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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评论]吴宁:读书报告——读《开放社会科学》

添加时间:2004-05-01 19:57    浏览次数: 3278 次

小南湖读书小组第四次讨论论文


读书报告


——读《开放社会科学》


   



一、    对《开放社会科学》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的概括


《开放社会科学》是古本根重建学术委员会的成员经过两年的紧张艰苦工作而成就的一份报告。正如古本根基金会的宗旨,该报告探讨了“某些全球性问题”,“从不同学科间关系的以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之间关系的视角出发对社会科学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一番考察”,进而探讨“如何打破现有的学科结构”。该委员会及报告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社会科学的极好例证,六位来自社会科学、两位来自自然科学、两位来自人文科学的组成成员共同商讨一个打破学科界限,开放社会科学的问题,是极有说服力的。


这份报告并非宏篇巨著,然而思路清晰、观点鲜明、逻辑严谨。如作者们总结,报告试图阐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如何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从十九世纪后期到1945年期间,它又为什么持续不断地分成一组特定地常规学科?第二个问题是,1945年以来世界上一系列新发展是如何使这种学术上的劳动分工受到质疑的?因而又是如何将前一时期已经进入讨论日程的组织结构的问题重新开放出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阐明近来争论不休的一系列学术问题,并提出一种我们认为若想继续前进就必须采取的最佳立场?最后作者们进而讨论了“社会科学怎样才能得到明智的重建”。


这份报告正是在对上述问题的展开中逐步向前推进的。在本文作者看来,社会科学的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报告第3页)19世纪社会科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制度化形式,主要是通过当时欧美传统大学结构内部的分化而确立的。而学科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他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第32页)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在十九世纪(无疑直到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力地一些学科。(第21页)通过对一系列学科进行界定,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的知识领域。(第31页)正是社会科学在其建构过程中的这些状况,引发了沃勒斯坦后来的问题:是否存在着任何能够被我们用以一种明确的何可捍卫的方式主张所谓的历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何社会学之间的边界的标准,也就是既有的各种社会科学学科是否真的就是“学科”。


沃勒斯坦指出,社会科学分类所立即于其上的三个矛盾(经由这些矛盾而确立的学科分界线,构成了社会科学从19世纪中叶以降的学科结构和一整套被人们视为当然的先验假设),在新的世界形式和格局下,面临了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形势,社会科学面临着如下的问题: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否有效?社会科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两种文化”的区分是否有实用性和现实性。正是在面对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报告的作者提出了重建社会科学的崭新的思路。


报告中指出: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1945年的一系列的发展逐渐地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地区研究的兴起,就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历史学与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以及这三门社会科学之间都出现了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融合。这些现实对各学科之间的区分的有效性提出了强有力的批判。不仅社会科学内部出现了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也得到了缓解。学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对于社会科学的普遍性问题,报告认为,科学真理本身是具有历史性的,普遍主义带有历史的偶然性。社会科学的偏狭性不仅存在于不同群体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挑战,女权主义对男权主义的挑战中,真正的问题是“社会科学应该如何去描述社会科学家本人植根于其间的那个不平等的世界,真实地陈述它”(第62页)。报告作者所倡导的是允许多种不同解释的同时并存,通过多元的普遍主义,把握社会现实。


正是在上述问题的提出和分析解决过程中,报告作者提出了开放社会科学的主张。打破人与自然的绝对界限,打破既有的以国家作为分析框架的传统模式,以多元的普遍主义把握社会现实,对社会科学追求一种更开放的客观性。


在澄清这些问题,申明这些主张之后,报告的结尾,作者提出了通过组织和制度开放社会科学的构想和建设性意见。



二、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与学科特点


当科学与哲学从作为统一的探寻世俗知识的同盟走向分离之后,社会科学作为“第三种文化”兴起。对于什么是社会科学,报告并没有给我们明确的说明,但报告对社会科学的特征进行了诸多的描述。


我认为那些能被统摄在“社会科学”之下的知识具以下特点:


