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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试译]施特劳斯对抗韦伯:探寻真正的社会科学(Nasser Behnegar)[上] 

添加时间:2005-09-10 21:35    浏览次数: 5587 次

[试译]施特劳斯对抗韦伯:探寻真正的社会科学(Nasser Behnegar)[上]


作者:平林漠漠 


[译者按:就我的感受而言,这篇文章极有助于我们理解《自然权利与历史》,而且也有助于澄清人们对施特劳斯的某些普遍误解。另外,译者能力和时间都很有限,大约在进行翻译的时候犯下了不少错误,而且事后也没有回头去推敲,所以不建议在认真的讨论中使用这个译本。译者只是希望这个译本有助于读者了解原文,并希望在需要认真思考和讨论的地方读者能对照中文去阅读原文。原文中引用的《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句子,部分自译,部分取自三联的中文版。最后说一句多余的话:我并不完全认同原作者的观点。]
  
    
  分析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给出的,困难而且被忽视的对马克斯·韦伯的批评,会揭示出政治科学以及更广泛的说社会科学的根本困难,如果他们要成为纯科学,就必须克服这些困难。施特劳斯对事实-价值两分法的不充分性的批评现在以广为人知,迫使人们重新审视韦伯对人们能得到有关价值的有效知识的否定。施特劳斯辨认出韦伯的洞察的严肃基础是现代哲学或科学不能驳倒宗教。相信哲学或科学不能对自身(的正当性——译者补)做出说明,就无法应付宗教的挑战,韦伯对人类的情况因而抱有一种“悲观的”看法。施特劳斯同样表达了对哲学或科学可能性的深刻怀疑,但他最终提示说,对政治哲学史的一种特定研究可能解决哲学和神启之间的冲突,也能解决那个“价值问题”。“Confrontation是真正的批评。那是对一个思想家进行评价的最好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In confrontation我们反思他的思想,刻画那些强有力的方面而不是刻画它的弱点。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通过confrontation我们自己才能达到对思想的最自由的运用。”[1]
  
  Full Text: COPYRIGHT 1997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列奥·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与历史》[2]中对韦伯的评论是一个“事件”,因为那是对一代社会科学家心目中的一个知识英雄的彻底批判,韦伯的反思指引着那一代社会科学家对他们自己的事业的意义和界限的理解。虽然如此,随着施特劳斯早前预料到的[3]历史主义对实证主义的胜利,韦伯对事实和价值的区分的可疑性质今天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识。看起来,除了施特劳斯对最近的现代思想家的批判的重要性,他对韦伯思想的阐释也同样有历史的重要性。然而,韦伯更深层的信念,有关价值的真正知识的不可能性,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不过,那些不会假装知道怎么解决终极价值之间的冲突,不相信人们的无知——对那些作为重要的事情的无知是一种福分的人不会不对检查这个信念的基础有兴趣。换种说法,如果我相信韦伯是正确的,假定有关价值的真正知识不可能存在,紧紧价值和事实的区分就足以保护科学,或者如果我相信韦伯的批评者们是正确的,价值和事实的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谁想要一个真正的政治科学就必须去检查那个对有关价值的真正知识的可能性的拒斥的基础,这有关科学的道德规范。
  
  我们以使自己想起那个隔开当代政治理论和当代政治科学的那个深渊来开始我们的研究。那个深渊由行为主义和后行为主义之间的论战引起,并在那场论战中活了下来。他们一方强调政治行动而另一方强调科学研究,这显示出在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之间的对抗是对那个更老也更根本的对抗的修正,那是在政治和哲学或科学之间的对抗,而后者被看成是一种沉思冥想。[4]后面的那种对抗被一种启蒙运动的希望弄得模糊不清了,他们曾希望社会科学能通过发现自然法或历史来解决我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种希望已经被击碎了——这首先应该归功于弗里德里希·尼采和马克斯·韦伯。
  
