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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stein:诺齐克与《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添加时间:2005-01-15 07:18    浏览次数: 4404 次

诺齐克与《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自由的生命



         Richard A. Epstein*(*James Parker Hall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Law,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 Kirsten Bedford Senior Fellow, the Hoover Institution)



           邓正来





  星期三,也就是今天,哈佛大学网站BBS中刊出了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逝世的消息,他享年63岁。这一消息会一直保留到每一个认识诺齐克的人都确知这一事实为止。无论是作为老师、朋友,还是同事,他都是一位孜孜不倦且永不满足的学者,有办法使每一次讨论都变得活跃起来,并且总是能够提出一堆令人头晕目眩的问题,令你始终步其后尘。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想起许多人,他们都具有与诺齐克一样的才智和激情。但是,National Review网站上刊登的一篇简短的悼词却从另一个角度对他做出了恰当的评价:诺齐克与哈耶克一起,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主张并倡导个人自由、私有财产权和有限政府的两位最为重要的人物。



  哈佛大学网站简要地阐述了诺齐克与哈耶克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但是我却认为,值得在此对他们两人的异同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哈耶克是一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他的作品都是以欧洲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为背景的。哈耶克拥护非中央集权的决策制度,并且反对建立以不准确的社会计算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与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不同,哈耶克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因为在他看来,社会计算乃是不可靠的。他认为,市场之所以能够运行良好,实是因为价格允许人们在他们彼此之间就他们赋予某些资源的价值发出信号,而毋需对那些资源的用处做繁复且长时间的解释。个人信息不一定非要集中起来,才可以得到使用。哈耶克的整个态度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第一,对于那些试图把一种理性秩序强加给世界的建构主义的宏大方案持怀疑态度;第二,凭靠习惯与自生自发的进化来解释那些个人习惯以及存续下来的公共制度的源起。



  1974年,诺齐克约35岁时便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这部巨著,迅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诺齐克受到了哈耶克思想的某种影响,但是在许多方面他却转向了一个截然不同于哈耶克思想的方向。在其伟大的思想历程之伊始,诺齐克并不崇尚旧有的习惯,相反,他却倾向于采用哈耶克所不赞成的理性分析。对诺齐克来说,出发点乃是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中的那个伟大的比喻,即“自然状态的理论”。同他之前的其他人一样,诺齐克也对这样一个首要的棘手问题进行了追问,即为什么应当存在普通个人予以效忠的政府?与他那个时代普遍盛行的强烈的集体主义冲动不同,诺齐克所追求的乃是以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去探究世界各个层面或各个方面的问题。最近,我一直在研究某些有关动物权利的问题,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的某些颇为智慧的文字段落已然对哲学思考中那些漠视动物权益的企图进行了批判。



  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对思想领域中非主流的问题所进行的断断续续的研究,却使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获益非浅。据我所知,诺齐克并未受过法学训练(尽管他的女儿艾米利[Emily]199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但是他永无止境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却使他凭借着直觉发展出了一种有关占有的正义理论,而严格地讲,这乃是以探究此类问题的法律方法为依凭的。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71年出版了他的权威性著作《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该书在当时(某种程度上直到现在仍然)被认为是一种对取富益贫之再分配安排的诉求;仅仅三年之后,《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便引起了轰动。诺齐克有关自由颠覆模式的名言可以被很好地用来概括他本人的正义观。对他来说,正义根本就不是某种理想化的目的状态,而是人们据以开展交易并且成功地容入社会的一种过程。



  从这一认识出发,诺齐克很快就得出结论认为,所有个体的生命都源于一种自我所有权的制度(a system of self-ownership);此后,该项制度经由一项有关占有的正义原则而扩展到了社会世界,而根据这项正义原则,自然世界中的无主物都会具有各自单一的所有者。再者,根据有关转让的正义原则,这些所有者又可以把财产转让给其他人,而这些其他人因而也就承继了原所有者所享有的权利。游戏只允许这样进行。因此,占有和自愿转让这样一种制度需要受到保护,以防某些想靠武力或威胁的人去谋取那些业已属于其他人的财产。





