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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高研院“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之十八“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学术论坛举行

添加时间:2014-01-07 16:45    浏览次数: 2918 次

复旦大学高研院“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之十

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学术论坛举行

2013年12月28-29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复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学术论坛在复旦复宣酒店四楼报告厅举行。

本次论坛共邀请40余位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参加,围绕“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现代国家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国家建设对社会科学的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思考”五个主题展开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会议开幕式由本次会议总召集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他代表高研院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并简要说明了本次会议的主题。他指出,从人类历史与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科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发展过程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现代国家进程的后发国家来说,社会科学应该如何服务于国家建设?发现和认识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各类问题,研究和探索中国特殊国情条件下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大趋势和一般规律的现代国家建设的目标和制度安排,认识新时期国家建设和治理的理论依据、制度创新和实践困境,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及其价值建构和制度建设上做出理论的创新以回应实践的各种要求并指导实践,不仅关系到中国现代建设的大局,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所在,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今天在复旦大学召开了以“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为大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和讨论的平台。最后,他再次感谢各位学者的到来,并热烈欢迎中国著名政治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副校长林尚立教授为本次论坛致辞。

林尚立副校长首先代表复旦大学欢迎与会学者的到来他指出,从人类发展的过程来看,知识的生产一直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发展是通过三个生产体系来完成的:生命的生产、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我们还应该加上制度的生产。一个国家要成长起来,需要这四个生产体系完善地推进它。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近代以后人类的发展必须围绕着这四个生产体系来展开。大学生产知识体系分为三类: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从社会科学所扮演的角色可以看出,社会科学对于国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科学应该解决如何构建好的制度,从而平衡人、自然、社会的基本关系。社会科学的发展已成为一个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础,也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不论在知识的储备、理论的建构、知识渊源与制度的建构以及人才的训练上,依然面临诸多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评估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今天的国家进一步变革,对社会科学提出更高的要求,能否适应这种要求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最后,他非常感谢各位学者莅临会议以及长期以来对高研院的支持和关心,也感谢各位对我们所构建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同和支持。

著名政治学家、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应邀为本次大会做了题为“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建设基调发言。他指出,不同文明可以从知识与政治的关系维度来区分,知识与政治的核心是科学与权力,两者的关系问题典型地体现在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的关系上。关于现代国家的建设,俞教授主要谈到了八个问题。一是社会科学与“国家理性”。现代国家的逻辑起点是“国家理性”,但是现代“国家理性”是什么、在国家建设中起什么作用?二是社会科学与国家目标。社会和国家的进步在于预先设定了目标并朝着该目标往前走,社会科学承担着为现代国家设定目标的责任。三是社会科学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本质是阶级利益,但现代国家除了阶级统治以外,还有社会公共管理的责任。如何界定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四是社会科学与国家认同。国民的身份认同或政治归属感是国民政治效忠和爱国主义的前提,爱国主义的前提是要有国家认同,形成这种认同的基本途径就是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教育。五是社会科学与政治合法性。政治统治有两种基本手段:暴力与同意。现代国家依然要依靠暴力的同时,日益偏重于依靠同意,而同意的统治需要合法性。六是社会科学与国家的制度设计。近代以后国家政治制度主要在划定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的合法权利之间的边界,以及国家各种利益之间的边界,社会科学家要根据这些边界制定一套合理的制度设计,确保国家不能超过公共权力的边界。七是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的历史记忆。现代国家建设为了避免误入历史的陷阱,需要历史记忆,社会科学为现代国家提供系统的历史记忆。八是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的普遍经验。现代国家的建设有共同的规律,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建设都离不开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他得出了四点结论:社会科学的本质职能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除了为现代国家建设服务外,社会科学还肩负着探索真理和发现规律的责任;现代国家的繁荣与社会科学的繁荣紧密相连;社会科学与现代国家之间是良性互动的。

本次论坛的第一场专题围绕“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展开讨论,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正局级巡视员邓晨民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周光辉教授共同主持

