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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高研院2016年年会“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之二十二:“聚焦社会治理:理念、理论与制度创新”学术论坛举行

添加时间:2016-12-14 15:19    浏览次数: 1018 次

20161124-25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复旦大学举办“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之二十二“聚焦社会治理:理念、理论与制度创新”学术论坛,此次论坛由高研院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此次论坛共设五场专题。

  

1124日上午830分,会议正式开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主持工作)郭苏建教授主持了开幕式。郭教授首先代表高研院欢迎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并简单阐释了论坛的主题。他认为,社会治理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如何在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的人类发展大趋势下,把握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逻辑,建构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理念和现代理论体系,如何评价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治理的理念、理论和制度创新,这不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实践课题,也是建构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大理论课题。

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承功出席论坛并致开幕词。他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关于怎样进一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题越加明晰,我们的目标也非常清楚。围绕这样一个发展的脉络,我们聚焦社会治理,从理念、理论、制度创新等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确实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们应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要求,立足中国问题,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共同促进这一问题从理论到实践的全方面发展,从而为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作出学者应有的贡献。他最后表示,希望会议能够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热烈讨论,达到预期目标。

接下来,科技部原副部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复旦大学一级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院长张来武,做了题为《六次产业理论与社会治理》的主旨发言。张教授认为,当今时代创新是其本质特征。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解决能源安全还是食品安全,社会各方面的健康发展,生态、环保,乃至任何重要的问题,创新是唯一的希望。而基于科学的创新,基于系统的创新,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弱点。只有创新社会科学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才能解决创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我们创新经济学带来的创新驱动的产业经济学是六次产业理论,不再是三次产业理论。什么是六次产业理论?六次产业理论划分的范围如下:第一产业可以不变,是以自然资源为对象的传统农业;第二产业也可以不变,自然产品再加工,是工业产业;第三产业本质上不变,但略做一些变化,然后增加第四、第五、第六产业的服务内容。简单来说,互联网+就是第四产业。第五产业就是文化创意。第六产业则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形成的综合产业。把第六产业应用到现代农业和食品安全的产业,叫从土地到餐桌的产业是天然的,它不仅能解决产业利润问题,也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能创造中国GDP目前18%比例的转型和生长。

第一场专题的主题是“社会治理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挑战”,该场讨论由上海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桑玉成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教授主持。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会长葛荃发言的题目是“懂得中国才懂得治理:兼及将中国行政管理思想史纳入公共管理知识体系问题”。在发言中,葛教授对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管理进行了分析讨论。对于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地方自治这种观点,葛教授持怀疑态度。他指出,现在我们说的自治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是从西方的美国的政治学理论里面拿过来的。中国古代的自治不是这个意思。所谓的自治基于两个条件:一是地方上所谓宗法制,宗族的自我管理和大家庭的管理方式,由大家长来进行管理;二是它进行简单再生产,以农业立国,所以日常的活动无须政府来进行指导。葛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后来一直被统治者所认可,成为国家政治指导思想的主要原因有四个:第一解决了权力合法性的问题。天是最高的神,王、皇帝叫做天子,他的权力合法性来自于天,所以皇帝通过祭天、祭地来体现他的权力合法性。第二,权力的相对制约问题。所谓天谴论,皇帝的决策行政,哪怕个人行为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出现错误这样天就会降灾异来予以警告等等。第三,解决了所谓社会秩序问题,就是我们形成一个怎样的秩序,这就是三纲。三纲是个基本秩序,把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角色简单化,变成三对关系。这三对关系无论怎样变,总是由君夫父组成的男权社会来掌控社会资源和各种的分配能力。这是基本秩序,所以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对“三纲”主要指向了这个方面。第四,政策原则,就是实行实行仁政,德治教化。基于此,葛教授认为,懂得中国的关键要形成一种规则,形成对精英的一种依赖和培育。这些智慧从哪里来?他说道:“我从来不认为西方的东西不好,我也不认为中国传统的东西不好,两者都有其合理的地方。问题是我们要尽可能从可操作的层面上去达成一种实效,这才是我们期待的一种对国家的治理。”

