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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高研院2017年年会“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之二十三:“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学术论坛举行

添加时间:2017-12-27 10:07    浏览次数: 893 次

复旦高研院2017年年会“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之二十三

“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学术论坛举行

20171028日—29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简称“高研院”)于复旦大学举办“重新发现中国论坛”之二十三“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学术论坛。本次学术论坛由高研院与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共设专题分论坛六场,邀请了来自全国各主要名牌大学和相关机构的学术领导和学术领军学者参加,包括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中国与全球化”(CCG)智库主席的龙永图同志、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原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等不同学科的著名专家、学者和十多 长江学者”和 “千人计划”学者。  


  20171028日上午830分,论坛正式开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郭苏建教授主持开幕式。郭院长首先代表高研院全体同仁,热烈欢迎各位与会嘉宾的到来。随后,郭院长简要阐释了本次论坛的主题。他认为,全球化推动了跨越国界的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促进了全球贸易和生产的蓬勃发展和经济繁荣,也推动了人类文明、文化、政治、经济、机制、价值、资本、人口等前所未有的流动、分工、交流和融合,于此同时,也带来了人类文明和文化价值的冲突、分配不公等问题。随着伊斯兰世界“反西方化”、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现象”的出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似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诸多论者认为,我们正处于“逆全球化”的历史时期,曾经的“地球村”的观念在一些典型国家,正在被贸易保护、边境俢墙、控制移民等政治思潮和政治举措所替代。但另一方面,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特别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的启动和实施,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论者据此认为,我们正在处于一种“新全球化”乃至“中国式全球化”的新进程中。显然,面对全球化进程和世界秩序正在发生的新变化且前景不明朗的历史局面,如何科学认识和解释全球化的历史逻辑、发展规律、未来趋势和方向,如何科学认识和解释所谓“逆全球化”思潮发生的原因,特别是如何以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面对和把握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和历史机遇,将对我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国家治理、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等各方面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我们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他希望与会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的交流,希望大家会上学术交流,会下交流感情,增进友情,度过两天美好的时光。

复旦大学校长助理陈志敏教授出席了论坛并在开幕式上致辞。他代表学校欢迎各位学者来到复旦就“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这一论题展开深入研讨。基于一些全球现象,他提醒大家对下述问题进行探讨:全球化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引擎?全球化是不是有一种新的推进方式,比如共商共建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应强调主权国家间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更多的权力放在地区或者是全球的层面?他指出,有一些新的推进全球化的连接方式,比如陆上的通道、网上支付、网上销售,即贸易平台,而且在这个方面新兴的大国在其中起着很多的创新推动作用。随着新的全球化的推动,全球化的覆盖范围也在拓展,过去的一些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带(如非洲、中亚)也开始纳入到全球化中。全球化也要更加关注包容性发展,以确保在国家内部能实现更加平等、均衡的利益分配。就现在的发展趋向来看,也许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道路或许可以为世界提供很多的经验。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巡视员、前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邓晨明同志出席了论坛并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指出,本次论坛在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这样一种氛围中举行,具有很强的政治敏锐性。他请大家思考,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到底在新的全球化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新时代和新全球化有什么样的逻辑关联性?中国在这样一种全球化当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能不能构建一个让全人类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共享幸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他强调,不管是一个理论创新,还是一个伟大的实践,都需要学理支撑。他希望高研院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对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学理支持,并给出学理上的统回答。

接下来,原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亚洲论坛原秘书长、“中国与全球化”(CCG)智库主席龙永图先生为本次论坛作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的发展》的主旨发言。首先,他对目前出现的一些“逆全球化”现象通过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在这方面看看中国政府的做法,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全球化是个双刃剑,既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也会带来相当大的冲击。中国参与全球化近40年,特别是“入世”以后中国的步伐很大,为什么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中央政府特别注重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贫富悬殊加大、地区差距加大、一些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工人失业等问题,并积极有效地回应和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全球化出现的这些问题,不要怪外部的因素,主要是要考虑一下像美国和西方的产生的这些“反全球化”的国家,政府或者是整个社会公众是不是直面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全球化肯定会使一部分群体和一部分产业受到冲击,如果政府不作为,整个社会不重视,如果不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这部分人就会成为“反全球化”的主力。他们的这些问题就催生了舆论,甚至包括理论界对于全球化问题的反对,这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就起来了。其次,他认为,至于是不是全球化真的逆转了,要深入分析。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究竟偶然事件,还是必然事件?他认为恐怕有很大的偶然性。英国脱欧在投票之前。大家根本就没想到会投成这样。美国大选之前,大家也没想到特朗普会上来。这里面有多大的偶然性和多大的必然性,都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也许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回过头来看,英国脱欧也好,特朗普的上台也罢,只是整个全球化进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波折,不代表整体的方向。接着,他着重分析了全球化为什么不能逆转的原因。第一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阻挡,第二全球中小企业和全球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发展的潮流不可阻挡,第三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网络的形成不可逆转。这不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治家下个命令就可以的,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全力支持全球化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全球化不可逆转,只能顺势而为。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的讲话也好,还是刚刚闭幕的十九大也好,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政府对全球化的态度,就是积极支持和推动。最后,他谈到了中国在全球化的发展当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他认为,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现在中国要担当整个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可能还需要时间。这是因为:首先,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全球化的动力,现在真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心还是在美国。我们和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于科技是不断推动全球化的动力,中国还不具备以科学技术引领全球的地位,所以我们中国也还没有力量来作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他认为,中国现在在全球化中起的主要作用,就是推动全球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希望看到的全球化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化,包容的全球化,均衡的全球化,普惠的全球化。中国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就是对全球化的重大贡献。

