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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义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史学---历史视域中人的解放

添加时间:2010-03-05 10:05    浏览次数: 2216 次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史学
    
——历史视域中人的解放

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高研院学术委员 姜义华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春季卷(20093月)

:全球化时代人的活动通过市场、网络已经同世界建立起广泛而普遍的直接联系,人的价值得以空前彰显。近30年来,中国史学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在历史视域中广泛实现了人的解放。中国历史学由此从传统的族类记忆、国家记忆逐步演变为广大公众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中国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经济史研究和政治史研究,摆脱了先前的单一化教条化模式,对历史演进中人的社会性丰富的内涵及其价值给予了重视和肯定。历史研究这一转型,是百家争鸣打破一家独尊的局面的结果。

关键词:全球化; 中国史学; 人的解放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Period of Globalization:

People’s Liberation in Historical View

Jiang Yi-hua

The Center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odernization,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People have established extensive connection in the period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ir own value has been emphasized unprecedentedly. In the recent 30 years, the most profound alteration is people’s genuine liberation in historical view. The memory of traditional breed and nation has progressively developed the memory of the public about their history. The researches o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have broken away from single dogma pattern. The abundant connotation of people’s societal attribute has been confirmed. This is the result of letting a hundred schools of thought strive in historical studie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people’s liberation

全球化时代,是资本、劳力、智力、技术、信息、资源全球范围内高速流动流通的时代,是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全球场域中互相依存、互相渗透又激烈地互相竞争、互相制约的时代,是无数跨国公司、跨国组织、国际活动、国际秩序、国际行为规则已经凌驾于、正在凌驾于或试图凌驾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族群以及各个个人之上的时代,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的活动通过市场、网络已经同世界建立起广泛而普遍的直接联系,人的生命价值在这种广泛而普遍的直接联系中得到实现和升华的时代,同时,也是包括阳光、空气、水以及其他几乎所有地上地下资源的过度开发所引发的全球环境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水资源危机已经威胁到每一个人安全存在和人的价值顺利实现的时代。正是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包括每一个人的存在和每一个人的价值,在全球化时代真正突现出来。先前所有世代,从来都没有象全球化时代这样将每一个人的存在,每一个人的价值,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因此,可以说人的存在,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被发现,被确认,被理解,被保护,是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果和最重要的特征。

全球化,早就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而开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中,西方资本主义一直不择手段地致力于将整个世界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列强之间为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又不停地互相厮杀,全球化实际上是在全球对立、全球冲突中演进的。在经历了无数次局部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长达数十年“两大阵营”“冷战”和“三个世界”的分裂之后,人类方才开始真正迈入全球化时代。

就中国而言,1840年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和世界殖民地体系,但在近一个世纪里,真正被卷入的只是中国很少一部分地区,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实际上仍置身于世界联系之外。二次大战结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处于“两大阵营”进行“冷战”的前沿,同世界的联系被迫囿于有限的范围和有限的层面。1978年以后,实行改革开放的中国,方才自觉地以自身为主体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冷战”结束后,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影响日渐扩大,地位日渐重要。对中国说来,全球化时代可以说方才真正开始。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史学,指的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史学。

改革开放,使中华文明全方位地从传统农耕文明跃向现代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使亿万中国人首次广泛而深入地同世界直接联系在一起。这也使中国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表现于中国史学以从未有过的开放心态同世界各国史学展开广泛交流和深度对话,表现于新研究领域的开拓、新研究视角的选取,以及计量研究、比较研究、系统论、控制论、诠释学、结构分析、语义分析、心理分析等众多新研究方法的采用,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研究自身的价值基准,历史研究的使命与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概括地说,就是首次使所有人的存在,所有人的价值不仅进入了历史研究的视野,而且成了历史研究的主要追求,这就使历史研究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这是人普遍地在历史视域中得到一次大的解放,是广大最普通的人在历史研究领域中获得一次真正的解放,中国历史学由此从传统的族类记忆、国家记忆逐步演变为广大公众对自身历史的记忆。

历史学是对客观历史的主观认知之学。在由至上君权和等级官僚构成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的大一统时代,历史记忆、历史诠释、历史反思俱是国家行为,由君主任命的史官和专门设置的史馆专门负责,其使命是“以古为镜”,给统治者提供维护和强化国家统治秩序的经验与教训。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所关注的对象自然主要是帝王将相和统治者。一般的人,芸芸众生通常都处于历史学考察对象之外。梁启超在20世纪初批评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是帝王将相一人一家的谱牒之学[[i][1]](P1),“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ii][2]](P7),一语中的。中国传统史学,从《春秋》所谓“笔则笔,削则削”,“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iii][3]],到《史记》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iv][4]],一直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旁探治乱之迹”[[v][5]],它们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为统治者执政提供思想资源,是名副其实的佐政之学,资治之学,专注于给统治者的统治提供合法性基础,帮助统治者吸取历史上“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统治经验。这是名副其实的服务于统治者维系他们自身统治的学问。

