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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淳于闻:附自然科学骥尾乃社会科学之宿命——读《开放社会科学》

添加时间:2004-05-01 19:42    浏览次数: 4025 次

小南湖读书小组第四次讨论论文



附自然科学骥尾乃社会科学之宿命


——读《开放社会科学》



淳于闻



罗素在《西方的智慧》开篇即言:“亚历山大诗人卡利马科斯曾经说过,‘大书乃大不幸也!’总的说来,我倾向于赞同这种观点。因此,我斗胆将此书奉献给读者,只是因为如果有不幸存在的话,本书也只是一个小不幸。”[i]《开放社会科学》[ii]就是一本小书,一百一十几页,注释也少,很愉快的翻着翻着就看完了。因从不惮于用庸俗的想法,去揣度高尚的学术,也翻出几点疑惑。本书全名是《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说明作者们对于“社会科学”的期许很高——又“开放”,又“改革”。但是他们的几条主要思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不同“科学”间的开放,“社会科学”内部不同“学科”间的开放,不同国家、民族、地域、文化间的开放——怕是过于艰险难行!本文只说一点:附自然科学骥尾乃社会科学之宿命,由是观之,余者免谈。


由目录即可看出《开放社会科学》一书有一半的篇幅在讲述社会科学的历史——“第一章 从十八世纪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第二章 1945年至今社会科学内部的争论”——如何从无到有,从混乱到清晰,从清晰到迷惑。[iii]但这并不只是对于社会科学历史自身的叙述,其间还掺杂着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humanities)”的比较。(关于“自然科学”的历史,文后附简短介绍。)


虽然由“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iv]到“十七、十八世纪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主要衍生于天体力学的研究。[v]很容易将社会科学当作大哥,人家产生的早嘛!但由作者们也承认“起初,当人们试图确立对于自然法则的科学探索的合法性和优先性时.他们井未将科学和哲学加以区分,即使是在对这两个领域进行区分时,他们也把两者看成是共同探寻世俗真理的同盟。然而,随着实验性、经验性研究对于科学观界的重要性日益加强,哲学在自然科学家的眼里也日益成为神学的替代物,同样因其先验的真理断言不可验证而备受责难。”[vi]以及“在整个十九世纪,各门学科呈扇形扩散开来,其所秉持的认识论立场互不相同。一端首先是数学,其次是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它们按照一种逐次递降的决定论排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另一端则是人文科学(或文学艺术),其中哲学的地位最高(它作为—种非经验的活动依附于数学),然后是对于形式艺术实践(包括文学、绘画和雕塑、音乐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时常接近于史学,如艺术史。介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是对于社会现实的研究.其中历史(研究个别事件的)接近于文学艺术,事实上,它经常都是后者的一部分,而社会科学(研究普遍规律的)则接近于自然科学。知识日益僵硬地分化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在认识论上的侧重点彼此不同.于是研究社会现实的学者往往不知不觉地陷于两者的中间,在这些认识论问题上歧见甚深。”[vii],说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都出身于诸科合体的“老哲学”。


而“到十九世纪初,科学终于大获全胜,其独尊地位在语言上得到反映、人们把不带限定性形容词的“科学”一语主要地(而且经常是唯一地)与自然科学等同了起来。”[viii]又“由此可以得出一个更进一步的结论:要想在一个牢固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秩序,社会科学就必须越精确(或越‘具有实证性’)越好。抱着这样的宗旨、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现代社会科学的奠基者(尤其是英法两国的)转向牛顿物理学,将其作为效法的楷模。”[ix]则说明:附自然科学之骥尾就由此开始成为了社会科学的宿命,至少过去是,那么现在呢?仍是。