第一场专题的主题为“‘逆全球化’与全球化的当下挑战”,该场讨论由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原中央编译局巡视员何增科和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齐晔主持。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朱云汉做了题为《逆全球化与“金德伯格陷阱”》的发言。在发言前,朱教授首先用“山穷水尽无疑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来概括其对全球化的基本思考。在随后的发言中,朱教授首先介绍了“金德伯格陷阱”。“金德伯格陷阱”由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提出,即是由于美国的退位和中国、欧洲等国尚无能力支撑起全球化,国际公共财政供给出现严重短缺的情形。在金德伯格教授的定义中,国际公共财政主要包括经济合作基础条件和市场本身的不稳定性导致的危机管理(即出现领导者或霸权者)。很多学者担心出现“金德伯格陷阱”,但朱教授认为我们不必担心。在他看来,这个命题并非一个全新的命题。“金德伯格陷阱”并没有充分的现实基础:首先,约瑟夫·奈高估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低估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支撑全球化或开放贸易体系的能力和意愿,而且很多国家已经在适应一个相对衰落的美国;其二,真正有可能导致“金德伯格陷阱”的是中美之间的战略摊牌,但这个可能性非常低;其三,中国已经开始为国际社会提供补充性或替代性国际公共财政,并已经建构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全球与区域政策协调与深化合作机制;其四,中国已开始协调IMF、世界劳工组织、OECDWTO及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来共同会商,建立一个新机制,应对全球化所要面对的各种新经济;最后,美国的退位并不是坏事,过去在美国的主导下,出现了很多恶劣的公共财政,因此美国的退位,也带来了全球治理机制改革的好历史机遇。

前驻纽约、旧金山商务参赞,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何伟文老师做了题为《科学认识逆全球化,推进包容性全球化》的发言。何老师在演讲中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何认识“逆全球化”的问题。他认为,除了要认识到现代经济全球化面临什么问题、科学地认识逆全球化外,还需理解经济基础。无论是从跨国公司海外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还是跨境分工以及贸易角度来看,全球化整体上并未逆转,全球化的客观进程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第二个问题为逆全球化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他认为,逆全球化是资本运动规律内在矛盾尖锐化的必然结果。第三个问题为如何解决逆全球化问题?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变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为社会主导的全球化。“一带一路”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实践,这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发展开放合作要惠及所有的国家、所有人,适应不同发展水平的不同经济体,而且要承认共同带有差异。而这需要实现包括就业政策、积极的税收政策和积极的金融政策等在内的三大社会政策。“一带一路”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推翻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但是它将提升和更新全球治理,使其惠及所有人。因此,我们要进行大胆的理论创造,探索一个适合全球化可以持续发展的的理论体系,同时在实践上证明它的可行性。如果这样,中国将在21世纪为人类做出较大的历史贡献。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霍建国进行了题为《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发言。霍院长提出,这主要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支柱、全球化的矛盾和全球化的出路三个角度来探讨。首先是全球化的三大支柱:全球治理框架结构、跨国公司和科技发展。在矛盾方面,从全球化起步之时就充满了六大矛盾:包括实践方面的矛盾(即阶段划分矛盾)、全球化与主权之间充满矛盾、一体化的矛盾、区域贸易协定之间的矛盾等。关于未来的出路,霍院长认为首先要推动构建新一轮的贸易投资规则,同时要探索贸易投资的新模式,例如一带一路等。从新型大国关系来看,中国要正确把握这个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国际上坚定支持多边体制,对内继续坚定地走高水平开放道路。要把“一带一路”认真做好,作出一个标杆或者典范,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动性。