随后,复旦大学经济史与经济思想研究所所长、经济学院教授韦森做了题为“日本的会计督察院制度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可能借鉴”的发言。韦教授认为,通过考察日本的监察制度,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建立严苛周密的反贪独立机构监察委员会,不如建立起管好国家预算收支的预算管理制度、央行的国库制度以及严密的国家审计制度。因为前者是事后的惩罚性制度安排,而审计制度是事前的预防性制度建设。要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治理体制,中国还是应当有开放的心态,要向世界学习在综合各国的预算制度的基础上,找出适合我们自己的预算制度、审计制度,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抛开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我们需要的是真改革,不是喊口号式的改革。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钟杨从社会科学角度阐述了他对于中国模式的理解。他提出了一个疑问: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经常讲要找到普适的解释规律,中国模式是一个差异问题,还是一个独特的问题?有些学者把中国模式当做独特的,认为中国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就是在中国。费正清在美国研究中国,有一种说法,中国就是中国,就是中国。你不用再说了,我们研究这个事情只有中国才能发生,把中国当成一个非常例外的现象来研究。他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欠妥当,有没有中国独特的东西?我经常问学生,你给我指出来,有什么东西你说只有中国有,外国没有。其实这个问题首先没法回答,没有一个人走到世界各个角落去做考察,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没必要回答,不可能只有中国独特的东西。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发言的主题是社会治理、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他认为,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话语变化及政策调整,可发现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和适应方面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中共及其领导人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较好的适应性,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吸纳学术界的新思想,适度调整自己的公共形态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本身也知道自己的利益、立场所在,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保守能力。在吸收、借鉴外部成果的同时,坚持自己的领导定位,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坚守自己的改革底线,在改革的深度和广度上有自己的坚持。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在努力的实现适应性与保守性的动态平衡过程中来维护自己的长远利益和长期执政地位。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的变迁和政策调整来看,我们有理由对中共的治理和适应性保持乐观的态度,有理由对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的概念进入官方的政策话语体系,并由此来带动政策的调整和制度环境的完善本身保持乐观的态度。

在题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挑战》发言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千人计划”特聘教授、清华大学-北京市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蓝志勇教授提出了对于社会治理基本概念和转型时期面临的挑战的思考。在对社会治理基本概念的探讨方面,蓝教授认为,政府把自己管好,通过政府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把社会管好,它不是中央分工式的一部分,社会管理关涉整个社会的变化与转型。因此,现在的社会管理不是简单的维稳和管理社会,它关涉到我们国家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我们正处在这个转型的大时代,正经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痛苦的成长过程。与此同时,蓝教授还阐述了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三方面挑战:思想上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共识,没有出现对改革具有冲击力的新文化运动,像西方的启蒙运动、美国的进步运动,还有包括中国原来的改革开放式的运动;实践上,我们没有调整好制度体系,形成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应对中国的转型需求;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走出去的努力所面临的挑战估计可能不足。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何艳玲教授做了题为《威权国家对社会的想象及重构》的发言。在发言中,何教授主要阐明了自己四个方面的观点:第一,中国现在很多社会问题,是由治理模式的外部性造成的;第二,这个外部性的问题其实表明了中国目前一个非常大的结构性冲突,这种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增长所需的资本积累与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分配之间的矛盾;二是国家控制与社会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三是封闭治理与开放之间的矛盾。第三,她认为,当下的治理变革变得非常迫切,而这个治理变革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治理的变革某种程度上更早地规避社会冲突。第四,当下的中国治理变革可能不仅需要原来30多年所建立的一套特殊性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需要一整套建立在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普遍性知识。过去的30年中国是在中国特色中构建优势,未来30多年有可能是要讨论什么是非中国特色,在此基础上进行一些必须要做的总体性设计。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敬乂嘉教授做了题为“多层级治理中的私人部门角色:以“互联网+”国家战略为例”的发言。敬教授认为,私人行动者和外部行动者怎么影响政府间的关系,主要存在四方面,第一是沟通,在政府的本级体系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传递,本身在政府间体系当然是有它的信息传递机制的,但是信息传递的质量并不一定很高,以及涉及到专业性的问题。由于政府间程序的复杂性,制度的破碎性,使得这种信息的传递是缓慢的。同时,政府间本身还存在一个信任的问题,在这方面外部行动者参与可以起到补充作用。第二非政府的行动者可以起到中介的作用,可以创造支持和信念,发挥倡导的作用,来影响政府行为,影响政府间行为,协助不同层级政府来交流优先事项,放入到各自的计算公式里面去。同时,非政府的外部行动者也可以对价值实施分配,这里面既包括经济的价值,也包括合法性的价值,比如说创新究竟是发生在哪一个政府层级,它可以进行公平的分配。另外是一种杠杆的作用,这些外部的行动者不仅仅在体制内发挥影响,也不断探索影响的边界,试图在体制外发生影响,可以逐渐的创造决策,创造外部的压力来推动整体的政府决策和实施。最后一方面是协调,传统的政府间行为是上级决策,下级执行,在决策和实施间怎么样通过私人行动者的参与,更加衔接,更加成功,从而能够促进政策的进一步发展。

