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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东:形式理性化只是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

添加时间:2006-09-08 21:50    浏览次数: 2122 次

形式理性化只是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


(原载《中国书评》总第4期)


刘〓东(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学术》主编)



每个杂志都必然要追求自身的特有风貌,否则无论从什麽意义上说都很难站住脚。于是乎, 要么某些杂志会选择以专门传达某一学派的集体声音为特色,无意间和其它学派的刊物你来 我往地构成了一种健康的讨论气氛,从而共同促进着学术事业的繁荣。在这方面,老一代学 者创办的《新青年》和《学衡》就是成功的先例;而近来分别由北大和社科院的新秀们相继 推出的《原学》和《原道》,似乎也是自觉地想要走这条路。另外,还有些杂志则更愿意以 形式本身作为其基本特色,它们不仅希望在读者心目中建立一种确定的预期值,使之只要想 读哪类风格的文章便会按照门牌号去索寻,还更希望借这种形式上的共同点来号召和征集作 者队伍,使之一旦写出哪路文章来(不拘其观点如何),便自然会想到最适合于它的园地。在 这方面,三联的《读书》杂志亦有堪称成功的经验。从这种区分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编委会无疑应选择后一条路,因为大家真正可以达成共识的基础,毋宁是最主张保护言路 的消极自由主义,除此之外再无门户之见。由此,不管季刊怎样板着严肃的面孔,都更象是 一只宽容和自由的篮子(而非禁锢思想的笼子),足以装入各门各派的意见,只要求它们言之 成理持之有故而已;而它的“求同”之处也只在其对于学术质量的甄选,对于观点则不妨 完全“存异”。
当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也并不很容易做到,否则季刊也就没有必要如此大张旗鼓地打出“ 学术规范化”的口号来了。如今学界的失范现象,有时真叫人觉得做学问简直已经如同儿戏 。有些被当做“正式成果”发表出来的东西,我们对其作者本人曾否下力研究固不能妄加判 断,但至少可以谨慎地说,由于它们未能遵守最起码的学术规范,遂使得对之的阅读变得相 当无聊。比如,有些立异鸣高之论并不是根据可重复和可理解的论证步骤推绎出来的,所以 即使你同意它也决不敢斗胆去引证,而一旦你感到对之难以苟同,则更无从下手去进行驳议 ,——除非你也敢于跟着它“天马行空”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否则便会发现自己竟是“一 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其实,也正因为有了目前的这种混乱,才使季刊得以把追 求“规范化”当成自己的特色之一(而若在正常的学术氛围中,则或许只有旗帜鲜明地鼓吹 自己“决不遵守任何准则”,才会使一本学术刊物显得独出心裁)。这种对于学术严肃性的 维护,尽管并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但毕竟搔着了当前学界的痒处,理应对匡正业已大坏的 学风不无俾益。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天下的文章本是各有各的章法,并不存在齐一的套路,因而我们在判 定一篇文章是否做到了规范化之前,也还有必要先把自己手里的尺子和筛子检测一遍,否 则就难免要自乱方寸误人误己。不待言,“社会科学”若按其本义而论,原应与“人文学科 ”有基本的不同,所以它们所适用的学术规范本也不可同日而语。可是,若从日常语言学派 的观点来看,人们应用语言的“游戏规则”却并无先天的确定性,只是根据具体的生活方式 来约定俗成而已。因此,我们又不可否认,在中国的实际环境中,“社会科学”基本上是被 当做“大文科”的同义词来使用的,也就是说,它一向既包括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又更 为宽泛地包括人文学科(甚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强项大多都在其人文学科方面的研究)。 所以,我们这本杂志虽然定名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却还是有必要先在观念上搞清楚, 它到底是在狭义上运用“社会科学”一词,而与人文学科“井水不犯河水”呢,还是继续沿 用它在中国特有环境中衍生出或者误读出的宽泛涵意,而把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也收纳进来 ?我觉得,上述两种选择本都无可无不可,并无一定之规;而迫于目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 科学”在中国还远未形成气候的现状,季刊过去实际上并未追求如此严格的学术分工,仍然 编入了一些人文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需要留神的却是,既然已经自 觉地运用了“社会科学”的广义,就万万不可再一味使用其狭义的评判标准;否则,就会形 成一种糟糕的局面——或者借经济学的规范来强求其它社会科学门类,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普 泛标准来强求人文学科,从而弄得天下大乱莫衷一是。比如,无论是孔子的训导,还是庄子 的寓言,抑或慧能的语录,也无论是柏拉图的对话,还是尼采的格言,抑或维特根斯坦的条 文,尽管若从哲学的规范来看都绝对符合写作的章法和格式,却统统漏不过严格社会科学的 筛眼。但试想一下:要是从哲学中淘汰了这些传世之作,该门学科还成什麽体统呢?