复旦高研院高级访问学者(“复旦杰出学者”)、欧洲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让-马克·夸克(Jean-Marc Coicaud),做了题为《拒绝还是重新思考全球化?》(“Rejecting or Rethinking Globalization”()的发言。夸克认为,我们不能拒绝全球化,必须要反思和改进全球化。我们应当从以下九个方面重思全球化。第一,全球化不是一个新的现实。第二,即使全球化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其当下的这种模式却是独一无二的。第三,当下的全球化存在着诸多与历史相通的四个方面,如每一波全球化都建立在主导国家所形成的权力格局之上;主导国家可以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施加超越国界的影响;全球化产生了吸引和拒绝、嫉妒和憎恨等对立情绪;全球化带来了赢家和输家、进而伴随着整合和分化两种相竞的趋向。第四,如同过去一样,目前的全球化在不同的国家之间以及在一个国家内部都产生了赢家和输家。第五,既然有赢有输,那么未来的全球化就有拒绝、接受和改进三个可能的行动方案。第六,完全拒绝全球化是不可能的,完全接受全球化也是不可能的,只有改进全球化才是可行的。第七,国际合作仍然在国家竞争的框架中进行。第八,要从更好地管理两个相反的潮流、在公司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达到更好的平衡以及要在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寻求更好的平衡这三个角度促进未来的全球化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第九,全球化并不只是一个全球治理的问题,更是一个全球政策的问题,因此要改进全球治理,就要在全球层面上推进这些公共政策。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丛日云做了题为《西方文明的困境:后物质主义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的发言。丛教授引用了Inglehart教授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即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强调自我表现,对生活质量的重视超过经济和人身安全他认为,发达国家在物质主义时代发起的全球化,无力应对物质主义、现代主义的竞争,这使得“后物质主义”的物质基础被掏空。在文化的全球化中,西方的后现代文化无力应对前现代、反现代势力的进攻和侵蚀,全球化正在危及西方文明的根基。在政治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西方世界民族国家、民族意识走向衰退,它率先进入了后现代文明,但同时也面临着从外部被征服和从内部被打垮的威胁。丛教授认为,物质主义的成功会使更多的人转向后物质主义,这对中国而言具有很大的启示:第一,中国与西方的竞争是错层式的竞争,西方向物质主义的回调将使其回到与中国同一竞争的层面上;第二,中国也会并且正在转向后物质主义,那么今天西方面临的问题是我们以后也会面对的问题。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院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刘清平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化过程中的正义问题》的发言。刘教授指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正义的概念是比较抽象和理论化的,西方哲学寻找的正义的客观、普遍的标准是不存在的,只有你接受那就是正义的,不接受便是不义的。涉及到对全球化是否正义的评价时,要看到全球化本身基本内在的支撑和价值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关于全球化出现和发展的解释。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主要由经济领域中的自由至上主义和政治领域的自由平等主义支撑,但这两个“主义”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矛盾的。因此,各国从价值理念的角度对全球化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批评:其一,西方马克思包括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认为,全球化造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全球化是不正义的;其二,从自由保守主义角度而言,全球化没有注意本国文明和利益,也是不正义的。这两者存在着共通的逻辑——即反全球化。因此,刘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反思下一步的全球化进程,即新全球化应该侧重哪一方面,将全球化进程中内在的悖论、自身的矛盾和与不同思潮之间的关系重新澄清,从价值理念角度提出解决方案。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千人计划”特聘教授王正绪博士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亚洲主义》的发言。王教授围绕中国崛起中的亚洲主义,分别分析了中国的“增量洲际主义”、中国的脱亚危险、从“A3”(中日韩亚洲三国)开始构建亚洲认同及中国亚洲化与亚洲中国化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所谓“增量洲际主义”,即指中国在不挑战已有的机制(保证存量)的情况下,建立新的平台(培养增量),如亚投行、上合组织、一带一路等,在国际上介入、参与和推动或国际间或区域间的合作,更广泛更深入地进行全球化参与,这些组织不是多边的也不是简单的双边,而是“群边”或者是小多边机制,因其出发点以中国为出发点,也称为“洲际主义”。特别是在亚洲中,推动亚洲的多边主义,塑造“亚洲”这个概念,从文化价值观角度提高共识和认可。王教授认为,“亚洲”应该成为中国外交或者是叙事话语体系中重要的一个概念,因此,中国应该多从亚洲国家出发,把中国的故事讲成亚洲的故事,把中国的崛起讲成亚洲的故事。具体而言,王教授认为,可以以机构推动亚洲化进程,以中日韩为核心,构建一个亚洲的概念,用亚洲三国来代替东亚、东北亚、中日韩的概念,类似G20一样每年也做“A3”的商务峰会等。同时,应当培养中小学生亚洲意识。构建更多推广亚洲的平台,比如亚洲杰出贡献奖等,推动亚洲国家间合作人才奖励等等。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特聘教授门洪华做了题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与变革的中国方略》的发言。门教授强调,当前全球治理的危机尚未完全过去但转型发展也在进行,此时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的应对方略:其一,中国要正确认识当前的全球治理危机背后的根源。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化危机,除传统全球治理机制的结构性困境外,也已经产生了传统治理机制的进程性的困境和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价值日益分散化这样一种观念性的困境。这三重困境促使争取全球治理改革的话语权成为主要国家的战略考虑,因此中国需要密切关注此问题。其二,现在的全球治理危机状况,为我们进行理论反思和思考新理论模式提供了契机。中国可以从国际合作理论或者中国的国际合作理论的角度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从而使得我们对新时代的理论判断有更深厚的理论基础。其三,思考在应对全球治理危机的过程当中中国应该做什么。在应对全球治理危机方面,中国既要基于中国的国情,也要同时注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协调,积极承担起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桥梁的作用,更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力量的有限,深刻认识到所在地区的治理对全球治理转型发展的基础性意义,致力于促进周边关系的改善,推动东亚地区秩序的建设。其四,未来中国所需要的主要战略趋向于深入全球治理研究,中国需要将中国思想创新,尤其是在外交思想的创新落到实处,形成一个符合世界潮流,也符合中国战略利益的可行的中国方案;进一步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夯实中国全面推动全球治理转型的基础;确定中国推进全球治理转型的全球战略定位,进一步提升战略能力;稳定东亚诉求,稳步推进东亚经济治理和安全治理,提出东亚治理的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抓住重点,在中国熟悉的优势领域去做工作。

第二场专题讨论的主题是“全球化与全球治理”。本场讨论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学荣誉教授朱云汉和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国家“千人计划”卓越教授张中祥主持。

复旦高研院高级驻院访问学者(“复旦荣誉学者”)、欧洲大学学院、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Schmitter )教授做了题为《刍议全球化对“实际存在的民主”的影响:新与旧》“Thoughts on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up Real- Existing DemocraciesNew and Old”的发言。他首先从民主制的讨论导入了全球化对实际存在的民主国家的影响分析,接着对这些影响和改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开放的过程,文化维度和国家利益重新型塑,所以全球化对这些实际存在的民主制国家的直接影响包括多个层面:一是贸易的增加,影响其本国的基础设施和工业生产结构;二是资金的大面积流动,助推了金融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三是人口的大量移动;四是贫富差距的增加。对此变化,施密特首先表示其对民主制核心内容,如其民主代表性、公平等原则提出了挑战, 必须发生一些改变;其次,全球化让左中右的政党的政策主张变得越来越相似,让他们之间变得很难去区分,选民信任度下降、参与热情下降、参与度下降。

