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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武红羽: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的质疑科学————读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

添加时间:2004-05-01 19:30    浏览次数: 2928 次

小南湖读书小组第四次讨论论文






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的质疑
        ————读沃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
             
武红羽





一、





  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社会科学是“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的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p3)在十九世纪后期,在社会科学的学科系统内部有如下界分:“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再加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再加上东方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再次,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界限。这些分界线中的每一条在1945年以后都开始面临挑战。”诸如地区研究,史学(的某些部分)和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的紧密合作甚至融合的努力,某些社会科学家朝着史学领域的扩张,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传统社会科学的日益相互重合,以及“跨学科”形式的出现(参见p40-50),产生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无论是依据研究的对象还是依据处理数据的方法,要想为这几门学科找到明确的分界线都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可接受的研究对象有了范围上的扩大,每一门学科也变得越来越不纯粹。”(p50)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独特性似乎被削弱了。“这样便导致了对这些学科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的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p50)我们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的分科(即内部的学术分工)的依据是什么?有效吗?社会科学的融合、合作,跨学科研究,或者说社会科学学科边界的改变或重建,其依据是什么?有效吗?进一步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的认识方式与它所观察、判断和企图控制的人类现实是何关系?社会科学的意义是什么?





  由于在二十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传统(早期的史学曾受到普遍历史的诱惑,而某些早期的人类学家迷恋人类的普遍自然史,参见p17-18和p22-23)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参见P31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围绕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社会科学进行。





  1.以探寻普遍法则为已任的社会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强调有必要将人类现实分割成不同的部类,以便对其进行分析,由此,“经济学家坚持ceteris paribus(其他条件均同)假设的有效性,以便去研究市场的运行机制;政治家仅仅关注政府的结构;社会学家则着重研究那个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忽略的新兴社会领域。”(p33).





  关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是否有效的问题,《开放社会科学》少有正面论述,我认为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主要指研究普遍法则的社会科学划分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有效的。人类生活中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市民社会领域的确是三个不同的领域,三者遵循着各自的内在逻辑,在各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运动和发展,进入这三个领域的主体必须遵循各自领域中的规则和逻辑行事,他们对三个领域的控制程度和方式各不相同,他们对自己参与三个领域的预期也不相同。因此,三个领域有各自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当然,三个领域的划分是人为的界定,而人为的划分总是会带有或多或少的武断和任意,而且三个领域之间彼此联系,互相影响。比如一个政治家不可能不去了解经济,他甚至试图控制经济,而一个市民在涉及其私域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也许是其经济生活。但即使这样,我们也永远不可能将上述领域置于一个普遍的总体的逻辑之下,否则就构成了人的意志对社会生活过程的压制和专横。因此无论是从研究主题来看,还是从方法论来看,社会科学的分科都是必要的。





  地区研究,社会科学的融合、合作,跨学科研究从表面上看的确对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学科的独立性和划分的有效性提出了挑战,但这些变化实质上仍是以传统的学科划分为其隐含的前提,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承认存在学科划分(而且是传统的学科划分),然后才谈得上地区研究中的多学科研究、社会科学学科间的融合与合作以及跨学科研究。因此,上述现象与其说是对学科划分的挑战,毋宁说是学科划分的证明,它至少说明传统学科划分在许多时候成了一个被忽略的前提参与了讨论。





  我们必须承认,目前的社会科学的分科的确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或社会文化)这三个假想的自律领域之间的人为分离。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废除社会科学内部的劳动分工吗?这种劳动分工可以以学科以外的形式存在吗?有不存在问题的人为分科吗?





  当然,我并不是说目前的传统分科是最合理的并应当被捍卫,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变化,我们对人类现实的解释方式、控制方式必定会发生变化,这里的关键问题也许不是我们到底应当怎样划定学科,并竭力证明学科界限的有效性,而在于在这样的努力中,我们的社会科学(及认知方式)与我们的社会实践到底是怎样的关系。





  2.在《开放社会科学》中,作者反复提及社会科学的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p3)而其中以研究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其目标是要得出被假定制约着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它们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同时它们认为,采取严格的科学方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例如,可以从理论出发提供假设,然后再通过严格的,如有可能甚至是定量的程序来对其进行验证);此外,它们偏爱通过系统方法而获取证据(如调查数据)以及受控的观察,而不大喜欢普通文献及其他残剩资料。(参见P32-33)





  在上述对社会科学的描述中,社会科学所生产的知识似乎只是解释性的,即以不干预社会历史进程为前提对人类现实的解释和抽象。如果是这样,那么社会科学存在如下几个问题:(1)人类实践并不是同质的,因而哈克认为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领域,那么在这样的领域中,可以用社会科学基于调查数据或数学模型而抽象得到的一般法则予以解释吗?(2)现象的累加必然得出抽象理论吗?即行为常规性或结构常规性的累加可以证成从中抽出的一般法则吗?或者换句话说,量化数据所证明的就是事物的核心特征吗?(3)人类秩序是一个完全的自组织系统吗?人(包括当权者和社会科学家)的干预在秩序形成中扮演了什么角色?(4)人的想象和创造力有用吗?