  其实对韦伯方法的反思首先由某种不安的感觉而鼓舞起来:经验科学和理性的哲学都不能使价值判断正当有效,政治科学就不能满足我们最深的政治需要。[5]而韦伯自己弥合科学和政治需要的努力再一次使他们之间的紧张模糊黯淡,因为它对一种能满足政府和社会需要的工具性的政治科学有贡献。在对韦伯的社会科学的批评中,施特劳斯不仅再次展示了这种紧张,而且使它的基础形式再次显得清晰。
  
  根据施特劳斯,哲学的政治化始于17世纪,为一种对健全政治的关切所推动,政治抛弃了它的“对永恒秩序的人性追求”而变成了一件攻击宗教的武器(p,34)。韦伯清楚的看到了这场争论的严重后果。在他的说明中,尽管无神论是现代科学因而也是现代文化的基本前提(我们的文化削减着那些古老理论的残留物)[6],现代科学不再能说出它高于宗教的理由。可以肯定,在内部审视科学它是和谐一致的,但诗意和虔敬也一样:“要真理,或者不要真理,以及为了美和神圣而拒斥真理都是同样合理的。”(p,48)既然“一些东西尽管不美也不神圣但却真实”[7],那么一个科学家作为科学家就必须抵抗美和神圣的诱惑。而这种抵抗或者说拒斥不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从而为了美和神圣而拒斥真理在理性上就是可以允许的。这肯定是个简单的结论,但是接受无证据的意见是独断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且也和科学的本质相矛盾。这个困难,根据施特劳斯,是二十世纪科学危机的最深层原因。[8]这个危机韦伯不能成功解决。施特劳斯对韦伯的阐释因而寻求揭示这个根本困难,政治科学必须克服后者以成为一个非独断的或真正的科学的。
  
  在理解施特劳斯的韦伯阐释的路上会遇到可怕的障碍。这个文章是施特劳斯较为知名的工作之一,但是就像Robert Eden观察到的一样,“在公开的描述的范围内,甚至于还没有人[除了 Turner 和 Factor]描画出它的论辨步骤的轮廓”;施特劳斯的批评“被忽略了而不是被社会科学家们反驳了。”[9]这或许不会令人惊讶。施特劳斯对韦伯的阐释对那个意见很重要,那个意见说向那些从传统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人夸耀自己的现代科学,在其核心是独断的,因为那个缺陷很少被人怀疑而一旦有了怀疑就是大麻烦。[10]施特劳斯思想十足的激进性造成了不安,这种不安容易被感受而不是被理解。因此,人们被诱惑着摆平他——或者通过质问他的意图,或者通过把他塞进当代的正统思想的陈词滥调中。因此,施特劳斯对独断的无神论的批判就被混同为对无神论的批判,甚至在一项考察的准备阶段就会是如此。[11]对绝对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拒斥和对苏格拉底的怀疑论的支持(pp. 21-22, 125-26, 16263, 192-93, 277, 320-21)被忽视了,显然,怀疑早先的自由的相对主义原则的人都被看成是专制主义者。[12]既然施特劳斯挑战了当代标准的结构,那么当我们跟随他的韦伯阐释的时候,至少应该暂时的努力跳出现代标准的结构以及对古典政治哲学的偏见。[13]  
  此外,施特劳斯对非独断的社会科学的寻求导致他用一种容易被误解的方式写作。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自己去进行那些支持哲学真理的推理就接受了那些真理,那么那些真理往少了说对他也是没有价值的,这让他非常讨厌那些“制式真理的廉价贩卖”。[14]因为这一点以及我稍后要讨论的其他原因,施特劳斯采取了一种会亵渎通常的好文字标准的写作方式:“优美而有系统的写作,不是优美和有系统的写作。”[15]他选择辨证地写作:他在一个地方说的话往往只不过是临时的结论,往往在别处会有矛盾的或者精炼过的说法。同样,他最用力的论辨往往并不是他最终的或最深的结论。[16]就算是雷蒙·阿隆和卡尔·洛维特,两个在智性和个性上和施特劳斯都非常接近的人,有时候也跟不上施特劳斯的韦伯篇章的辩证法:施特劳斯对社会科学为什么不应该认真对待在神启的基础上提出的拒绝意见(p. 71)导致洛维特得出结论说,施特劳斯显然把宗教的对有生命的人的关系的看法当成合理的。[17]这个结论忽视了施特劳斯稍后的陈述,说科学不能忽视神启的挑战(pp. 71-73, 74-76)。同样的,施特劳斯强有力的陈述说他寻求证明韦伯理论的虚无主义结果(p. 49)导致阿隆忽视了施特劳斯不太显著的陈述说他主要的努力不在于把韦伯简化到虚无主义。(p. 62)[18]施特劳斯激进思想和带有辩证法特征的写作方式的化合物导致跟随施特劳斯的个人论辨的极度困难,更不用说建构这些论辨的更广泛也更曲折的论辨。
  