经验性。社会科学知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关于经验的知识。“社会科学的有意识地给自己规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去追寻超越于任何公认地或演绎的智慧之上的真理。”(第3页)“在19世纪,人们试图在经验发现的基础上确保并推进关于‘实在’的‘客观’知识,社会科学领域中多学科的创立便是这一项工作的一部分,其根本宗旨是要‘认识’真理,而不是去创造它,直觉它。”(第15页) 波普在对社会科学的概念进行了阐释时认为有三个基本的规定性:有限理性、规范律与自然律的结合、科学理性与自由民主的某种统一。波普社会科学概念的第一个规定性就是是有限理性。有限理性指向经验领域,在经验可供作为基础的范围内运用,因而其结果是有条件的陈述。在这一意义上,有限理性也就是经验理性。经验理性的运用就是经验科学,也就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理性,如果指向无限域,虽然还可能是某种理性,但已经不再是科学理性。


规律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时间的不可逆性,因而不存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室,也不可能有两次完全相同的社会事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历史是无规律可循的。最传统的社会科学,即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都以研究普遍规律为特征的。波普在探讨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时,将自然规律与规范规律加以区别。他认为,在内容上,自然规律描述自然现象的规律,规范规律则是以社会规范、禁律和命令的形式出现,即禁止或要求某种行为方式。在性质上,自然规律描述某种严格的、不变的规律性,这一规律是不可更改的,也是没有例外的。“它们既不可以被违犯也不可以被执行。它们不在人的控制范围内,尽管我们可以利用它们用于各种技术目的”。范规律则与之不同,“规范规律,不论法律的颁布或道德的命令,是可以有人来执行的,而且是可以更改的。它可以被视为好的或坏的,对的或不对的,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只有在比喻的意义上,它才能被称为‘真的’或‘假的’”。(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92,第6061页)


实践性。社会科学具有实践的指向性。“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成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他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第10页)在沃勒斯坦看来,社会科学,一如其在19世纪被界定的那样,乃是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经验研究,其目的在于理解其间的“常规性变化”,进而控制社会世界。“这类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要得出被假定制约着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社会科学主要关心分析、预见和控制行为与价值。”(巴伯:《科学与社会秩序》(中译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7页) 社会科学的实践指向意味着它以为行为提供准则和规范为宗旨。


客观性。客观性是社会科学成为“科学”的重要前提,但是客观性是个及其复杂的概念,需要对其进行分析。如果我们所说的客观性是指绝对中立的学者再现了一个外在与他们的社会世界的话,他么我们必须指出,这种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作为“社会-经济”事件的事件,其性质不是它“客观地”具有地,相反它要受我们的认知兴趣地指向所限制,因为它产生于我们在给定情况下赋予特定事件地特定文化意义。”(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对于文化或者“社会现象”,根本没有绝对“客观的”科学分析。社会现象是独立于那些特殊的“片面”观点的,但他们是或明显或隐晦或有意或无意地被选择、被分析和被组织起来,用以说明那些目的的。(同上第168页)报告作者为对客观性的理解开辟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客观性还有另外一层涵义,客观性可以被看成是人类学习的结果,它代表着学术研究的意图,并且证明了学术研究的可能性。他们将自己的解释交付给所有对特定主题进行研究或系统思考的人,供其在一种主体间的脉络中作出判断。(报告第98页)通过“推动社会科学去反对知识的零碎化”,从而使社会科学达到一种有意义的客观程度。



三、    关于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反思


社会科学从19世纪作为制度化的知识形态,在制度的框架下发展时才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知识与生产这种知识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勾连。19世纪以来,学术制度是如此来影响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和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的。首先在一些重要的大学设立一些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科系来开设相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取得相关学科的学位;然后伴随着这一学科知识训练的制度化进程,各学科研究也得到了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并且由此而确立了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学术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按学科建立各种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学会,同时也建立起了按这些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除此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规范已有的学者训练和培养未来的学者还不是这些学科的最强有力的操纵机制,他们还拥有一个更强大的机制,即控制学生毕业以后的职业类型,甚至还能反过来规定或创造社会对知识的需求类型。社会科学的学术制度是社会科学存在和发展的框架与环境,社会科学学术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预设了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状况。