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桑玉成教授发表了题为“关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及其意义”的发言。他指出,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做的四件大事可以概括为建国、立国、强国、治国,这样四位一体的进程应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的一个完整体系。换个角度来讲,社会发展到今天,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以来,成绩很显著,问题也不少,尤其是在国家结构问题或者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上,政府公共权力与人民之间存在着如下几个问题:长期以来,人民一直缺乏公共生活实践;政府的压力、政府的治理成本都非常高;资源约束情况加剧,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现在的官民结构间隙分明,形成了垂直、紧张的结构。这样的社会形势迫切需要我们建构一种多元治理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要形成这种结构,就要“政社共治,官民协同”,这一结构中包含四大体系:宪法法律体系;政府职能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公民的权利义务体系。

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葛荃教授发表了题为“论学院派学者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兼及社会科学与国家建设的些许思考”的发言。作为大学成员,教授、老师在社会发展中起什么作用,这需要界定一个概念——“学院派学者”。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12世纪大学开始建立时,逐渐形成一批学人。这一批学人实际上是在学习、继承、发展、创造人类知识与文明。学院派学者有其特定的内涵:重视和传承历史文化传统;具有规范性、系统性的知识训练;具有知识的创造性;包含着对认知、方法与方法论的更新。在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方面主要有三方面:提供认知逻辑;有理性,而理性意味着价值、理念和规范;有主体性。在与国家建设的关系上,从价值构建的视角来看,对国家建设而言最重要的是提供一种价值,其次是依据,特别是合法性依据、正当性依据、政治行为依据。最后,他总结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学院派学者)的使命与担当。

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石挺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社会科学研究在国家建设中的自觉意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转型不是单纯的学术活动,也不是学科内部演变的过程,而是与时代思潮、政治转轨、社会巨变相互影响和回应的过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并不是基于自己的意识来与国家建设互动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自身理论建设、西方理论等方面都存在着被动回应的问题,在国家政策面临决策的具体时期缺乏自觉的意识,所以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在国家建设中应当具备自觉意识。最后,他总结道,中国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树立国家建设的自觉意识,通过制度建设面向社会进一步增强高校社会科学研究在国家建设中的自觉意识。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沈丁立教授发表了题为“社会科学能否科学化:兼谈社会科学对国家建设所起的非标准化作用”的发言。他认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同一种基本原则——归纳,从实践中来演绎再到实践中去,无限升级的过程。社会科学、科学都基于同样的方法,但手段截然不同,因为社会科学不存在同样严谨的科学条件、标本以及得到结果的严谨性和可预测性。科学是对手之间都用同样的科学规律做事,而社会科学对手之间很可能是用不同的规律。科学同社会科学是相关的,都要实事求是、来自实际再回到实际,发现不足就要修改,不断调整。这当中存在人类的公共利益,人为的、主观的、不够科学严谨的会消失,但是还有一部分阶级的、民族的、党派的、个人的、小集团的利益在短时间内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科学,但我们要尽可能消除它,这是社会科学承担的沉重责任。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景跃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社会科学中的国家角色:中国的思考”。他首先介绍了西方主流理论、想象以及历史进程,随后指出设问方式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边界要划清,以限制政府权力;在制约权力的同时,如何让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发挥积极的作用;在国家权力与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下,如何防止权力的滥用?国家有几种可能的途径:法治的道路:行政民主道路:阳光道路。最后,他提出了几点理论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三大挑战:在政党-国家体制下,如何发展民主?在大政府的条件下,如何制约权力?在强国家背景下,如何进行社会建设?考虑到国家的角色、国家的权力制约问题,是否两种权力关系要平衡,一是积极权力与消极权力之间的平衡;二是在积极权力的脉络内,把握好权力效能和权力风险的平衡。认真对待国家角色,不但对于中国今后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不同学科共同面临的问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顾昕教授发表了题为“发展型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兴衰”的发言。他首先探讨了“中国模式”的模式理论困境和现实困境思考:政府在超常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维持经济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关于这个问题涉及新古典国家模式与发展型国家模式。接下来,他谈到了“发展型国家”理论的特点与四大核心。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其实就是期待中国发展型国家。随后,顾教授对发展型国家理论提出了质疑。其质疑是:产业政策有没有用?国家与社会谁更重要?政府有效还是企业家有效?他还提到了发展型国家的负外部性。发展型国家所面临的挑战是:发展型国家的制度基础不牢靠;发展型国家的条件性和阶段性;国家-市场-社会关系变迁的难题;等。最后,顾教授谈到了五种不同的政府类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国模式论的学术弱点以及社会科学怎么发展等问题。

