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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ok:罗伯特·诺齐克的、我的和你的未竞事业

添加时间:2005-01-15 07:18    浏览次数: 4058 次


罗伯特·诺齐克的、我的和你的未竞事业



          Clive Crook



           邓正来





  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罗伯特·诺齐克,在上个月与世长辞。诺齐克在哈佛大学三十多年的思想之旅所涉的范围可谓是惊人的广远,但令其留名的则是一部有关政治哲学的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即使在学术界之外,这部著作也有着广泛的影响。



  我的同事Edmund Fawcett在发表于《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诺齐克改变了他的观点并趋向于保守主义,为里根和撒切尔的执政提供了支持。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过了。的确,在那个年代,有很多人都改变了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据推测,只有相对很小的一部分人可能读过《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更多的人则可能连这本书的书名都没有听说过。



  然而,思想总是会慢慢传播开来的,因此,诺齐克还是使得那些热衷于当时盛行的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对他抱以戒心。再者,就这本书的价值而言,我本人的经验就可以证明诺齐克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力。作为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左倾学生,我用几天的时间先后阅读了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和福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这两部著作,而关键在于,我的态度很快由起初的尽读书人的本份变成了敬畏。在此之前,我从未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过政治学。



  我在开始时明确认为,诺齐克的这部著作是错误的──我想甚至今天的许多读者(亦即那些从一开始就对他有偏见的读者)也会持相同的看法。当然,在当时要确切地说明它错误的原因就比较困难了。通过提出一种有关什么是正义社会的理论,诺齐克轻易地击垮了他的对手,尽管他的这一理论最终并不令人信服。正是因为具有实际影响力一方的失败,才致使《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变得如此值得人们纪念。



  诺齐克当时所参与的那场争论可以回溯到数个世纪之前。的确,政治学对古代哲学争辩的仰赖,要远远多于现代实践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长时间以来,在正义社会观的题域中,始终存有两个主要学派之争的状况,而且这种状况至今未变。第一派的现代形式乃是由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17世纪赋予的;这派学者追问道,“财产和权力的这种分配是如何产生的?”他们认为,如果你不首先追问财富模式是如何出现的,那么你就无法认识该模式,而且也无法判断它是否是正义的。如果你遵循占有和转让财产的正义规则,那么财产分配的正义也就出现了。再者,这些正义规则又可以从人民所享有的最为基本的权利中推演出来。



  《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所全力捍卫的正是这个立场。1974年,亦即该书面世之时,诺齐克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守旧的思想家。然而诺齐克却很喜欢这个评论,并且在该书的第一句文字中便宣告了他的立场:“个人享有权利,因而有些事情是任何人或任何群体(在不侵犯个人权利的情况下)都不得加诸于个人的。”这一思想进路趋向于赞成经由严格限制政府而使其成为一个最小限度的国家,亦即诺齐克所谓的“守夜人”国家(a night-watchman state)。如果人们有集体目标(而非物质保障,因为这需要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来代表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就能够自愿地去追求它们。如果他们想大方一些(在诺齐克看来,他们应该如此行事),那么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对穷人慷慨解囊。但是,如果国家强迫你与其他人合作,或者命令你(通过税收和公共开支)慷慨解囊,那么它就侵犯了你的权利。



  第二个思想学派经由苏格兰启蒙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而传承下来。这个学派所关注的并不是我们是如何达致我们的现状的问题,而是任何特定分配的效益问题。社会的目标就是,或者应当是,所有人的更大的利益。很简单,一种正义的分配就是那种推动这个目标之实现的分配,而且总的来说,这也就是你唯一需要知道的分配。如果占有和转让规则有助于改善社会成员的福利,那么这些规则就是正义的。为了有助于这个更为宏大的目标的实现,人们可以创造和认可一些“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却并不是基本权利──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洛克和诺齐克那里,这些权利则是基本权利;第二个学派认为,权利只是用以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这一认识进路为大政府扫清了道路,因为国家认为社会需求的东西或者社会应当需求的东西,优位于个人为自己所做的选择。



  诺齐克在他的著作中给出了许多高明的例证,而我们只需要考察其中的一个例证就可以体会到他对这种思想的抨击。诺齐克指出,设定任何一种原始的财富模式都被认为是正义的。现在假设某一体坛超级巨星或某一影视超级巨星签订了一份数百万美元的新合同,而这份合同则打破了原始的财富模式。就此而言,该巨星很高兴,他的老板很高兴(否则他们就不会签订这份合同),该巨星的崇拜者也很高兴(他们很乐意付钱去看他们的英雄);与此同时,任何其他人也没有受到任何方式的影响。如果那个原始的财富模式是正义的,那么这个新的财富模式又怎么可能是不正义的呢?然而,从累进税的角度上看,这种新模式却似乎是不正义的,并需要通过征收该巨星一大部分新收入来实现正义。就惩罚“成年人经由同意而在他们之间采取的资本行为”而言,政府肯定侵犯了个人的权利,而且它宣称自己是以正义之名实施这种惩罚的做法,也是极其谬误的。



