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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评论]邹立君:社会科学的开放与世界体系的终结——读《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

添加时间:2004-05-01 19:57    浏览次数: 3337 次

小南湖读书小组第四次讨论论文


社会科学的开放与世界体系的终结


——读《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


邹立君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是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对社会科学的目前状况和未来前景共同思考和研究的结果。“这个书名表明,该委员会认为社会科学变得隔绝、或自行隔绝于对社会现实的充分了解之外,而且,认为社会科学为了遂行这种了解而在历史上发展起来的那些方法,如今本身可能恰好成为对这种了解的障碍。”[1]这是沃勒斯坦本人对开放社会科学一书基本观点的简洁概括。全书分作四章,第一章阐述了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社会科学在历史上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第二章讲述了二战以后世界的新发展所引起的社会科学内部的一系列争论。第三章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对社会科学的重建有影响的诸多问题,并阐述了可能的重建应努力的方向。第四章主要是对如何明智地重建社会科学的几点建议。因此我的评论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梳理全书主要观点;第二部分就作者具体的论述展开思考。


一、观点梳理


全书脉络清晰,以社会科学在1850年到1945年近一百年间的历史重建为论述起点,并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近来发展的一系列新情况所导致对社会科学进行重建的可能性做出了检讨,重点阐述了在重建过程中应该克服的障碍,并简要论述了重建的具体步骤。


(一)“两种文化”与学科建制


“两种文化”的界分有其历史根源。“爱知”是人类的本性,有史记载以来人类就不断追问与思考有关人本身、人类之间、人类与各种人造物等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以哲学为代表的有关知识的学问。这些学问集对真与善的追求于一身。只是到了近代,科学逐渐从其中独立出来,倾向于对于真的探索,而将善的问题留给哲学等其他学科。因此,关于何谓“有效性知识”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自然科学不但已垄断了自然界的发言权,而且还有欲图操纵人类世界知识的趋势。由于近代国家对于知识的需要导致了大学的复兴,大学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所,这样大学里就产生了完全不同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科划分,知识被人为地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即所谓的“两种文化”的界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不同,前者侧重于描述性方法,后者侧重于规范性方法,而社会科学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学科建制的由来。社会科学的制度化首先集中发生在英、法、日耳曼国家、意大利诸国及美国。这些制度化学科主要有五个: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还可以再加上东方学,地理学、心理学和法学不包括在内。最先实现制度化形态的是历史学。十九世纪的史学家以普遍历史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但在国家和社会的压力下,他们主要是在写本民族的历史,在为本民族的君王(国王或“人民”)辩护。国家和市场是按照也应该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来运行的,因此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了对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行独立研究的学科,即政治学和经济学。基于社会协会处理与解决城市工人阶级人口激增所引起的社会不满和骚乱,在大学里产生了社会学学科。而对欧洲人以外的其他民族的研究构成了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人类学,他们与早期史学家相同:主要采用一种注重个别性的认识论。至于东方研究则发源于教会,它主要致力于理解和评价创造了欧洲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的那一整套价值和实践。


地理学、心理学、法学始终未能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地理学不仅研究人数少、学术声誉小,经常只能充当史学的小附庸,对空间的研究在社会科学中相对地被忽略了。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没有被归入社会领域,而主要被归入医学领域,心理学家力图超越社会科学,把心理学变成一门“生物”科学。而法学研究则过于规范化了,它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并且也不具备普遍性。总之,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制度性结构已经在世界上绝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得以确立,然而战后社会科学的实践和思想立场与社会科学的形式组织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大。


(二)二战后的新动向与社会科学的内部论争


1945年以后出现的三个新动向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是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美国实力迅速增强,出现了美苏之间的冷战,非欧洲民族争取独立的运动等。其次是生产力提高,人类活动范围扩大。第三个动向是大学系统惊人发展,专业社会科学人数倍增。


这一系列发展使得社会科学产生了以下变化:1、社会科学活动异乎寻常地主要集中在美国机构里;2、非欧洲民族政治上的独立意味着,社会科学的许多假设将遇到质疑,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那个已经结束或至少行将结束的时代的政治偏见;3、大学系统在全球的扩张给不断加强的专业化造成了一种结构性压力;4、投资扩展到社会科学,使社会科学进一步更充分地向科学化方向发展。[2]


世界上的这些变化产生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1、各门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是否有效?2、社会科学遗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偏狭的?3、两种文化之间的区分是否具有实用性和现实性?


社会科学学科的划分主要有三条分界线,它们分别是:现代/文明与非现代、过去与现在、市场与国家及市民社会。由于地区研究学者的跨学科性质打破了上述三条界限,如研究现代或文明社会的历史学家和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需面对研究非现代社会的人类学家和东方学家,主要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家需面对研究现在的其他社会科学家,等等。地区研究也影响了历史系和三个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系的结构。这样一种变化使得各学科间的合作增强了,产生了多学科的重合现象,这种重合现象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方法论上,都很难将各学科明晰界分;另一方面,每一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


制度化的知识是以普遍性为基本预设的。对普遍主义的挑战来自许多方面:女权主义者对社会科学的男权主义取向提出挑战;不同群体对欧洲中心主义提出挑战;还有其他群体质疑植根于社会科学前提中的其他偏见。最后作者指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并不一定对立,对于一个话语共同体来说某种形式的普遍主义是必要的,我们需要的是多元化的普遍主义。


沃勒斯坦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知识结构的特点在于两种文化的概念,而其他的历史体系都未曾设置科学与哲学/人文学科之间的根本性离异,或者说是对真的寻求与对善对美的寻求分隔开来。1945年以后知识领域出现的两种发展动向质疑了两种文化的现实性和有效性,它们分别是自然科学中的“复杂性研究”和人文学科中的“文化研究”。