  在对施特劳斯的韦伯阐释的阐释中,我被迫加入大量的注释。我把注意力集中在那里容易引起误解的段落上,特别是那些不同的论辨以及他们和中心论点的关系上。施特劳斯初步批判的第一部分,包括三重论辨。首先,我将阐释施特劳斯的花哨的辩证法的重要性和局限。其次,我将揭示出施特劳斯是怎样证明韦伯以事实-价值的区分为核心的社会科学,不是建立在“是”和“应该”的区分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不可能有关于“应该”的真正知识的论点之上。第三,我将说明,施特劳斯对这种论点在实践中和理论上的不良后果的证明,并不意味着对这种论点的驳斥,而是在为理解它而做准备。在第二部分,有关韦伯的基本立场,我将说明,施特劳斯证明,韦伯否定人们对“应该”可能有“客观的”知识,并非基于一个经验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的信念,而是基于终极价值的冲突无法解决的信念,后者根源于对现代“此世”生活的批判,也根源于韦伯对一种困难的认识:在面对宗教的挑战的情况下,很难为社会科学建立一个真正科学的基础。在第三部分也就是最后的部分,在政治科学的问题上,我讨论了科学和启示的冲突跟当代的情况有怎样的联系,也将指出《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其余部分为什么会是解决这些冲突的一种努力。
  
  批判的准备
  
  在他对韦伯的讨论之前,施特劳斯让自己成为一个哲学的政治化的批评者,而哲学的政治化就是成为成为工具和武器。施特劳斯也让自己成为那种旧式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哲学是对永恒真理的非辩证法的追寻(p. 34)。但是施特劳斯在《自然权利和历史》第二章中对韦伯的阐释看起来却是非常辨证的。象Richard Kennington观察到的那样,这是“唯一的一章,施特劳斯允许自己使用反语去嘲笑和讽刺。[19]例如,尽管施特劳斯对柏拉图的阐释专注于柏拉图的思想而非柏拉图主义,他对韦伯的讨论却至少是部分的导向“今天的社会科学”对韦伯的教条主义的吸收。(p.49)确实,施特劳斯对这种科学的的嘲笑和讽刺在很大程度上有所保留,尽管并不完全(p. 49, 52-53)。于是施特劳斯对韦伯的批判看起来就像是他对当代社会科学批判的一部分。施特劳斯的工作的辨证特征看起来支持那种观点,说对科学的政治化的反对同样导向对政治行动的反对。但是施特劳斯的情形远为复杂。象Kennington观察到的,在同样的一篇文章中,施特劳斯尖锐了提出了对潜伏在韦伯思想下的哲学的毁灭性的批评,而且甚至没有试图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20)。什么样的辨证主义者会走出“他自己的方式”去加强对自身立场的攻击?
  