  上述古老的界分──亦即一方以权利(特别是财产权)为基础,另一方则以集体福利为基础──仍然是今天的美国和西方民主政治中的主线,虽说它是错误的。左派政党试图追问的是结果是否正义,而右派政党则力图追问结果是否是以正义的方式达致的。左派所强调的是一种帮助贫困者的集体义务,而右派则强调一种尊重所有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权)的普遍义务。



  20世纪80年代,这条主线确实右偏了一些,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亦即在20世纪的早期,它却已然向左偏出了很远很远。别理会里根、撒切尔、“新民主党”和“新工党”;也别理会“保守主义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讲──亦即在令从休谟到穆勒(Stuart Mill)的所有古典功利主义者都深感惊讶乃至恐慌的程度上讲,他们这一学派居然型构了整个20世纪。当然,我并不是在谈论像苏联共产主义或纳粹德国这类病态的集体主义极端事例。我的目的是要指出,当前西方政治学的主流,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几乎都在追求集体福利的时候蔑视财产权的价值。



  现代民主政治的主题乃是“税收和开支”:为了追求社会的集体目标,大规模地征收人们以正义方式获得的收入。我认为,古典功利主义者绝不会相信,他们的主张可以在不摧毁私有财产权观念的情况下抑或在不激起社会中三分之二最有朝气最富生产力之人士的狂怒反应的情况下,便可以似在美国(更不用提在欧洲)那般得到推行了。然而,无论是摧毁私有财产权观念的情况,还是激起社会中三分之二最有朝气最富生产力之人士的狂怒反应的情况,却都没有发生。



  这就是我们认为诺齐克的观点至多只是在部分上有道理的主要原因。一如我们所知,甚至其自由因共同利益而被践踏的那些人在原则上也不反对现代国家所采取的“强制转让”的做法。除了一小群古怪的论调以外,有关再分配的争论所关注的只是应当征收多少财富进行再分配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是否应当进行再分配的问题。几乎所有的保守主义者,也包括福里德曼,都主张某种形式的社会保障体系。诺齐克认为,即便是这种主张也是对个人权利的一种侵犯。



  显而易见,我们的正义社会观,也许就像正义社会自身一样含混不清,既包含有个人权利又包含有集体福利。颇为遗憾的是,诺齐克的抨击实际上最有效的乃是对下述功利主义理论的批判──这些功利主义理论在考虑权利的时候,试图尽一切可能发现一个居间性的基础,而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便是约翰·罗尔斯撰写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20世纪另一部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一种纯粹的功利主义理论一上来就会从根本上否定世界上存在着像权利这样的东西(边沁[Jeremy Bentham]就把这种权利观称之为“高跷上的胡言乱语”),而且认为强制人们做有利于其他人而不是有利于自己的事情乃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这样一种理论却避开了诺齐克批判火力的大部分锋芒。由于同那些观点进行斗争的乃是罗尔斯,所以诺齐克实际上是把一大堆烫手的栗子留给了罗尔斯。



  上述讨论会使读者得出结论认为,诺齐克所提出的注重个人权利且无视任何集体目标的与前述功利主义相反的理论肯定是正确的。但是接下来,人们便会想到,按照诺齐克的观点,少数人生活于殿堂之中而千百万人忍饥挨饿的社会也可能是正义的。但是,谁又会真的相信这样的正义呢?



  然而,政治哲学却必须建构一种令人信服的能够把权利理念与共同利益的观点结合起来的理论。毋庸置疑,正如诺齐克所阐明的那样,这些理念是彼此冲突的,而且1945年之后所宣称的业已打破了这二者之间均势的一致看法从逻辑上讲也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同样不容置疑的是,在我们有关正义社会的概念中,个人权利的感到理念与共同利益的观点却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很可能这两种观念都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心智之中:第一种是人类占有的本能,第二种则是人类相互合作的本能。因此,从最终的角度来看,罗尔斯旨在建构一种对上述两种观念都予以承认的理论的努力乃是正确的,即使他达致的理论被证明无法与诺齐克的智慧相媲美。诺齐克所提出的这项挑战,至今还未得到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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