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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林毅夫教授主讲“中国经济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

添加时间:2013-11-05 10:23    浏览次数: 2328 次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五十四)

林毅夫教授主讲中国经济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科发展 

2013年10月27日下午2: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第五十四期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辅楼202报告厅,本次讲座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林毅夫教授。林毅夫教授是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专职副主席,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等多项学术职务。曾受邀主讲剑桥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国际著名年度讲座。主要研究领域: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改革,著有中英文论著30余部。林毅夫教授是目前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也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经济学家。

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他首先热烈欢迎林毅夫教授的到来,并对其进行了简单介绍。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孙国东副教授、林曦博士、杨晓畅博士以及校内外数百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现场济济一堂,气氛十分热烈。

林毅夫教授首先交代了他此次讲座的主要背景和问题意识。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明显的,从1979年到2012年33年的增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经济奇迹。这个奇迹是在转型中出现的,而且是在人口多、底子薄、存在各种体制问题的情况下出现的。中国的道路在改革初期被认为是一条不正确的道路。当时国际经济学界虽各执一词,却出现了一个共识,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就是推行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即华盛顿共识,而且这三者要一起推行,把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同时消除才能够改善经济绩效。但是,中国从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并没有进行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而是采取渐进的、双轨制的改革道路,这在国际经济学界看来是最糟糕的制度安排。双轨制会导致寻租、贫富分化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这些问题不仅同样存在,而且更严重。

林教授认为,理论不是逻辑模型,而是要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很多理论表面上有助于我们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如果按照理论改造世界而结果比较糟糕,就需要进行反思。中国创造了奇迹,但是在理论上却被认为是错误,原因何在。对此,我们需要回答五个相关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在改革之后能够实现长时间的高速增长?第二,为什么改革之前没有达到这种目标?第三,如果将中国发展归因于转型带来的好处,那么为什么其他转型国家没有取得中国这样的绩效?第四,中国在转型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反对渐进双轨制改革的人所预期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如何去解决?第五,理论可以帮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由此如何实现未来的发展预期?

接下来,林教授展开了对这五个问题的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进行了反思。林毅夫教授主张用亚当·斯密的方法来理解中国改革之后的快速发展。斯密《国富论》的标题是对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决定因素的研究,他不是以市场和分工为出发点,而是以本质和决定因素来得出其结论。这启示我们,应当侧重于原因的分析,以促进理论创新。中国快速增长的本质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这得益于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力,产业使得劳动力分配到合理的产业中去。发达国家经济如果要持续增长,必须不断技术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发展中国家同样如此。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后,是全世界经济水平最高的,如果要技术创新就必须自己发明,产业升级也需要自己发明。任何发明和发现都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且成功的概率非常低。发展中国家的创新则有两种来源,一种是自己发明技术和产业,一种是用模仿的方式引进现有的技术和产业。从成本效益方面进行分析,发明的成本大、风险高,而引进的方式成本低、风险小。因此,发展中国家采取引进的方式,经济增长率应该更高,劳动力生产水平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都会更快,这就是后发优势。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13个经济体懂得用这种后发优势推动经济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7%甚至更高,增长时间持续25年或更长。中国在1979年之后成为这13个经济体之一。

如果后发优势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那么为什么直到1979年之后才获得动力呢?林教授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发展的道路。1949年之前,中国内忧外患不可能发展经济;1949到1952年期间进行战后恢复;1952年到1979年的绩效很差,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道路和发展策略,当时提出的目标是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拥有英美的产业,而当时有专利保护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跟国防安全有关的资本密集的产业,根本不会给我们。这样我们就只能够自己发明,于是就放弃了后发优势。但问题也不在于此,同样根本的是,当时的产业是资本密集型,我们当时的资本有限,当时发达国家主导的优势产业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资本密集产业最重要的成本是资金投入,我们资金的价格高,成本也要比发达国家高,没有竞争力和生存能力,那么就需要政府的保护和补贴,但这些保护和补贴带来的必然是政府的干预和扭曲。

林教授指出,二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国家干预经济,所以经济绩效都很差。不仅社会主义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想优先发展很先进的产业,在政府指导下优先发展,但导致的结果却是经济绩效很差,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改革开放,但是这些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后并没有中国这样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而是出现经济崩溃和停滞。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按照主流经济学界的理论来做的,也就是新自由主义与华盛顿共识。问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存在经济干预,就是为了保护一批政府主导下为了现代化而建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些产业虽然技术先进,却是在竞争市场中生存能力较差的产业,一旦取消政府干预和补贴,这些企业就要破产,并伴随大量的失业,且失业在城市中,这样社会就难以稳定。同样,即使很多国家推行了华盛顿共识,把大型的国有企业变成私有,但如果政府不给保护,企业也会垮掉。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精英,总认为这些产业不能倒掉,于是就必须继续给予补贴。实际上如果这些产业是缺乏比较优势的,继续给予补贴的话,对私有的保护补贴要比国有的还要多,带来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更严重。