复旦高研院高级驻院访问学者(“复旦荣誉学者”)、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泰利·莱恩·卡尔(Terry Lynn Karl )做了题为《全球化的石油与民族主义的回应》(Globalized Oil and the Nationalist Reaction)的发言。她首先通过展示1915-2015年的石油价格变化趋势,表示全球化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未来则充满了诸多的不确定性。而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来源于能源的不稳定,特别是石油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接着,她认为石油的不确定性与金融不稳定性密切相连,并且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控制石油的价格。此外,石油价格的变化与国家的内政、区域性战争也存在紧密的联系,比如苏联的倒台、俄罗斯的政局发展、中东地区的战争、内战等都与石油价格的变化存在内在关联性。最后,她鼓励政治学界将研究场域,特别是能源方面的研究场域放在中国。

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齐晔教授做了题为《新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发言。他认为,我们目前处于一个风险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能够引领新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的过程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参照价值标准不一,对全球化利弊的判断也出现分歧。全球化的扩张在产生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与风险。为了应对风险,齐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这个时代是与前一阶段的发展相区别的:前一个阶段是自发的,由市场来主导,讲究的是通吃、独享;而后一个阶段则是共建的,由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来推动,追求共赢、共享。这样一个“共建、共享、共赢”理念能否得到实现,需要以各国、各群体之间形成共识为基础。

清华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宁做了题为《全球化与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的发言。从文化和人文学角度出发,他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与全球化发展的互动影响:第一,中国从其独特经验和实践出发,有力地削减了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宏大叙事和单一的现代性,并在这种削减过程中凸显了自己的特色,从而为多元现代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全球本土化的现代性成为可能提供了证明和支持。第二,世界语言体系构成得到重新调整。大量的中国移民在海外保持语言的活力,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地位使得汉语日益变得普及,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得到研究,从而使得汉语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语言。第三,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版图得到重新绘制。全球化的到来,使得中国对外交流、文化书籍翻译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过去大量著作为外文翻译成中文,发展到我们也将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文化学术著作等翻译成外文,在这方面中国文学也正在乘着全球化的东风逐渐走向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科学》总编胡键做了题为《全球化震荡与全球治理的新趋势》的发言。他首先以《共产党宣言》的相关论说为基础,将全球化分为两个进程:一是1492-1992年的全球化,它是以人的有限交往而推动的文化现象,又是以资本的逐利为内容的战争、掠夺、冲突和对外的殖民过程的全球化进程;二是1992年以来的新的全球化。接着,他对全球化震荡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引导国际资本利润流动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对少部分主导型国家的内部政治力量的变化造成冲击和破坏等震荡现象的存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美国等西方主导国家内部政治力量以及政治博弈;其二,美国的传统国力呈现衰落趋势,虽然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但仍没有形成一种集群式的力量,无法单独成为一个主导新兴全球化进程的力量以抗衡震荡的产生;其三,全球化震荡导致国际社会对既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进行反思和修正,促使全球治理的变革提上日程。最后,他强调:全球治理的发展,将朝着三个趋势前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在某些方面会影响到全球治理的进程,甚至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制度规则制定方面上面,这种影响将越来越大;非政府组织和全球社会运动不断扩大其积极影响;资本自身与由它产生超大规模的利润,在多向流动中有时会迫使主权国家的政府积极发挥全球治理的作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教授做了题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理念与模式》 的发言。首先,他以国际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治理架构为依据,介绍了网络空间治理的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硬件基础设施层面,包括海底电、卫星电事务、光纤等技术指数、技术指标;第二个层面是逻辑层面,即全世界的网络治理最核心的是知识产权(IP);第三个层面是应用层面,全球范围内互联网的内容、国与国之间数据的流通与版权等。接着,他指出,在三个层面的治理上,出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与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全国家政府主导的多边模式,这样的治理模式冲突不仅存在于国与国之间,国际组织之间也存在着此种博弈。最后,崔教授认为,今天网络空间的崛起给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形成带来了机遇,同时也让其面临巨大的挑战。

第三场专题讨论的主题是“‘新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本场讨论由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会长葛荃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教授主持。

台湾大学前副校长、政治学系名誉教授赵永茂做了题为《全球化下都会的失衡发展:新经济社会冲突下的政治反省》 的发言。他认为,全球化之下东亚重要城市人口的爆炸、资源的耗尽、贫富的区域隔离、社会族群的对立、犯罪的提升、区域的失衡发展,已形成严重的边陲衰败及财政困难效应,这些失控的发展已带来了国家集体的发展问题。东亚这些超大型的都会必须进入一个新的反省的时代,经由原来的政商代议结构,与市民社会各种专业精英与利害关系群体的合作,整合公民协力力量,建立新的都市、区域市镇、农村协力体制,重建都市空间、都市正义与区域内新的永续社会。此外,东亚各大城市也应致力于链接区域内城乡空间与资源,建构以市民为中心的都会,发展具有多元价值特性的未来城市。赵教授强调,我们应依据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倡议,使现代都会具有有机性,创造具有大经济、文化、历史、绿水、小社会经济等,综合多元功能环境的永续城市,使大都会区成为一个移动的城乡协力发展空间与资源共享治理系统;应当使东亚主要的都会从政商城市发展成为公民城市;从寡占价值都会发展成为多中心都乡社会;从超级都会发展成为城乡融合城市群。