12月28日下午两点,本次论坛第二场专题“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开始进行。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葛荃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主持讨论。

台湾大学副校长赵永茂教授发表了题为“民主协商与社会信任的双重构”的发言。他首先介绍了构建民主协商与社会信任的基础和背景,随后围绕了民主协商(协商民主)与社会信任在新一波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民主协商与公共治理的地方实践、提升社会信任并发展地方分权与社会自治进行了阐释。他认为,现代国家应逐渐由过去的“大国家小社会”,发展成为一个合伙与连结型的国家与社会。在发展国家公共治理与社会、地方治理的同时,应调和过去国家中心主义与新兴的(市民)社会中心主义的关系。由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与多元市民社会协商与协力合作,目的在于鼓励及信任市民社会,提升人民及社会对国家及政府的信任与合作。最后,他强调:协商制度与行为的发展,建立在对人民及社会在组织与参与能力的信任基础之上,信任关系的提升与稳固,会促进国家与社会更紧密的合作与稳定,有助于强化市民社会的公共责任与角色,同时亦有助于人民及地方社会自我创新及管理能力的提升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何包钢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关于社会科学国家建设的几点思考”。他指出,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三种不同理解视角:民族国家、“帝国”与文明。在社会科学的发展当中有三种知识生产模式:自由知识模式、对抗式知识生产模式与模仿模式。模仿模式是认同、引进、修正和完善西方政治学模式,这条路径在中国可能非常值得去做。随后,何教授谈到了社会科学与国家关怀之间平衡的重要性及平衡方式。我们要否认科学的特权地位;否认社会科学和人文之间是截然分开的这种观点;当将社会科学研究推向国家关怀方向时,我们应当严肃地维持社会科学的道德基础,同时要抵制各种庸俗的说教,或者是御用工具。最后,他认为可以有多渠道来平衡,在国家层面、组织或部门的层面和个体层面上共同实现平衡。

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燕继荣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政治学的新课题”的发言。他指出,当今政治学理论和实践遇到的挑战涉及四个方面:社会正义理论和实践对于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预计和防范不足;以国人权利为核心的政治社会体制极大地限制了政府积极作为,那么政府是否要有更加积极的作为;是否要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实现政治整合;民主体制如何与经济竞争、国际安全、社会稳定和社会福利目标相协调、相均衡?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重新思考政治学的传统话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民主虽然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如何评价中国大陆的这种实践?民主体制和现代国际竞争、国际安全、社会稳定这些目标怎么协调?中国崛起是否会带来传统国家制度体系的不同的观点和评价?中国长期实行混合主义的政治背景下,以往关于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话题争论还有没有意义?最后,他强调中国政治学的新课题到底在于:在国家权力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如何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周光辉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领土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他试图构建一种完备的国家认同理论。他认为,传统的国家认同理论在中国都面临着挑战,所以他提出了“领土认同”的概念。公民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塑造和强化国家认同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公民形成国家认同最终依赖于对现代国家的整体性特征的认知和认同,这种特征标志着一个内部存在多样性国家是完整的独特整体,所以国家与领土关系的转变是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关键环节。国家认同有三个层面,民主认同、制度认同、领土认同。完整的国家认同理论应该以领土认同为基础,以制度认同或民主认同为塑造或者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领土认同的基础性定位决定了塑造或强化国家认同应该首先在公民群体中形成普遍的领土认同。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肖滨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国家建构看革命、改革与中国崛起”。他指出,对于中国崛起的根源,安德森认为在于中国革命,吴玉山认为是由于革命能够挥手告别,进而与东亚的发展模式接轨——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分歧。肖教授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视角进行分析,中国革命具有民族革命与共产革命双重面孔,民族革命构建主权国家,为大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平台,但是共产革命的历史后果是政党国家体系,这是一个垄断体系,在这样的党国体系中有些元素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改革恰好是针对这些负面元素。实际的改革也有两副面孔:撕裂型改革与抵抗型权变。中国崛起其实是抵抗性权变跟撕裂性改革联合起来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还是一个没有结束的故事。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诗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国家建构与公民社会理论的发展”。他指出,近二十年来公民社会在国家建构中的作用无可否认,但它主要的功能体现了一种理想与愿景,这一点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理想和愿景体现为一种国家建设的目标、目标的建构图景与政策的准则。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的保留地。宏观理论也有纯粹学术研究的使命,有一种范式和话语的作用,但很可能我们需要做一些更细节的工作,比如说引入中层理论,把经验研究和宏观理论连接起来。这样在国家建设中如果宏观理论与事实总是不相符合,它的建构作用就会大大下降,这需要中层理论经验研究。公民社会本身可以因为中层理论和经验研究而得到改进,更好地完成它的使命。最后,他强调诸如公民社会这样的宏观理论,面临着三重任务:继续想象和思辨未来、现实问题的应对与耐心的经验研究。

