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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六十五):朱云汉教授主讲“世界如何应对金德尔伯格陷阱——逆全球化潮流下中国的担当”

添加时间:2018-03-27 11:18    浏览次数: 109 次

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六十五)

朱云汉教授主讲世界如何应对金德尔伯格陷阱——逆全球化潮流下中国的担当

2018315日晚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和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当代中心)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主办了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第六十五期讲座。世界科学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高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朱云汉教授,做了主题为世界如何应对金德尔伯格陷阱:逆全球化潮流下中国的担当的精彩报告。本次讲座由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高研院副院长、当代中心副主任孙国东副教授,高研院院长助理林曦副教授,专职研究人员王中原博士等出席了此次讲座。

首先,郭苏建院长对朱云汉教授的到访表示热烈的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朱教授的学术成就及他与高研院长期以来的合作。朱云汉教授接着对郭院长的盛情邀请表示了感谢,其演讲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

一、战后美国建构的自由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

基于自身观察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朱教授首先提出一个命题:战后美国建构的自由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这一危机体现在美国在这一秩序的内在权力基础全面动摇、西方合法性危机在右翼排外民粹主义冲击和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改革要求下的内外交迫,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引发的美国加速转向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变局。他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件,如在德国汉堡举办的G20峰会上欢迎来到地狱的标语反映出普通劳工对既有国际秩序的不信任;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以及奥地利选出右派总理等这种种所谓黑天鹅事件以来,西方主流政治人物以及主流媒体进一步丧失了选民的信任,仅剩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在最近同他党组成了联盟以勉强组阁;欧美日对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5条日落条款(即入世15年后无条件无需再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拒绝履行;等等。

二、面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裂解,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担忧世界是否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

追本溯源,朱教授指出金德尔博格陷阱这一术语最初由已故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马歇尔计划策划人之一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提出,他认为为国际贸易可以增进各国经济福祉并带动世界经济持续成长,但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条件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能够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而席卷全球的1929年经济大恐慌引发如此之广、如此之深、如此漫长的危机,就是因为国际经济体系面临领导真空——英国无力而美国无心承担起稳定体系的责任——而导致的。约瑟夫(Joseph Nye)沿用这一思路,认为很多国际关系学者在讨论二十一世纪国际秩序时,经常都担心中美关系是否会掉入修斯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但其实也应该发问世界经济是否会掉入金德尔伯格陷阱,并认为应该担心的是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角色时,中国是否有能力与意愿填补这个真空。

按照金德尔伯格的界定,国际公共产品产品包括两个范畴:1.经济合作基础条件,包括和平秩序、跨境产权保障、开放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交易货币与稳定汇率和度量衡与各种交易规则的标准化。2.对世界经济危机的管理,即在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时,适时为世界经济注入购买力以拉抬需求,在金融市场出现恐慌时及时注入流动性,积极扮演全球信用体系的最终担保人角色。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战后的美国秉承霸权稳定论(theory of hegemonic stability)”逻辑,美国一手擘画联合国体系、共同防卫同盟体系、不列顿森林(Bretton Wood)体系、GATT/WTO、马歇尔计划与开发援助体系,并形成了包含安全与武力冲突管理、生产与贸易、货币与金融、运输和通讯以及知识与意识形态在内的战后自由国际秩序基本架构。在此基础上,围绕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形成了具备维护自由国际秩序的社会支持基础的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

三、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战后自由国际秩序亟需修补

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现实情况,朱教授判断这种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续,集中表现为政府的经济和社会职能被巨型企业所架空;跨国资本取得绝对性的支配地位,以及金融全面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过去三十多年,美国根据新自由主义蓝图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成为全球权力行使主体,他们影响所有国家政策、支配社会基本游戏规则。这最终导致民主作为国家层次的政治单元日渐成为一个空壳子,既无法维护公民的福祉,也无力满足公民的政策需求。对所有社会的整体经济安全、所得分配与环境质量产生最关键影响力的决策者,不是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而是完全不受民主监督的,由极少数跨国菁英掌控的跨国私营机构。

进一步看,非金融领域超大型企业的超额利润的比重愈来愈高,主要并非源于创新与效率,而是靠其市场垄断地位以及左右法律与政府政策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产业集中化程度也愈来愈高。全球排名前100的非金融类企业的市值与居于低层的2000家上市公司总市值的7000倍,而20年前这一数值仅仅是31倍。另外有数据表明,美国的前10%富裕基层囊括了50%以上的收入,所得分配的两极化程度甚至已经超过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的前夕。