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国家“千人计划”卓越教授张中祥做了题为《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以美国退出<巴黎协议>为例》的发言。张教授指出,今年美国在逆全球化上做了许多政治决定,继在经贸上已经开始撤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称“经济北约”)后,特朗普总统还宣布美国退出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在全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众所周知,从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这个全球第一个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规定,到2015年来自196个国家的谈判代表通过了历史性的《巴黎协议》,达成这个协议花了18年,的确来之不易。既然如此,美国为什么要往后撤?对此,张教授从总统选区选民的保守性、机械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经济驱动力和美国达不到预期可能面临的国内诉讼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解答。他同时指出,中国在当前和未来,面向全球化还有很多与公共产品的提供有关工作要做,资金的投入将至为巨大,需要结合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应该发挥的作用综合、慎重考虑。

在题为《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底色与维度》的发言中,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姜晓萍试图用“底色”与“维度”解释全球化形塑了中国社会治理的特性。她指出,所谓“底色”就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中国社会治理新格局,体现在路径上,就是通过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来共同完成。这种新格局使得当前社会治理呈现三个特点:一是关于社会空间的高密度聚集性和社会利益诉求的多样差异性,呈现出社会治理的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向心力流失的问题;二是社会分层的高频度复杂性和社会流动的低频度固化性,呈现出社会治理的社会融入难和出现社会排斥现象的问题;三是社会规范越来越国际化和全球化背景下公众低适应性,呈现出社会失范现象严重的问题。据此,她提出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研究“维度”:一是“概念群”维度,内涵上治理主体由一元走向多元,价值诉求上从静态维稳走向以维权为核心,规则上从法制走向法治,在方式上从包揽走向协同;二是“诱因”维度,要去深刻剖析问题域的关键诱因,即中国社会治理场域的关键诱因是什么;三是“要素场”维度,从国家本位走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治理以转变治理体制,从维持稳定走向维护民权以转变价值坐标,从风险控制走向民生改变以转变工作重心等。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庞中英做了题为《作为全球问题的全球化——对“新全球化”的批评视角》的发言。庞教授认为,从概念上看,全球化是个复杂的概念,“去全球化”和全球化一样也是高度复杂的概念。全球化放慢了,还是全球化处在危机之中?或者是逆全球化,还是退全球化(英国退欧是叫退全球化)?他认为,用“非全球化”来解释似乎更有解释力。他指出,中美建交40周年正好是全球化的40年,中美关系在全球框架之下的40年,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1993年欧盟的正式成立,全球化的进程与全球治理在这二十多年不配套,以至于出现了“去全球化”、“非全球化”或者“退全球化”。最后,他强调,从文化角度看,“去全球化”可能是个长期的任务,这其中有它的必要性、合理性或者是正当性,。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教授做了题为《在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夹击下:中国需要何种经济民族主义?》的发言。他指出,在逆全球化或者新全球化的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经济保守主义色彩越来越浓,某种意义上经济民族主义开始猖獗起来,这需要我们对经济民族主义给予重视和研究。肖教授认为,要理解经济民族主义首先要理解民族主义两个维度(一是国家,二是民族)。这两个维度有四幅面孔:第一幅面孔是政治民族主义,关乎到领土、主权、独立;第二幅面孔是经济民族主义,关注资源、财富、市场;第三幅面孔叫社会民族主义,关注这个族群的一体、整合、和谐;第四幅面孔是文化民族主义,关注语言、归属、认同。经济民族主义是指民族国家在经济上共享风险与收益,民族国家有责任在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设计并实施一种集理念与行动为一体的意识形态,以增进民族经济发展、维护民族经济利益、推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经济民族主义不是孤立的,在全球化背景下,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需要一种理性而务实的经济民族主义,它以民族复兴为战略目标,以开放、合作、竞争、博弈为核心理念,采取配套的经济政策和灵活的经济策略,努力开拓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和新空间。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做了题为《全球化的结构性困境》的发言。在对过去510年的“逆全球化”进行观察的基础上,吴教授指出全球化并非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演进。他认为,研究全球化要关注两种力量: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自由民主,二者形成了一个“双身”结构,但彼此逻辑是不同的。这两个层面在过去1020年高歌猛进,但在过去几年之中都遭遇到了困境: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秩序内在的逻辑,带来全球的流通和繁荣,同时也带来不稳定;自由民主的话语体系不断的强化、也在不断修复着不稳定的流动。资本主义的逻辑和自由民主的逻辑,二者在全球化进程中变成了互相的牵绊,有待政治学研究者从经济层面和话语层面厘清全球化这一结构性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勇做了题为《一带一路,调查先行——以进入“世界历史”后英、日、美三国为参照》的发言。他认为,当代中国面临着从农业国向工业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两重转变,“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通过回顾英国、日本和美国的经验,他强调,大国崛起必须有大型调查相匹配。只有建立在大规模调查上的决策才是有效的,反之就会出现战略挫败。他认为,大型调查必须全面深入细致,才能找到理解一个国家命运和走向的钥匙。他建议,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时,应当强化前期调查;只有夯实基础,才能避免出现问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燕继荣做了题为《全球化与中国的角色》的发言。他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过程,而逆全球化是本能的自然反应。从宏观上看,随着流动要素的发展和蔓延,管理规则和标准也变得越来越统一和一致,而技术标准的统一使得全球的统一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速。而从微观上看,政治学家应当注意技术的变革和应用。他强调,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所谓“逆全球化”其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此,在这一趋势下,中国应积极反思自己所能扮演的国际角色。他特别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新技术以及自身良好的治理业绩,都将是中国在推动“新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发展契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治理》的发言。他首先从历史维度重新审视了“全球化”这一概念。他指出,1985年经济学家T·莱维首先提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概念:资本、商品、服务、劳动后来包括信息出现了一种超越市场和国界的流动和扩散。从体系的理论看,全球化是从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全球扩充的一个新阶段,而逆全球化正是这种文明的扩充到了一个极致的回缩。他认为,逆全球化产生的核心原因是全球化导致了一批国家走向失败,特别是由美国推动的第三波民主化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因此,关注全球化就必须加入国家治理的视角,将政治学研究的重点从民主化过程转移到政治共同体的有效治理上来。国家治理本身以国家为核心,它维系着每个主权国家的治理优越性,对全球的合作与全球秩序的维系会产生重要贡献。

