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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高研院2014年度主题“转型社会的正义”第1期学术席明纳举行

添加时间:2014-03-31 15:16    浏览次数: 2355 次

复旦高研院2014年度主题转型社会的正义”第1学术席明纳举行

2014年3月25日上午10:00-12:0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2014年度主题“转型社会的正义” 第1期学术席明纳举行。高研院制度建设研究项目成员、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汪仕凯博士做了题为“阶级之间的利益妥协:劳动制度转型的困境与出路”的报告。

本次席明纳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高研院制度建设研究项目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高研院院长助理、价值建构研究项目主任孙国东副教授,高研院2014年度“驻院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吴冠军教授,以及价值建构和制度建设研究项目团队成员高研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教授、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刘清平教授、陈润华博士和林曦博士,《复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刘慧编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赵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读博士生赵小斐和张冬冬等出席了本次席明纳。

郭苏建教授首先欢迎各位的到来、简要介绍了本次席明纳的主讲嘉宾和讨论嘉宾,并分别为刘建军教授颁发高研院制度建设研究项目主任聘书和高研院兼职教授聘书,为孙国东副教授颁发高研院价值建构研究项目主任聘书,为吴冠军教授颁发高研院2014年度“驻院研究员”聘书。随后,郭苏建教授邀请汪仕凯博士进行主题报告。

汪仕凯博士主讲的题目是“阶级之间的利益妥协:劳动制度转型的困境与出路”。他首先简单介绍了改革开放以前形成的“全能型劳动体制”。他认为,“全能型劳动体制”体现在制度构成上是单位化企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及党委,在内容上体现为实现工人的稳定就业及其对国家的全面依附。“全能型劳动体制”在党委制与厂长制的争论、党的领导权与工会的代表权的争论中形成和巩固起来。该劳动体制下工人的身份是国家职工,这是一种政治身份,工人基于政治身份具有政治权利,也有社会经济权利,但是政治权利并不是社会经济权利的基础,社会经济权利由国家直接保障,政治权利的意义在于论证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权力的正当性,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了。

接着,汪仕凯博士分析了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与“全能型劳动体制”的转型。市场化改革对传统劳动体制产生了冲击,企业从单位制转换成为公司制,而工人从国家职工转换成为雇佣劳动者,身份转换的实质内容是工人在“全能型”体制下拥有的社会经济权利被剥夺。国家推动劳动体制转型的总体战略是将“全能型劳动体制”改造成为“法团主义劳工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为强化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体系、依托中华全国总工会推动劳动立法、赋予工会代表工人利益的权力并排斥独立工会与鼓励地方性创新。“法团主义劳工体制”下工人的政治权利遭到更大程度的限制,继续维持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之间有机联系的断裂状态,法律承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经济权利遭到严重损害,权利的受损反而激发工人的权利意识,工人的地方性抗争此起彼伏。

随后,汪仕凯博士谈到了转型的困境并分析造成困境的原因。国家将“全能型劳动体制”改造成为“法团主义劳工体制”的基本目的在于借助“法团主义劳工体制”继续实现对劳动领域的直接控制,但是“法团主义劳工体制”的实践却将劳资冲突转化成为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冲突。这种体制确实起到了阻碍跨地域、跨行业的大规模劳工抗争的出现,但是国家却成为工人阶级冲突的对象,不同群体的工人阶级在共同的权利意识基础上开始合流,这与国家力图限制工人阶级在市场化改革时期兴起的初衷是相悖的。这种劳工体制的维持不断制造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冲突,为工人阶级兴起提供动力。原因在于该体制的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它能否维护和实现工人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种劳工体制不仅限制了工人的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之间的有机关系,而且限制了工人的政治权利。工会的维权效果受到行政级别与地方政府的限制。

最后,汪仕凯博士指出转型的出路在“生产政治”。“生产政治”的基础在于生产领域由劳资谈判实现自治,关键在于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目的是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利益妥协,过程是“重复囚徒困境模式”的博弈。“生产政治‘的制度形式在于对国家制度资源重组。通过国家制度资源重组的模式使生产政治有效运转起来,实现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与工会制度的叠加,从而兑现工人阶级的集体权利,重组的实质就是要构建工人的政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保障工人通过行使政治权利来维护社会经济权利。工人阶级集体权利不能说完全没有,而是以碎片化的状态存在。汪仕凯博士对国家制度资源重组的前景进行展望。基于此,他还对转型社会正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他指出,制度建构的三个前提:针对问题领域的有效性、同国家体制的共生性、推动现代国家建设的增量性。

