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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刘小平:开放社会科学,如何开放?——《开放社会科学》读后

添加时间:2004-05-01 19:38    浏览次数: 3305 次

小南湖读书小组第四次讨论论文


开放社会科学,如何开放?


——《开放社会科学》读后


刘小平


  伊曼纽尔·华勒斯坦,被认为是当代世界最具原创性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仅在中国国内,被翻译过来的著作就有《现代世界体系》第一、二卷,《历史资本主义》,《开放社会科学》,《学科·知识·权力》,《自由主义的终结》,以及论文集《沃勒斯坦精粹》。西方学界对他不无好评,如威廉·麦克尼尔在《外交史》中写道:“华勒斯坦既是一位可敬的世界史家,也是一位富有洞察力的预言家。这种结合,特别在知识碎片化和学术分工精细的时代,是奇特的。……这种结合使他成为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他的雄辩的演说、激进的观念、不同寻常的博学,无不挑战着日常的、既有的专业话语模式。”[i] 华勒斯坦的恩师费尔南·布罗代尔也高度评价华勒斯坦在理论方面所做的开放性贡献:“华勒斯坦的思想对于欧洲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这是一个激发兴趣的新的解释,新的分类,实际上,对于已经接受的知识与流行思想,它是一种革命性的框架。”[ii]


  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华勒斯坦有自己的说法:“我的学术生涯就是苦苦寻求我和其他人可能对其产生作用的当代现实的恰当的解释。对我自己或任何人来说,这种寻求既是学术性的也是政治性的——我总感觉这种寻求的学术性和政治性是同时并存的,不可能单一存在。”[iii]因而,华勒斯坦的学术研究充满了现实关注,试图对现实生活世界和现实问题的提供更加确切的解释和分析性研究。早期的华勒斯坦专注于对非洲进行研究,撰写了许多关于非洲主题和问题的著作和论文,这一独特的经历使他能够以同时代学者所缺乏的更为开放和独特的视角关注现实世界的激烈的政治问题和分析学术问题,同时对传统的学术观点和视角展开了“反思”和“否思”。


  华勒斯坦以“世界体系理论”而闻名于世,世界体系理论是对20世纪56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在西方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经典现代化理论的批判和反动,华勒斯坦反对那种占据主流地位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现代化理论,主张人类历史不是孤立地发展,而是相互联系着发展和演变的,它总是能形成一定的“世界性体系”。在华勒斯坦那里,“世界体系”不仅是一种理论主张也是一种方法论范式,他主张用其所谓的“世界体系分析”来考察整个现实世界。这就涉及到华勒斯坦的两个学术选择:第一个是最关键的即“分析单位”的选择,他认为唯一合理的分析单位是“世界体系”,或者用更一般的话说是“历史社会体系”;第二个学术选择是抛弃所谓的强固和划分所有社会科学——即强固和划分描述性研究的人文学科和规范性的科学方法论之争——这完全是个错误的论辩,坚持所有的社会科学必须同时是历史性的和体系性的。[iv]



《开放社会科学》一书即是在华勒斯坦主持下,组织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其中六位来自于社会科学,两位来自自然科学,两位来自人文科学——共同从事的一项研究计划的成果,其宗旨是通过对社会科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前景进行思考而提倡重建社会科学。在前言中,作者即尖锐地设问:“如何打破现有的学科结构,这是否应该被看成是社会科学在目前的演化阶段上所遇到的一个主要困境呢?”[v]这一问题隐含着诸多理论前设,包括,现有的学科结构是什么?它是如何得以形成的?其背后的认识论和操作模式是什么?它是如何被认为是阻碍社会科学发展的最主要的障碍的?同时也开发出了一个崭新的思维和理论视角,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无庸质疑的前提的既有的学科结构受到了全面的质疑,人们需要在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理论分析和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对社会科学进行重建。这到底是个真问题还是个假问题?


华勒斯坦对社会科学进行考察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把其所谓的“世界体系分析”贯彻运用于对社会科学的分析研究之中,把近代社会思想向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转化即社会科学制度化的过程,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因而,在本书中,作者从宏观的历史角度,通过深入到社会科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层面,对社会科学的形成演化过程进行了分段式的全面考察。


在社会科学得以形成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造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在认识论层面,自1718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建立,认识论领域发生了分化,形成了斯诺所说的“两种文化”的对立。一方是基于牛顿模式和笛卡尔的二元论的经典的科学观,它认为科学是对超越时空、永远正确的普遍自然法则的追寻;另一方是古老的哲学和人文科学的认识进路,在科学日益发展的前提下,它被视为是虚假的、想象的知识。这两种知识“围绕着何谓有效知识这一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论较量,其焦点不再是谁有权来操控有关自然界的知识(迄至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家显然已经赢得了对这个领域的独占权),而是谁来操纵有关人类世界的知识。”[vi]在两种知识的竞争中,科学观显然战胜了哲学,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在这样一种知识分化的背景之下,近代社会科学开始型塑自己的知识品格和追求。华勒斯坦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正是这种智慧(那种古老的哲学知识观)的后裔,不过它乃是一个关系疏远的后裔,或许经常还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后裔,因为社会科学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的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社会科学乃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vii]可见,社会科学处于两种认识论的歧见之中,在其发生之初,就产生了一种“身份上的焦虑”。