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会会长葛荃做了题为《质疑“全球化”——兼及“一带一路”的文化考量》的发言。他认为,中国对于世界的开放是有传统的,回顾中西交通史,唐帝国、明末传教士来华和改革开放是中国三次拥抱世界的时机。今天,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实际上是以经济为核心,它正遭遇了巨大的困难。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文化影响,美国经济的扩张伴随着文化上的输出。他强调,全球化的进程不仅只是经济维度,还包括文化甚至是信仰维度。全球化应当是各个民族基于平等互惠的立场,在一个全球平台上相互交流的过程。他认为目前的“一带一路”倡议关注经济与投资,如何强化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是下一个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做了题为《中国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发言。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拥抱经济全球化,但我们一直试图对政治全球化进行解构和剥离,经济体制可以和世界接轨,但是政治制度依然保持自己的中国特色。十八大之后,中国发展的顶层设计日渐清晰,发展路线也日渐明确。这种政治经济制度,无法用传统的社会主义和其他西方的学说来解释,也因此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争论。然而,这几年来,中国距世界舞台的中心也越来越近,也越来约自信,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的道路和发展提供理论解释。他强调,理解中国和世界,需要假设文化是多样的,生态是多样的,政治制度生态也具有多样性。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任远做了题为《“一带一路”下跨境商贸的发展和国际人口迁移》的发言目是。他认为,中国正从一个内部转型的大国转向世界大国。在这个过程中,人口的变迁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中国当前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在国内,但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国际移民也可能受到影响。随着中国在国际产业中的枢纽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会成为全世界的一个重要人口流动中心。而“一带一路”日益增长的跨境国际迁移,则会对社会融合、国际迁徙与出入境管理等许多方面带来挑战。他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得很快,但是对于沿路国家和整个世界的了解还相对薄弱。在一个日益多元化、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移民构成了一个多元文明一体的要素,整个世界也会依赖于日益增长的国际迁移实现世界文明的协同。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丁剑平教授做了题为《从“一带一路”货币汇率参照篮子中看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要素》的发言。他首先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问题。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分析,他发现这些国家汇率与人民的关系强弱取决于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独联体”国家进入上海合作组织后其货币的权重显著增加,而距中国最近的东亚是最不显著的。一个国家的汇率参照人民币能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很多优势,例如减少进出口风险、强化市场联系等。他强调,中国特别需要反思的是,为何南亚、东盟国家汇率既不参考人民币,也不参照日元,这种反思将会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上午10:30,本次论坛的第二轮主旨演讲举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军主持了此轮主旨演讲。

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做了的题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世界的影响》的主旨演讲。林教授从新结构经济学角度出发,指出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是基础设施非常短缺,而“一带一路”的做法,是希望以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来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从而构建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各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推动世界走向共同繁荣。他认为,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具备四大优势:一是中国拥有大量的钢筋、水泥、玻璃、电解铝等施工原料和优秀高效、价格实惠的施工队伍;二是中国手握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回报率高于传统的外汇储备的使用回报率;三是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业正在逐渐失去优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若能承接,也将使中国取得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四是中国的经验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先看自己有什么,能做好什么,然后抓住机遇,做好做大做强,这个发展理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林教授最后总结道:“我们所追求的是己利利人,己达达人。‘一带一路’是个多赢的倡议,这个倡议如果能推行下去,不仅是中国作为民族复兴对国际承担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可以带来全世界的共同繁荣。”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经济学教授管中闵做了题为《网络观点下的一带一路与全球化》的主旨发言。管教授认为,“一带一路” 与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华盛顿共识相比,不再是口惠而实不至,而是口惠且实也至的一套做法。“一带一路”代表着全球化演变过程中的“厚全球化”,因其不仅仅局限于经贸和投资,也在改变当地的经济社会形态,是一个更复杂、更深厚的世界网络结合。他指出,“一带一路”连接了更多经济实体,有助于提升区域网络乃至世界网络的完整性。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网络的稳定性这个问题,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最终目标,在于构建一个更平衡、也更稳定的全球网络。而网络的稳定性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今后中国国内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到附近地区,因此国内政策的稳定性是“一带一路”成功的重要保证;二是现有网络强调一个中心连接,而非更多内部连接,但其实只有在整个网络上多创造几个相对大的中心节点,才有助于分摊网络风险,因此网络内部的相互连接至关重要。