本次大会第三场主题围绕“现代国家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展开,由台湾大学副校长赵永茂教授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郁建兴教授担任主持。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任剑涛教授发表了题为“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的发言。他最近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国家的研究,涉及对政党国家、以党治国及政党国家转轨的分析。中国的政党国家建构是一个临时性的国家结构,但却是中国固有的超稳定结构的崭新复制。从静态角度来看,现代中国的转轨出现了四个形式性的国家结构:转轨之后的帝制中国、民主国家、政党国家和宪政国家。中国国家建构经历了三次转型,形成了两幅图象,三次转型就是从帝制中国到民主国家、从帝制中国为了生成民主国家而最终生成了政党国家及从政党国家到宪政国家。两幅图像,一是形成了国家建构的显象——政党国家,二是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中,帝制国家和民主国家都已经隐匿。中国共产党在捕获国家以后,不能够去行政化,所以这种限制的政治结构是目前中国的国家建构,如果能够落到现代民主国家的平台上,以宪制政体来实现大陆的政治转轨就能完成中国的国家建构。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任叶自成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华夏主义与中国社会价值与信仰的构建”。他指出,学者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都在用西方话语、概念与标准来研究中国的政治。我们要学西方,且要学好,但不要迷信西方。中国当代核心价值和信仰的严重缺失,盛行官本主义与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而西方的核心价值信念支撑不了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所以还是要回到老子、孔子、商鞅。他最近尝试将法家、儒家、道家三家的优点进行初步梳理。他的结论是:道家、儒家、法家,没有一个体系单独能够支撑国家的治理,都存在重大缺陷,但是这三家每一家都有非常好的价值理念。老子的核心观念里包括可持续发展观、自由、公平等等;孔子提出来的是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才主义;商鞅提出的法官要独立执行法律、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否定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是把核心观念转到怎样把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念与西方相结合并加以区别上来。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发表了题为“‘讲清楚、说明白’与中国的政治进步”的发言。他认为,国家政治的稳定从根本上讲源于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民众对政治体制的认同从根本上讲源于体制的合理性,体制的合理性最终体现在这个体制能够讲得清楚,说得明白。“讲清楚、说明白”既是对现行体制诠释、增加民众对现行体制理解和认同的重要条件和手段,也是对现行体制思考和反思,在此基础上政治上不断进步的必经之路。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政治学者,在“讲清楚、说明白”这个问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现了这种和那种问题,但是中国统一、发展、进步了,这都是在现行体制框架下实现的,这个体制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并对中国的统一、发展和进步发挥了极为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总的来说这个制度有其优势也有弱点,中国应该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势,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制度的弱点有可能带来的问题。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郭忠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公民身份与中国国家建设”。他指出citizenship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体现出丰富的政治现代性含义,通过借助citizenship翻译,近代知识分子设想了两种不同的现代国家建构方略:晚清的国家主义建国方略民初的个人主义建国方略。翻译学角度看,概念翻译有着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选择何种术语、赋予何种含义,很大程度上出于翻译者的政治关怀;术语翻译(尤其政治术语)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政治性的过程,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权力、意识形态等内容,参与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变迁和政治发展。如今“citizenship概念正在被重新引入中国并被用之于研究中国政治,它被翻译为公民权、公民资格、公民身份等,这不仅体现了与上世纪初知识分子不同的政治想象,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了彼此之间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想象。从概念的语义变化来分析国家建设这一宏大主题,有别于从革命、战争、抗争等视角所作的分析。