上海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桑玉成教授在题为《让代表为代表,使选举可选举》中分析了人大代表选举当中存在三大问题:一是代表属性模糊不清、二是人大代表的分布结构缺乏标准化依据、三是实际投票中的选择性难题。针对优化选举的程序和技术改进,桑教授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产生要跟干部选拔任用分开。现在人大候选人的产生,绝大多数候选人的产生程序还是要组织部门来做,组织部门是按照干部选拔任用的相关程序来考量的。要成立人大选举委员会,组织部门当然可以参与,主要由人大常委会、统战部、政协以及相关的部门来共同组织委员会。其次,要强化地域属性,而淡化身份属性。也就是说是上海的代表就是上海的代表,比如说省市的代表就是省市的代表,不能说你到底是教师、工人还是农民,而且现在代表制下,待遇制下,基本上不说身份属性,主要都是讲地域属性,是哪个地方的代表。明确公开的地域属性,我们是上海市的代表,就是上海市的代表。最后,确定且公开的代表结构的分布制度。

第二场专题讨论的主题是“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讨论由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会长葛荃和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主持。

复旦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民主治理与问责制度建设”。他从问责制近代以来的发展入手,解读了政治问责的内涵。同时他结合实际,以股市、房市为例,对政府问责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在实际中,构建责任政府本身是需要当政者必须要认真面对的问题。针对问责制制度建设的问题,他从税收法定和预算法定原则出发,对各级政府开支的监控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中国也建立了一些问责制度,比如审计署,但是没有真正的制度化。如何进一步推进其制度化并发挥实效,是值得探讨的事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燕继荣的发言题目是“国家治理及其评估”。他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予以考察:一是个体的自主性,即人民幸福不幸福;二是社会自治性,即社会和谐不和谐;三是国家竞争力,国家富强不富强。这三个方面,基本能概括一个国家的综合状况。总的来说,推动国家统一,促进国家创新,降低国家成本,减少国家阻力,消除或者规避国家风险,这应该是国家治理在国家建设层面上的主要任务。面对实践中的诸多挑战,如何完善法治和实现社会自治可能是最关键的任务。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教授就社会治理内涵、外延的定义进行了梳理。他想探究的是国家治理作为把握中国转型的研究范式是否可以成立。他认为,对此问题的回答还是应该从经验层面出发,看看遇到什么问题我们再来解释它。从问题出发,看原有理论能否解释这些问题;如果解释不了,理论出了什么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去修正理论,而不能去责怪经验。他指出,从黑格尔开始的国家--社会关系、公民社会的理论是不适应中国近代、现代历史发展的实际现状的。他提出:在研究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国家治理也好,社会治理也好,是否应该从更加原始的层面去理解?对此,他认为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面理清我们观察事物、分析事物的依凭,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一些更具有见地、更符合理性的相关理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志敏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从世界秩序视角谈谈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包括国内治理和国家的对外治理两方面,我们要建设一个和平、繁荣、正义的世界秩序,需要一个好的国内秩序和一个好的国际秩序。世界秩序的构建需要有效、负责任的国家治理。好的国内秩序要靠有效的国际治理来完成,而好的国际秩序一方面是需要国内的秩序有正的外部性溢出效应,另外一方面需要国家通过对外治理和其他的国际行为体一起来进行有效的治理。他还从世界秩序和国家治理的相互关系中,讨论了特朗普当选的意义。他认为,美国的国内治理在过去出现了退化,通过改革来改进美国的国内治理,对美国应该是必要的。