第五场专题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国国家治理”。该专题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名誉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徐勇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燕继荣共同主持。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顾肃教授做了题为的全球化的取向与价值维度》发言。他指出,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使得全球化进程出现了逆转,尤其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方面,而中国则刚好相反,主张全球化,二者的取向和价值维度有所差异。在价值取向上,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其他的附加条件是为了实现“共同价值的追求”,如自由、平等、法治等,这也是我们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英联邦国家和美国在推动这些价值观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对此价值观的评论,世界各国学界则还是说法不一。反观中国,我们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去提倡经济贸易自由化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目前学界提出较多的是“命运共同体”,也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思想在世界进行普及。他强调: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上的全球化必须有可以为世界认同和普及的价值观跟进始能引领全球化,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的理论课题。

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崛起的竞赛与国家治理制度竞争》“的发言。他指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通过四大建设来实现四大目标,即以国家建设实现强有力的国家目标,以民主建设实现负责任的国家目标,以法治建设实现受约束的国家目标,以治理制度建设实现包容性国家的目标。一旦某一方面落后,就可能出现四大政治衰败的病症:民主建设滞后形成的掠夺性国家、权力不受约束形成自大任性的国家、榨取型国家和分离型国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家治理制度的质量的优劣影响着国家的兴衰成败”的命题和四个假设。此外,何教授强调,通过国家建设实现强有力的国家、通过法治建设实现受约束的国家、通过民主建设实现负责任的国家目标和通过治理制度建设实现包容性国家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四个台阶。在这个过程中,不能过度发展某方面或忽略某方面的发展,否则将会出现失败。国家治理制度变革和现代化的关系值得我们注意,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治理: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的发言。他引入了今年1012日美国宣布退出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候选人唐虔在第三轮投票当中退出总干事竞选的案例,并认为这两件紧密相关的事情应当引起我们的思考:在美国相对收缩的战略中,中国是否能提供比较合理的领导水平?能否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实际上,回顾近几年来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关于中国参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甚至包括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的讨论,大家都往往论证的是它的正当性、合理性、必要性,然而却几乎没有讨论可行性。在领导力和影响力方面,中国提出了理念引领和公共物品的供给,即在向世界供给公共物品的同时,实现共赢。然而,这种平衡该如何把握,迄今还没有完整的方案。此外,知识储备、经验储备、人才储备不足,也使得我们在全球治理的问题分解不足,这使我们面临着“商人走在学者前,学者走在外交前”的问题。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孔繁斌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化格局中的中国国际移民政策选择》的发言。他指出,在全球化、逆全球化的过程中,移民问题始终是焦点问题之一。按照国际通行的“移民”概念来看,中国存在大量的移民赤字,也就是从中国出去的人很多,但移居中国的外籍居民少。在向外移民的人口,无论是专业技能还是财富,都居于较高的层次。这与进入中国的同等群体相比,是不对称的。这需要我们的政策积极回应。目前的政策变迁,有从控制向激励转变的趋势。作为一项政治议程,移民政策在公共政策中有一个经典框架,即精英和大众的分析。从精英来看,根据治理的需要,要积极使用政策工具吸纳移民;从大众来看,他们往往对外来移民有相应的排斥性。加上中国移民赤字的刺激和民粹化的情绪,我们移民政策的制定是否能保证质量、顺利执行,是政策议程中令人担忧的问题。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擎教授做了题为《全球化和民族主义何以兼容?》的发言。他首先对逆全球化的形势和特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全球化和反全球化一直都存在,但近年来有两个特点:一是全球化的差异性表现在每个国家内部都形成了断层现象,尤其是经济和文化方面,各个国家内部有不同的意见,已经形成了民族精神的分裂;二是反全球化的力量从抗议政治的形态变成了体制性的现实政治化表达,尤其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就涉及到了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以开放的心态进入全球市场,反而更大限度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目标。龙永图部长也提到在与WTO谈判时,中国由封闭式实现了开放式的跨步发展,这些都表明:“越是世界的,便越是民族的”。就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关系而言,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一直都存在一个认知障碍:民族主义的认同和身份是实在的,世界主义则是虚幻的。这其实是对民族主义非常狭隘的理解,相反,我们还有一种建构论民族主义的理解。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说永久和平是虚幻的,除非有一个世界政府,但他也说过,世界政府要有世界社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世界社会已经开始形成了,因此,我们在此基础上想像世界主义是可能的。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邓大才教授做了题为《复合政治:自然单元与行政单元的治理逻辑》的发言。他在乡村调查时发现湖南去年实行全面合村并组,村庄规模越来越大,而广东省清远市缩小自治单元,把自治单元缩小到几十户、上百户的单元。由此,他把中国基层的行政单元和自然单元从明朝中期以前到改革开放之后划分为五个时期:强自治弱行政时期、自治与行政并重时期、行政与自治融合时期、行政取代自治时期以及自治与行政分离时期。由此发现,在农村社会中一直存在两个单元:自治单元和行政单元。前者是解决自然村的公共服务和支出问题,后者主要是满足国家的治理需求。之所以出现湖南和广东的案例是因为基层社会治理单元的二重性,两个单元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因此,在农村基层单元的设置中要考虑自治和行政的综合性,避免一方取代一方或只顾一端而不顾另一端,设置的规模则要综合考虑服务规模和行政成效。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匡亚明特聘教授麻宝斌做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原则:基于社会正义的视角》的演讲。他认为,正义问题古有之,从个人正义、群体正义到社会正义。在传统的社群正义中,有底线正义观和情境正义观,主张以差序进行分配,现代社会则更强调平等、需要、贡献三大正义原则。