这种认识论之争的背景还与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当时政治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共同型塑着近代社会科学的品格。近代民族国家需要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而当时欧洲异常紧迫的政治变革压力也使得人们希望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通过这种途径把社会变革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之下,认识论之争就具有了某种政治寓意,从政治上说,决定论法则的概念似乎有助于通过技术统治的手段对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变革运动进行控制。国家权力因而也就参与到社会科学的建构中来并扮演来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国家促成了大学的复兴和改造,多元化的自律学科结构得以建立起来,其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另一方面被奉为“社会物理学”的社会科学也作为技术统治的手段发挥其型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因而,在19世纪,与资本主义在世界的扩张同时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的这一制度化进程主要集中在五个地区,即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的大学里面,而社会科学也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系统,人们将社会研究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相互分割的领域。


  二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在华勒斯坦看来对社会科学的实践和立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华勒斯坦指出:“1945年以后出现的三个新的发展动向深刻地影响了前一百年所形成的学科结构。”[viii]人们开始对社会科学之间的既有区分及其背后的认识论模式、现实操作模式进行反思。首先是地区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的出现,地区研究的综合性将有关学者集合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中,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学科联系,这种研究完全跨越了原有社会科学系统中的既存界限。它透露出这么一个事实,对社会科学知识所做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等学科开始重新融合,虽然这仍属个别现象。其次,在世界权力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随着欧美霸权的日益衰落和世界各地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各种反欧洲中心、父权中心的努力使得人们开始质疑社会科学所宣称的那种普遍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和先验假定被要求加以检讨和分析。最后,在认识论上,两种分化的知识观开始出现松动。自然科学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向,而文化研究的发展也冲击着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对立。这些都冲击着社会科学的组织结构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


  既然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以及其背后做为支撑的知识论模式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展起来的预设前提和意识形态已被证明错误的,那么该如何重建社会科学?华勒斯坦认为,应该在组织上对社会科学进行大规模的重组,这种重组不仅是发生在大学内部的,也发生在大学外部。在认识论前提上华勒斯坦对社会科学的立场进行了澄清,包括,应该打破人和自然之间的本体论区分,不再以国家为分析社会行动时理所当然的分析单位,提倡一种多元的普遍主义,建构一种新的客观性观念。在这些立场的基础上,社会科学的重建是一个群体共同的事业,需要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展开各种围绕“主题”的创造性实验,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重建提供了机遇。华勒斯坦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学科改革的制度建议,如,跨学科的研究计划,强制性的跨学科联合聘用制度,跨学系的研究生培养等,做为开放社会科学的一些基础性的措施。


  在本书中,华勒斯坦更多的实是对社会科学进行反思和“否思”,以及澄清开放社会科学所需的一系列知识论前提和立场问题。至于如何开放社会科学?开放的社会科学具有何种品格?华勒斯坦只是略有提及,并没有详加系统的论述。因而,必须进一步把握华勒斯坦的观点和立场。



  对社会科学进行反思和否思,华勒斯坦并不是第一人。此前的地区研究已经尝试着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学科间的森严壁垒已经开始被打破。而二战后的年鉴学派更把对19世纪学科制度化的反对推向高潮。


  在华勒斯坦看来,年鉴学派的思想和建制在一个特殊的中程时局取得了成功,这一特定的中程时局就是冷战。年鉴学派集中抨击的是社会科学的这样一个前提,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分为两个相互排斥(相互谴责)的知识论,一种注重个别性,另一种则强调普遍规律。注重个别性的特殊主义论者(大多数是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认为只能通过了解其复杂真相才可以了解世界;而强调规律性的普遍规律崇尚者则认为要了解世界就只能通过学习其背后的普遍规律。年鉴学派不同意这两种观点,尝试“向两方开战”。[ix]


在这里年鉴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从时空概念出发对这种知识论上的二元观加以分析和驳斥。他认为,着重特殊性的历史学家所集中注视的是极细小的空间及短暂的时间,而强调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在极长时段中所研究的是无限细小范围的事物。而年鉴学派运动提供的方案是以一种包含双重时段——转变缓慢的持续结构和在这些结构中周期波动的中程时局——的方法,去分析巨大的空间和延绵的长时段。[x]因而,在现实上,年鉴学派主张历史“开放接受”社会科学,所提倡的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华勒斯坦一方面承继了年鉴学派批判普遍规律和强调特殊性的二元对立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年鉴学派难以真正地跨越和否定特殊性和普遍规律的二元对立。其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是不可行的。因为,“多学科研究看起来是超越固有的学科规范,可是在实践上,它往往只是强化了固有学科的存在。因为多学科研究——把各种独立的学科知识合并起来——这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学科分类的合法地位,并赋予了这种分类法意义,因而其背后不言而喻的信息就是学科知识可以个别独立的存在。”[xi]并且年鉴学派把焦点都放在多学科研究上也会引起另一个弊端,就是会忘却年鉴学派当初为什么要超越学科分类这种做法的深层次的理由,而走向其所反对的反面。华勒斯坦指出,“如果什么都变成年鉴学派,那么也就是什么都不是年鉴学派了。”[xii]