  然而,在《开放社会科学》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如下的一些表述,在法国大革命中,“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变得异常紧迫……解决的办法在于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P4-10)“社会科学家许诺给我们的具有确实性的知识,乃是他们所秉持的进步信念的一个明显结果。它在这样一个信念中得到了表达,通过“专家们”的具体操作,社会将不断地取得进步,而在此过程中,“颁授权力的”国家在改造社会的努力中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社会科学被期待着去促动这个理性的,渐次的进步过程,随之而来的是,国家的边界被看成是构成了追求这种进步的自然骨架。”(P88)





  在上述对社会科学的描述中,社会科学又成为检验、修正、制定和促动遵循普通规律,似乎又成为具有建构意义的知识,如果社会科学在人类现实中除了消极的解释意义,还有积极的建构功能,那么现在的问题是:(1)随着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强调非直线性甚于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甚于强调简单化以及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在同样复杂(甚至更加复杂)的社会科学领域(参见P67),社会科学家可能把握社会的演化方向吗?(2)按照哈耶克关于人的“理性不及”的判断,人无法从总体上把握社会秩序及人类的未来,那么建构意义的社会科学对人类现实和人类未来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问题的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无论社会科学是对人类生活的解释还是建构,都是基于一定的(既空的)思想框架,在其理论的前提和预设中,也包含着许多先验的判断,因而我认为《开放社会科学》中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尤其是哲学做严格界分(而且是以贬低和排斥哲学的方式)是有问题的。









  关于未来的世界是一个多元世界,还是一个趋同世界的问题,从《开放社会科学》中的最后观点来看是多元世界,期望通过对话与沟通达成文化的共存和社会的丰富多样性,作者因而对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予以了批判,这其中涉及两个大问题:1、如何看待“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以及在这种社会科学中如何对待东方世界的文化?西方世界与东方世就文化而言能形成有效的对话和交流吗?2、如何看待社会达尔文主义?





  1、社会科学中的理论和知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从这一或那一地区丰富而漫长的人类生活经验中归纳筛选出来的,因而毫不奇怪的是,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1945年以后,地区研究的兴起促使历史学以及三门注重研究普通规律的社会科学将自身的经验领域扩张到非西方世界,因此,“总的来说,在1945年至1970年期间,在欧洲和北美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科学观念,在西方以外的地区同样也属于主导地位……在这个时期,西方的社会科学……以社会科学典范的姿态,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异来传播自己的观点。而且,事实证明,西方社会科学的这一使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也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们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看成是加入普通的学术共同样的门径。”(P56-57)因此产生的问题就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社会科学享有强大的话语垄断权,在此情形下,东方世界的文化基本处于失语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关注社会内部秩序的复杂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对于权力和身份之类的关键社会科学概念,还存在着另外一些不同的观点,在许多非西方的话语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种种不同的概念和逻辑……这里的关键不是要证明这其他一些权力或身份观念有什么优点,而是要表明,各门社会科学有必要将这场辩论深入地推进到它们的分析概念的基础本身。”(p60-61)而这些基本概念又因其所在的文化及传统而获得其独特的含义和逻辑,因此,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的平等的、有效的交流和对话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2.那么,在此情形下,到底是以欧美经验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统一人类的进步梦想,还是保留多元的文化追求样式,实现丰富多元的人类生活?在现实中,这样两个极端形式都是不可能长久维续的,但在理论上是怎样的情形呢?





  在《开放社会科学》中,作者认为“达尔文的生物学还是通过进化这一似乎不可抗拒的纯理论概念,对社会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它所强调的一个核心观念便是适者生存。适者生存的概念被广泛使用乃至曲解滥用,经常与在竞争中求成功的观念相混淆,只要对进化论加以不太严密的诠释,就能为如下假定提供科学的正当性:不断的进步最终使现代西方社会取得了理所当然的伏越性。”(p31)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话语将任何与“适者生存”的进化过程中的败者相关联的概念归入非理性和不现实之列。这种直截了当的谴责,经常把矛头对准那些不具备强有力的社会身份的群体所持有的一切价值观,以及其他一些对下述信念持批判态度的研究方案:即认为工业化,现代化和西化必定是相互联系的。”(p93)然而,“人类学家对世界其他民族的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进行了重构。他们论证说,在西方人眼里显得怪异的各种习俗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起着保存和繁殖人口的作用。”(p32)而同时,“在1914到1945年期间,西方世界经历了首次冲击,它所宣称的道德进步的的真相仿佛被戳穿了……只是当然西方世界的政治统治在1945年以后受到严峻的挑战,东亚在七十年代成为一个新兴的,极其强大的经济活动中心时,对西方思想的文化普遍性的挑战才开始受到人们的严肃对待。”(p55)因此,作者强调多样化的未来,分叉和选择,强调对历史的依赖性,对某些人来说,还强调内在的,本质的不确定性;并敌视社会进化论就是有道理的。





  可是哈耶克基于一个不同的前提,即人的理性不及,推至抽象规则与抽象秩序,再推导至规则的进化,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那么一种文化(尤其是相对于其他文化而言是弱势的文化,而其“弱”也许与其是否有强大的逻辑力量无关)对拥有该文化的群体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人类的整体进程而言又意味着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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