  一般而言,施特劳斯以带修辞色彩的方式对待韦伯和当代的相对主义,这看起来像是对柏拉图对待色拉叙马库斯的方式的模仿,后者是一个雄辩家,声称不正义比正义要好(p.6)。[21]柏拉图起初把色拉叙马库斯描写成一个野蛮的野兽和厌恶演讲的人,容易被人嫌恶,如果不是憎恨的话。但是施特劳斯论辨说,柏拉图自己暗示说对色拉叙马库斯的这种描述是不公正的。他最终选择了演说家的职业,而他和苏格拉底之间的敌意是玩笑性质的,也不是严肃认真的,至少依照苏格拉底是这样。[22]柏拉图起初对待色拉叙马库斯的方式是必要的,因为“出于所有普通的理由,我们不应该勉强那些象色拉叙马库斯那样说话和行事的人,也永远不要去模仿他的行为,不要去按他说的那样去行事。”[23]但是“有其他的理由要考虑。”为了理解正义和政治,“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不应该以色拉叙马库斯的方式——愤怒,狂热和野蛮——来对待色拉叙马库斯。”[24]施特劳斯没有把色拉叙马库斯等同于现代的相对主义者,但是看起来他思考了当代人对自然权利的拒斥在实践上的后果,这导致他厌恶这种拒斥。因此,他对相对主义的批判要唤起它的读者的爱国主义激情(pp.1-2)。因此他象柏拉图一样使用了色拉叙马库斯的方式,使用了带修辞色彩的装置“同时关注对作为一种激情的愤怒的唤起和抚平。”[25]但是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找到有关道德的真理,所以他通过“以色拉叙马库斯的方式和性情来追寻苏格拉底的目标的危险”来安抚他的读者。(p.6)“政治哲学对待政治事实的方式跟政治生活有关”[26],施特劳斯对相对主义的辨证对待与此相一致。因此,批判哲学的政治化的时候他也并没有争辩说哲学没有或者不应该包含政治的议题。更恰当的说法是,哲学的政治化导致了哲学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的界限的模糊(p.34):它以这样的方式显明自己——对基本问题的整全真理的探求让位于对这些问题的特定解决方式的鼓吹,更准确的说,“对这些解决方式的成问题的性质的意识”让位于他们声称的“主观确定性”。[27]
  
  尽管如此,施特劳斯对相对主义的声讨,并不是简单的基于实践上的考虑。按照施特劳斯,我们面对的最严重的危险或者罪恶是“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些罪恶不仅仅是道德上的或者理论上的两种教条主义(p.22)。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得都“避开了象Scylla[金山词霸说是 “(靠近意大利一边的危险岩石)锡拉岩礁”]一样的‘绝对主义’和象Charybdis [希腊神,卡律布迪斯]一样的‘相对主义’”(中文版《自然权利与历史》中的翻译是“避开了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进退维谷的难局”,这显然原意不符。我原先和羽戈兄讨论问题的时候说“也许施特劳斯拥有我们想像不到的自由度”云云就有部分是出于这个翻译的误导。而且如果只看翻译的书,我们大概永远不会象本文作者一样看出施特劳斯把相对主义和Charybdis相提并论是在暗示那是一种罪恶/Evil。)(p.162)。通过把相对主义看成是Charybdis,施特劳斯暗示他把相对主义看成一种极大的罪恶。[28]他肯定是认为那是在今天对我们最有诱惑力的罪恶(p.22)。跟随亚里士多得的暗示,我们应该要那种诱惑力更少一些的罪恶,施特劳斯令他对相对主义的批判比对绝对主义的批判更加显明昭著。但是他对相对主义的批判是暂时的而且从属于从两种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的最终目的。
  