而中国确实需要很清醒的认识到首先要做好本国的治理,避免对外输出所谓的负外部性,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对外治理,这个过程当中要吸取其他大国的经验教训,要避免对外乱治理,并反过来损害到自己国内的治理。国内治理如何做好,要仰赖在座的各位,怎么去做好更积极的这样一个对外的治理,避免对外的乱治理。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从自己在金华武义县后陈村和宁波宁海县调查获得的案例出发对基层治理进行了探讨。他指出,在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了,村庄的资源和村干部的职位又重要起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武义县的陈村村民因为对党支部书记不满,发起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督委员会,这就是村委监督委员会的起源。他们将党支部、村委会和村委监督委员会做成了三驾马车,这种经验获得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宁波宁海县也有类似的实践经验。他们总体上,都是先抓权力结构问题,,然后再控制村委会的财务报销,同时从结构转向过程,对权力运行的过程加以规范。在他看来,这两个案例中可能会为未来中国基层政治制度改革方面提供了一种理想类型的范本,值得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对中国政治语境中的国家治理进行了多维度的解读。他重点联系中国的官方文件来解读国家治理。他认为,国家治理能力就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的。中国现在政治语境中的国家治理概念,主要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治国理政的思想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梳理中共官方文献,我们很容易发现,凡是在论述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时候,我们所使用的民主和治理的概念是全球普适和较少歧义的。但这种民主和治理的概念在运用到中国政治的时候,都是另外赋予它特定的含义,不能用一般教科书上的定义来解读。这正体现了中国式的思想意识形态治理模式的特征。人类政治发展史反复的表明,重要的不是真相和真理到底是什么,而是人民更愿意相信什么是真理和真相。因而,能够让人民更愿意相信什么是真理和真相的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国家治理能力。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现代民主的结构性困局”。他认为,现代民主与雅典民主的最明显区别在于它有个代理人。因此,现代民主的结构性困局,就体现在在代理人表的三重靠不住。第一,代理人实际上具有极大的权力。现代民主尽管有问责制确保,代理人对选民负责,但事实上代理人一旦自主的行使自己的权力,他便常常可以超越选民对他的监控。第二,诉诸公投不是代理人把自己的政治决断上升为主权者决断的唯一方式,代理人更倾心的一种方式,其实是在内外状态中直接把自己上升为主权者。现代国家要保护每个人的生命,但代理人可以通过各种例外状态造成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需要国家保护的局面。在此过程中,代理人就可以利用这个例外状态而在实际上使自己成为一个主权者。第三,现代民主结构是镶嵌在西方整个结构中,其困局不是通过简单的修补可以克服的。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新结构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发展经验的概括”。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是一个尝试从马克思主义经验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出发,并整合当今中国国家治理经验而提出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它主要由如下三个要素构成:结构、动力与过程。结构由时间、地缘和行动者三个组成部分。动力首先包括三组动力机制:效率与公平、集权与分权、合作与竞争。同时,行动者活动的矛盾场域主要有四个:社会与国家;民用与军事;地方与中央;内政与外交。过程则包括关节点、周期和趋势等核心概念。新结构政治学不是去探讨最佳经验,而是寻求实现国家治理平衡的制度性机制。通过这种建构,新结构政治学或许可以为世界各国的国家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三场专题讨论的主题是“社会治理的实践议题”。该专题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教授主持。

