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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李强:读书笔记——《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

添加时间:2004-05-01 19:27    浏览次数: 3810 次

小南湖读书小组第四次讨论论文



读书笔记


——《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



                            李强




从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得以历史地建构,到1945年以来社会科学内部各种争论的产生,最后到社会科学的重建,其间有关科学在知识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可以被视为一条隐含的线索,而其中“科学范式”(“唯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的建立与被打破无疑是构成了这一链条上最为关键的环节。这则读书笔记就试图按照这一线索对华勒斯坦等人的论述加以梳理。


一、“科学范式”之建立。(人类按照传统科学关于自然的表述行事)


华勒斯坦有言:“如果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在知识结构中我们应该给予科学什么地位,我们必须首先十分了解自然科学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方向。”[1]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主要衍生于天体力学的研究,其中牛顿模式已经成了科学的神圣模式,由此而成为了传统经典科学观的基本前提之一。关于牛顿模式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在一个真实存在着的物质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受制于普遍的自然法则。第二,科学就是揭示这些普遍的自然法则的活动,其中我们认知这些法则的唯一可靠方式就是进行经验性调查研究,而其他所有缺乏经验证实的知识主张则不具有知识的地位。同时,在经验调查中,当我们设计出更好的测量工具时,有朝一日我们的测量精确度有可能达到完善的程度进而得出关于整个过程的知识,而我们是有能力设计出并不断改善这些测量工具的。第三,大多数自然现象的轨迹是线性的并且总是趋向于回归平衡态,而这正是一种起支配作用的决定论法则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第四,所有的法则在数学上都可以被表述为一个“可逆的方程,而这也就意味着时间因素与对自然过程的认知无关,因此只要知道自然法则和某套初始条件,我们就能推定整个体系的任何将来的或过去的状态。[2]就是自然科学的这一前提最终在整个知识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最终使得“科学范式”在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有关人类世界之知识领域内获得了合法性。


起初,当社会的世俗化成为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的持续性特征时,科学与哲学作为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人们未将二者加以区分。“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视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起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 [3]到了十八世纪,科学的提倡者们公然排斥哲学,同时宣称只有他们的这种知识才是理性的知识。到十九世纪初时,科学终于大获全胜,甚至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也得到了反映。在科学与哲学分离的同时也产生了真与善的分离,科学家们认为他们只想弄清什么是真,而对于什么是善的问题则留给哲学家(即神学家)来解决,同时他们还认为何者为真更具有重要意义。由此真与善之间的这种分立就构成了“两种文化”的根本理由:即哲学(或者更广义的人文学科)被归类为对善的寻求,而科学坚持主张它独占对真的探索。[4]


社会科学的出现是由于近代国家的需要,即国家需要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像“社会物理学”等新的知识门类。在英国和法国,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要求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又直接产生了对社会科学的社会需求。只是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情况比较混乱,各知识门类的名称很多。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的)将牛顿物理学作为效法的模式,因为他们所保持的宗旨是: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5]在十九世纪,面对“两种文化”的各门社会科学展开了内部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斗争。倾向于自然科学的一方,使用“规范性认识论”,他们强调人文过程与其他物质过程之间在逻辑上的类似,并谋求与物理学一起探索超越时空的普遍性的简单法则。而倾向于人文学科的一方,使用“描述性认识论”,他们强调一切社会现象的特殊性,一切普遍规律的有限用途。“社会科学像是系于朝向相反方向奔驰的两匹马上的一个人”,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的认识论立场。[6]


然而,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此时“科学范式”在更深层次上影响着社会科学,这突出地表现为社会科学对普遍性的宣称、对普遍主义的主张。“不论是在规范性社会科学家的非历史的时间可逆形式中,还是在历史家的历时性阶段论形式中,欧洲的社会科学都坚定地主张普遍主义。”[7]具体说来,社会科学中的普遍主义体现为:第一,社会科学家可以发现解释人类行为的普遍方式,同时他们能够证明的任何假说都被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都被认为是超越时空的。第二,学者可以作为价值中立的分析家,学者的个人角色无关紧要。第三,只要假定存在着历史发展的根本模式,那么对于那些研究方法更带有历史性和描述性的学者来说,得出的结论没有太大区别。因为一切阶段论都假定现在是从未有过的最好的时候,而过去无可避免地导致现在。而就连非常经验主义的历史著作都往往下意识地反映一种潜在的阶段论。[8]当然,社会科学的这种普遍主义的另外一种表现形态就是欧洲中心论。