  带着对施特劳斯的修辞方式的这种理解,我将说明,施特劳斯在其他部分中对韦伯的三种批评,看起来像是对韦伯的驳斥,其实是服务于澄清韦伯理论的目的。
  
  施特劳斯对韦伯的讨论立基于此:假定韦伯坚称社会科学在伦理上中立的“真正理由”是,“他的信念在于,对于‘应该’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知识”(p.41)。施特劳斯明白,韦伯自己有时候也曾拒绝对他的立场的这种描述:关键并不真正在于实践上的估量程度的问题,特别是那些伦理上可能声称自己具有规范性的高贵的问题——换种说法,他们是否天性不同,例如,那个经常被提到的浅色人种是否优于深色人种的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的主观判断的体验。[29]倒不如说,韦伯坚称的是这样的一个要求,“本质上完全琐碎的,”一个研究者应该让自己的立足点远离经验事实和他自己的实际评价,因为那是不同种类的问题。但是施特劳斯论辨说,“由‘是’和‘应该’在本质上完全不同而得出评价性的社会科学完全不可能的结论明显是不正确的”(p.41)。这变得很明显,一个人是否为了论辨而假定真正的知识是可以得到的。韦伯承认,如果社会科学为到达给定目标而寻找手段,那么关于目标的知识就会引导社会科学,不管关于手段的知识和关于目标的知识是不是用相同的方式得到的:“以有关真实目标的真正知识为基础,社会科学将会为那些目标寻找恰当的手段;这会导向对那些政策的客观而具体的价值判断”(p.41)。施特劳斯指出韦伯对自身立场的说明的不充分性,不是为了拒绝那个立场而是为了指出藏在那个立场下的推理:“他的对于应该不可能有真正知识的信念。”韦伯不止谈到了在关于事实的问题和关于价值的问题的逻辑上的区别,而且也谈到了,有时甚至是在同一页上谈到,在各种价值之间的不和谐的冲突。在“科学作为一种职业”种,他甚至承认说为实践上的立场做科学辩护的不可能性的“更深层原因”,并不在于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在本质上完全不同,而是在于各种价值之间的不和谐的冲突。[30]只有被看成是排斥逻辑的价值论的学说,韦伯的社会科学才是可理解的。[31]
  
  现在重要的问题就变成了韦伯关于价值之间互相冲突的观点是对还是错。但是施特劳斯暂时收起了这个问题而首先讨论韦伯的这个看法在规范上(pp. 42-49)和理论上(pp. 49-62)的后果。为理解这些讨论的目的,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他们的特征和局限。因为大多数评论者把注意力几乎都集中到了这些讨论上,所以这就特别重要。[32]
  
  施特劳斯论辨说,韦伯价值论学说的规范后果,是虚无主义。这并不意味着说韦伯在鼓吹虚无主义或者甚至说通行的对韦伯立场的接受会导致有意识的虚无主义,而仅仅是说他对道德律令,文化价值以及生机论的价值(纯粹个人的激情)之间互相冲突的看法,在逻辑上会导致虚无主义,如我们所知,每个人都能会同意这是合理的推论。[33]现在一个人可能同意说韦伯关于价值的理论会导致“决断”,认为一个人的行动除了他对某种价值的选择就不需要其他任何的支持,但是这对一个人来说也并不完全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在做出选择之后这个人可能会负责任而理性的去行动。[34]尽管如此,施特劳斯认为这种对一致性和理性的坚持来自道德律令和文化价值,而如果可以允许把生机论的价值置于道德律令和文化价值之上,那么也就必将允许人们拒绝再关心一致性和理性(pp. 47-48)。尽管如此,韦伯理论的这个虚无主义结果,在他的道德律令有其高贵性的信念之下模糊了,根据施特劳斯,这个信念是“他成长于其中的传统的残留物”,跟他的价值理论并不一致(pp. 43, 48)。
  