即由所谓“今天,一些共同的主题和方法是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被发现的。自然科学家所谈论的时间之箭其实是社会科学中偏于人文主义的一翼始终都很关注的一个中心问题。与此同时,文学学者也在谈论‘理论’。不管这种理论如何地具有解释学的性格,也不管它宣称自己是如何地敌视宏伟叙事,建构理论毕竟不是文学学者过去常做的事情。……”就“说来也怪,所有学科的观点转移似乎都正在走向而不是远离社会科学的传统立场。”并由此“很清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二分法已经不像它一度显出的那样不证自明了。同样,各门社会科学也不再是站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这两个对立的家族之间、不知该投靠那一方的穷亲戚,恰恰相反,它们业已成为自身的潜在调和的场所。”未免太过乐观了吧?因为就自然科学的历史而言,就算说20世纪后其由“还原论”到“整体论”的变化(参见附录),乃是向“社会科学的传统立场”的发展?!不好意思的讲,这社会科学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回到了这个连自己都没有坚持下来的“传统立场”又究竟是谁之功呢?无他:依然不过是追寻自然科学的脚步前行而已!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古人云:“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x]“服剑者期于恬利,而不期于墨阳、莫邪;乘马者期于千里,而不期于骅骝、绿耳。”[xi]这里至少有两层意思:一,不可势利,只盯着名门之后——好汉不怕出身低;二,必须势利——良剑要断,要恬利,良马要能千里。与自然科学相比,人家就是做的好嘛!


且看:“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大学(自十六世纪以来,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濒于消亡的机构,这是由于它原先与教会的联系过于紧密的结果)在十八世纪晚期、十九世纪初期得到了复兴,成为创造知识的主要制度性场所。”[xii]但是“在整个十九世纪,对大学的复兴贡献至巨者并非自然科学家,而是历史学家、古典学者和民族文学学者,”因为他们要“将大学当作一种手段,以争取国家对其学术工作的支持。”[xiii]“首先在主要大学里设立—些首席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可以取得该学科的学位。训练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的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按学科建立各种学会(先是全国性的,然后是国际性的),建立按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学科的制度化进程的一个基本方面就是,每一个学科都试图对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差异进行界定,尤其是要说明它与那些在社会现实研究方面内容最相近的学科之间究竟有何分别。”“所有这一切大体上都非常成功。随着学科结构的建立,围绕着研究、分析和训练,形成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生产结构,产生出了大量我们今天视为现代社会科学遗产的文献。截止到1945年,组成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基本上都已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制度化了。”[xiv]“在18501945年期间,人们对一系列的学科进行了界定,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的知识领域。”[xv]


而返观自然科学,则“早在大学复兴以前就已经确立了某种自律的制度形态,它之所以行动得较早,是因为它允诺能够创造出直接有用的实际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要求得到社会的和政治上的支持。在十七、十八世纪、各种皇家学院应运而生,拿破仑还设立了一些高等院校,这反映比当权者愿意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家或许根本不需要大学就可以从事自己的工作。”[xvi](本来还想争辩几句:良好的法治环境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制度上保障。但想想法学的尴尬地位——与自然科学肯定无缘了,社会科学也不待见,[xvii]还是算了吧)


只是希望能够更为用心,能够模仿的形神兼备——想一想,有没有不同国家、民族、地域、文化间的不同的“自然科学”?再由量子化学看一看“自然科学”内部不同“学科”间的开放!只一句:附自然科学骥尾乃社会科学之宿命,你就认命吧!努力跟上!



另:社会科学不可能不是偏狭和封闭的——只能古希腊、罗马、地中海、欧罗巴传统的,[xviii]无论是作为孔孟后人的私塾先生,还是同为上帝子民的太平天国将士,谁晓得这“社会科学”是啥东西?没错,对于全世界的社会科学家来说,重建社会科学是当务之急,但重建社会科学,必然是以西方[xix]国家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科学话语权的垄断为前提。且看《开放社会科学》一书的创作群体: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成员[xx]的身份,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西方知识背景,彼此间的交流与讨论是不可想象的。“否思”也好,“重建”也罢,都只能是这一群体的内部事务,“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xxi]



附录:自然科学简历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其实是相同的出身,最初也只是“神学”的“点石成金”或“哲学”的“万物源于水”什么的,她的兴起主要发生在从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1543年)至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