汪仕凯博士演讲完之后,现场与会嘉宾纷纷参与讨论,先后发表对该研究的看法与建议。郭苏建教授首先指出,关于“全能型劳动体制”背景的交代是有必要的,但是比重应该缩小,并且要特别交代清楚“全能型劳动体制”及其制度性基础。这其中关键的制度性基础就是“苏联模式”,也就是政党-国家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单位”所包含的内容很多,需要参考很多中外文献。“单位”在政治上表现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政治动员、思想教育等,还体现在行政管理职能和经济计划落实上。“单位”是全能的、无所不包的。“单位”内的机构,不仅有职代会、工会,更重要的是党委、共青团、妇联等,所有这些政治性组织基本上构成了计划经济和国家动员体制的重要制度保障。不过,郭教授建议,分析的重点应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制度的转型”上,分析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甚至危害公平正义原则的具体制度性原因,而不能简单套用“法团主义”概念。这一概念虽然在西方很成熟,但是否适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制度分析框架还有待思考另外国内是否接受这一概念,如果不能接受,要如何处理,用什么样的概念和分析框架来分析中国转型社会的劳动制度有待思考。虽然报告人最后提出“国家资源重组”,但这不是概念。只有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和整合,才有可能提出相应的概念和理论,应用到转型中国下的劳动制度的具体分析。年度主题研究的重要问题就是“转型社会的正义”,需要界定和分析清楚影响正义和非正义的各类因素和缘由,在讨论劳动制度问题时,将这些视角纳入问题分析,才能将转型中的劳动制度问题阐释透彻。

纳日碧力戈教授指出,除了要注重“苏联模式”的影响,还要注意中国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国家建设和政治领袖的关系中所包含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林曦博士建议,如果要用“法团主义”理论框架对中国劳动制度进行研究的话,葛兰西和索利尔会是很不错的理论参考。索利尔提出的“工团主义”直接与“法团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法团主义”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打破了20世纪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所以其核心不在于分成几类,而在于把“国家”这一元素给纳入进来。“法团主义”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国家”直接参与整个社会的组织和运动中。葛兰西的理论框架是把“社会”分成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当前社会处在经济法团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要过渡到无产阶级政治霸权。

陈润华博士指出,困境分析上过于强化劳工视野,在中国这么大的工业化规模中,存在这种矛盾是无法避免的。他认为,建国以来的劳资关系事实上是非常成功的。如何把劳工体制纳入到中国国家建设的历史背景考量,是一个大课题,不宜简单以西方的概念或模式分析中国的劳工体制问题。

孙国东副教授主要就概念工具的选择提出了改进建议。首先,“全能型”和“法团主义”并不是对称的概念。前者是从外在的功能视角界定劳工体制,后者是从内在的关系结构界定劳工体制。若要讨论某种历史转型,应坚持同一维度的概念分析工具,可考虑将“全能型劳动体制”称为“单位依附型劳动体制”。其次,考虑到该文会同时涉及到历史分析(1949年至今的劳动体制)和未来建构(理想劳动体制的建构),因此,为了给未来建构奠定基础,对历史的分析更应把握“变中的不变”,而不是其历史转型。因此,可考虑用“去权利化的劳动体制”来把握1949年至今的劳动体制。第三,在学术立场上,应淡化自由主义取向的立场,而注重分析转型中国劳动体制的深层政治逻辑。这就需要认真分析,为什么政治当局不愿意在某些方面让步,这既涉及到政治动员能力的问题,更可能涉及到转型中国社会组织重建中的某些独特的历史使命。

刘清平教授强调要适当澄清概念背后不精确的地方,比如“权益”和“集体权利”。顾肃教授指出,分析当中没有将服务业纳入进去;目前的体制能否算作法团主义体制还有待商榷;另外关于制度构建的内容略显简单,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议,比如有关“转型社会的正义”的问题。吴冠军教授认为,汪博士的理论框架有一点混乱,尤其从转型正义的视角去看,所以即使是运用西方理论分析问题也要统一化、明晰化。赵杰博士指出,研究本身的问题或许在学者之间比较难达成共识,汪博士的研究提供了制度性证据,这是比较有价值的地方,还有在看待和分析问题时,不一定非得“主义”和概念先行,很多时候,在运用模型时会涉及很多因素和变量,如果把一些平行的变量放到全新设定的模型中,也是会产生一些结论的。

汪仕凯博士随后对这些看法与问题作出回应。第一,他深刻感觉社会科学要从事实出发,而劳动制度转型的事实,就是从制度本身出发,所以不能够以一个统一的框架来剪裁事实。第二,使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概括制度,这个问题是可争议的。比如,用“法团主义”来概括中国工会体制,在这个领域的有一个说法,认为中国工会就是国家法团,但国家法团是法西斯的意思,所以没有采用;关于“阶级”的问题,它并不是政治话语,而是学术语,在中国用阶级而不用阶层,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差别或者区隔是权力造成的,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从根本上说就是权力造成的,不是市场造成的;毛泽东时代,“权利”(rights)到底能不能用,在中国体制的设计及法条的规定,在老百姓朴素的观念里,是存在的,只是跟现在所认为的公民权利有很大差别。最后,如何从劳动制度看待转型社会制度,比如关于分配的问题,制度当中的正义与非正义,在于劳资关系,劳动在剩余价值里面的分配太低,劳工的权益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如何从制度建构上看待转型社会的正义还有待思索。

本次明纳在热烈讨论中结束,郭苏建教授再次感谢年度主题两个项目课题组校内外成员全部到场,积极参与问题的讨论,并重申年度主题明纳每月举行一次。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朱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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