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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张琪:从描述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的方法论之争看开放社会科学——读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

添加时间:2004-05-01 19:37    浏览次数: 4352 次

小南湖读书小组第四次讨论论文


从描述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的方法论之争看开放社会科学


——读华勒斯坦等著《开放社会科学》





沃勒斯坦所主张的开放社会科学无疑是个群体的事业,但在此处我只打算从其学术旨趣,即世界体系分析出发来探究开放社会科学所具有的意义。


沃勒斯坦反复强调他所主张的不是一个“世界体系论”,而是一种“世界体系分析”,世界体系分析不是一种理论或推理方式,用他的话说而是一种视界(perspective)和对其他视界的批评[1],它不是一个关于社会世界或关于社会世界的理论,而是对一些方法的抗议。沃勒斯坦明确指出,“世界体系分析不是一个历史社会科学的范式。它呼吁对范式进行讨论。”[2]要对先前的理论进行审视和批判,最根本的就是反思其所用之范式。因为范式标明了理论的视角和视域,决定了解释的方式和限度。那么沃勒斯坦是如何一步步地揭示出社会科学现有分析单位已不合时宜?即传统社会科学偏狭在哪儿及其成因是什么?相应地,社会科学应向何处开放、如何实现这种开放?当然,这种偏狭的产生及持续是多种观念、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最上位的应该是近代的进步观念导致的“两种文化”的分离以及科学对于哲学的优先地位。此处我只选取其中的一个方面来展开论述,这就是描述性研究方法与规范性研究方法的关系问题。至于为什么作这样的选择,原因可能是:1、该切入点较之上一因素更为具体,更适于分析;2、作为理论研究的方法,它对于理论范式的确定具有直接的影响,可以相对减少论证所需的环节。



沃勒斯坦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假定,即“历史学是对过去真正发生的特殊的事情的研究和解释。社会科学是对解释人类/社会行为的普遍法则的阐释”,“这是在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分析模式之间(这两者被认为是对立的)有名的区别。”[3]此种区分是由双方对科学有效性的不同认识所致。以下将简要援引沃勒斯坦对其成因所作的论述与分析。


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率先获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历史学在其学科建制初期拒斥哲学,部分原因在于“哲学要求人们去探寻能够解释经验数据的一般构架;他们感到,对于社会世界的科学‘规律’的探索只会使人重新陷入谬误。”[4]其论据是古老的学说即“一切都是不断变动的”,主张“如果一切总是在不断的变化,那么任何声称应用两种或更多的假定类似的现象进行归纳的结论从来都不是正确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深刻地理解一系列事件。”[5]沃勒斯坦称其为“胆怯的科学家”:“他们愿意寸步不离他们的资料数据,把因果表述限制于直接续发事件(直接的特定后果)之表述。他们不愿意制定‘普遍原理’,认为那或是来自具体事例的行为模式的归纳,或是在时间和空间都缺乏直接关联的两个变数的因果序列之断言。”[6] “他们总是提心吊胆,担心普遍概括就是哲学化,也就不符合科学。”[7]


规范性的社会科学采取的方法论则完全基于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先进行系统和精确的实际研究,后归纳形成理论。理论越简洁,科学越进步。[8]他们的论据是“非常清楚真正的世界(包括社会世界)不是一系列偶发事件的总和”,“如果那样的话,必然存在描述‘规律’的法则,在那种情况下存在一个科学活动的范围。”[9]


这样,一方面历史学变得把特殊的、个别的、甚至独有的东西当作偶像崇拜而避免使用社会科学之称号,另一方面注重探寻普遍规律的规范性社会科学也强调其余历史学之间的区分以维护自身的存在。沃勒斯坦分析道,社会科学研究的日益微观化又加深了描述性社会科学与规范性社会科学之间的鸿沟,通过对达致客观性的不同取径,造就了过去/现在这一现代世界研究方面的分界线。[10]