中世纪早期的技术变革相当之少。[xxii]13世纪的十字军的实力与罗马帝国晚期的水平其实相去不远。但是到了中世纪末期,出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技术创新。在14世纪,火药被百年战争交战的双方普遍地应用。15世纪中期,归于约翰·古滕堡(Jahann Gutenburg)名下的发明:活版印刷,对文学、科学以至思想的传播至关重要,这使得普通民众有能力获得这些知识;同时,人人都可以家有一本圣经,从而可以阅读上帝的话语(新教福音的根本所在)而无须仰赖于教士对珍贵的圣经手稿本的阐释。航海技术的进步——它于15世纪晚期将整个世界呈现于欧洲面前。葡萄牙在远东和巴西,而西班牙在美洲南部和中部及北美南部建立了强大帝国;财富从这些幅员辽阔的地区经由海路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对欧洲形势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16世纪也是科学[xxiii]革命(它在17世纪才完全展开)的重要起点,从1540年起,古代的宇宙观念遭到了新一代天文学家的拒斥,比如波兰人哥白尼及其追随者第谷和德国人开普勒(又译刻卜勒)。哥白尼们仰赖的是观察而非经典权威,而他们的科学发现方法至今仍然得以延续。[xxiv]


科学兴起的另一主要特征在于使用科学仪器。17世纪里,至少发明和使用了六种非常重要的科学仪器,即显微镜、望远镜、温度计、气压机、抽气机和摆钟。虽然还不是那么完善,它们已可能使观察者发觉那些从前根本察觉不到的东西;便利了精密测量,使可控条件下的研究成为可能——因为有理由认为所得的结论是可靠的。这一点对于树立人类的自信极为重要。[xxv]而这些“科学事业带来的结果,就是使有学识的人的眼光见解彻底一变。在十七世纪初,托马斯·布劳恩爵士参与了女巫案审判;在世纪末,这种事就不会发生。在莎士比亚时代,彗星还是不祥征兆;1687年牛顿的《原理》(Principia)出版以后,大家知道他和哈雷(Halley)已经算出某些彗星的轨道,原来彗星和行星同样遵守万有引力定律。自然法则的支配力量在人们的想像当中牢牢生下了根,这一来魔法巫术之类的玩意儿便信不得了。[xxvi]


17世纪经历了天文学革命(伽利略)、生理学革命(血液循环的发现者哈维)、物理学革命(牛顿)以及数学革命(牛顿和莱布尼茨在1670年代互不知晓对方成果的情况下发明出微积分)。诸如此类的进展鼓舞了数个国家中独立于大学的知识团体的产生;其成员持续的通信促成了进一步的发现和发明。普通人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更完备的医学知识结束了周期性地、大规模消灭欧洲人口的瘟疫(在英国,最后一次瘟疫发生于1665-1666年);改良的农业技术促进了人口增长以及大城镇的快速增长。[xxvii]而作为科学兴起的结果之一,“同样,工业革命的根源可在15和17世纪中找到;那时,西北欧国家‘充满着如系统的机械发明、公司组织以及对金融财团和贸易公司的股票的投机之类真正的资本主义现象’。但是,这些革命的世界性影响都是直到19世纪才被充分地感觉到。”[xxviii]


总而言之,1700年的时候,有学识的人思想见解完全近代化了;而在1600年,除开极少数人以外,思想见解大体上还是中古式的。但是,文化的变迁总是以历史的传承为前提。即如,对自然现象抱世俗态度并不一定排斥对世界抱宗教态度。近代科学的先驱者们实际上都笃信宗教,都是基督教的忠实儿子。开普勒的态度就不仅是宗教的,而且还极其神秘。他的伟大的天文学发现主要出于宗教动机。他从寻找上帝之路出发,结果发现了行星的路径。笛卡尔也有神秘主义的倾向,但是,他的科学著作却是用世俗的观点写的。而对科学来说,这是非常幸运的:他们对于自然现象的态度都基本上是世俗的、注重事实的。伽利略明确地区分,宗教的职责是教导去天国的门路,而天文学的职责是发现天空中的道路。甚至牛顿也是这样,虽然他对传统的神学问题比伽利略、刻卜勒或者笛卡尔兴趣更大,但他仍极为谨慎地把神学教义甚至哲学假说排斥在科学之外。[xxix]