四、世界人类共同面对的困境如何突破和超越西方思维的框限

朱云汉教授认为,国际体系正进入秩序重组时期。同约瑟夫奈的悲观情绪不同,朱教授对当前历史大趋势基本判断是世界正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转轨到中国推进的全球化方案,以及处于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的过渡与磨合期,尽管局部的震荡与失序在所难免。朱教授提醒我们,应当认清美国的霸权的两面性——既是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也是国际公共之恶public bads)的主要来源,而且所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也存在品质不佳的问题——从而来超越西方中心思维。美国不仅提供劣质的公共产品,而且其国内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也让国际公共产品长期面临供给不足的情形。与此相关,国际社会长期承受美国强加于人的公共之恶,例如其强迫各国打开资本市场、解除金融管制,导致热钱在各国制造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并让华尔街有毒金融资产泛滥全球;强推知识产权,维护美国跨国企业暴利与市场垄断、阻碍创新与知识分享,药品专利凌驾生命价值。就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而言,美国长期拒绝承认全球暖化问题存在,消极对待温室气体减排全球协议;消极对待或抵制所有其他国家带头推动的治理机制改革或新国际规范创设。

面对这一国际情形,朱教授认为,美国的逐步退位正好给修补自由国际秩序,以及改革全球治理机制带来历史机遇。当前全球治理机制早已严重落后全球化近程及科技大爆发带来的利益协调与权利重分配、以及社会风险控管议题,亟需在全球层次有效响应,具体体现在巨型跨国企业对市场的扭曲与垄断,以及对基本社会责任的回避;虚拟投机交易的系统性风险,以及金融资本凌驾实体经济;人口爆炸带来的粮食、水资源、疾病、生态挑战与基本需求保障问题;网络社会的安全、隐私与监控道德风险等问题。目前人类正面临科技大爆发带动社会变革的路径选择难题,如果放任资本主导,垄断性数字资本主义将可能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并阻断数字科技与人工智能将人类带往分享经济与零边际成本社会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首的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全面带动全球秩序的重组,并发挥积极性与建设性作用。另外,中国已经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与区域政策协调与深化合作机制,并正带领新兴市场国家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以及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中国也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大量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产品。

五、逆全球化潮流下中国的全球担当

朱教授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最大制造业基地,责无旁贷必须挺身而出,为全球多边主义体制提供关键支撑,并建议中国应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即不强出头,率先出大头但不一个人扛;不轻许诺,重承诺;强调法治原则,并以身作则;打造最佳实践范例,累积互信,循序渐进。在全球治理议题上,可以从多赢成分高,冲突性低的领域寻求突破,例如国际电子商务平台、跨国基础设施联通,区域能源合作,推进健康、环境、信息与网路领域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增进全球知识与科技分享,最终做到为所当为,利己利人利天下。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带领非西方国家全面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根据自己发展经验,提倡新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例如创设新的深化南南合作平台与多边机构(一带一路峰会、BRICS Bank, BAIIB);推广符合国情、因地制宜、政府市场两手并用、基础建设投资带动的发展模式;推动巨型跨国基础设施计划,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内陆经济板块发展;扩大个体与微型企业参与全球经济:为跨境分享经济、电子商务、电子支付、万众创业等全球化新路径,打造有利生态环境;赋予主权基金、发展机构、国有企业、政府主导计划在推进全球化中更重要角色。时至今日,中国已经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的多层次政策协调机制,如G20BRICS+、中国欧盟峰会、中国与中东欧16+1领导人会、中非合作论坛、东亚峰会、中国与阿盟峰会、一带一路峰会和专门针对国际经济组织的1 + 6圆桌对话。

朱教授判断,中国已经在提供可观的补充性(替代性)国际公共产品,并在全方位推动跨国基础建设如跨国运输、通讯、网络、能源联通领域的过程中已经超过西方。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并持续为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机制改革注入新的动力。这既符合新时代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

六、中国有机会开创崭新的世界领导者模式

朱教授通过上述分析,给出了中国有机会开创一种崭新世界领导者模式的四大理由:1.中国仍处于中等发达阶段: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具备拉抬非西方国家的巨大能量,与多数南方国家有巨大互补优势;2.中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产党领导体制,能够确保国家机构不被跨国资本与军工利益集团全面俘虏,并通过宣传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有效节制资本的掠夺性与破坏性;3.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其制度创新的动力依然丰沛,意识型态包袱相对较轻,并鼓励多元文明相互借鉴;4.中国社会菁英具有超越国家利益的思想维度,如天下观的视野,义利之辩的智慧、济弱扶倾的道德观念。

在南南合作优势的推动下,朱教授认为南方国家获得了三百年以来第一次的全新自主发展机遇,同时全球经济游戏规则也将得到重新塑造。演讲的最后,朱教授表示自己所期待最好的结果是,中国与美国领导地位的交接能在既有多边架构内平稳过渡。同时,他也提醒说当中国越来越接近并恢复其人类历史舞台中心地位时,其面临的挑战必然越大,战略情势也必然更险恶与复杂,为此需要中国既要坚持原则,也要有谋略;既要审时度势,也应量力而为,做一个行王道的新型领导者。

演讲结束后,在场师生踊跃向朱云汉教授就世界如何因应金德尔伯格陷阱这一主题提出自己的困惑来同朱教授进行探讨。听众提出了诸多问题,如福利体制改革例如北欧国家能否对缓解两级分化产生作用?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其全球责任与国内责任的关系?等等。朱教授进行了细致的解答。

最后,郭苏建院长宣布讲座结束后,并再次朱云汉教授带来了的学术盛宴。

/ 栗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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