总之,自十七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主导方式,即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科学形式一直在影响着整个知识体系(当然经典的科学观还有另外一个前提就是笛卡尔的二元论,然而这两个前提之间并非没有联系),科学作为认识的方式在十九世纪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科学以其排斥哲学(或者说广义的人文学科)为表现形式,导致了对“两种文化”之间的人为划分。而陷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社会科学虽然没有自己的认识论立场,但却在实质上深深打上了“科学范式”的烙印,最终“科学范式”在社会科学内取得了合法性地位。


二、“科学范式”之打破。(自然按照我们通常用于人类的表述运作)


进入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范式”已经开始受到公然的质疑与挑战,这些挑战对于科学进行了重新解释,并对传统的自然科学占主导地位的状态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抨击,“科学范式”开始被打破。


“科学范式”受到的第一项挑战来自于自然科学内部,表现为“复杂性研究”。关于复杂性研究的主要观点可概括如下:第一,在自然领域的大多数基本过程中,同在社会生活中一样,到处都是不稳定、演变和涨落起伏。时间因素成为认知自然过程的关键变量,未来并非是带有确定性的(不是时间的对称性而是时间之箭)。宇宙被设想成一种能动的实在。第二,自然与人类不是分隔的。自然进程与人类进程都是由各种复杂的系统构成的,自然按照我们通常用于人的表述运作。第三,人类除了具有重复性的经验而外,还有第二种经验:即创造力的经验。第四,科学的终极产物将不是对于简单性的解说,而是对于复杂性的解说。[9]


在华勒斯坦看来,这将对社会科学产生两大影响。第一,它消解了规范性认识论和描述性认识论之间的方法论斗争。具体说就是,对于科学的这种重新解释首先使得规范说难以维持,因为规范说是以牛顿式前提为根据的。同时它也使描述说站不住脚,因为正是描述性认识论所强调的作为其正当理由的那些特征现在要寓于科学活动本身,甚至深入到物理学殿堂之内。第二,它从根本上破除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两个“超级领域”之间的强硬区分。首先,对于时间之箭的强调,正是对社会科学的中心话题的强调。其次,强调复杂性,承认人文社会体系是一切体系中最复杂的。最后,强调自然的创造力,从而将以前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特征延伸到全部自然。[10]


“科学范式”受到的第二项挑战来自于人文科学,表现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首先抨击了普遍主义。它认为以普遍主义名义提出的关于社会现实的主张实际上是世界体系中诸统治阶层的观点,这些统治阶层将他们的现实状况推广成全人类的情况,因而这些主张并不是普遍性的。其次,文化研究对技术进步的价值表示了怀疑。在政治上,表现为生态环境受到广泛的关注;在学术上则表现为,各种价值重新回到学术分析的中心舞台上。[11]最后,文化研究还抨击了传统人文学术中那种肯定普遍价值存在于善与美的领域之内的方式。文化研究更强调社会语境,它认为传统人文学术所分析的文本是社会现象,是在一定的语境内产生并在一定的语境内被解读或评价的。[12]


在华勒斯坦等人看来,文化研究所针对的是在区分两种文化的过程中所隐含的那个前提:即科学比哲学和人文学科更合乎理性、更精确、更有效率,因而也更重要。因此,文化研究这场运动的目标同复杂性研究的目标是相同的:即自然科学的主导方式。此外,在华勒斯坦看来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更强调社会语境,而这正是社会科学的中心话题,因此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学术分界也已经变得模糊了。


三、重建社会科学的契机。


随着“科学范式”的被打破,复杂性研究与文化研究改变了自从十七世纪以来自然科学认识方式逐渐占据的主导地位,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之间相互矛盾的观点,以及将系统的知识一分为三的做法已经成为我们对整个世界进行更充分理解的障碍。因此,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充分利用增进共同知识的机遇,重建我们的各种建制。“我们已经进入各种知识结构中的一个分岔点”,但“我们将以一种新的秩序从那里出现”[13]


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复杂性研究和文化研究为社会科学的重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因为社会科学正处于复杂性研究和文化研究共同前往的方向上,在这里,所有学科的视点转移似乎都正在走向社会科学的传统立场,各门社会科学不再可能被朝向相反方向奔驰的马匹所撕裂,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的场所。对社会现实之研究的合理性重建,将使我们了解到:时间之箭正是提供了创造之可能性,将使我们懂得:人类行为模式的多样性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领域,更会让我们明白:只有抛掉关于普遍主义的假设是,我们才可能走近对可能性的了解。[14] 最后社会科学怎样才能达到明智的重建呢?华勒斯坦等人的回答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之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即开放社会科学。










[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页。



[2] 同上,第179-180页。



[3][]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



[4] 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04页。



[5] 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0页。



[6]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6页。



[7]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6-187页。



[9]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181页。



[10]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11] 参见][]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1页。



[12]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206页。



[13]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14]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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