在这里我试图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制度的反思透视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状况。中国社会科学是在引进西方知识的过程中获得发展的,其学科制度也是效仿西方建立起来。“中国社会科学迄今所获得的最大的成就不是相关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只能是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进程的日益强化——而从长远的角度看来,这注定是一种徒劳的努力。”透视目前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制度,其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学术的运作与学术知识的生产依赖于太多的非学术的因素。


首先中国的社会科学学术制度充满着太多的“政治性”。这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对社会资源掌握着绝对的控制权,各种大学及学术团体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不得不围着这根指挥棒转。通过运用管制和资源分配的权力,教育部推出了固定的、以它自身为最终决定者的项目,诸如:重点大学、重点学科、211工程、博士点、硕士点、社科基地、一本招生、二本招生,围绕这些项目争夺资源毫无例外地成为每个大学的头等“大事”。另一方面表现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课题经常渗透着浓重的政治性。以法学学科为例,1992年党的十四大以后,中国法学界讨论的焦点集中在“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一论题,党十五大前后,讨论的焦点又集中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几乎所有的法学杂志刊登的都是此一论题的文章。这样的法学曾被称为御用的法学,要根据党和国家工作和政策的重点来确定法学讨论的主题,这样的法学没有自身的品格独立性,没有学科脉络的发展。


其次,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评价制度无法给学者提供一个自由的发展空间。大学里从讲师到教授,每年都有发表论文的篇数、字数、刊物级别的要求,而这些指标又与研究者的学术地位和经济状况直接关联,这样就使得“评价制度中的非社会科学因素便具有了强制性”。生活在这种学术评价制度下的学者考虑自身的生存状况更甚于其生产的知识对于学术脉络的贡献。很难想见这样的学科制度下的学术生产会有多大的创新性和学术贡献。


如何建立具有独立的、更加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和知识生产的学术制度,是中国整个社会科学所面临的重大难题。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社会科学困境


 在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个领域的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全球化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其实这种挑战早已存在,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更加凸显。


(一)全球化对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社会科学分析模式的挑战


社会科学一向都是围绕着国家这个中轴运转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国家构成了一个假想的无需证明的框架,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析对象的种种过程便发生于其间。如社会学家眼中的社会、宏观经济学家眼中的国民经济、政治科学家严重的国家和史学家眼中的民族。在全球化下,首先国家的边界概念越来越弱化,其次越来越多的问题具有全球的性质,许多问题的解决必须首先要突破国家的藩篱,以国家为分析框架的社会科学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沃勒斯坦面对此中状况提出了“历史体系”代替原来的“国家”术语。沃勒斯坦的“历史体系”或“世界体系”及其复杂,而且他的理论也正处在发展过程中,但最重要的是沃勒斯坦提出了其中的问题。


(二)全球化对社会科学的普遍性提出的挑战


19世纪在欧洲和北美洲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无疑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和北美凭借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优势,将其社会科学制度及思想推行到世界其他地区,凸显社会科学的普遍性。


“如果社会科学是一种寻求普遍知识的活动,那么,‘他者’在逻辑上便不不可能存在,因为‘他者’是‘我们’的一部分,而‘我们’既是研究的对象,又是研究的主体。”(第61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科学真理具有历史性,普遍主义带有历史的偶然性。所谓的普遍性不过是社会权力的操纵者根据其在其他方面的优势而获取的一种地位。这种普遍性产生的结果是这些发达国家成熟的现成理论成为其他国家无需检验的前提预设。而对这种理论的预设前提批判正是发展种国家发展社会科学的当务之急。


1945年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已经启动了挑战社会普遍性,建立全球社会科学新格局的步伐,当今的全球化发展势头更加强化了这种需求。非西方世界以及文化上弱势群体的经验应当被吸纳,价值应当得到尊重,应当赋予他们独立个体的地位,“突破那种用于描述被当作‘他者’的个人和群体的封闭语言,在普遍性的基础上也为特殊性留有适当的空间。


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人们要求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多文化的”和主体间的特征。社会科学在探索一种经过更新和扩展意义的多元普遍主义的过程中,保持开阔的视野,广泛接纳针对一切(社会和民族)而展开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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