20世纪初,梁启超高举起“史学革命”大旗,要求将史学变为“国民之明镜”,“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的事业,甚至说:“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2](P7) 19441月,毛泽东在看了新编京剧《逼上梁山》后,给编导者杨绍萱、齐燕铭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vi][6]](P88)。说的是文学艺术,历史研究也同样被要求“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1945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断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vii][7]](P932)19708月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在批判陈伯达所辑关于天才的几段语录时,又一次尖锐地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viii][8]](P115)在众多历史著作中,历史演进的主角从帝王将相转换成奴隶,转换成农民战争的领袖。但更多时候,历史研究只是用形式变换了的另一种统治者资治之学来取代传统的统治者资治之学,这是因为史学的核心任务被确定为夺取政权以及巩固政权服务,为发动和开展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服务,为国共两党的斗争以及党内不同思想、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服务。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尤其是在毛泽东本人被神格化为红太阳、大救星,他的一言一行都会掀起一场很大政治波澜社会波澜后,对过去历史的颠覆和对中国古代历史以及近代历史的重构,本质上仍然是以领袖人物为中心的一种为执政者服务的资治之学、佐政之学。

30年来,中国史学深刻的变化,最根本的、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在历史视域中实现了人的真正解放。它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历史学把自己关注的重点,广泛地从先前为帝王、为统治者服务,从后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服务,转向认识人本身,了解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人究竟怎么样生产,怎么样生活。了解人类,尤其中华民族、中国人,保有、传承、变革和创造了哪些东西,是根据哪些条件,经由什么样的路径。明辨人怎样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人怎样才能超越现有的状况,走向未来。这就是把历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越来越多地转向认识人类自身,认识整个人类社会。

历史视域中人的解放,不仅表现为民众史研究的普遍崛起,而且表现为将传统的历史学所关注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社会精英,从天上、从神坛上走下来,来到地上,来到人间,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欲望的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同时,将长时间被妖魔化的历史人物,回归到人化。中国史学这一变化,最初是由毛泽东从神坛走下来开始的。毛泽东是一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中间,长时间居于绝对支配地位,并被无条件顶礼膜拜的被极度神化、圣化、全能化的历史人物,经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经由对毛泽东一系列历史论断的检讨与反思,以及对于毛泽东生平和思想大量真实资料的披露、研究的展开,他终于一步步从神坛上走下来,这在整个历史研究中引发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解放的作用。大批的历史人物,原来或者被妖魔化的,或者被神化的,由此都开始在历史研究中逐步还原其本来面目。就中国现代史而论,像陈独秀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另一个总司令胡适,像中国共产党内不同时期的其他领袖人物和代表人物,像以胡适为代表的整个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这个群体,对被视为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包括曾被历史记忆所遗忘的众多人物,从王国维、梁漱溟到陈寅恪,从辜鸿铭、杜亚泉到熊十力、马一浮等等,都开展了较为实事求是的研究。大量的研究成果,帮助人们恢复曾经被蓄意抹煞了或歪曲了的真实的历史记忆。

历史视域中人的解放,民族史研究的普遍崛起,肇始于对多年来在“阶级斗争”旗帜下反市场化、反工业化、反智主义斗争的极度扩大化、对于小生产共同体和平均主义追求的高度理性化的深度反思。由于那一切当初都以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历史必然性”为其合法性依据,史学界便环绕着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农民战争和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社会形态划分及其演进规律问题等展开了争论。人们终于承认,在历史发展动力中,生产斗争、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着阶级构成、阶级本质、阶级的历史命运,具有更为根本性的决定作用,无论如何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和生产方式的演进而将阶级斗争作用无限扩大,更不能将形形色色的思想冲突、利益冲突、权力冲突都定位为不同阶级的斗争。对于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农民运动,对于在“革命”名义下行使的种种暴力,人们终于可以从狂热和盲从中冷静下来,给予比较客观的评价。对于历史上社会形态构成及其演进,人们充分肯定其科学价值,同时,根据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否定了将其简单化、绝对化的错误做法,从而为深入而具体地了解历史复杂而生动的多样化过程,解除了禁锢。思想上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为全面了解人的历史和历史上的人,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文化史研究热,至今长盛不衰。很长时间被漠视的人们精神生活、精神世界及其物化过程,重新为人们所关注。众多文化史丛书,包含各类断代文化史、区域文化史、民族文化史、专门领域文化史丛书纷纷问世。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1][],集合全国200多位专家共同撰写,分成历代文化沿革、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制度文化、教化与礼仪、学术、艺术、宗教与民俗、中外文化交流十典,每典十志,大体展现了文化史研究的丰富内涵。世界文化史研究的勃兴,使这一研究的视野更为广阔。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知识史与观念史的研究,即对于人们知识的积累和传输,知识结构和学科构成的演进,人们各式各样的观念,包括奉若天经地义绝对真理的那些观念的产生和演变,人们思维方式和观念体系的形成和变迁的研究。通过知识与观念史的研究,可以了解这些知识与观念一经形成,在社会实践中会在多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这类知识与观念,多少年来,人们都认为不需要再去讨论,再去研究,是思考与行动由以出发的既定前提。尤其是近代以来,无数西方知识与观念蜂拥来到中国,人们也已习惯于用这些知识与观念来评价中国历史和历史的中国,甚至不惜削足适履,强行将历史的中国塞进其框架、体系。现在发现,这些知识与观念的产生,原来都有一些特定的环境、背景与条件。如果我们把它一旦看成不需要再去检讨,不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向前进,如果它们原来的基础、原来的出发点本身就有难以避免的历史的局限性,那么,从这里引申出来一系列的知识、观念,尤其是它们被绝对化、普世化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严重偏畸和严重祸害。所以,知识的历史、观念的历史,知识和观念的传输、知识和观念的积累、知识结构和观念体系的形成和改变,是重新认识人自身,重新认识人自身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历史性,从许多已经过时的、带有片面性甚至严重错误的知识和观念中解放出来的一项不可或缺的研究。