那么华勒斯坦又是如何主张开放社会科学的呢?如何才能超越年鉴学派,超越多学科性,超越那种普遍——特殊的二元对立研究方式?华勒斯坦主张一种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华勒斯坦指出:“当人们研究社会体系时,社会科学内部的经典式分科是毫无意义的。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分科是以某种自由派的国家观及其对社会秩序功能和地缘两方面的关系来确定的……我不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研究社会体系,而采用一体化学科的研究方法。”[xiii]这种一体化研究方法的确立实际上就是要对19世纪传统的学科划分结构进行解构。然而,华勒斯坦主张的历史社会科学却具有某种模糊性,历史社会科学的特质与一定世界体系相关,并由世界体系决定。“历史社会科学,只能在这么一个前提下发展,就是人类是生活于大范围和长时段的各种历史体系之中,而这些体系拥有自然的生命,有出生亦会老死。此外,所有体系都是系统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有结构的。但同时所有体系也具有历史特质,就是说它们不单有周期性的起伏(或中程时局),也有世俗趋向,这亦是它们的自然生命为何最终还是会终结的原因。学术研究如果不能同时分析食相中的不变或重复特性,以及它们的恒常而又永恒的变相的话,将变得一无是处。”[xiv]与历史体系相联系的历史社会科学追求某种形式的普遍主义,以消解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对立,但是任何形式的普遍主义都带有历史的偶然性,这种普遍主义注定只是相对的普遍主义。



梳理至此,发现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的努力提交给大家的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不是答案的答案,作为与并非变动不居的历史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社会科学本身也不可能是一个确切的答案。具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建构需要群体的努力和实践,它内在内容和特质也是开放性的。华勒斯坦的贡献在于,他提供了一种世界体系的分析视角,同时他让我们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前提的学科结构进行反思,使研究者能自觉意识到延传至今的19世纪即定学科结构对我们研究的不易觉察的潜在管制:我们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就是现有的学科结构的“禁锢”下所强加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反思和否思即定的学科前提,我们就难以摆脱学科界分所规定给我们的思维框架,难以拓宽我们的视域,甚至我们的努力都一无是处。


然而,在世界体系的分析框架之下,华勒斯坦似乎表明了这样一个理论前提,世界体系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现在、将来对社会科学的建构和品性的影响都是决定性的。19世纪的社会科学作为近代建构世界的过程和产物,更多的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实践和政治经济紧密联系,社会科学品格的形成是一个外部权力强加的过程。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松动和控制力的减弱,人类正在步向一个崭新的世界体系,此时社会科学内在的意识形态前提才被开放出来,并提供了发展和打破原有学科结构的契机。而华勒斯坦所提供的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其自身品格的型塑也取决于将来不具有确定性的世界历史体系的出现。在华勒斯坦看来,任何历史社会科学是在历史上的出现都是偶然的,什么样的外部体系决定了什么样的学科结构。诚然,从外部世界体系来分析社会科学的形成演变,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会科学的外部特性,然而,社会科学是否就是全然为外部世界所决定?规定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的除了外部世界体系这一向度,是否还有自身的向度。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从其本身的知识特性上而言,是否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这就涉及到对华勒斯坦本身所使用的“世界体系分析”这一分析工具的反思,“世界体系分析”是不是考察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形成的唯一的分析工具,华勒斯坦所使用的这一分析工具是否过于强势了。这是不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外部决定论?


而另一方面,华勒斯坦使用其“世界体系分析”这一分析工具似乎有不尽彻底之嫌。华勒斯坦发费大量笔墨来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家权力的介入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和学科品性形成的意义,社会科学被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社会、人类学等领域,而这套学科划分标准内含着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有利的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正是1945年后世界政治经济和权力格局的重大变化使人们开始对社会科学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理论预设提出质疑。然而,接下来,在重建社会科学的纲领中,世界体系是如何与社会科学的重建发生互动的?在那种单一的历史社会科学建构中,世界体系及其变动会发生怎样的影响?华勒斯坦在此似乎并没有将其“世界体系分析”贯彻到底,而是在阐述重建社会科学的立场和建议时,更多的回归到认识论层面的输理和校正中。既然外在世界体系和权力对社会科学的介入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认识论层面的讨论在现实社会科学运作模式中会起多大作用,或者,离开了外在世界体系的建构历史社会科学的认识论主张和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又是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这种悲观主义不知是否华勒斯坦理论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ii]同上。




[iv]同上。



[v][]华勒斯坦等著,刘锋译:《开放社会科学》,三联书店1997年版,前言第2页。



[vi]同上,第8页。



[vii]同上,第3页。



[viii]同上,第37页。



[ix][]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15页。



[x]同上,第221页。



[xi]同上,第222页。



[xii]同上,第222页。



[xiii][]沃勒斯坦著,尤来寅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导言第11页。



[xiv][]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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