“复杂性研究”不否认作为认知方式的科学,而否认以消极的自然为根据的科学,以为自然界中的一切真理都已被先定。它认为牛顿或爱因斯坦公式充其量只能解释一部分问题,而且至多解释过去,根本不说明未来。它相信可能的比真实的更丰富。否定决定论而达致非决定论。“复杂性研究”为支持时间之知的概念而否定可逆性概念,通过把现实解释为被建构的现实,自然科学趋近于社会科学。


“文化研究”不是真正对于文化之研究,而是对于文化产品之研究,在两种文化的区分中,人文学科属于文化产品的领域,文化产品之研究已经走出了人文学科的传统领域而进入社会科学的领域,即对于作为被建构的现实之现实的解释。这样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不同程度地向社会科学靠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三分法已经不再那样不证自明了。


(三)社会科学的重建涉及到社会科学自身的组织结构问题和主要的理论/方法论问题。对这一重建具有影响的有以下几方面:一,人与自然之间的本体论区分。我们必须认清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类理想(乌托邦)的实现只靠自然科学是不够的,还取决于人类的创造性等。二,国家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存在诸多局限。以国家为中心的假定为基础的学科划分受到质疑,我们必须超越这一框架。三,普遍与特殊之间的争论,要求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多文化的或文化间的特征。四,客观性要求我们反对知识的零碎化、采用兼收并蓄的发展方式、强调社会现象的历史性等等。


(四)社会科学的重建。该书的观点认为社会科学的重建不仅是社会科学家们的任务而且更多地受行政管理机构等方面的影响,并简要地提出了几点重建的建议。参见本书第111-113页。在此笔者不做赘述。


二、评价与思考


本书以清晰的笔调向我们展示了作为被建构的社会科学目前的分科状况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作者提纲挈领地质疑了社会科学分类所依凭的基础性前提,进而展望了社会科学的可能的发展前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以面向世界的胸怀,作者们倡议建立一种更开放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不再是处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来回摇摆,没有自己的立场,而是会成为它们之间的融合场所,在探索知识的领域中起到一种中流砥柱的作用。


而作者之所以持这样一种立场,我认为作者主要是基于内部性原因与外部性原因两方面来思考和展开论述的。内部性原因主要是社会科学目前的发展现状所致,即已达到一种混乱不堪的地步,不仅各学科之间及学科内部之间混乱不清,而且交叉学科的出现也使这一情况有所加剧,因此到了重新予以界分的时候了。但是这种“人为的”界分并不是重新予以划界,而是“人为的”走向多学科的融合。我们从这些观点中可以看到很浓烈的建构意味。诚然,知识是人生产出来的,但人类理性的建构毕竟存有局限性,知识本身能否具备独立于人的品格?


外部性原因主要是沃勒斯坦所谓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行将结束。沃勒斯坦在论述这一观点时提出了四个论据:1、世界的非农村化;2、由于允许企业将其成本外在化而引起的社会成本的升高;3、世界体系的民主化;4、“老左派”的崩溃。基于此断言现代世界体系至多50年内便会走向消亡,而为新的什么体系所取代,这便开放出了社会科学发展的新契机。[3]这样一种论断是否饱含了决定论的倾向。不知我们走向何方,但知我们会在此处转向。姑且不论作为一种事实它是否会发生,单就沃勒斯坦将其作为一种分析方式来说是否妥当。克服国家/社会的分析模式的弊端,而将社会科学的发展立足于全球当然可取,但全球性的努力由谁来完成呢?取长补短高度综合的理论是否可能?


另外,我认为作者们应该对“知识生产”这一概念做出较为明晰的概括。社会科学的重建本身是对既有知识的反思与再造,而怎样恰当地理解“知识生产”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评论朱振同学的报告


对朱振同学的报告,我仅仅就其第二部分的第一个问题做出追问,即“科学知识并不是一切知识的全部,那种认为科学知识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几乎都不是显著丰富了我们的科学知识的人’,在学科的问题上应破除对唯科学主义的崇奉,按照知识的本来性质确定学科之间的地位及相互关系。”我认为这里仍然是一个有关“知识生产”的问题。所谓“知识的本来性质”与“知识生产”是否应该具有某种关联?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西方社会科学与古希腊哲学等有深厚渊源。很多学者把古希腊哲学看作是一个知识论问题,即它试图回答关于存在的对象的知识。在我们看来这更多地应是科学(自然科学)的任务,因此作为一种心智传统,西方社会科学似乎多在费力不讨好地解答不属于其自身的问题,其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多模仿自然科学就是一个明证。在此“知识的本来性质”,就应该因学科或问题的不同来加以区分,否则这就会像哈耶克所言的“社会正义”一样往往迷失于其幻象。社会科学知识,应该遵循其自身的问题,即以思想为对象、以思想问题为出发点来确保其本身的正当性或合法性。而华勒斯坦所言的社会科学的开放在我看来就是遵循这一路径的。至于“知识生产”作为对我们思想工作的概括,首先它描述的是我们思想本身,其次它表征的是我们思想的意义。简而言之,“知识的本来性质”与“知识生产”的关联,在我看来主要取决于我们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和选定的研究对象。以思想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其本身的开放在我们思考和生产知识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制造问题与设计解决方案。在这种意义上,《开放社会科学》就是我们应该深入学习的这样一个典范。








[1] []沃勒斯坦著:《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社2002年版,第201页。



[2] 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7页。另外,本文还有其它引用并未一一注明。



[3] 参见[]沃勒斯坦著:《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社2002年版,第143-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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