科学的兴盛、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类有了征服自然、抗拒神祇的力量和勇气——哥白尼学说本来应当有伤人类自尊心,但是实际上却产生相反效果,因为科学的辉煌胜利使人的自尊复活了。[xxx]作为人类理性的表征,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毋庸置疑的,科学成为人类整个文化的基础。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家已经取代中世纪牧师和近代哲学家的神圣地位而成为人类与某种超人类的东西保持联系的人。随着人类能力的日益膨胀和扩张,外在世界开始留下越来越多的人类的踪迹。一方面,感性的东西、经验的东西、艺术的东西,成为日益带有主观的因素。另一方面,现在留待科学家们去探索的似乎只是客观实在那一领域了。在那里所获得的知识便理应被当作真理。而科学的合理性和方法又担保了科学家所获得的知识就是真理。这种科学观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即任何想在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又不能提供自然科学所提供的预见和技术的学科,都必须以科学为榜样。通过模仿科学使自身变得比较科学些,或是找到某种无须发现事实便能达到“认知状态”的方法。[xxxi]


对于“科学”的理解无限延展:从狭义——人们把通过实证(或实验)研究而形成的、并被经验(或实验)所证实的理论,到广义——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一切“正确的”、“真理性的”思想、学说、理论等统称为“科学”。“科学精神”——在科学活动中凝聚和升华了的人类精神,集中地表现为探索真理的求真精神、尊重事实的求实精神、自我扬弃的批判精神和超越现状的创造精神,渐变为“科学拜物教”的庸俗。一切理论的出路只能是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自己,使自己也成为“科学”或者科学的附庸。人们并没有把科学看成是自己的活动,而是用“科学”来规范和裁判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在科学拜物教中,人只能是一种纯粹逻辑的存在。人们本来是用“科学”去反对“神学”,但人们却常常“根据他们由神学继承过来的标准”去要求“科学”,认为“它必须被证明是确凿无疑的。科学必须达到神学未达到的那种确定性。”似乎一说什么是“科学”的,就是绝对正确、不容置疑和不可变易的。[xxxii]人们依然以为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一定要与某种非人类的东西建立联系——以前是“神”,现在是“科学”、“理性”、“规律”。


19世纪被誉为科学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均相继成熟起来,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严密和可靠的自然知识体系。16、17世纪,近代科学革命中形成的机械自然观被大大修正。进化、发展的观念进入了自然科学理论之中。在世纪之末,不少科学家甚至认为,自然界一些根本问题已经解决,以后所能做的就是对计算结果再精确一些而已。造成这种错觉并不是偶然的。电磁感应定律、光谱分析、能量守恒及耗散定律、分子运动论、元素周期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的创立、发现海王星……19世纪的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使古典科学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xxxiii]同时,科学开始在这个世纪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知识被大大普及,理论科学的伟大创新正转变成为技术科学的无比威力。在这个世纪,蒸汽动力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作用,被马克思称为“世界的加冕式”的铁路成了世界经济的大动脉,法拉第——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宣告了电器时代的到来,巴斯德创立的微生物学则在工业和医学上立即发挥了神奇的作用。科学的技术化和社会化成了这个科学世纪的最突出特征。[xxxiv]


在那个年代,这一切使得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新支配能力,比这种能力至今仍受的限制给人造成更深的印象。“人类对待非人的环境所抱的态度,在不同时代曾有很大的差别。希腊人怕傲慢,信仰一位甚至高于宙斯的必然之神或命运之神,所以希腊人小心避免那种他们觉得会是对宇宙不逊的事情。中世纪时把恭顺做得更远甚于以前:对神谦卑是基督徒的首要义务。独创性被这种态度束缚住,伟大的创见几乎是不可能有的。文艺复兴恢复了人类的自尊,但又让自尊达到了造成无政府状态与灾殃的程度。文艺复兴的成绩大部分被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打消。但是,近代技术虽不全然适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倨傲的个人,却使人类社会的集体能力之感复活了。已往过于谦卑的人类,开始把自己当作几乎是个神。”[xxxv]


