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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立年:市场、政治和波斯纳之箭——评波斯纳的知识分子研究 

添加时间:2005-03-18 22:56    浏览次数: 5193 次




市场、政治和波斯纳之箭——评波斯纳的知识分子研究

政治和波斯纳之箭——评波斯纳的知识分子研究


田立年

  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研究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进路,即他对公共知识分子市场的经济学分析和社会学分析1,第二部分讨论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研究的政治品质,第三部分讨论波斯纳著作本身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意义,看所谓“波斯纳之箭”(p.16)怎样回头射向波斯纳这位射手。这一部分主要考虑波斯纳作品的学术品质。

  需要预先指出的一点是,波斯纳特别强调,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地方性”,他的研究范围限于美国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而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情况是比较特殊的。波斯纳指出,在美国以外的其他许多国家里,公共知识分子数量较少,并渊源于与政治领袖、商业精英和技术先驱相同的阶层,倾向于更相信国家权力体制,其作品反映了与美国不同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因而很难以同样的视角加以考虑。(p.14-15)。或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曰,橘越淮而枳,当知罪不在橘。

  市场

  本书一如波斯纳的其他著作,充满尖锐的批评和丰富的洞见。在他的笔下,美国当代一些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当作出售伪劣符号商品的商人和不负责任的学术游客,在公共领域坑蒙拐骗。而他们至今之所以仍然逍遥法外,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犯罪,而是因为甚至他们所犯的罪行也是那么琐屑无足轻重(波斯纳认为往好了说也是一种零和游戏,自己玩自己),公众并不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见,正如公众不认真对待看手相者的意见,而认真追查他们的错误的成本远远超过了从他们获得正确信息的收益。(p.189-192)正如朱苏力教授在代译序中所说,如果说波斯纳此前两部著作(《法律与道德理论的疑问》,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调查》,彭安等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还只是对某一领域的某些知识分子“下毒手”,那么这本著作则是要在学术界“四面树敌”了,以至于远在中国的朱苏力教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在阅读此书时也不禁“提心吊胆,生怕有什么被波斯纳给捅破了”(p.1,p.16)。

  但是,攻击力和杀伤力并不是波斯纳本书最重要的贡献,虽然它也许是本书最容易被首先注意到的“贡献”。在本书导言中,波斯纳已经说明,一般地责难公共知识分子既无必要,也不正当,(p.3)而本书探讨的那些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不能对社会作出重要贡献,与其说是他们个人的失败,不如说是市场的失灵。(p.7)因此,“不应过分夸大本书中的批评性因素。本人对公共知识分子批评的兴趣,要少于展示——通过界定和描述、运用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统计资料——能够以一种系统全面且富于成功的方式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研究。”(p.491)在波斯纳看来,公共知识分子主要是以需求和供给为特征的市场中的一个职业,可以以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术语加以分析,并和其他职业进行对比,他认为,这种分析和对比提供了解释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之缺陷的社会科学的基本工具。(p.3)他还据此提出了改进公共知识分子市场的建议。(p.491-504)

  首先,和其他市场一样,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是社会需求和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口绝对数量的增长,普通美国人接受教育时间的增加,受过教育的闲暇老人数量的不断上升,政府规模的日益扩大,尚不存在学术共识、研究不够而又引起社会公众激动的社会突发事件的增加,媒体的竞争,所有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对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需求的逐渐增长。(p.52-56)就供给方面来说,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其作品会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此外还会获得公众的社会关注等非经济收益,或者说,会获得成为名人带来的快乐。(p.80-81)当然,从这活动中获得的收益也伴随着成本风险(p.76以下),不过,综合来看,知识分子从公共知识分子活动中获得的收益还是远远超过了其成本,并且有两类人特别乐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那就是处于学术事业黄昏时期的学者和那些预期没有传记作者关注、不会对其进行深入调查的知识分子,二者的竞争力来源于其成本的低廉。(p.76-77)最后,随着远程教学的兴起,以及电子通讯传媒的广泛扩张,最成功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读者群,其规模也许会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其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日益增长,这一趋势也许会吸引数量更多、能力更强的学术人员加入公共知识分子的供给大军。(p.81)

