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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裕生:康德对感性论的变革——一种存在论阐释的尝试

添加时间:2005-09-20 19:52    浏览次数: 3330 次

康德对感性论的变革——一种存在论阐释的尝试



黄裕生



编者按通过为知识奠基,为自由辩护,康德不仅成就了其伟大的思想,也对历史与现实产生了同样伟大的影响。他为知识奠基的工作既为科学确立了基础,也揭示了科学的内在有限性,迄今警醒着人类既要尊重科学,又要避免陷入科学至上的盲目与狂妄。而他为自由的辩护,不仅为一切公正法则奠定了基础,而且确立了每个人类个体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从而一直召唤并仍将召唤人类个体对配享幸福的权利与尊严的觉悟与追求。今年适逢康德逝世200周年,本刊先后发表了《康德历史哲学:“第四批判”和自由感》(邓晓芒)、《道德敬畏与价值判断》(谢地坤)、《康德的“图式”概念及其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演变》(江怡)以及《康德对感性论的变革》(黄裕生)等文,以纪念这位仍照亮人类心灵的伟大哲人。



在西方哲学史上,自从巴门尼德始,人的感性存在几乎像是人的一条多余的尾巴,一直让许多哲学家深感累赘和羞耻。因为好像正是人的感性存在使人陷于“洞穴”般晦暗不明的梦幻世界,以致远离了真理,远离了“现(真)实的存在”。然而在康德哲学里,这一传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真正现实的东西恰恰必定存在于感性里,感性甚至成了一切存在者的现实存在的尺度。感性在哲学中的地位的这种变化与康德在感性论里完成的变革相关。从根本上说,康德对感性论的变革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感性的超验化与时空的观念化。本文将从这两个方面来讨论康德对感性论的变革以及这种变革的意义所在。



什么是感性?康德是这样回答的:“以被对象刺激的方式获取表象的能力(感受性)叫感性。所以,借助于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而感性只给我们提供直观(的东西)(Anschauungen);直观(的东西)则是通过知性得到思考,并且由知性产生概念。……当我们受对象刺激时,对象作用于表象能力的结果(Wirkung)就是感觉(Empfindung)。由感觉而关联到对象的直观叫经验的直观。经验直观的未被规定的对象就是现象。”(康德,A19-20,B33-34)这里,康德把感性理解为一种接受对象给予我们的表象的能力,或者说是让对象直接向我们显现的能力,并且由此出发理解感觉、直观和现象这些感性论的基本概念。


感性通过感觉而完成直观活动,也即给出直观,康德把在这种直观中尚未规定的对象称为“现象”。因此可以进而说,感性使直观和现象成为可能。那么,感性如何使感觉、直观和现象成为可能的呢?或者说,感性这种表象能力包含着哪些足以使感觉和现象成为可能的要素?我们如何分析出这些感性要素?康德回答说:“在超验感性论里,我们首先是这样把感性分离出来,即把知性通过其概念所思考的一切东西排除掉,从而只剩下经验直观;接着是从经验直观中分离出一切感觉的东西,从而只剩下现象的单纯形式和纯粹直观,也即感性能先验地提供的唯一的东西。在这个研究中将发现,只存在作为先验认识原理的两种纯粹的感性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康德,A22,B36)因此,是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由感性先验提供出来的纯粹直观形式使感觉、直观成为可能的。人的感觉之所以是人的感觉,就在于它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感觉,因而总是有时序和方位的感觉。换言之,人的感觉必定同时包含着定时意识与定位意识。这是人的感觉与其他动物的感觉的根本区别所在。人没有像其他动物那样的单纯本能的感觉,人的一切本能冲动必须在时间(和空间)这种感性表象形式中被表象或觉识,才能成为人的感觉。人因有时间这种感性形式,他必定总是打开了一个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视界,并且总是且不得不在这个时间视界里感觉、直观一切。所以,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并不是始于知性或理性,而是一开始从感性就区别开来。


康德对时空的阐明分形而上学的阐明与超验的阐明。所谓“形而上学阐明”也就是把所阐明的概念揭示为先验被给予的(a priori gegeben)(康德,B38)。但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形而上学阐明不仅要揭示它们是先验被给予的,而且要说明它们是作为感性直观的形式被给予的。康德之所以把揭示时间和空间的先验性的阐明称为形而上学阐明,是因为这种阐明所展示出来的时空的先验性在根本上表明,如果没有时间和空间作为两种感性表象形式在先地给予我们,就不会有任何事物通过我们的感官而呈现为现象事物。因此,时空的这种先验性意味着时空是在一切向我们显现的现象事物之前而构成了现象界即“自然”(Physis)的前提和基础。但是,时间和空间(感性)不仅是先验的,而且是超验的。所以,对时空的超验阐明构成了完成感性超验化工作的第二个步骤。康德说:“所谓超验阐明,我理解为把一个概念解释为这样一种原理:其他先验综合知识的可能性能够从这一原理得到理解。”(康德,B40)对时空的超验阐明就是把时空阐释为其他先验综合知识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康德通过阐明空间如何使作为先验综合知识的几何学判断成为可能的,来完成对空间的超验阐明。对时间的阐明则涉及关于时间关系与关于运动、变化的先验综合判断。