那么,描述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是真实存在着的划分学科的合理标准吗?首先,沃勒斯坦认为这是一个无法分开的逻辑上的问题。“二者同步近乎一个几何上的长和宽。我们可以在逻辑上描述它,但是它不能仅被错误地在纸上描绘出来。……同步是一个概念上的限制而不是一个社会上可以使用的分类。所有的描述都是有时间的并且唯一的问题是即刻相关的一个带子有多宽。同样地,唯一的个别只是在非唯一的类型中才能被描述。所有的概念上的语言只能在普遍中进行比较。就像我们不能精确地‘画’一个点一样,我们也不能精确地‘描述’一个唯一的‘事件’。描绘、描述拥有厚度或复杂的归纳。”[11]其次,在随后的地区研究时代里,理论实践表明二者的界限正日益模糊化。1945年以后,出现了在学术上证明地区研究的正当合理性问题,而地区研究的维护者则面临着认识论上的二难境地:他们本想主张社会科学的理论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地区,不仅仅是原先那些“文明社会”,在这层意义上,地区研究倡议“将普遍主义学说普遍化”;然而,他们又必须同时主张仅仅将普遍原理普适化是不够的,因为第三世界肯定具有特殊性,若非如此,地区研究的意义会不复存在。既要主张情况相同,又得主张情况不同,为解决这个二难境地,地区研究者提出了“现代化理论”。简述之:就一切地区共有一条现代化道路而言,各国是相同的,但是各国现处在该道路的不同阶段上,而且运动实践表亦不相同,所以,它们又是不一样的。在这一理论背景下,以往注重现时、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开始为使用非现代的材料寻找正当理由,而历史学家也开始思考以探索普遍规律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家所提供的各种普遍法则是否有助于阐明他们对过去的理解。到六十年代,寻求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合作甚至融合的努力成为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12]



既然描述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的分界线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且,这一方法论上的对立已使得社会科学越来越无力对现实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同时,作为解决方法之一的简单“联合”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路也是行不通的,[13]那么,沃勒斯坦的解决方案是什么?他为证成此方案所需动用的理论支援又是什么?


“……问题是,如何将时间和空间当作我们的分析具有建构作用的内部变量,而不仅仅是当作社会宇宙存乎其间的不变的物质现实,而重新安插进来。如果我们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堪称是世界(和学者)藉以影响和解释社会现实的社会变量,我们就面临着发展一种方法论的必要性,从这种方法论出发,我们可以把这些社会结构置于分析的前台,而与此同时又不把它们当作一些任意的现象来看待或利用。一旦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注重研究个别性的认识论与注重探求普遍规律的认识论之间的陈旧区分便会失去它仍然具有的任何认知意义。”[14]


“世界体系分析提供了在转变历史的归纳和特殊性的叙述之间的富有启发性的中介价值观。……它声称可选择的方法是寻求在体系结构内部的分析并拥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大的空间以包容各种主导性的‘逻辑’,而这些逻辑‘决定’了绝大部分的个别现实,同时承认和考虑这些体系的结构拥有开始和结尾,因此不能被设想成‘永恒的’现象。这表明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既要寻找我们可以在概念上描述的结构(体系的‘周期性变化的节奏’),也要寻找内部转换的模式(体系的‘目前趋势’),这些我们可以个别描述的模式将最终导致体系的灭亡。这表明这项任务是奇特的。既不是由历史学家也不是由社会科学家而是历史社会科学家通过这些体系的发展运行分析特殊体系的一般法则和特殊的个别事件。”[15]


由此可以看出,对时空性质的重新定位以及重建一种适于分析的时空框架成为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时空不再被当作观察对象之属性,不再被当作对象本身所固有的东西,相反,时空要素之间的不同组合成为观察者看待外部世界的不同“眼镜”,沃勒斯坦将它们当成了建模工具和便于理解的标示。


关于空间,沃勒斯坦批判了传统社会科学将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他反对“国家构成社会行动的自然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边界”这一主张,认为这是一种理论简化,其假定存在着一些同质的、等值的空间,而每一空间都构成了一个主要通过诸多平行过程而运行的自律系统。[16]国家这一分析单位不但构成现代学科划分的基础,而且还与进步性的虚假承诺有关。[17]它已经成为认识真实世界的障碍,其对于社会阶层、种族群体等的功能分析必将陷入困境。鉴于此,沃勒斯坦提出以“世界体系分析”作为分析的适当单位,指代的是“某种不同于民族国家的东西,某种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单位。某种可以通过有效的、不断进行的劳动分工来定义的单位”。[18]“世界体系分析的论点非常简明。三个认定的共同人类活动的领域——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或社会文化的领域——不是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它们没有独自的‘逻辑’。更重要的,它们的约束、选择、决定、准则和‘合理性’的相互结合是那样的紧密,以致没有任何有用的研究方法可以按照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分类把‘这些因素’分开。或仅仅讨论可变的一种领域就能不断地、绝对地领会其他两种领域。我们所谈论的就是存在一个单个的‘系列规则’或一个单个的‘系列约束’,各类结构在这些规则和约束中进行运作。”[19]