  这个批评一旦被完整的表达出来,就可能被看作对韦伯理论的驳斥。通过说明一种看法会导致虚无主义,特别是向那些刚刚体验过作为一种虚无主义的具体形式的纳粹的作用的人们说明这一点,就是在怂恿人们拒斥这个看法。通过把相对主义和德国思想与政治联系起来,施特劳斯充分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感情(pp. 1-2)。但他同样通过以下的话来使自己的读者拒绝他给出的这种在读者面前摇来晃去的诱惑:“我们必须避开这种谬误:它在过去几十年中频繁的被当作归谬法的代用品,那就是归到希特勒。即使某种观点希特勒碰巧持有,也不意味着它被驳倒了” (42-43)。[35]正如“一个人不能通过证明一种观点对好生活不可缺少,……去证明那种观点是正确的,”所以并不能通过证明一种观点有破坏性的后果,来证明那种观点是错误的(p. 6)。因此,施特劳斯说明韦伯的学说通向虚无主义,仅仅只是在对它做澄清。他并没有说明那个学说是对还是错,而这是施特劳斯随后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pp. 6-7)。
  
  施特劳斯的第三个论点是韦伯对事实和价值的区分破坏了理解社会现象的可能性,因此令“作为一种纯理论追求的社会科学”成为不可能。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这种批评,除了断言说它的优点在于,一个人必须通过一个参照的体系才能理解社会,而且肯定说每一个参照体系都是很多的价值判断。[36]我们只能讨论施特劳斯的结论所暗示的,没有正当的价值判断,社会科学就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理论性的追求的观点。现在,通过揭示韦伯的学说和一种科学的社会科学的要求不可调和,就是在引诱那些相信真正科学的社会科学是最高的善的人(p. 49)去拒斥这种学说。但是排除预先的拒斥,一个人不能假定,而且施特劳斯也没有假定,科学就是公正的最高法院。甚至,通过说韦伯的学说导致解释上的错误,也不能证明一个人可以避免这种解释上的错误。只有在拥有一个整全的参照体系的情况下一个人才能避免这种错误,而这是一个充分和宇宙层次的问题。价值决定了这种参照体系,因此没有正确的价值就不会有整全的参照体系。施特劳斯给读者以这样的印象:正确的价值判断通过“常识”就可以得到(pp. 52-53)。施特劳斯也许是认为这种印象不会对那种被社会科学的相对主义牢牢抓住的人造成误导,但是他暗示说那并不是在本质上就是误导。尽管他论辨说“没有对内在于情势中而又理所当然的为行动自己所接受的判断标准的意识,”一个人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现象,但他也论辨说,这些标准通常是偏颇而不充分的(pp. 54, 123-26)。我们要象历史人物理解他们自己一样理解他们,因为那些历史中的行动者们不充分而且相互矛盾的意见超出他们自身:他们的不完美的参照体系指向他们那个整全的参照体系(pp. 54, 123-26)。但每一个意见都超出他们自身吗?特别的,那个看上去像是圣经的道德基础的关于全能而神秘的上帝的理念,也指向对他自身的超越吗?
  
  施特劳斯自己暗示说之前的论辨没能驳倒韦伯的学说:“为了澄清理解韦伯的中心学说,几乎所有我们之前对这个观点说过的话,对扫清路上的障碍都是必须的。” (p. 62, emphasis added) 但是为什么这种澄清是必要的?通过证明韦伯对事实和价值的区分并非基于逻辑或方法论,而是基于价值论,施特劳斯说明韦伯的方法论并非象社会科学家们通常所设想的那样是摒弃了政治和道德考虑的。施特劳斯对韦伯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后果的讨论是必要的,因为他认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接受了韦伯的客观标准不可能的学说,而这部分是因为它相信这个学说会导致宽容和民主以及科学的知识(pp. 5-6, 49)。通过揭示韦伯学说成问题的结论,施特劳斯驱散了它的部分魔力而且打开了通往充分理解的道路。
  
