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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高研院2014年度主题“转型社会的正义” 第5期学术席明纳举行

添加时间:2014-11-13 10:23    浏览次数: 1750 次

复旦高研院2014年度主题转型社会的正义”第5学术席明纳举行

20141031上午9: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在光华楼东主楼2801“通业大讲堂”举行2014年度主题“转型社会的正义” 第5期学术席明纳举行。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做了题为“转型中国的正义问题的文化学反思——从儒家礼义观走向墨家公义观”的报告。本次席明纳由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研院制度建设研究项目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建军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研院院长助理、价值建构研究项目主任孙国东副教授,以及价值建构和制度建设研究项目团队成员高研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陈润华博士和林曦博士、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读博士生赵小斐等出席了本次席明纳。

郭苏建教授首先欢迎各位的到来,并简要介绍了本次席明纳的主讲嘉宾和讨论嘉宾。随后,郭教授邀请刘清平教授进行主题报告。

刘清平教授主讲的题目是“转型中国的正义问题的文化学反思——从儒家礼义观走向墨家公义观”。

刘老师首先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对“正义”进行了剖析。刘老师指出,在《说文解字》中,正,是也,从一,一以止;在《中庸》里对“义”的解释是义者,宜也。因此,所谓正义人际关系中被认为适宜、因而可以接受乃至应当遵守的底线准则

接下来,刘老师对儒家的礼义观进行了一个基本的概括。从孔子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礼和义的结合就成为人行为的底线。不符合礼的要求就突破了底线,突破了底线就是非正义。孟子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同样强调了孔子的礼和义。在孟子看来,这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荀子主张性恶说,认为人性是恶的,因此需要礼义来加以治理,即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先秦礼义观的核心:即用圣人制定的用来调节和规范君臣、君民之间的特定的等级关系。这种礼义观的制度体现就是周朝分封制基础上的宗法血亲礼制。这种制度的特点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

除了已为人们熟知的“血统等级”之外,刘教授还创造性的提出了“血亲等级”的概念,即:属于同一血缘系统的人们之间由于亲缘定位差序形成的等级关系。这是分封制生成的特殊等级结构。父子兄弟的血亲差序往往同时就是君臣上下的管治等级 。这就导致胡子越长,权势越大。爷孙之间的血亲生理差序蕴含权威服从的尊卑管治等级。这种血亲等级能够确保政权把持在自家手中。江山永不变色。以后各朝代虽有更替,但每个朝代建立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所要达到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在所有等级结构中,具有血缘亲情内涵的社会等级结构,鉴于其绝无仅有的血缘亲和力和情感凝聚力,可以说是最难打破的一种超稳态等级结构。这种等级制度所带有的功利性作用就在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解决欲求无限和生活资料有限的矛盾。正如如《荀子·礼论》中所说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刘老师认为,虽然儒家用礼义观将社会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但是,儒家同时又用“乐”对社会各个等级进行调和,强调和为贵。以后的儒家继承者将儒家礼义观不断进行演化,成为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主流。这种礼义观在今天的社会仍然存在,其表现形式就是“权贵礼制主义”。

刘老师指出,“权贵”一词在西方语境中本身就包含亲戚血缘的含义,礼制主义就是按照礼仪建立起来的制度。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整个社会的深层次中,仍然存在着绵延两千年的礼制结构因素。而这正是当今转型社会中关于正义问题所要关注的。

在介绍完儒家礼义观之后,刘老师又介绍了墨家的“公义”观念。

  他认为,墨家是第一个讲“义”的思想流派,并且墨家将“义”作为一条底线,即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所讲的义是公义,提倡爱人利人兼相爱交相利,反对恶人贼人别相恶交相贼,反对损人利国损人利家损人利己

刘老师进一步指出,墨家思想作为一种本土文化,包含有人权的意识。按照墨子的观点尊重人权在于不坑害任何人。在强调人权的同时,墨家提出一种独特的平等观。墨家所谓的平等,并不是财富多寡、地位高低等方面的平等,而是任何人都不应当受到他人坑害意义上的平等。这一观点是深刻的,解决自由与平等的悖论。在尊重人权的立场上,解开自由与平等的悖论这个长期困扰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理论死结,克服了平等主义的消极弊端。

  刘老师指出,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儒家对墨家一直进行打压。墨家之所以受到打压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和宗法制紧密联系,墨家兼爱学说对宗法制有破坏作用,所以不受欢迎。然而,墨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其原因就在于墨家的思想是原创而深刻的。原创性在于墨家所讲的“义”与其他各家所讲的有所推进。这个概念正切中了儒家的要害:即儒家默许为了孝父忠君而坑害他人。其深刻性在于:虽然墨家的公义来源于儒家的仁义,即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是墨家突出了儒家所忽视的“不能坑害他人”的方面。

在刘老师看来,墨家的观点对于克服当前社会种种不义弊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今天转型中的中国要谈正义,在观念上的转型就是要逐步消除儒家利益观中不尊重人权的思想,而转移到墨家的公义观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儒家的全面否定。儒家中的仁义观念,提出了关于善恶标准的正当的叙述,即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仁者,爱人。应当爱人助人不可坑人害人为前提,否则如果在爱人助人的同时又坑人害人,像在施济一个人的同时偷窃这个人,或者为了施济一个人偷窃其他人,要么虚伪、要么自败。

刘老师演讲结束以后,现场与会嘉宾纷纷参与讨论,先后发表对该研究的看法与建议。

   顾肃老师指出,“仁”与“兼爱”之间是否有相通的地方,需要继续讨论。孔子除了强调维护等级制,又派生出了“仁政”,“王道”等思想理念,这些是否具有普适性意义?今天的中国在如何批判的继承我们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又与西方的学术进行交流,从而得出更适合今天转型中国的正义观念,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孙国东老师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中国本土找出我们自己的“思想母体”,以对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进行接榫、吸纳、转化乃至超越。墨家的确可以为我们提供这样的思想资源,但问题是:现在还能在多大程度上说墨家属于中国的“思想母体”?因为今天的大多数国人对墨家的熟悉程度可能还不如西方的某些观念。墨家本身的思想非常高尚,但之所以长期作为“民间小宗教”存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它一直都不能回应在外部“丛林状态”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化问题(这正是儒家、法家乃至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优点);二是现代城市生活的物理环境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墨家式“兼爱天下”的天下观产生的可能性。

林曦老师认为,朱熹对墨子的批评,这个逻辑是很完满的。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假设AB两个人,不论关系如何,套入“兼相爱”的逻辑中,就会发现,它会将两人之间的生理和血缘等方面的差别都过滤掉了,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以对待朋友的态度对待父母,对待父母的态度对待朋友,就会被认为是对父母的“爱”不够深。因此,墨家必须解决这个逻辑上的漏洞,即:如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有差别的话,如何从有差别的自然关系而推出“兼相爱”的结论?其他各位老师也都从自己的角度对刘清平老师的报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刘清平教授随后对这些看法与问题做出了回应。

本次席明纳在热烈的讨论中结束,郭苏建教授再次感谢年度主题两个项目课题组校内外成员到场,积极参与问题的讨论,并重申年度主题席明纳每月举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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