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发表了题为“‘国家’概念释义”的发言。他指出“国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当中常用的概念,但是含义非常混乱,引发的歧义、误读也比较多。通过结合英文对应词语,对该词的语义进行一些辨析。“国家”这个词比较复杂,可以四种核心语义。第一是“祖国”,相当于英文“homeland”,本土含义比较重,但在中国及西方语言里都有政治含义。第二是“国族”,相当于英文“nation”,也有国民的意思,在西方语境中常表示“民族国家”。第三是“国度”,相当于英文“country”,主要强调国土含义,也包括国民的含义。第四是“国府”,指一个国家的政府,接近于英文“state”。“国家”这个词含义复杂,可能与先秦时代国家观念形成的时候有关。在中国文化中,“祖国”和“国府”的含义比较重,“国族”和“国度”的含义不是那么强烈。因此,我们在研究国家概念时,要特别注意国府与国民之间的关系,在注重和谐同时,还要注意两者的张力关系。

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政治改革的目标与路线图”。今天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关键时期,需要有相应的政治改革与之相配套,政治改革迫在眉睫,需要我们认真确定目标和路线图。政治改革目标还是民主、宪政、公民自由。民主就是由人民来决定,有各种不同形式,但有三个主要方面:定期举行公共权力机构和首脑的选举;采用普选的方式;保障对选举过程具有实质意义的公民自由权利,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法治,其中包括宪政,人民主权、分权制衡,权力保障和法治都与宪政直接相关。不能由一个机构垄断很多权力而没有制约,必须从宪法到具体的法律都要有明确规定,并由制度加以监督。路线图,应该有一个大致的时间表,大概十年的时间。对政治民主体制改革要先党内后全面,先基层、后中、高层,从间接到直接的民主选举。分权制衡的体制改革需要明确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相互监督限制、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委专职化,明确司法独立,在政改的推进程序下实行逐步实行,避免大政治的改革方式。

1229日上午9点,本次大会第四场专题讨论“国家建设对社会科学的要求”开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任剑涛政治学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贾庆国教授担任本场讨论的主持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就“社会科学与改革顶层设计”进行了发言。他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社会科学作为中国发展的智库现在是一个难得的良机。通过例举这几年遇到的事情,王教授认为可以看出智库确实越来越起重要的作用。二,社会科学发挥的作用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不适应特别突出在什么方面?一个就是体现在一种文本主义,从理论到理论,结果还是教条僵化。再一个就是学界出现了一种不好的现象,即无条件的迎合。无原则的迎合还是有原则的迎合,这其中可能有一个学者立场问题。学术和现实还是应该有一个距离,有了这个距离,才有了自己的空间,才有独立性,真正起到智库的作用。三,要让社会科学在顶层设计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社会科学里的顶层设计不是工程学里面的设计,它不是要策划好一个详尽如一的方案,恰恰相反,它是要为下面的探索提供空间、确定目标、划定边界、指定原则,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让地方和基层去试,去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才叫“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作了题为“社会科学如何回应国家制度设计课题”的发言。朱教授赞同王长江教授的观点:不管是对社科学或者政治学来讲,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改革的顶层设计这样一个大课题,横亘在我们面前。但是他也提出质疑,即社会科学包括中国大陆或者是整个全球范围的主流社会科学有做好这个准备吗?面对这个严肃的课题,朱教授认为我们要谦虚、要冷静一点,要自觉地去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一个真正的全局性的制度的设计思考要深思熟虑、统筹兼顾、具有可操作性,那么就需要一种整体性的分析,而且要把所谓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都搞清楚,所以不可能依赖于一种所谓局部性的充分条件。朱教授还从借鉴先进国家的经验,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外部环境体系等方面阐述了国家制度设计课题的复杂性。