  波斯纳认为,就向公众提供信息(而不是娱乐或协同公众)这一特殊功能来说,有理由怀疑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是否运转良好。(p.87)一般来说,如果一个市场是竞争性的,质量就会由市场来决定。但是,并非所有的市场都能交付品质优良的产品。如果市场激励不够充分,缺乏足够的市场约束,向市场提交的产品的可信赖性就会发生问题。(p.92)一项值得信赖的合意并非总是出现在观念和意见的自由市场中。观念市场的自由竞争最多只是真理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p.96)事实上,公共知识分子预测未来错误百出,谈论事实粗枝大叶。他们甚至常常为了证明自己的学说正确而歪曲事实。(p.9-10)即使与学术、艺术等其他符号商品市场比,公共知识分子市场上的竞争也更缺乏效率。(p.97-98)因此,波斯纳认为,在表达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意见方面,与公共知识分子最接近、最没有任何市场戒律的人,就属电影明星了。(p.98)

  谈到公共知识分子市场的低效率竞争和交付产品的没有质量保证,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可以成为原因。一方面,由于现代大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获得了舒服的有保障的学术职位,被吸引到学术队伍中去,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开始支配公共知识分子的供给,他们不再像过去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一样,全力投入公共知识分子事业,而只是在有保障的、舒适的学术职业之外“客串”公共知识分子,缺乏足够的动力和风险刺激,并且他们的专业化也使他们恰恰越来越不适合切实地讨论社会政治问题。(p.88)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专业化的发展,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碎裂成了不同部门的专门家,摧毁了公共知识文化,故而使得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读者没有鉴别力。由于联结专业知识分子与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的普适文化的消失,与公共知识分子市场上学术供应商的粗糙化相对应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市场上的大众顾客的粗糙化。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质量日渐衰落,比知识分子自身解答公共能力问题萎缩更根本的原因是,也许是公众并不关心他们说些什么,因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意见的准确性和谨慎性几乎没有施加什么市场压力。(p.97-99)

  使波斯纳感到犹豫不决的是,到底是公共知识分子产品的质量低下促使公众用不注意来保护自己呢,还是公众的漠然导致、纵容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不负责任呢。他不得不将这视为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p.94)更进而言之,在波斯纳看来,无论是公众的漫不经心还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漫不经心,都来源于同一个更深的原因,即专业化和现代大学的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共同文化的式微。根本原因在于,今天已不再有一汪共享知识的池塘,公共知识分子能够从中汲取知识的水流与他的读者分享,而读者也可能运用这些知识来检验知识分子的论辩合理与否。(p.99)

  不过,无论是普适性的公共文化的消失,还是现代大学和专业化的片面发展,波斯纳都没有予以展开讨论,更没有提出什么针对性的改革建议,而只是就改善公共知识分子市场的供给单方面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他以为,既然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存在的问题是责任缺位(无人监督,也无人记录),因此便有可能采取这样下述解决办法:第一:就大学来说,可要求全体教员在大学网站上(或在其个人网页上),除了公开必须列举的著作、文章和其他容易获得的作品以外,每年还要张贴其所有的非学术作品,不论采取何种形式,无论出版媒介是什么,并且公布他们上一年度所发表的公开演讲。波斯纳希望,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的容易了解,并且存在可检查的记录,这会对学术人员在公共论辩中随意指点江山会构成一种威慑。第二,在书评中声明评论人是否受到了被评论作品的批评,或在签名公开信中签名人的专业领域和专业人声明了解与该公开信所支持的主张有关的事实。第三,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披露其来源于公共知识分子工作的收入,包括著作、文章以及直接面向公开听众的演讲,以及作为咨询顾问和专家证人所获得的所有收入。(p.491以下)

  政治

  波斯纳关于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失灵的理论分析及其对策显然是用力不均的。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波斯纳法官”从一开始就对造成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失灵或质量衰落的更深层原因一带而过,语焉不详,只是抓住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不放;最后在判决中更是完全不提其他“共犯”,而仅开出一张针对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的罚单,并且是一张没有多大“执行”可能的罚单。波斯纳究竟是一叶障目,考虑不周,还是别有所见或大智若愚呢?