中国文化史研究就人的解放而言,另一亮点是对于人的诗性的密切关注。人除去知识和观念的传承、积累和变迁之外,还有极为丰富而多样的情感生活、情感世界,美感生活和美感世界,这就是人的诗性世界,它和人的知性世界既相联系又相区别,两者的运行法则可以说大相径庭。多年来,人的诗性几乎完全不被承认,人的亲情、爱情、友情、乡情,人的喜怒哀乐,人在自然美和绘画、音乐、舞蹈、戏曲等人所创作的美中得到的熏陶和享受,所有这些,都被一一纳入知识化范畴。现今,文学终于被确认为人学,艺术终于超越为政治服务而和人性相连接,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终于超越知识学体系,走向引导人们去开发和培育很大程度上还处于无意识状态的人的诗性,人的情感世界和人的美感世界,包含精神分析、心理分析等一系列方法得到运用,尽管这样做还开始不久,但已经在这一领域研究中显出了异彩。

中国文化史研究就人的解放而言,还有一个亮点,这就是专门关注有别于知性及诗性的人的灵性,或即儒家所讲的德性,基督教所讲的神性,佛教所讲的佛性。人是高等动物,残存的兽性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使人能制约、制衡野兽、野蛮状态而走向文明的,其实就是人的灵性。人的意志,人的追求,人的敬畏之心,向善之念,人的怜悯之心、爱心、同情心,所有这些,都和人的知性、诗性相关联,但又非仅凭人的知性和诗性所能全部说明。宗教史、信仰史、习俗史包括儒学史的当代研究,不再单纯固守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视角,而开始转向关注人的灵性或神性、佛性、德性。这一研究虽然还只初显端倪,却已足以证明,人在精神世界的解放,知性、诗性、灵性,缺一不可。

历史视域中人的解放,更表现为对历史演进中人的社会性丰富的内涵及其价值给予了不应缺失的重视和肯定。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ix][9]](P18)这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可是,相当一段时间中,“总和”二字完全被遗忘了,社会关系被归结为仅仅是阶级关系,而阶级的划分又常常或者按财富与收入的多少,或者按照政治立场、政治倾向、政治态度的差异,或者按工业劳动、农业劳动、知识劳动职业分途,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则仅仅是经济上剥削、被剥削、反剥削,政治上压迫、被压迫、反压迫的关系,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的关系。由于社会学被取消和中断,社会史研究成为空白,经济史、政治史研究也走上一条异常偏颇狭窄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得以恢复并迅速蓬勃发展起来,国外社会学研究大量新方法、新成果被引入中国,社会史研究从80年代后期开始在中国复兴。人们终于发现,人的社会性具有众多方面众多层次的内容,人的社会关系绝非单一的,人处在各种各样社会联系、社会网络、社会群体活动之中,人的本质实际上是由这一切关系的总和构成。对于血缘网络的重视,推动了家族史、家庭史、婚姻史、宗姓史的研究;对于地缘网络的重视,推动了地方史、城市史、乡村史、社区史乃至同乡会史等等的研究;对于社群网络的重视,推动了政党史、社团史、商会行会史、学派史、社会群体史乃至黑社会、帮派史等的研究;对于权势网络的重视,推动了对于皇帝制度、宰相制度、中央官制、地方官制,以及各级官吏选拔、任命、考核、奖惩等制度的研究,权势集团形成与演变的研究;对于利益网络的重视,推动了对于各种利益链的研究,生产者、流通者、消费者相互之间以及他们各自的利益链,生产者、管理者、决策者相互之间以及他们各自的利益链,不同行业、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各自的利益链,等等。对于信息传递网络的重视,推动了语言史、信息史、教育史、新闻史、传播史等等的研究。举凡这些网络,在阶级社会中,无疑都和阶级关系相联系,但阶级关系无论如何都不能取代所有这些网络,这些网络的形成各有其特定的基础,在其运行过程中各有其独立的功能。所有这些研究,为全面深入了解不同时代不同群体人的本质提供了较多的可能。