在社会领域,尤其是政治、经济、文化这三大领域分化之上,程序正义要求国家遵循中立性的原则,以保障个人利益为最基本追求,表现在对人权的保护,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优化决策,以及达成更大范围的社会共识等方面。它可以在不解决实际利益争端的基础上,通过程序共识来化解社会矛盾。在面向未来的全球化时代中,中国国家治理是否能出现全球正义,现在谈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目前中国需要将历史传统中延续下来的实质正义观,和现在社会的程序正义结合起来,即在程序的设计、制度的安排,规则运用和规则信服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第六专场的主题是“对‘全球化’的再认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擎教授和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刘建军共同主持了这一专场的发言和讨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主编韩召颖做了题为《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现象及其解释》的发言。韩教授试图从经济全球化的三个要素来分析全球化给西方带来的影响。他认为,从相对收益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影响到西方国家国内工人的收入、福利等各方面,政府出于国民政治的考虑提出反国际贸易等逆全球化的主张,而通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研究可以发现,资本的流动没有弥补西方的贸易赤字所带来的损失,同时人员流动不仅带来了高科技人才也带来了难民问题。21世纪以来,商品和资本的全球流动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出于其国际战略与国内政治考虑,美欧等发达国家提出了反国际贸易、贸易保护主义等主张,人员的全球流动及其产生的政治、文化后果则直接造成了西方国家反对外来移民的风潮,这便是所谓的逆全球化思潮产生影响的机制。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吴志成教授做了题为《反制逆全球化》的发言。吴教授从逆全球化是什么、为什么产生和怎样应对三个方面阐述了逆全球化的新挑战。他分析了逆全球化的四种表现形式和六大形成原因,并对应对方式作了探讨。关于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吴教授认为对中国来说,积极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提高全球化运行的质量,以开放的态度参与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为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提供必要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中国在全球治理当中应该有所选择、有所节制,并且应当谨慎对待如何接手目前全球治理责任的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明军教授做了题为《价值抑或模式:对全球化的再认识》的发言。在谈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接全球化的转型问题时,他认为中国在对接全球化的过程中是主动与被动双重的接受,一方面我们愿意走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市场经济道路来激发经济发展动力,另一方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是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要求。他认为,中国可以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但还没有到扮演全球化的推动者的时机,因为中国的治国经验具有自身的地域特殊性,不能保证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适性。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应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继续韬光养晦,当中国实现由富变强时再做全球化的推动者,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郭忠华教授做了题为《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历史路径与发展动力》的发言。他首先梳理了现代公民观念起源与中国的关系。很多论者不证自明地说,现代公民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经过中世纪和启蒙运动,就这么内生性地发展起来了。但是,他在阅读过程当中发现还有另外一条线索: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思想家始终会有一个东方建构,是在与东方社会的对比中阐述公民观念的。从13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的近500年时间,西方对中国的想象是一种“积极的东方主义”的想象,西方带着对东方社会的向往为自己社会政治秩序的完善提供规范性依据。但自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对中国的想象开始具有“消极东方主义”色彩,东方社会成为他们论证自己社会政治秩序(包括公民观念)正当性的消极陪衬。自梁启超以来,中国对接西方“公民”观念采用了“国民”概念,后来随着现代法律观念的传入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我们形成了二元化的话语格局:“公民”主要是法律观念,在政治话语中,我们使用更多的是“人民”“群众”等概念。他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包含着“全球公民”的概念,如何以此观念为突破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在普适性的全球观念基础之上的关键所在。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佟德志教授做了题为《美国“全球”观及其变迁——基于美国国会立法的文本分析》的发言。他认为,通过分析美国参众两院在国会的立法提案可以帮助我们把握美国“全球”观及其变迁。通过分析,他发现在与全球化相关的提案中,美国众议院要比参议院多,民主党比共和党多;就词频来说,“发展”要远比“全球”多,提及“发展中国家”达218次,远多于“发达国家”的14次——这大体可以推断,他们更关心的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就议题来说,环境的议题最多,其次是健康类议题,第三是安全类议题,第四个是能源类议题。他认为,与中国人更关心经济发展和个人的物质利益相比,美国人更关注环境、健康、安全等公共议题。这当然是中美不同发展水平使然,但也表明中美之间存在着互利、共赢的合作空间。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徐斯勤教授做了题为《特朗普当选总统对全球化的影响:一个预先评估》的发言。他认为,驱动全球化的主要因素是在公司和市场层次,与国家相关性较大的仅是国家之间协调构建跨境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从理念扩散的角度来看,即使是特朗普持有的这种民粹化取向,也无法根本改变建构主义者所讲的经过长期的全球化之后理念扩散的现象。再加上持续推动反全球化的政策同样会引起国内的民意分裂,因此在现有的全球化逆潮不能根本扭转全球化的趋势。

宁波诺丁汉大学亚太研究所所长、研究生院院长May Tan-Mullins教授做了题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利益相关者如何从向中非合作中学习》的发言。她认为,在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问题上,中国应该学习中国在非洲的经验,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发挥国家交流和沟通的功能,海外投资应该多纳入利益相关方,建构一套新的规范标准程序观念。同时,她认为中国在面临可能到来的“中国时代”这一历史时机中,应当承当更多的国际责任。

在此次会议结束后,郭苏建教授再次代表主办单位对各位学者的到来表示感谢,并对前来听会的同学以及会务组工作人员表示了谢意。

撰稿:王维斌、费静燕、刘树凤、冯霞、徐驭尧、曾敏、张兰、欧阳沁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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