  波斯纳并非不知道这些批评或不同意对于大众消费文化以及对于现代社会的批评。尼采曾经对现代的艺术家所要面对的公众感到愤怒。2哈贝马斯追忆,在启蒙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标准甚至可以扩展到箍桶匠和手工业者中间,百科全书成了教养的标志,启蒙时代的“民众”被导向文化,而不是文化自身俯就大众,这样的文化和这样的公众而今俱往矣!3波斯纳说,“假如一般性的公共话语或公共知识分子特别贡献的公共话语存在问题,难道不应该在相应范围内归咎于社会公众本身吗?因为他们转瞬即逝的关注,因为他们的平庸无知,因为他们对‘合理刺激’文化的认同?”(p.97)

  不过,波斯纳并不想展开这些批评。这些批评固然釜底抽薪,快意恩仇,但在实践上很难落实,成本太高(当然,对于纯粹的哲学和文学批评来说,成本恰恰是不在计算范围的)。波斯纳认为,“尽管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存在缺陷,但也不能够促使成本高昂的矫正方法正当化。……因此,本人在此仅讨论成本较低的矫正方法。”(p.493)他不是哈姆雷特,显然从来没有把那位丹麦王子当作“天大的榜样”:“神圣的雄心鼓起来了他的精神/断然蔑视了不能预见的结局/全不顾吉凶未卜,安危难定/不惜拼血肉之躯,冒生命之险/哪怕就为了个鸡蛋壳!”4他不认为,除了依赖这么一个声名不佳的市场,我们还有什么其他全新的方法。我们不能如此激进,以至于因为市场失灵而试图推翻社会,即使市场失灵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社会失灵的结果也罢。支持他的建议是政治上稳健的考虑而非理论上透彻的考虑。我们自己就是一些庸人,也必须与平庸和粗俗共处。(p.494)无效的药方聊胜于可能致命的药方。

  波斯纳力陈,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由于被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所支配,所以缺乏足够的政治考虑和政治经验。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些从未离开过校园的人,他们的背景属于后青春期,其很少需要与他人相处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很难把握政治道德的基本要素,不具备政治家所需要的典型的策略性的、互动的、社交的性质。“这些素质构成了所谓的犬儒主义的道德。马基雅维利对此曾有详尽的论述。这种道德,韦伯以一种‘终极目的之道德’与之对比……而政治责任的道德则意味着,愿意妥协,愿意玷污自己的双手,愿意谄媚和说谎,愿意作一揽子交易,愿意放弃令其自豪的自我满足,这种自愿来源于自我意识的纯洁以及为原则而献身。它要求的是一种现实感,而非自我正义感或学术聪慧。”波斯纳认为,若没有这些素质,社会改革就不可能推行。这些是与学术理想相距甚远的素质,是无数学术人员不屑一顾的素质,也是很少有人愿意培养的素质。(p.88以下)这话不啻是将他自己与通常的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其意昭然:与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相比,他是不多的有“政治背景”的知识分子,更接近于他所谓“衰落”之前的伟大公共知识分子。