  韦伯的基本立场
  
  如果我们检查施特劳斯对韦伯资本主义起源的学说的批评(p. 62)的局限性,那么韦伯价值论学说的“准确涵义”已经变得可见了。施特劳斯此前谈到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时说,与其说是加尔文主义“还不如说是堕落的或腐化的加尔文主义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而且韦伯也没能为他对价值判断的拒斥的说明做出限定(p. 59-60)。现在通过确认很难在加尔文和他的跟随者之间做出区分,施特劳斯挽回了韦伯。那些追随者是腐化的,或者劣等的,按照加尔文主义而非俗世的思想家:“设想加尔文教的理论是个坏东西,他的腐化就是一件好事情了” (p. 62)。换句话说,这件事情的解决要依靠对宗教和反宗教之间的冲突的解决。这个所谓的冲突让许多其他明显的客观的价值判断都成问题了。因此,施特劳斯现在说明,一旦面对一个立场,前面对Gretchen[译注,应该是指贞洁的女人]和妓女之间的区别的讨论(pp. 52-53),和对铸成大错的将军和非常足智多谋的将军之间的区别的讨论(pp. 54-55),以及对善恶之间的区别的讨论中暗含的价值判断就失去了其客观的确定性或重要性。在那个立场上,所有的性都是罪恶,而战争是纯粹的罪恶,同时所有的德行都被认为在本质上只不过是壮丽的罪恶(p. 63)。[37]
  
  (1.) 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as Art. trans. David Farrell Krel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p. 4-5, emphasis added.
  
  (2.)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0). All unspecified references in the text are to this work.
  
  (3.) "Positivism necessarily transforms itself into historicism" (Leo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9], p. 26). According to Strauss, positivistic political science is inferior to historicism in every respect except one: it has the merit of asserting, though in an inadequate manner, "the notion of the one truth, or as it would probably prefer to call it, of objectivity" ("The Crisis of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Predicament of Modern Politics, ed. Harold J. Spaeth [Detroit: University of Detroit Press, 1964], p. 92).
  
  (4.) David Easton, "The New R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 (1969): 1061, 1051, 1055; S. Wolin, "Political Theory as a Voc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 (1969).
  
  (5.) Max Weber, Max Weber o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s, ed. and trans. Edward Shils and Henry Finch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49), pp. 18-19, 50-51 [hereafter MSS]; "`Wissenshaft'' is a far more inclusive term than `science.'' Strauss''s translation, `philosophy or science,'' correctly brings out the point that Weber''s negative thesis--the denial of ultimate rationality to all moral and political choices--is far more sweeping than the slogan `value-free science'' indicates" (S. P. Turner and R. A. Factor, Max Weber and the Dispute over Reason and Value: A Study in Philosophy, Ethics, and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p. 183).
  
  (6.) "That science today is irreligious no one will doubt in his innermost being, even if he will not admit it to himself" (Max Weber,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ed. and trans, by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p. 142 [hereafter MWES]).
  
  (7.) MWES, p. 148; Max Weber, Roscher and Knies: The Logical Problems of Historical Economics, trans. Guy Oak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5), p. 116.
  
  (8.)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Philosophy, ed. Hilail Gildin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309-10.
  
  (9.) Robert Eden, "Why Wasn''t Weber a Nihilist?," in The Crisis of Liberal Democracy: a Straussian perspective, ed. Kenneth L. Deutsch and Walter Softer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 212; "Weber and Nietzsche: Questioning the Lib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from Historicism," in Max Webe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ed. Wolfgang J. Mommsen and Juergen Osterhammel (London: Allen & Unwin, 1987), p. 418.
  
  (10.) It would of course be foolish to take Strauss''s conclusion for granted. There are, however, in principle only two legitimate responses: one must either show that modern science does not reject revelation or show that its rejection of revelation is based on sufficient reasons.
  
  (11.) John H. Schaar and Sheldon S. Wolin, "Review Essay: Essays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litics: A Critiqu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7 (1963): 125-50.
  