林教授说,中国改革一度被认为是最糟糕的制度,但却带来了稳定的经济增长。因为中国是实事求是的。既然补贴不好,就继续保持国有,这当然也确实出现了问题,原因在于双轨制存在很多保护和扭曲,必然会带来收入分配上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就到了必须改和可以改的时候了,消除双轨制的遗留。十八大提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就是把改革开放双轨的遗留消除掉。

但是消除后,中国经济还能持续多长时间的增长?林教授还是主张回到亚当·斯密,去看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要判断中国的潜力,就要看我们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方法,看人均收入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因为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平均劳动生产力,代表平均技术水平和产业水平。按照提供的最新数据,2008年我们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与美国的差距水平,新加坡1967年的水平,台湾1975年的水平,韩国1977年的水平。这些经济体利用这种差距的后发优势,日本、新加坡、台湾、韩国都维持了二十年的经济增长。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用后发优势增长的13个经济体中,我们取得高速增长的原因是一样的。我们未来还是有潜力实现二十年7.6%到9.2%的增长的。这里说的是潜力,就是要有竞争力,就是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要找准存在后发优势的产业。现在,一方面我们必须深化改革,利用市场来推动企业的选择,另一方面政府要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十八大提出的几个目标是能够达到的。13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达到高收入的有两个,我们可能是第三个。他认为这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里程碑,但这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还要继续努力。目前,他的这个预期,经济学界没有提到,政治学界也没有提到。邓小平最初预期是在20年中翻两番,但实际上我们做的更好。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现代化有很多条件,但是现在看来,原来认为很重要的条件似乎都不是那么重要,这就应该反思,尤其是经济学。鸦片战争以来几代知识分子都希望中国赶上发达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他们都认为西方经济上有本真经,取回来按照其中的道理推行现代化。所谓的,应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但现在反思来看,所谓真经是不存在的。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史,各理论学派也是各领风骚数十年,而且,在西方有效,未必在发展中国家就必然有效。

既然不存在,就不能简单照搬。林教授认为还是要回到亚当·斯密,去研究问题的本质和决定因素。这个本质在不同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国的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条件下都是不一样的。知识分子努力学习,为国家现代化做出贡献,就必须要推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如果我们秉承这样的态度,就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即使这些和西方不一样,但重要的不在于是否被西方接受,而在于我们是否贡献于国家的伟大复兴事业。而且,这样做的话,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也会有积极的贡献。因为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我们的方案对它们有借鉴意义,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利用其有利条件实现中国这样的发展,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效果。

  

随后,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对宏观经济的判断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经济不太可能长期继续高速增长。中国已经到了世界上这一轮科技革命的中后期,中国的地位也不是1951年的日本,而是1973年经济开始下滑的日本,韩国也在1996年之后下了一个台阶,台湾的三个台阶也非常明显。日韩经济下滑的时候,一个指标就是产能过剩,中国的产能过剩正好也是这个水平。当然,现在觉得差距并不大,我们估计的上线和林毅夫的下线差不多。他也同意没有真经,但他认为还是要从斯密、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哈耶克来反思经济理论。

对此,林毅夫教授做出了回应。韦森对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判断,以及列举的三个说法说中国增长率下滑,不是以西方理论做基础,就是以此为参照,比如很多经济体到11000美元的时候都降速了,德国是在60年代末、日本在70年代初、韩国在80年代,而我们是在2020年,但美国的技术还在不断进步。我们后发优势的潜力,比这些国家在11000美元的时候要大多了。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劳动力剩余来造成的说法,即认为劳动力减少,经济就会下滑,林教授表示这当然有解决方案,比如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劳动力质量。再就是韦森所说的改革周期,之前提到的几个亚洲经济体,一开始都是市场经济,并没有出现扭曲,但是我们存在双轨制的问题,只要深化改革就还可以有潜力,也就是还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另外还有制度红利。韦森说产业过剩,我们确实出现过剩了,但新加坡的产业过剩的时候,人均收入已经是美国的50%,我们则是20%,他们越来越需要自己研发技术,发达国家产能过剩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进行新的投资,而我们的产业过剩还有新的产业升级,这方面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所以不能拿发达国家的理论和经验来简单套用。林毅夫表示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再回到凯恩斯、弗里德曼、科斯、诺斯说什么,而是要回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讲座的最后,郭苏建教授再次感谢林毅夫教授的精彩演讲和韦森教授的精彩点评。

又讯:讲座开始前,林毅夫教授还应邀到高研院参访。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院长助理孙国东副教授会见了林教授,并向他介绍了高研院过去几年所取得的学术成绩。郭苏建副院长代表高研院向林教授赠送了礼物,林教授则以个人名义向高研院赠送了他最近出版的五部论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陪同林教授参访了高研院。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朱莉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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