  一旦这种制度是正当的,诺齐克便可以在此基础上阐述下述两个关键的要点。第一,这些原则的反复使用可以创建出复杂的社会安排和法律安排。这里的关键在于:任何安排都不能强制人们必须根据某种极端的基础进行转让。此外,各种分割所有权的安排也都是可能的,而且从这些安排中还能产生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有关合伙、借贷、租赁和馈赠等的法律。经由系统地适用为数不多的核心原则,日常生活中如此之多的琐事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第二,诺齐克指出,这些正义原则乃是与那些试图在个人中间强行实施某种一成不变且看似公正的分配财富、商品、服务或其他东西的安排的努力势不两立的。为此,他给出了一个著名的例证,即致使Wilt Chamberlain变得富有的一系列交易。每一位付钱看Chamberlain比赛的人都把钱给了他所在的球队,而该球队继而又把钱转让给了Chamberlain。这个转让链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安全的,而且从那些安排中产生的最终的财富分配也是安全的。诺齐克所采取的分析技术与哈耶克的分析技术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就他们经由颇为不同的路径而达致的关于普通个人间恰当的正义制度的结论而言,两位伟大的论者却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



  诺齐克对我本人思想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当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次阅读他的论著的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普通的法律人,正全力想弄清楚如何才能把各种各样的财产、合同、侵权行为归入一个单一的前后一致的整体之中。就我所面临的诸多难题而言,实际上都可以从《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的广博内容中找到答案。诺齐克所具有的分析力,使得他可以简化通常的试错过程而直接洞见到相关的模式,而这些模式则正是那些通晓法律制度中某个特定部分的人所忽视的。



  在撰写《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的过程中,诺齐克也采用了从霍布斯(Hobbes)至今许多伟大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都采用的那种探究模式。为了使我们能够在认识为什么普通的个人要效忠国家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上有所收益,他探讨了有关私人权利和义务的各种理论。就这个问题而言,公正地说,我认为诺齐克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够自圆其说。他虽说能够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阐明个人为了寻求安全而成为大保护性组织之成员的方式,但是在说明这些反复实施的自愿策略如何能够产生一个单一的对强力拥有垄断权力(而这正是国家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之所在)的保护性机构这个方面,他却没有那么成功。在这个方面,诺齐克对我又一次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这使得我必须在找到所缺要件以后才能对为什么占有和转让这两项正义原则(甚至在它们反复适用的情况下)尚不足以创建这种国家的问题给出解释。诺齐克本人坚决反对采用假设性的社会契约来说明这个问题,一如他所宣称的,这些社会契约不过是想象的,不值一提。1985年,我首次在Takings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我认为,为了解释为什么每个人可以被迫放弃其对自由的各项权利并且以此交换只有建构良好的国家才可能提供的安全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依凭这些靠不住的或计谋性的策略。那些被迫进行的交换──亦即诺齐克明确排除在外的那些交换──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只要它们服务于那些受制于强制的人的利益。



  然而,此处重要的并不是诺齐克未能自圆其说,而毋宁是他仅凭自己的力量就复兴了古典的自由主义传统。据此我们可以说,他显然不是一个社会保守主义者,更不是特权的朋友,而实际上却是一个有担当的在学术上特立独行的人,而且做出了一个学者应当努力做出的贡献:提出一条思想主线并努力使它发挥出它所具有的最大限度的知识优势。就他的工作而言,他在哲学领域中常常受到猛烈的抨击。我还依稀地记得这样一段抨击文字,指责他只具备中西部地区一个加油站加油工的道德素质。但是,论者们对《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所做的频繁且苛刻的批评,却只能进一步证明诺齐克思想的广博和深邃。如果这部著作只受到一次批驳,那么它也就无足轻重了。正是这部著作受到了无数次的“批驳”这一点,才可以证明它是政治哲学中永恒的经典著作之一。从一个赞同诺齐克观点的人的立场上看,这一点很重要。诺齐克对自己所在的学科、其他社会科学部门以及法律的影响都是深刻且巨大的。在他的晚年,他拒绝对《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所引发的问题再发表任何文字,而是把他无限的精力投入到了更为纯粹的哲学研究之中。无疑,在哈佛大学的影响下,他甚至还对自己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中充分阐释并进行捍卫的某些尖锐的个人主义结论提出了一些社群主义式的疑虑。



  公正地说,他既不会因为后来的某些转变、甚或也不会因为他晚年在其他学科所做的研究而被世人铭记或是得到褒奖;但是,他在年轻时所做出的最出色的研究却能令他名垂千古:当时,他竭力反对那种主张大政府和泛政治权力的传统思想,并且在此一努力的过程中他本人也赢得了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之一的声誉。哈佛大学的实力因他而变得更为强大。我们当中那些认识他的人都会缅怀他。当然,根据思想传承的正义原则,政治领域中所有的人也都将从他热爱自由和服务自由的思想知识遗产中获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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