复旦大学中国当代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教授就“清理场所,夯实基础——国家建设需要‘底层设计’”进行发言。首先,他指出,如果大家都做顶层设计的话,谁去关注国家建设的基础?顶层设计的流行可能造成一些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误导和偏差。关于“清理场所”,张教授从我们国家的基础的角度去考虑,提出了“一个起点,两个传统,两大冲击”的观点。“一个起点”是指我们国家的建设与西方国家建设是不同的人群,西方国家是有产阶级,我们的是无产阶级。“两个传统”是指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和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新传统。“两大冲击”是指国家的力量和全球化。关于“夯实基础”,他提出要关注三大底线,即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底线、中国社会生活的道德底线、社会生活秩序的底线,并且要处理好两大关系,即伦理与法治的关系、平等与社会活力的关系。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童之伟教授就“法学在推进改革中应有的作为”进行了发言。他把法学的作用概括为三个方面:培养人才;维护或者完善宪法法律;普及人权法治观念。他指出,法学的作为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取决于权力意志,也就是说它取决于执政党的意愿和国家的政策。第二,它还取决于狭义的和广义的法律人的努力程度。狭义的就是专门学法律的,广义的就是拿法律学位的,包括政治学的,也是广义的法律人,取决于他们的坚持,他们的原则和操守。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教授就“政治文件与文件政治:社会科学之于中国改革的知识贡献”作了发言。首先,张教授对政治文件和文件政治的概念进行了解释。在中国话语当中政治文件包括两类,一类是重大会议所通过的政治文件,第二类是特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所下发的,带有特定文号的、事关重大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的文件,这些均统称为“中央文件”。围绕这些文件所发生的政治性、政治事件、政治过程,也包括围绕这些文件所酝酿、起草、成文、发布落实和废止这样一个进程,就构成了中国政治学的非常有意思的组成部分,即“文件政治”。2013年的文件政治、政治文件当中,最关键的就是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如果把三中全会发生的情景放在一起可以做一个小结:一方面,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新动向,比如说“治理”被写入政治文件,我们可以发现至少社会科学在学界对于“治理”问题的处理当中可以看到学界的努力变成一个政治决策的转变过程。知识的推进和演化确实具有影响,在争论中学界形成的深度共识能更好地完成知识向政策文件的转化。另一方面,学界的共识也会进一步影响社会和政界。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谢遐龄教授就“国家建设话题对社会学提出的要求”作了发言。首先,谢教授对国家建设做了一个语义分析。国家到底指什么?国家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可以指法、党、党和政府、整个社会、此民此土。由此,国家建设可以理解为党建,或者说是理顺党政关系,宪政,经济社会的结构调整,治理领土,教化人民等。接着,他指出了我们做这个研究的目标可能是两种:一是把实际情况讲清楚,二是提出政策建议。另外,他还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具有封建性和等级性的基本特征。等级社会要以礼治国,那么是不是说国家建设就是建设现代礼治呢?他还提醒大家注意,国家建设必须考虑宗教建设。

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教授就“地区研究与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发言。“地区研究”指的是从某一个学科,或者某一个学科出发对某一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语言、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的研究。地区研究的意义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它使我们认识自身,或者自身社会只是万物当中之一;第二,它使我们理解他者的价值系统;第三,它为理论概括和抽象提供了材料;第四,它使既有的理论能够得到验证。验证它的有效性、局限性,为理论的发展提供可能。但是由于研究者的态度、倾向、价值观念等等的存在,地区研究也具有局限性。在任教授看来,地区研究和社会科学的结合之道,在于从本土出发、从实际生活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理性人的假定出发,通过对特定社会的研究、比较和概括,方能得到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或者学术理论。