  波斯纳政治经验和政治立场在本书中的另一更为正面的表现,是他对公共知识分子及其作品的经验描述和梳理。

  在本书第一编里,波斯纳运用了类型学、理论分析、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考察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首先,他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定义:就有关或涉及政治、意识形态事项的问题面向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p.43)其次,他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时事评论员和社会趋势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不同形式(如杂志论文和整版付费公告),并对公共知识分子推销的符号商品进行了划分(娱乐商品、协同商品和信用商品)。第三,他还划分了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不同类型:自我大众化(将自己的学术作品转换成普通教育公众能够理解的形式;基于自己的学术专业提出的特定的政策建议;政治色调的文学批评;政治讽刺作品;对公共问题的悲观主义预测以及其他的预测性评论;一般的社会批评或者专门的社会批评;在某人专业领域之外提出社会改革建议;即时评论;向法庭提交的专家证言。(p.7-8,p.44以下)第四,他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经济学框架,将公共知识分子设想为一种在以需求和供给为特征的市场中的职业,可以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术语进行分析,并且可以和其他市场和职业进行对比;有关的理论分析可以通过经验数据予以测试。本书第五章中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统计学分析是第一项这方面的较全面的研究。在本书第二编里,波斯纳则更加自由地描述了活跃于当代美国社会的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将第一编的分析具体化。

  所有这些经验描述和分析体现的都不是典型的学术天赋,而是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经验和敏感,正如他对他所谓最伟大公共知识分子奥威尔的描述:从学术的意义上他并不是天才;他没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没有快如闪电的分析能力,没有对理论的爱好和品味,也没有大胆创新的思想。他所拥有的能力,更多地侧重于面向社会公众就政治问题写作的角度,看见展现于他眼前的事物之能力,以及用一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生动风格描述他所观察到的事物。(p.89)

  波斯纳之箭

  波斯纳给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依托其智识资源就有关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以及文化问题向普通教育的公众发表见解者。按照这个定义,正如他承认的,他本人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他的这本著作也是一本公共知识分子著作。于是,他问自己:难道我就不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吗?关于他对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连篇累牍的批评,人们会不会说他“猪背乌鸦”呢?(p.12朱苏力代译序) 他担心自己“射出的利箭,可能在飞行中拐弯改道,然后恰恰射中我这名射手。”(p.16)

  不过,我们却不打算如此简单地批评波斯纳的研究,不打算简单地用其公共知识分子之矛攻其公共知识分子之盾,正如波斯纳的目的也不是简单地批评公共知识分子而已。我们希望了解的是,波斯纳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他的这本著作在什么意义上是一部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具体来说,就他在这本著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政治上的稳健性倾向来说,以及就构成他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研究的主要进路的市场经济分析来说,它们与他所批评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普遍特点有什么关系。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波斯纳及其作品的这一定位更好地理解波斯纳和他的著作。

  波斯纳指出,在对社会做出贡献的意义上说,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之所以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作用,能够发挥一定影响,往往是因为它们具有矫正性,这也就是说,它们的成功和价值是建立在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破坏性之上的。如果不是因为如此之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二战前和二战中支持共产主义,并且此后又反对美国有关共产主义阵营的外交政策,那么冷战知识分子,如西德尼·胡克、乔治·奥威尔、雷蒙·阿隆等人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将毫无存在之必要。倘若不是因为凯恩斯、高尔布莱希、拉斯基等左翼公共知识分子鼓吹集体主义的公共政策,那么,人们对他们的需要本来将会少的可怜。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如果不是因为左翼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的发达,本来是不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p.201以下)(当然,如果我们将波斯纳描述的这个因果关系翻过来,那么也同样依然成立,这且不论。)因此,波斯纳认为,也许从根本上来说,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对于政策纯粹的促进以及对于正确判断的贡献,是十分有限的,双方也许正在玩一种零和、甚至负值的知识分子博弈游戏。(p.204)

  同样,波斯纳的作品的价值,特别是他的稳健的政治观点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矫正性的。波斯纳认为,有三个原因造成了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倾向于采取极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首先,学术团体奖励教授的基础在于其独创性,即提出了新的思想,因此,对于学术作品来说,再没有比“常规的智慧”更严重的讽刺了,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学术公共知识分子通常倾向于站在政治-意识形态布局的极端或极端附近了。其次,提出极端的主张会挑起争议,并因此会提升公共论辩的戏剧性。这是一种娱乐的迫切需求,而公共知识分子市场在相当程度上,其实就是娱乐的一个分支。第三,坚持激进的政治观点可以在公共知识分子市场上获得“商标识别”,从关于同一主题的各种拥挤不堪的观点中脱颖而出。(p.88)在这种情况下,强调思想的政治性或社会性效用而不是强调思想的独创性效用,至少具有社会减灾的价值。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仅仅是减少灾害的价值,并没有增加社会的实际收益。在这个意义上,波斯纳的这部著作是典型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品。

