的培养,在只关涉到私人领域的事务上,最有效的手段是自由运用个人的主动性,因为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事情外,任何他人对于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所以,强加于人是不合于道德原理的。要知道,一个人因不听劝告和警告而会犯的一切错误,若和他容让他人逼迫自己去做他们认为对他有好处的事这一罪恶相权起来,后者比前者是远远重得多的
  可以想见,即使在西方,自由的事业也是坎坷的、艰辛的。现代心理学家弗洛姆有一部赫赫有名的大作,就叫做《逃避自由》。弗洛姆发现,现代社会的竞争所造成的紧张生存状况使普通群众难以承受自由与责任之重,人们宁愿享有有保障的生活而自愿放弃自由的选择。这是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重要根源。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恐惧也使人逃避自由,你恐惧,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步踏向何地,这就是人类在自由条件下的真实处境。自由的好处也意味着自由的代价。自由并不许诺给人们荣华富贵或闲话安乐,它可能意味着挫败、饥饿与困惑。所以,在各文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自由之保全乃为一件幸事而非必然。在构思与写作《论自由》的岁月里,穆勒也说过:那时候几乎社会改革家所有计划实际上都是扼杀自由的。
  穆勒天资颖异。他所撰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19世纪风靡西方经济学界的标准教材书,今天仍是值得研究的经济学文献。但穆勒最看重凝注他几十年心智与情感的政论作品《论自由》。因为穆勒珍爱自由,以自由为实现良善社会的基本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条件,更进一步说,自由不自由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依我之见,直至今日,这种划分对世界各民族的存亡兴衰仍具有非同小可的影响。
  草结本文时,惊闻力倡自由的一代学术宗师李慎之先生溘然长逝。哲人其萎,天地大悲。先生是我最为敬重的学者,也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智慧的贤哲之士。我想引用他在纪念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的文章中的深邃论断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和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


《证券市场周刊》,2003年第13141517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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