而且退一步说,即使我们为了跟国际接轨而死心塌地地认定了,一定要把这本季刊办成严格 意 义上的社会科学刊物,也绝对不宜只把“文章做得规范与否”当成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审稿标 准。无论如何,能把一篇论文写得规规矩矩四平八稳,只是一个够资格的学者的最起码的基 本功,我们充其量也只能从中看出作者是否受到过应有的学术训练,而并不能从中看出他是 否真正具备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后者才足以构成一个人选择以学术研究为业的 禀赋和条件);充其量只能借此而判定某一篇论文做得是否认真,而并不能借此而判定它写 得是否真有意思。所以,一篇论文能否在其形式上达到合理化,毋宁说只是使之在学术上成 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故而也只是我们检验它的最低标准,而非最高标准。除此之 外,我们对其学术水准的判断,还更需视它是否显示出了作者的洞见而定。假如我们不能在 这 一点上坚定地明确下来,便很容易使得季刊上充斥着平庸之作,尽管它们似乎并不怕歌德所 说的那种“西班牙长靴”的拷问,但终归却只是出自邯郸学步的瓦格纳之手。那样的话,季 刊的档次就很难保证了。
我当然决不否认确立作为最低标准的“规范化”要求在目前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因为这样 做有其明显不可替代的优点:使大家可以在共同的语境下循着共通的家数来展开讨论,从而 把道理越辨越明;借一句中国的老话来说,只要是符合规范,那么则不管发表出来的文章属 于第几流,但总算是入了流。不过反过来我们也必须充分意识到,假如仅仅套用这种标准, 也会带来一些有害的负面效应,那就是鼓励人们去单纯追求形式上的象模象样,而忽略了内 容上的言之有物和观点上的真知灼见。比如,本来按说任何研究项目都只有借助于对作者和 读 者均属不言而喻的“前理解”的语境来展开,都只能在被某个文化共同体当做先入之见的共 识基础上进行,而只有当一位作者发现过去的熟知并非真知的时候,他才会生发出不可抑制 的 研究兴趣,也才有必要对之提出新的研究报告以便改变和增进人们的知识;但假如有哪位作 者居然反其道而行之,煞有介事地设计出某种“决定性的实验”来证明对于大家本非疑问的 、只须运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便可求证的常识(例如证明“某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阶 层的行为模式也符合行为科学对于人性之一般倾向的全称判断”),或者绘制出某幅坐标系 来演示本可用文字表达得更加一目了然的规律(例如借一次方程的简单曲线来图解“大自然 的气温高低和人类的衣着厚薄之间呈正比例关系”),那么,此类报告虽说非常地合乎形式 理性化的规范,却并没有给读者带来任何新颖的信息,充其量也只是在表面上类乎一种研究 罢了。我在这里当然只是极而言之。不过,我们却必须预先在思想上对于可能出现的类似偏 差给予足够的警惕,以免将来季刊万一误入歧途。
那么,除了“规范化”的最低标准之外,如果希望这本刊物对于今后的学术发展起到更大作 用的话,大家又应当确立什麽样的更高标准呢?这个进一步的问题似乎比较难以确答,决不 是我在这么短的篇幅之内就能够完全说清道尽的。不过,有一点却确凿无疑:这种更高的标 准势必要着重检验于文章的内在质量(或者价值合理性),而非仅仅是外观质量(或者形式合 理性)。由此而决定了,能否达到这种标准其实并不取决于我们要不要把它向广大的作者公 开提出,而取决于编委会本身能否彻底实行已在初步推行的“双向匿名”的审稿制度。毫无 疑问,足以判断一篇论文到底是“有学有问”之学术佳作还是“徒有学究气”之学术赝品的 人,只能是站在某种学科前沿的专家;正因为他们的天职是在为这个学科的困境所苦恼,并 且为其发展而操心,所以也就只有他们才具备足够的背景知识和敏感程度,可以透过一篇文 章的外表来看出它究竟是否真的传达出了新的信息,从而判定它是否真的为学术研究事业做 出了贡献。我认为,就季刊目前已经建立的在学科分布上相对齐备的学术编辑委员会以及它 跟更多够资格的同仁所保持的业务联系而言,它原是不难在追求和保障“知识增长”方面为 国内越办越多的学术刊物作出表率的;但关键是我们先要有决心严格地为自己的行为规则立 法,以便真正发挥这支学术团队的集体知识优势。
另外,公开申明季刊采取这样一种一视同仁(包括编委们自己)的审稿制度,还有一个附带的 好处,那就是可以借制度本身的严肃性来推卸和搪塞任何个人的责任,不致于因为杂志对于 稿件的严格筛选而伤及私人之间的感情,从而保障季刊的学术水准。中国人是很讲究面子的 ,这本来也许并非什麽坏事,只要人们能够为了保全脸面而爱惜自己的羽毛。可是,在这种 特殊的国情之中,弄不好却也可能产生很消极、很有破坏性的风气,因为一位学者有可能越 觉得自己的名气大,或者越以为自己跟某某主编的关系深,反而就越敢于破坏规矩地信笔涂 鸦,反正他自信别人也不敢拂他的面子把稿子给退回来。我当然并不是说在季刊过去的操作 中曾经非常严重地存在这类问题,但大家却又必须承认,若就整个社会的大环境而言,上述 情况几乎已可算是积重难返的流弊了。所以,我在这里毋宁说是在提议季刊在严肃学术纪律 方面更为自觉地带个好头,狠狠心决不再让本身的审稿程序给任何人留下照顾私人情面的余 地。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指望凭靠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来帮助全社会逐渐磨合出一种不致 于使任何人再心存侥幸的严肃治学环境,从而保证眼下已经小得很可怜的精神生产力不致于 再被白白地浪费掉,徒劳无益地制作出那些粗制滥造的学术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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