  本书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典型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定义的一个含义是:其写作面向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在写作严肃知识分子作品的大学存在之前,甚至在大学已经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中心之后,本来没有人想到要按照读者的范围将知识分子区分为公共知识分子和非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所以不面向专业读者写作,是因为不存在这样的读者,或这样的读者寥寥可数。伴随着现代大学和专业化的发展,知识分子有了职业的路径,使他们可以更有效地专门面向其他专业人员写作。这使他们的写作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面向作者学术专业领域内的研究者和学术人员,另一类则包括非专业人士、普通教育的社会公众。(p.31以下)由于读者对象的分化,他们的写作风格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其中一种是沿着复杂性和技术性增加的方向,另一种则是沿着复杂性和技术性减少的方向。前者如一名学术人员可能将其学术生涯的全部奉献给一所教堂染色玻璃窗,或考证世界博览会的交易和历史,或探索中世纪晚期唯名论与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神学关联。(p.5)后者则力图描述出一幅更引人注目的图景,(p.168)“倾向于成为社会现实的一种激进的简化器。运用一种黑白分明的术语看待事物……”。(p.185),而波斯纳本书为这种“公共”风格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借助于市场框架,波斯纳极度简化了观念和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几乎完全将其还原为一个普遍性的利益输入和利益输出的控制问题,因而可适用于任何职业。这保证了本书的清晰性、公共性,但就此而言,同时也丧失了就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特定社会集团来说观念和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分析的学术收益。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与学术著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兼容,“公共越多,智识越少”(第5章题目);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统计分析表明,学术贡献并不能促成公共知识分子的声誉——事实上反而减少了他们的声誉。(p.230)

  对比被波斯纳列为传统公共知识分子典范的康德和韦伯,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市场”模型过于简单,完全未能整合公共知识分子所经营观念之非市场的、形而上的维度。综合各种知识分子理论来看,一种比较全面的知识分子理论应该同时兼顾知识分子的普遍理论的、精神化的方面以及其具体实践的、利益的方面方为妥当。康德早就区分开理性的两种运用:理性的私人的运用和理性的公开的运用,而按照他令人惊异的与通常理解相反的划分,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运用自己的理性,是理性的私下运用,而就他作为整个共同体、作为世界公民社会的成员而论,他就是在公开地运用理性。5韦伯也做出了经典的论断:“利益(理念的以及物质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使着行动。”6循此路径,如果波斯纳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经济分析不是经济学模型的简单套用,不是用经验材料来填充理论模型这样直截了当的“人文科学进路和社会科学进路的结合”(p.9),而是探讨“世界观”和利益在公共知识分子身上结合的种种具体情形,那么他的经济学分析和社会学分析将会更启人思考。不过,可以预料,这样将会使他的作品的“普通教育读者”面向有所模糊。因此,这仍然是一个选择取舍的问题。

  波斯纳在批评其他公共知识分子时说,“他们之间的科学争论要比看上去更小一些,而这便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p.115)这话用来说他自己的作品也是合适的。

  【注释】

  1理查德·A·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并长期担任联邦高级法官。他也是美国当代最活跃和最多产的法律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作者之一。这一点,中文版共11卷的波斯纳文丛(苏力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可以为中国读者证明。《公共知识分子》〖徐昕译〗【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一书即为该文集的第11卷。

  2 尼采,《曙光》,田立年译,漓江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91、192页。

  4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卞之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0页。

  5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32页。

  6 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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