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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五十六)马一德教授主讲:“创新驱动引领下的知识产权立法变革”

添加时间:2014-12-04 16:54    浏览次数: 1807 次

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五十六)

马一德教授主讲:“创新驱动引领下的知识产权立法变革”

 

   20141121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第五十六期讲座,在复旦大学光华楼东主楼2801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致公党中央法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马一德教授就“创新驱动引领下的知识产权立法变革”做了精彩的演讲。此次演讲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法学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高研院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了此次演讲。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忠法作为评论嘉宾参与了讲座。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孙国东副教授和林曦博士参与了讲座。

马教授以两个案例开场,强调了知识产权对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马教授指出,知识产权在我国走过了一条艰苦曲折的道路。197311月,时任贸促会法律部部长任建新率4人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年会。 之后,“知识产权”这个概念第一次见诸我国媒体。1979年与美国建交,签订中美贸易协定时,美国明确要求中国制定产权保护制度。自此知识产权开始走进中国。

在简单介绍了知识产权走入中国的背景后。马一德教授介绍了日、美两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首先是日本。二战后,日本确立了“技术立国”的发展战略,走的是一条引进和消化欧美技术为主的模仿型技术发展道路。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企业经过前一时期的积累,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显著提高,在技术上跨入先进国家行列。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经济跃居世界第二,实现了重大的飞跃。与此同时,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军美国市场,在技术领域,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提出了挑战。在日本经济崛起的整个过程中,日本始终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正是这种保护鼓励了日本国内的科技创新,使日本经济位于世界经济大国第一阵营。

在美国,卡特总统在1979年提出“要采取独自的政策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振奋企业精神”,并第一次将知识产权战略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卡特此时之所以如此重视知识产权,其内部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涨”困境,凯恩斯主义失灵;外部原因是欧洲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崛起,使美国感受到了巨大的竞争压力。美国政府和产业界对此进行深刻反思后,认为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最大的资源和优势在于科技和人才,而由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得外国能够轻而易举模仿,并凭借劳动力和制造业的廉价成本优势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因此, 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了《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在对不公正的贸易行为进行报复的301条款上增加了一条“特别301条款”,把知识产权单独列为一项,对不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或者阻碍美国知识产权企业进入其市场的国际进行调查并实施贸易制裁。克林顿时期,大力扶植高新技术产业,通过调整政策,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进入新经济时代。1994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签署,标志着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与世界贸易紧密结合。至此,在美国的推动和引导下,知识产权制度完成了从纯法律概念到法律与贸易紧密结合的蜕变。

具体到中国,马一德教授将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被动立法期(1978-1992)、被动调整期(1992-2001)、适应期(2001-2008)、主动调整期(2008-至今)。

在被动立法期,大的背景是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并于当年签订了《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协议规定每一方提供的专利、商标和著作权的保护,应与对方给予自己的此类保护相适应。在此阶段标志性的法律有1983年颁布的《商标法》、1984年颁布的《专利法》、1990年颁布的《著作权法》以及1992年颁布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共十四大召开,决定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积极为复关做准备,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进入被动调整期。主要是对既有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进行修改,以及新的法律条例的出台。比如在1992年和2000年对《专利法》的修改,1993年和2001年对《商标法》的修改,2001年对《著作权法》的修改;以及1997年《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和2001年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知识产权立法进入适应期,逐渐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服务。标志性法律是2008年出台的        《反垄断法》和对《专利法》的修改。

而在主动调整时期,其国内背景是中国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把我国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较高的国家的战略目标。其国际背景是国际进入后Trips时代。专利经营大亨进行专利大并购,知识产权交易非常活跃。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产权立法情形是2013831 日完成对《商标法》的第3次修改,以及正在进行中的《专利法》第4次修改和《著作权法》第3次修改。

在主动调整期,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实体法的范围过窄,在网络电子出版物,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等新兴科技领域和传统知识、民间文学艺术以及遗传资源等传统领域亟需立法保护;其次是程序法的缺乏,行政执法程序缺乏,司法诉讼管辖规定、特殊证据规则、科技专家陪审制度、委托鉴定制度等规则制度不健全;最后,现存管理体制分散,比如知识产权局负责专利和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产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商标的管理,新闻出版机构负责版权的保护,农林部门负责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如此分散的管理机构,难以形成合力,削弱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马一德教授指出,知识产权概念的产生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与人类科技的发展是相伴相生的。回顾人类科技发展史,马教授认为人类科技发展经历了六次革命。在这六次革命中,英国引领了第一、二次的科技革命,成为世界强国。美国引领了第三、四、五次科技革命,抓住了第二、三、四、五次科技革命的机遇,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日本在“二战”前后,抓住了第三、四、五次科技革命,升级为发达国家。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抓住了第五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比较快,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中国的经济可以说是一枝独秀。

21世纪的今天,科技界普遍认为,目前我们处于第五次科技革命时期转向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拂晓阶段,第六次科技革命将发生在2020年到2050年。在科技革新期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继续强调要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并使其成为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一德教授指出,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这一重大决策彰显中共中央依靠科技创新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坚定决心,标志着我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升华。马教授指出,数字通信、计算机技术已分别成为全球专利申请增幅最快和申请最多的领域。大数据、智能制造、3D打印、页岩气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智能机器人以及生物、材料等领域的新技术成为研发热点。这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给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既带来了机遇,也是中国面临着挑战,我们应该抓住机遇,紧跟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中赢得主动。

随后,马忠法教授就自己的思考对演讲进行了评论,马一德教授给予了回应。

此外,现场的老师和同学也与马教授进行了充分、热烈的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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