但是,大多数人还没有看到,在理论科学的内部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正是为了解决上一个世纪留下来的种种科学危机,20世纪的理论科学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以世纪之交的物理学革命为先导,在天文学、地质学和生物学领域均发生了重大的理论变革。在物理学中,出现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取代牛顿力学成为物理世界更普适的基础理论。粒子物理学中的夸克模型、宇宙学中的大爆炸模型、分子生物学中的DNA双螺旋模型和地质学中的板块模型,被认为是20世纪理论科学中最重要的四大模型。它们均代表了本领域中的一场理论革命。[xxxvi]


而方法论上的变革更掀起了一场彻底的颠覆。首先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三门大致在二战后形成的学科在由古典科学“还原论”向“整体论”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其次,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和协同学,后来有人也把“超循环理论”添加进来,组成系统科学的新生代,朝着“整体论”方向走得更远。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不仅指出了系统的整体性,而且将这种整体性予以动力学的表述——如果说老三论更多地强调了系统静态的整体性,那么新三论则强调这种整体性的动态的方面,因而在基础理论层面上更富有成果。新三论突出了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发展出了在或大或小范围内有效的自组织动力学。这种动力学假定,当系统满足如下三个条件时就会出现系统的自我组织、自我维护、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和自我更新现象。这三个条件是:第一它是开放系统,第二它远离平衡态,第三它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对一个封闭系统而言,热力学第二定律确认它必定走向无序和混乱,因此惟有系统开放,从外界引进负熵流以抵消系统内部的熵增,才有可能出现有序结构。此外,开放系统还必须远离平衡态。对于近平衡态的系统,它的必然趋势是回到平衡态,在这里自组织机制难以发挥作用。远离平衡态的系统最终能够出现高度有序的结构,原因在于非线性作用给出了多种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和分支,其中就存在高度有序的分支。这些有序分支通过随机涨落被选择出来。


但是,从1970年代末开始,致力于探索复杂性、非线性和整体性的科学家们,又被另一个新的领域所吸引,这就是混沌学。混沌学抓住了系统整体性的“随机”的方面,研究偶然性、无规则性、不可预测性背后的非线性动力系统的确定性规律。来自各门学科的混沌研究者们,从各自的领域都发现了“混沌现象”,即服从确定性规则的非周期性的随机现象。这里有心脏的运动、昆虫数目的更迭、股票价格的涨落,也有电路噪声、云的形状、闪电的路径、行星的轨道、地震、气象的“蝴蝶效应”。它们来自流行病学、种群生物学、生理学、电学、天文学、气象学和经济学等领域。


混沌是非线性造成的。气象学家洛伦兹在保留非线性的前提下将模型简化到只剩下三个变量,混沌依然能够出现。混沌来自确定性的规则,是由确定性导致的随机性。对一个非常简单的非线性方程进行迭代,就能得出混沌。混沌局部的不稳定性是与整体的稳定性相适应的。混沌学家们普遍认为,混沌是普遍存在的而非特异的,相反,倒是古典力学所给出的情况倒是十分少见的理想状态。对混沌的研究将导致世界图景的改观。


近半个多世纪的系统科学发起的整体论运动并未结束,毋宁说刚刚开始,所以,对这一运动的走向还不能说得十分清楚。非线性既导致自组织,也导致混沌。何时出现自组织,何时出现混沌,这两者是什么关系?所有这些问题提示着,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或者说系统科学需要一个新的概念框架,以整合在多个领域、多个战场奋力开拓的系统科学大军。[xxxvii]我们自认为已经十分熟悉的这个世界其实远比我们的想象更为复杂和神秘!