那么,对时空的这种超验阐明对时空本身意味着什么呢?对时空的形而上学阐明显示了时空的先验性,但是,就传统意义而言,先验的东西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也不一定独立于经验事物。因此,康德要进一步通过超验阐明来显示时空的超验性即普遍性与独立性。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阐明与超验阐明是康德完成感性超验化的两个步骤:感性时空首先是先验的,进而才可能是超验的。因其是超验的,它们一方面能够让一切现象事物在普遍性中存在,或者说能够让现象事物在普遍性形式中给予我们,另一方面又独立于一切现象事物,也即“超出”一切经验事物。


实际上,康德通过形而上学阐明和超验阐明完成对感性的超验化这一工作,在根本上也是奠定这样一种存在论的工作:一切能被给予我们的事物是也只能是存在于时间和空间这种普遍而独立的感性形式中,也只有存在于这种感性形式中的事物对我们而言才是真正现实的存在者。换言之,一切现实的存在者必定是以普遍性的形式与关系存在、显现,从而是有历史的存在。因此,感性(首先是时间)成了一切现实的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何为现实(Wirklichkeit)?现实就是对超验的感性形式造成的“效果”(Wirkung)。简单说,能对时间造成效果的东西就是现实的东西。现实的东西不是某种由少数人高高在上地指令或设定为必须接受的东西,而是能在没有任何概念偏见的感性时间中给予我们的东西,也就是由超验感性所看出、理解的东西。相反,凡是不能在感性时空中给予我们的东西,不管它看起来有多重要(比如上帝),都不是现实的存在。这是康德在感性论里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它包含着对希腊传统的两大转变:形而上学的阐明使时间和空间进入了形而上学而成了形而上学问题,而不像在希腊传统里那样,是“物理学”的问题;超验阐明则使时间成了运动、变化的前提,而不像由亚里士多德总结并加以巩固的希腊传统那样,把运动、变化当作理解时间的前提。这些变革,特别是时间进入形而上学,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时空是超验的,同时也是观念的。康德把时空的这种观念性存在称为“超验的观念性”(die transzendentale Idealitt)。所以,康德有时也把他的超验感性论称为“超验观念论(der transzendentale Idealismus)”(康德,A491,B519)。时空是观念的、思想的,但又不是主观随意的,不是臆想或幻梦。时间和空间都是感性的直观形式,但它们在整个感性论中并不是同等重要的,时间具有更根本的地位。因为空间只是外在现象(dieuβere Erscheinung)的条件,却不是内在现象(die innere Erscheinung)的条件,而时间则是一切现象的条件。因此,时间的观念性规定着整个现象界的观念性。


所谓时间的观念性,也就是说,时间只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那种“主体”的一种表象能力或显现能力,因此,它就像观念(Idee)一样,只存在于主体,是由主体给出来的,而不是独立于主体的某种自存者(das Subsistierende)或者依附于现实存在者的某种客观属性。但是,我们又如何理解时间的这种观念性存在呢?首先是如何理解它的实在性(Realitt)?如果时间的这种观念性存在没有实在性,那么,时间就无法与梦幻或臆想区分开来。如果有,那么,观念时(空)间的实在性如何与自存时间以及依存时间的实在性区分开来?如果说自存时间和依存时间都具有绝对实在性,那么,在康德看来,观念时(空)间就只具有经验实在性:我们的主张因此要说明的是时间的经验实在性,也即时间在涉及所有能被给予我们感官的对象时的客观有效性(die objektive Gültigkeit)。由于我们的直观总是感性的,因此,没有一个不在时间条件下给予的对象能在经验中被给予。相比之下,我们要反对时间对绝对实在性的一切要求,也即反对时间离开我们的感性直观形式而作为物的条件或属性而附属于物;属于自在物的那些属性从来就不能由感官给予我们。这就是时间的超验观念性,根据这种超验观念性,如果人们脱离了感性直观的主观条件,那么,时间就是无,它既不能以自存的方式,也不能以依存的方式被归属给与我们的直观没有关系的自在对象本身。(康德,A36,B52)也就是说,时间的观念性就在于它是作为感性直观形式而存在于我们的感性当中,就如各种观念一样只存在于“主体”中;在“主体”之外,更准确地说,在感性之外,没有时间。但是,时间的这种观念性存在同时是超验的,它不是关于这个或那个感性对象的经验观念,而是超出了一切“在后”给予的经验观念,并且是一切经验观念的先验前提。因此,时间这种观念性存在对于一切能够给予我们的经验观念或表象都是普遍必然的。所以,它是一种超验的观念性存在。作为超验的观念性存在,时间不再具有独立于“人”而自存或依存于物的那种绝对的实在性,但它仍有其实在性,这就是它对于我们的一切感性对象都是客观有效的。所谓“客观有效性”,也就是一种普遍有效性:时间这种存在于感性中的直观形式或表象形式对所有能被给予我们而成为我们的感性对象的事物都是有效的,而不只是对在“主体”的某种特定条件下给出来的事物有效。就经验活动(Erfahren)总是从感性开始,而感性活动也就是获得对象的经验活动而言,观念性时间对一切感性对象的客观有效性,也就是对一切经验对象的普遍有效性。也就是说,观念性时(空)间的实在性就体现在它对所有能被给予的经验事物都是普遍有效的;而对经验事物的普遍有效性则确证着时间的实在性:只有通过时间,我们才能经验到一切可被经验的事物。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的实在性是一种经验实在性。