  (12.) Wolfgang J. Mommsen, Max Weber and German Politics, trans. Michael S. Steinber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p. 427.
  
  (13.) Christopher Bruell''s discussion of the contemporary obstacles to understanding Plato is especially useful for this task. "On Reading Plato Today,"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oul: Essays in Memory of Allan Bloom, ed. Michael Palmer and Thomas Pangle.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5), pp. 95-108.
  
  (14.) Leo Strauss, "The Spirit of Sparta or the Taste of Xenophon," Social Research (6) 1939: 535.
  
  (15.) Xenophon Cynegeticus 13.6 quoted in Leo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p. 29n.
  
  (16.) Strauss, 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p. 147.
  
  (17.) Karl Lowith, "Max Weber''s Position on Science," in Max Weber''s Science as a Vocation, ed. Peter Lassman, Irving Velody and Hermino Martins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p. 153.
  
  (18.) Raymond Aron, History, Truth, Liberty: Selected Writings of Raymond Aron, ed. Franciszek Drau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p. 354.
  
  (19.) Richard Kennington, "Straus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Review of Metaphysics 35 (1981): 68.
  
  (20.) Ibid., pp. 69-70.
  
  (21.)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 74.
  
  (22.) Plato Republic 411e;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p. 74, 78, 84-85.
  
  (23.)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p. 78.
  
  (24.) Ibid., p. 74.
  
  (25.) Ibid., p. 78.
  
  (26.)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10.
  
  (27.) Ibid., p. 116.
  
  (28.) Homer The Odyssey XII 106-110.
  
  (29.) MSS, p. 12.
  
  (30.) MWES, p. 147.
  
  (31.) Although Strauss is known for his insistence that one should understand a thinker as he understood himself, his work on Weber shows clearly that he does not believe that social science should confine itself to this approach, for otherwise the social scientist "would have to bow without murmur to the self-interpretation of his subjects" (pp. 55-56). This approach is merely preparatory: before judging or explaining a doctrine in sociological or other terms, one must understand it exactly as its originator understood it (p. 57). But if self-interpretations can be erroneous, understanding a thinker better than he understood himself may be the true understanding.
  
  (32.) Arnold Brecht, Political Theory: The Foundations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Ernest Nagel,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Problems in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1); H. H. Bruun, Science, Values, and Politics m Max Weber''s Methodology (Copenhagen: Munksgaard, 1972).
  
  (33.) Strauss''s contention, therefore, is not refuted by Weber''s alleged personal preference for the ethic of responsibility, for according to Weber''s theory of values it is permissible to reject this ethic. Similarly, Brecht''s contention that for Weber "values are unequal according to their different origins, implications, and consequences" contradicts Weber''s discussion of syndicalism, which shows that these considerations are not decisive (Political Theory, p. 263; MWES, pp. 120-21). Regard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acceptance of this thesis by social science positivism, consider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20.
  
  (34.) Turner and Factor, Max Weber, p. 41.
  
  (35.) Guenther Roth''s interpretation of this passage testifies to the strength of these temptations. He writes: "But Strauss is fair enough to denounce Reductio ad Hitlerum, the assertion that Weber''s thinking led to fascism" (Reinhard Bendix and Guenther, Scholarship and Partisanship: Essays on Max Web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64). Strauss, however, argues that even if Weber''s thoughts led to fascism, one cannot dismiss them because they can still be true.
  
  (36.) Weber''s nice distinction between "value judgments" and "reference to values" is untenable, because "reference to values presupposes appreciation of values," and this appreciation "enables and forces the social scientist to evaluate the social phenomena" (p. 63). Ernest Nagel sees the force of Strauss''s criticism and therefore tries to defend value-free social science by mak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characterizing value judgments" and "appraising value judgments." He admits that science cannot dispense with "characterizing judgments," but he does not show why these judgments are more valid than appraising ones (Structure of Science, pp. 490-95).
  
  (37.) But compare Straus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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