科学的历程令人沮丧:19世纪,无须天文观测,数学家仅凭笔尖上的计算、核对、修改,就发现了海王星,这是多么的激动人心;而到了20世纪,坚信“上帝不是赌徒,不会掷骰子”的爱因斯坦,对于哥本哈根学派正统解释给出的量子世界图景的两大突出特征——概率随机性、量子整体性,也无法证伪……这是一个开放的年代,这是一个无序的年代,我们远离平衡态,没有了逻辑清晰、体系严谨的线性发展,以往追求“确定性规则”——“真理”下的“非周期性的随机变化”,将把人类引向何方?是自我组织、更新,还是混沌?亦或是“社会科学的传统立场”?








[i] []罗素:《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11月第1



[ii] 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4月北京第1 文中所引,如无特别说明皆引自此书。



[iii] 例如:第3页,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地趋于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


8、9页,近代国家亟需更加精确的知识来作为制定决策的基础,这种需要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导致了——些新的知识门类的出现,只是它们的性质和范围还不十分明确。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


9、10页,在许多国家,……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变得异常紧迫,……许多人认为,解决办法在于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出了深刻的社会需求。


14、15页,尽管社会科学内部分化的基础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明确地形成,然而,只是在1850至1914年间,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多样化,才以我们今日所知的形式在主要大学里得到正式承认。……然而,所有这一切都还不完全符合今日所理解的社会科学概念,并且在这些学者中间,还没有哪—个人自认为是在后来所说的独立学科的框架内从事研究的。


在十九世纪,人们试图在经验发现(与“思辨”相对而言)的基础上确保并推进关于“实在”的“客观”知识,社会科学领域中多学科的创立便是这项一般性工作的—部分,其根本宗旨是要“认识”真理,而不是去创造它,直觉它。不过,这种知识活动的制度化进程并不那么简单,也绝非一帆风顺。首先,这种知识活动是应该成为—种单一的活动呢,抑或应该像后来那样划分成几个学科,对此人们在刚开始时并不十分清楚。而且,在刚开始时人们也不太清楚通往这种知识的最佳途径,不知道什么样的认识论是最富于成果或最具有正当性的。尢其不清楚的是,社会科学能否在某种意义上被看成是“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文化”


16页,众多“研究主题”和“学科”的名称也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然而,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围绕着少数几个名称已经有了广泛的趋同或共识,而其余的候选名称则或多或少被抛弃了。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名称主要有五个:历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在这份清单上,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东方学(在英语中称为Orientalism),尽管其本身并未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一门社会科学。


1621页,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率先取得自律的制度化形态的学科实际上是历史学。……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终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一词。……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得更晚一些,……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



[iv] 3



[v] 6



[vi] 6



[vii] 11



[viii] 7



[ix] 10



[x] 《吕氏春秋·察今》



[xi] 《淮南子·修务》



[xii] 8



[xiii] 9



[xiv] 31-33



[xv] 31



[xvi] 9



[xvii] “法学研究是第三个始终未能成为社会科学的领域。—方面、大学里已经有了—个法律系,它的课程表与它培养律师的首要职能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也以某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法学。它似乎过于规范化了,太缺乏经验研究的根基了。它的各种法则不是科学的法则,它的背景似乎也太个别化了。政治学彻底脱离了对这些法则及其历史的分析工作,以便去分析制约着政治行为的各种抽象规则,从中完全有可能恰当地引申出—些理性的法律系统。”30页。



[xviii] 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一制度化进程发生于何处。在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大多数学者、大多数大学(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都云集在这五个地区,其他国家的大学无论是就数量而言还是就国际声誉而言都无法与这五个地区的大学相比肩,我们至今仍在阅读的绝大多数十九世纪论著,也都是在这五个地区写就的。 15页。



[xix] 依读书“常识”,此处的西方不应是一个地理概念,其实想一想美国的国民(移民)构成,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地理概念。