天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千人计划”教授张中祥的发言题目是“产业政策如何支持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下核心观点:产业政策是否有用的关键在于怎么用,什么时候用。一是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二是关于服务业。他认为,服务业比重并不是越多越好,在服务业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不要完全否定第二产业,尤其是高精尖的一些高端制造业。三是关于产业升级。他认为,首先要解决好补偿问题,其次是要考虑横向转移。四是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存在不协调问题。五是去产能。目前所谓的成果只是形式上的,实质并未太多改观。最后,他总结到,如果政府能够定出合适的产业政策,并通过这种政策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既能改善环境,也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教授从东莞小区微自治的案例入手,聚焦社会治理。他认为,该案例的创新点在于明确了四个问题,即要为回应现实需求而治理,要通过构建治理主体来治理,要通过建立多重治理机制来治理,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治理。通过对该案例的分析和讨论,他做出以下几方面总结。第一,社会治理结构要以党委领导为核心,体现为“一核多元”的治理结构。第二,国家致力于社会治理的同构性。第三,中国社会治理结构中有三重逻辑:党政的统领逻辑,社会自治逻辑,以及城市的社区的市场竞争逻辑。第四,应当特别关注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独特功能。第五,微治理的案例可以透射出中国社会治理的可能图景。最后,他强调就社会治理来说,学界和实务者之间要充分沟通和相互了解,从而将理论和经验结合起来。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科建设处处长吴建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国家战略执行的目标偏差、现象、效果与机理”。他认为,国家战略执行的目标偏差从省一级就开始了,战略执行仅仅对容易测量和容易完成的目标有显著的影响,但是比较难以测量,对难以完成的目标没有显著影响。战略执行的偏差,主要来源于三大方面:一是政府内部的绩效评估,即自上而下的目标责任考核和晋升竞争的压力;二是外部的监督,特别是缺少持续的实际的监督者;三是在特定的主体下,政府往往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最大化自身利益,而且会主动规避各种风险。最后,他总结到,在现有体制下,一方面要合理地设置目标体系,另一方面战略执行方案的制定、评估和公开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回应。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教授谢遐龄主要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治理理念”这一主题。首先,他提出了和谐、进步、大同三个理念,同时,他强调这些理念是治理内涵的目的所在。其次,他从伦理社会和等级社会两方面透彻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国情,认为等级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结构,但法治政府是我们的努力目标。最后,他提出,社会治理应当发扬中国社会的传统,实行民间自治,单靠职能部门或个别的社会组织治理是做不好的,实现社会治理,也必须涌现大批贤能之士。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麻宝斌的发言试图结合经验观察对东北治理困境进行分析。他先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文化层面举例说明了目前东北所面临的治理问题,再从“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三个方面评述了简政放权理论的实践成效:放权放得怎么样?放了之后,管理是否到位?服务的水平和实效如何等。他的调研表明,实践中还存在如放暗不放明、放责不放权、权责不对等、权能不匹配等一系列问题。总体而言,政策的表象,官方公布的效果不错,但实际上从企业和公众的角度来说,整个助推的效率不是很大。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舆情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王国华从自己所参与的武汉东湖高新区的创新实践案例出发,对简政审批改革与政务服务进行了讨论。他的研究团队基于调研中所发现的问题设计了武汉东湖高新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框架设计方案和行政审批局的组织机构方案。框架方案对指导思想、目标步骤、改革内容、配套改革、保障措施等等提出了若干建议。总体建议就是要以成立东湖高新区行政审批局或者政务服务局为突破口,统一集中行使行政审批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现政府职能的深刻转变。改革目标分大中小,改革步骤上建议三步走,改革内容上,他们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建议,重点是新成立政务服务局,通过内部机构改革大力简政放权,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基层的服务中心建设,强化行政审批中心人员配置,建立企业全程专官员制度等。同时,他们就配套改革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就改革的保障措施提出了五点建议。最后他总结到,理论研究要结合实践,从丰富的实践中吸收营养。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乔耀章教授主要阐明了如下观点:社会治理首先要搞清楚社会为何物,只有重新发现中国社会才能有效治理中国社会。他主要讨论了三方面问题,首先是为什么要重新发现中国社会。他认为,重新发现中国社会是为了更好的社会治理;其次是重新发现中国社会的成果。在他看来,第一个发现是中国社会是多质态社会;第二个发现是当今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处于“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三个发现是中国小康社会的历史性区间自孔子以后到1949年为“小康”社会,而1949年到2020年为“后小康社会”,2020年以后中国社会将进入“新小康社会”。最后是重新发现中国社会以后该怎么办。他认为,应当强调全面的社会治理。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教授周怡的发言题目是“城市迁入人口与信任调整”。她以J市的居民为主体,从个体和区域两个不同的层面对迁入人口和政府信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通过实证研究,她发现:一、有没有户籍和政府信任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相迁入人口的类型,确实有显著影响的。二、如果迁入人口越多、越异质化,政府信任是越低的。上述两个结论,对治理政策的启发,是在个人的政策上应该模糊当地居民和迁入人口的区别,在区域层面上应该鼓励群居的接触和融合;个体化政策和区域性政策并轨进行,可能会更好地提升政府信任。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教授、社会管理创新研究所所长唐娟的发言题目是“政治嵌入与基层秩序重构:以城市社会“同乡村”党组织的角色与功能为研究对象”。首先,她强调“同乡村”的治理融合了治党、治民、治政的问题。从党建的角度来看,对“同乡村”中的流动人口的治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通过案例讲述和分析,她认为案例中政治嵌入是通过政党嵌入的方式实现了制度嵌入,从而使得外来的秩序和“同乡村”内部秩序有机融合在一起。但问题在于政治嵌入过度,把“同乡村”纳入上级考核的指标,但由于这帮精英人物不是体制内的人,因此未来的可持续性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第四场专题讨论的主题是“社会治理的政治基础”。本专题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燕继荣教授和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姜晓萍主持。