因此,时间的观念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内涵,即超验性与经验实在性。因其超验性,使时间这种观念性存在与一切经验的观念区分开来,保证了时间对经验的独立性和普遍有效性。而其经验实在性则使之与一切主观的梦幻区分开来——后者因与感性对象是否给予我们无关,因而是假的,而不是真的;也与理性观(理)念区分开来——后者虽然是必然的,但是却与能否经验到一切能被经验到的事物无关,因而不是现实的。任何一个经验(感性)对象都是也只能是通过时间这种感性表象形式才能给予我们。所谓被给予我们,也就是在我们的表象能力即时间中造成“效果”,对象的现实性存在就是它在时间中造成的这种效果性存在;凡是不能在时间这种表象能力中造成效果的东西都不能被视为现实的。而任何对象的现实性存在——能给我们造成效果而给予我们,则确证着时间的现实性,因为只有通过时间这种表象能力,对象才能给予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时间的经验实在性,也就是它的现实性。



康德把自己在哲学上的变革称为“哥白尼式革命”。哥白尼颠倒了地日关系,那么,康德颠倒了什么呢?人们通常认为颠倒了认识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是,当人们以认识活动的主体这种身份出现时,他所要认识的客体是已被构造出来的对象,也即已在先验知识中获得自身同一性的对象,而对于这种获得自身同一性的对象,主体只能让自己去适合或符合所认识的客体,而不可能相反。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关系是不可颠倒的。


实际上,主体所要认识的客体必定是现实的、具有自身同一性的对象,而那种使……成为现实的并且具有自身同一性的活动并不是由主体的认识活动完成的(因为后者恰恰要以前者为前提),而是由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理性存在者的先验知识完成的。这种先验知识不是可有可无的知识,而是人这种存在者向来不得不置身其中的知识,因而它首先是我们这种存在者置身其中的存在方式。一切事物要成为现实的、有自身同一性的存在者,都必须去适合先验知识这种存在方式,否则就不能给予我们,或者说,就不能向我们显现其存在。因此,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真正颠倒的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方式的关系:经验(对象)的存在方式要去适合先验的存在方式,而不是相反。


康德的这种“哥白尼式革命”恰恰要以他的感性论变革为基础。因为一切事物只有通过被观念化为感性直观形式的时间才能成为现实的,进而才能被构造为自身同一物。因此,感性与知性一起构成了一切现实而具有同一性的事物的先验存在方式,相应地,超验感性论与超验逻辑学共同构成了关于事物真实存在的“存在论”。也就是说,如果事物是现实的且具有自身同一性,因而是可认识、可把握的,那么,它必定是以超验感性论与超验逻辑学提供出来的先验知识为其存在方式。事物之所以显现为这样,而不是别样,就在于它是以这种先验知识为其存在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先验知识称为“存在论知识”。


感性论进入存在论,在这里是通过时间进入形而上学来完成的。从整个西方哲学史看,这也具有转折性意味。感性世界不仅不再是柏拉图所比喻的“洞穴”,即需要克服的、昏昧不明的虚假世界,反而是唯一我们能与之打交道而把握住它的现实世界。因为任何事物都只有通过时间这一感性直观形式或表象能力,才能真正给予我们而是现实的;并且也只有在时间直观中被给予的感性事物才能进一步被构造、把握为具有质、量、关系诸规定的“本质物”,也即以“A是A”的方式存在的存在者,因为知性的质、量、关系诸范畴意识必须通过时间(意识)这一内在直观形式才能去统一、构造被给予的事物,这意味着只有时间中的感性事物才能被构造、把握为具有自身同一性的存在者(也即具有自身“本质”的存在者),并且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把存在者带进各种关系中而展开存在者的各种属性。因此,“本质”不再像从巴门尼德以来的传统形而上学坚持的那样是纯粹思想性、概念性的东西(因而是非感性、非时间的),相反,现实的本质一定既在概念中,也在感性-时间里,因而既是概念性的,也是感性的。虽然有些本体存在者并不在时间中,因而是非感性的本质存在者,但是,就其不在时间中而言,它们不是现实的本质,而只是必然的本质或可能的本质。


这意味着,我们的知识真正应当去追问的不是那非感性、非时间的本质世界,而是那也一定在感性时间中的本质世界,因为只有后者是现实的。这是康德感性论对传统形而上学构成的根本性挑战所在,它迫使试图反思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家重新审视人的感性存在与时间问题。由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运动的一个最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对历来被归于感性领域的情绪意识或情感意识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参考文献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刘文旋·科学技术哲学·(《哲学研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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