本次论坛最后一场专题讨论围绕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思考”主题展开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和复旦特聘教授、高研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了本场讨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郁建兴教授作了题为“创新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发言。 郁教授提出了四个观点:一、从文革结束以后,我们提出要四个现代化,到这一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现代化就是要把现代治理体系和现代治理能力的内容建立起来。二、我们强调国家建构,强调国家关怀,并不必然落入到国家中心主义之中去。创新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重要途径,如果党和政府之外没有多元的主体,那治理体系就不可能成立。三、如何进行创新性的社会治理。也就是说社会建设、社会组织、社会治理能不能遵循相似的路线?四、因为政府会失灵,所以我们创制出治理的体系,但是治理有可能吸纳民主政治的关怀。因此,我们要把民主和治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的治理体系的推进才是具有正当性的。

中国人民大学校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就“从国家建设到国家治理的理论模型及演进逻辑”作了发言。毛教授指出,国家建设或者说学术意义上的国家建设含义是很丰富的,但基本上都是行政的国家建设,与暴力控制或者行政能力相关。对于中国来讲,三中全会的“决定”里面讲到的治理也是一个行政国家能力建设的问题。一个国家建设真正要搞好,还是一个“议会政治的”问题。如果议会权力有更好更多的层次会更好,但是如果议会真要搞好的话,还是要跟现在的国家体系结合在一起。因此,他总结认为,国家建设不只是行政国家的建设;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中国面临很多困境,困境之一是缺少议会政治;议会政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着眼点。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作了题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发言。黄教授指出,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全新的话语和概念很多,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定义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探讨,给中国政治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国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开放性,意味着执政党在治国理政中更加关注治理的成本与效益,意味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发展、法治国家建设、以及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都要纳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范畴来考量。黄教授表示,自己对于中国的改革一直是比较乐观的,相信“危机推动改革”,“问题倒逼改革”。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具有危机转化能力的政党,其领导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历史反复证明,中共正是在不断通过将生存危机转化为历史转机,把执政危机变成发展契机的过程中,日益发展壮大,由小变大,由弱转强。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发展所所长贺东航教授就“‘复线历史观’与未来中国国家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作了发言。他指出,在中国国家建设中我们需要“复线历史观”。所谓“复线历史观”是针对“线性历史观”而言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下呈现出多元的历史国家发展状态。复线历史的价值在于被既定的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中会增加更多的维度和可能性。这样会建立更为合理的诠释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和中国未来的走向和发展的轨迹。贺教授以多组历史谈到了中国未来国家发生的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地方制度创新、快速的城镇化、中产阶级的崛起、外部压力、制度化与民主化的压力等。他认为,虽然政治学是要有一个定位、有现实的使命感,我们需要在意识形态的论述上融入学理的关怀,这样才能在研究中从整体上呈现。它既要改造现实,又要有解释路径的复线的交叉与并进。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党委书记商红日教授作了题为“人的失语:社会科学境况的非现代化思考”的发言。首先,商教授解释到,“人的失语”要表明的意思是指研究者的主体性的缺失。他认为,这种主体性的缺失会给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一系列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研究,是不是我们自己发现的问题,这是非常值得研究。我们今天研究的课题是被选择性的,学者做的这个选择,做的这个研究,这些问题并不是他发现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或者不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当研究者的主体性缺失的时候,我们做出来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它的科学的功能是不是值得怀疑?由此,他总结认为,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建设中,或者说基于国家建设这样一个对社会科学的趋同的目标,如何去建构或者重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问题应该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学术话语和学术问题。而只有对这样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甚至是批判性的反思,我们才可能重新回到一个正路。

论坛的尾声,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作了闭幕发言。他感谢各位社会科学界一流的学者能够在高研院这个平台汇聚、进行思想上的交锋,感谢各位同道对高研院学术事业给予的支持。最后,他对会务组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并宣布了会议闭幕。

复旦高研院 朱莉芝、舒彩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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