[xx] 1、华勒斯坦,委员会主席,社会学,美国。现任宾厄姆顿大学布罗代尔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2、儒玛,科学技术研究,肯尼亚。现任非洲技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3、凯勒,物理学,美国。现任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4、柯卡,历史学,德国。现任柏林自由大学工业世界史教授,柏林科学学院终身研究员,波茨坦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5、勒古尔,哲学,法国。现任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哲学与科学史教授。6、姆丁贝,拉丁系语言,扎伊尔。现任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法语和意大利语凯南讲座教授,北美非洲哲学学会秘书长。7、武者小路,政治学,日本。现任明治学院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教授。8、普里果金,化学,比利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现任国际物理和化学研究所所长,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普里果金统计力学与复杂系统研究中心主任。9、泰勒,地理学,英国。现任纽卡斯尔大学政治地理学教授。10、特鲁伊洛,人类学,海地。现任霍普金斯大学文化、权力和历史综合研究所所长,人类学教授。



[xxi] http://www.yuukoo.com/quanj/lx1/lx162body.html 鲁迅:《药》,选自《呐喊》,《鲁迅全集》第1


——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 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那么穷,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吃得满身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阿义可怜——疯活,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xxii] 中世纪科学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基督教会。教会主要关心平民,蔑视世界和众生,而且傲慢地自信拥有无所不包的天启真理。因此,教会始则轻视继而敌视一切企图凭借独立的理性之光来探索自然知识的人。事实上,教会有时也感到,利用科学和哲学的论据来反驳不信宗教的人或者异端是很得策的。但是,任何这种非宗教的思想都必须服从教会的教义。象罗吉尔·培根(1214-1292)和列奥那多·达·芬奇(1452-1519)那样具有独立精神的人都慑于教会的权势而噤若寒蝉。如果能够自由行事的话,他们本来会使科学得到复兴。甚至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也都没有直接促进科学发展。诚然,文艺复兴通过与自然主义的异教相接触而向基督教世界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凉风。但是,它更关心的是书本知识,而不是对自然的第一手研究。而且在大学里,古典文学的研究也证明不利于科学研究。至于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他们至少也象天主教一样容不得异端。然而,这两个运动都间接地对科学事业有所贡献。教派争吵不休和教会专横的偏狭使一些出类拔萃的人对它们退避三舍,他们转而诉谙理性之光来探求真理,漠视一切教派声称酌天启的权威。这些人立即就受到文艺复兴运动所振兴的自然主义精神的影响。当各大学对科学采取冷漠态度的时候,一些新的研究机构或研究院却为了促进实验科学而建立起来了。这些研究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政府的鼓励,政府期待它们将作出许多有用的发现作为报偿。例如,为了英国海军的利益而建立的格林威治天文台(1675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这样,知识的探求逐渐地世俗化了,走出中世纪的修道院而进入近代世界,虽然不进行斗争,教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英]亚·沃尔夫(Abraham Wolf):《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周昌忠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6月第1版第12



[xxiii] 文中如无特别指明的“科学”等价于“自然科学”,以符合通常叙述习惯。没办法,将“科学家”都改称为“自然科学家”,太别扭了!



[xxiv][爱尔兰]凯利(Kelly,J.M.):《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王笑红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第154-155



[xxv] 前引《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第14



[xxvi][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6月第1版56



[xxvii] 前引《西方法律思想简史》第198



[xxviii] [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243-244



[xxix] 前引《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第7-8



[xxx] 前引《西方哲学史下卷》第58



[xxxi] 张国清:《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罗蒂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第1版277



[xxxii] 孙正聿,李璐玮:《现代教养》,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151



[xxxiii] 在物理科学领域,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统一了声学、光学、电磁学和热学,有效的支配着小到超显微粒子、大到宇宙天体的物理世界;在生命科学领域,以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为基础,统一了生物学诸分支,乃至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这些巨大的成就使人们相信古典科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剩下的事情只是将已经建立起来的原理用于自然界中的种种现象上去。以至于当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年轻时向他的老师表示要献身于理论物理学,老师劝他说:“年轻人,物理学是一门已经完成了的科学,不会再有多大的发展了,将一生献给这门学科,太可惜了。” 吴国盛:《科学的历程(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316,427



[xxxiv] 前引《科学的历程(第二版)》390



[xxxv] 前引《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87-388



[xxxvi] 前引《科学的历程(第二版)》第426



[xxxvii] 前引《科学的历程(第二版)》572-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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