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朱云汉教授发言的题目是“民主的台湾治理危机”。他从台湾目前面临的缺工、缺水、缺电三方面突出问题出发,分析了台湾的民主治理危机。缺工,就是老龄化、少子化,劳动市场的供需严重失调,而且短时间完全解决不了。缺水,就是在地球暖化的背景下,现在台湾的降雨很不平均,这使得水库的调节功能就非常重要,但由于地方势力对执法的阻碍,使得台湾大多水库都无法正常投入使用。缺电,因为担心核能安全,核电站无法正常投入使用,替代能源的设立也会受到居民的反对。他总结到:台湾现在碰到的很多经济困境,背后都有深层的政治结构性因素,还有社会的过度分歧化的,使得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而且很难解决,互不相让,从而使得太多不同决策环节上各种的力量可以进行干扰。 

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处长卢春龙的发言题目是“网络新媒体的兴起与政治传播模式的变革”。首先,通过对政治传播理论的梳理,他提出在政党政治的高峰期以及大众媒体的强势影响之下,公众的政治认同比较高,民众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更多依赖于精英的引导。他指出,网络新媒体是无结构的交流,传统媒体是受控制的交流。在传统的政党政治和大众媒体的时代,主流媒体主流社会建构一个主导型的意见,慢慢的传播下去以后,大部分的人会顺从这个大众媒体所表现出来的主导型意见。对异常意见的人际支持非常少,这样一种模式在网络新媒体的时代很难再维持下去。与此同时,解放性的价值观开始崛起,它强调的是人们的自我表达,因而对传统的威权主义统治非常反感。现在网络新媒体时代的来临,改变了政治传播的方式,或者对我们传统的政党政治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某种程度上也许正在埋葬传统的政党政治的模式。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邓大才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农村产权变迁与中国经验”。他首先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既然国家没有能力为乡村提供基本的民生需求,传统中国的乡村如何解决公共需求?是什么支撑着中国两千年的农耕文明?二是西方依靠产权赶超了中国,我们在前两千年依靠什么来赶超欧洲、领先欧洲?三是西方的崛起在于建立了产权制度,发挥了产权的经济功能,或者说赋予产权经济属性,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属性吗?他从中国历史和本土经验出发,探究了产权及产权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提出了两个基本的假设,并在验证假设的基础上得出了两个基本结论:第一,产权有多种属性,且因时而变;第二,产权属性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有相关性。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佟德志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与合力效应”。他从管理与治理的话语背景、社会管理的话语体系、社会治理的话语体系、从管理到治理的话语体系变迁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复合体系和合力效应。通过对管理话语、治理话语这两个话语体系的分析,他提出了一个“会错意”的问题:在形成国家治理的话语之后,很多学者以为我们的治理就是西方式的治理,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跟西方的治理体系之间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郭忠华教授的发言题目是“东方主义与现代公民身份的起源”。他指出,东西方思想家在阐述“公民”这一主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想象它仅仅是西方内部的产物。这些思想家在建构现代公民理论的时候,东方始终是一条隐匿的线索。他们或者通过对东方的学习、想象和借鉴,或者通过对东方的负面想像凸现出现代公民身份的核心要素。因此,就形成了积极东方主义的想象和消极东方主义的想象:前者对待东方的态度是反思与扬弃,后者对待东方的态度则是反思和批判。因此,东方主义的公民身份想象反映出来的东方并不是一种真正的东方,其实是西方思想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产生出来,来以此建构现代公民身份。它是一种规训东方的一套话语模式。这个“东方”某种意义上也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被创造出来、想象出来的东方,是西方思想家在建构现代性,或者现代公民意识的时候,对东方想像出来的一套话语模式。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王正绪的发言题目是“政治信任的持续下降与社会治理”。他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带来了公民观念的变化,其中一个维度就是政治信任在下降。他分析到,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公民这么信任中央政府或者说中央政府为什么有这么高的政治信任:一是归因于中国政府的绩效、经济成长对公共产品的提供,或者政府越来越有回应性,政府的政策比较公平。二是价值观或文化。东方的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文化强调尊重权威,强调要服从政府等等。他认为,经济社会现代化以后,公民对政府的态度肯定是发生相应的变化。目前中国还是相对比较高的,但是从趋势上看可能还是会下降。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申建林的发言题目是“中国社会治理与公共领域的成长”。他认为,学者们对治理说得太多,意思也太泛化,有不确定性。我们似乎对任何事项进行的组织、管理、处理、办理、解决都会说治理。但如果说治理无所不包,那么谈论概念就没什么意义,治理应该有特定的含义。他指出,“治理”是超越现代的观念,这个概念加入社会和社会组织以后,使得整个治理结构发生了变化:它形成了社会组织、政府和企业都参与的多人治理。它是去中心的,无结构的,相互协商的,整个过程是动态的。