较之空间,我对沃勒斯坦关于时间要素的分析更感兴趣,因为后者与解决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的方法论争论直接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两种研究方法更多的体现了二者对于时间要素的不同看法,故而,就有可能在时间框架下集中解决这一理论争斗。


沃勒斯坦在这一问题上主要借鉴的是布罗代尔和普利高津的理论。“布罗代尔和普利高津影响我对认识论问题特别是时间和时段问题的考虑。我强烈地感受到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每一位都在寻求探索出一条小路以走出现代知识体系标准的认识论分裂。”[20]在时间的意义上,借用布罗代尔的表达方式,描述性历史学家做的是探索无限的小,而规范性社会科学家做的却是探索不是一般的长而是非常长的时段。这两种研究具有同样的不足:“任何瞬间的微观的时间和任何令人怀疑的无限永恒的现实的概念都不能作为科学分析有用的中心。”[21]但由于出发点的不同,布罗代尔抨击传统历史学的无时段的微小时间,强调的是“长时段”的重要性;普利高津则反对传统物理学的无时间的超长时段,谈论“时间之矢”的重要性。在二者理论的基础上,沃勒斯坦提出“非排除的中时段”(unexcluded middle),主张“如果我们要获得对现实有意义的理解的话,我们必须宁愿站在我所称的非排除的中时段——既包括时间又包括时段、特殊性与普遍性两者同时并存而不是只有其一——的角度”。[22]



问题是:“非排除的中时段”本身具有什么特质使其能够克服微观时间和超长时段的缺陷?单纯在时间之链上截取一段时间,即便这一截取符合“黄金分割法则”,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中庸式的处理在性质上就一定异于两极,在功效上一定优于对立;这里不存在必然性。如果存在着真正的不同,那么时段的选取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怎样的、在实质上意义与传统的理论支撑或思维方式?而这一问题又是与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真正困境在何处密切相关。


沃勒斯坦曾这样谈论他的分析单位:“我们所谈的是一种时空单位,特别是我所指的结构性的时空。为了给予它一种便于参考的语言形式,我把结构性的时空当作是已经被划分的‘历史体系’。我喜欢这一术语,因为它表达我所认为的结构性时空的本质冲突,即它既是一个体系(意味着它有持续性的关系/进程规则,因此拥有周期性节律)又是历史的(意味着它在每一点上都非常不同,而且包含着长期趋势)。在一个概念中既包含循环节律又包含长期趋势,我很清楚地使用了有机体的比喻。一种历史体系是有生命的;它诞生或产生,它生活或行进,它死亡或分解。有机体的这三种时段可以在时空中定位和分析。”[23]


历史与体系、决定论与自由意志就在这里显露了出来。




参考书目:


1、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



[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3] 同上,第169页。



[4]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页。



[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页。



[7] 同上,第170-171页。



[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9] 同上,第169页。



[10] 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社会科学与公正社会的寻求》,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240页。当然,除了从方法论的不同入手,对于过去/现在的这对区分,还可以从其它多种视角进行探究。沃勒斯坦曾研究过造成该种区分的社会性因素。参见沃勒斯坦:《我们凭什么划分社会研究,为谁且何时划分社会研究》,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217页。



[1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4页。



[12] 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0-45页;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0-212页。



[13] 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页。



[14]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2页。



[15]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16]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91页。



[17] 关于国家在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18页。而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区分则与政治国家框架下的“国家-社会”二元论直接相关,在此,国家-社会-市场必将被视为也只能被视为三个具有独立运行逻辑的领域。究其原因,应是作为纯粹地理性概念,国家这一分析框架中缺乏对于诸多要素的整合机制,无力提供体系作为一个有机体所需的单一网络。



[1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紧握舵柄:论分析的方法和单位》,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1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页。



[2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时间和时段:非排除的中时段,或对布罗代尔和普利高津的思考》,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页。



[21] 同上,第205页。



[22] 同上。



[2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紧握舵柄:论分析的方法和单位》,载《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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