第五场专题讨论的主题是“社会治理的经验考察与制度创新”。本场专题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朱云汉教授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刘建军主持。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姜晓萍的发言题目是“智慧社区治理的理论认知与实现途径”。她认为,智慧社区是以公民需求为导向,以美好生活为目标,以服务智能化为手段,以资源整合为基础,向社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透明、公平公共服务的新型社区。智慧社区不仅仅体现为服务手段的改变,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化。智慧社区的关键因素有三个层面:一个是技术层面,体现为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云平台;内容层面更多体现为社区的教育、卫生、养老、医疗、助残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也是公共治理关注的机制层面的东西,就是社区治理的机制、模式,以及网格化等。同时,她提出了智慧社区的四点标准:精细化的服务感知,智能化的公共服务,网络状的行动协作,交互式的信息平台。智慧社区的发展趋势应当是由一元到多元,政府企业社会居民要形成社区的治理的协作网络,共同分担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治理联合体。最后,针对智慧社区的建设战略系统如何构建的问题,她指出,其建设目标是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赢得社区认同,从而由社区认同走向社会的认同。其核心是一个体系,即公共服务体系;一个平台即,云平台;三张网,即通讯网、互联网、物联网;五个支柱即信息的集成化、平台标准化、运行便捷化、流程协同化、服务的人性化;其保障体现为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的发言题目是“社会治理的秩序维度”。中国的社会治理,首先具有高度的国家秩序维度,大部分农民基本上是国家化的,国家秩序和原始秩序是高度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农村可以看到党和政府各种各样的力量介入到各项事务的治理中。社会治理有很多可以凭借的资源,党政资源、社团资源、政府秩序资源、市场资源、原始秩序本身的投入等等。凡是单一秩序资源介入的治理都是很好办的,但是多种秩序资源混合在一起就容易出问题。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了解各种秩序维度的元素,然后从各种元素入手,来解决一些问题,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思路。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徐斯勤教授的发言题目是“超越政党—国家主导的模式:对2010年以来广东集体议价实践的考察”。他在实践考察中发现,工会扮演的角色并不是只要有结果就可以了,他们对工人集体议价的过程也提供了诸多帮助。体制内工会至少为工人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帮助:经常性地为工人提供了诸多重要的培训,使得他的谈判能力、知识等有很大的增进。第二,为公认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比如整个行业、珠三角地区、全国,或者是每一个工序的平均工资,或者企业平均的产业利润率等等。这些都是在谈判时工人必须引用的有利数据,单靠个别的工人是很难拿到的。他最后总结道:就劳工治理来说,工人实质性的谈判能力在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主任孙柏瑛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社会如何整合?以基层社会‘组织化’路径为视角”。她认为,社会治理是一个过程,即结构性调整和功能性调整的过程。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采用了多管齐下的策略:政党的统合侵入,基层组织尤其社会组织广泛建立起来,其主要体现为“区域化党建”加“服务型理念”的二元互动过程;政府功能的高速下沉,特别是各种资源的下沉,动员方法的下沉。她的结论是在组织化过程中国家统和在加速,包括网络加速和社区精英的引导。政党国家在不触及宪政问题的前提下,试图通过政治动员、法律、社会和技术工具推进基层社会的整合。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进对中国共产党再组织过程中内卷化的反思,有重要的意义。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朱德米的发言题目是“危机与应对:当代中国环境治理制度框架之转型”。他从行政主导型的制度框架、市场机制的探索、社会机制培育与发展、制度框架之转型等多角度对中国环境治理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从行政主导举国体制走向市场社会与行政合作型框架,是当前中国环境治理的演变趋势。环境治理领域是中国官方允许NGO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加上,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对环境问题(特别是雾霾的治理)有较大的共识。因此,在环境治理领域,开放程序比较高,新的手段方法也能够得到应用。

在此次会议结束后,郭苏建教授再次代表主办单位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并对前来听会的同学以及会务组工作人员表示了谢意。

          撰稿:王鹏翔、毛光霞、周奕君、袁子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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