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相呼应,中国经济史和中国政治史的研究也空前活跃起来。经济史研究和当代社会经济全面转型和飞速发展相适应,摆脱了先前单一化教条化研究模式,将研究重点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实际运作的环节上来。中国传统经济特点和近代化道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近代市场经济,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金融史、交通史等几乎所有部门的经济史,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城镇、不同企业的经济史,都有丰硕的研究成果。政治史研究,包括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法制史、法律思想史等等,也摆脱了先前单一化教条化模式,将研究重点转移到政治和法律动员、政治和法律控制、政治和法律协调、政治和法律管理上来。人的社会性的多面性,也由此得到更为丰满的展现。

人的解放,不仅仅是精神领域的解放,它更必须是社会关系领域的解放。历史领域中人的本质完整而真实的展现,将给人们在现实世界中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制约中从自发转向自觉,从自在转向自为,提供一面明亮的镜子。

历史视域中人的解放,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史学发展的最重要成果,当代不是这一时期历史学发展的全部。在历史研究这一转型过程中,思想、学术的冲突,事实上一直没有终止过。

它首先是真正的百家争鸣打破一家独尊的局面的结果,而这一成果的取得,正是冲破种种思想学术障碍的结果。全球化促进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包含自然科学等等跨学科研究大量展开,推动了百家争鸣大格局的形成。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很多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从没有认真系统研读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系统而客观地了解过马克思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发展的全貌。许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长时间是根据斯大林和《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解释。他们用《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对马克思解释来代替马克思本人的著作和思想,来排斥马克思主义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发展和实践。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只认苏联一家,后来变成认定只有毛泽东本人的解释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不承认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更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大量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学派,不承认它们的理论与实践也包含某些可能接近真理的地方,或某种真理性。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可以同它们交流,在批评或批判它们的同时,能够在争论中获得不少有益的东西。在一些人眼中,这样做就是大逆不道。但这其实是一个最普通、最基本的常识。马克思主义产生时,马克思本人就从大量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中吸取了营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批判性、真理性,正是在百家争鸣中方才确立起来的。至今还有那么一些人,总想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继续维系或者重建独尊一家的局面,实际上就是想继续用他们的脑袋代替所有人的脑袋,由一批不动脑子,不懂社会,更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历史科学的人来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没有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历史学家敢说:我的见解就是历史的定论。新资料不断出现,新方法不断运用,人们总是在不断地研究,不断地进行争论,不断地实践,而历史本身的发展,则总会在自己演进的过程中间把先前潜藏着的许多方面逐步地显示出来。一个历史学家,无论水平多高,知识多么渊博,也不可能垄断对历史的解释。这里背后的问题,其实还是历史研究敢不敢于将尊重历史真实放在第一位。

全球化时代中国历史学发展又是在冲破所谓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樊篱与冲突中实现的。在历史研究中间,常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担心:我们是不是全盘西化了?西方化是不是一个极大的危险?30年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同外部世界有了频繁的接触,开始了平等的对话。国外史学研究新的方法、新的流派、新的观点,使得我们眼界大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许多思考,都使得我们对先前历史认识能够重新加以思考。这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我们的历史学真正走出了自我封闭的状态。并非截然把本土化和西方化对立起来。其实,只有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之间,在频繁的接触碰撞争论中间,才能开拓人们的视野,把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出来,创造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时代的中国新史学。王国维早在1911年就已强调过:“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也。”[[x][10]](P875)历史学只有立足于中国和世界社会发展的实际,在中华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中,在同世界各种文明广泛的对话与交流中,以及我们自身深刻的反思与再创造中间才能实现。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们直接与世界相联系的广大网络中,中国已经没有办法重新封闭自己。信息时代、网络时代,让芸芸众生的主体性能得到方便呈现。观念史的研究,学术史的研究,文化史的研究,推动了人从名教桎梏中的解放;物质生产史的研究,生活方式史演变的研究,有助于人挣脱拜物教的统治;制度史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生态史的研究,有助于人更自觉地把握自己的本质。人本身,特别是人民、最普通的老百姓作为历史学的主体这样一个时代,在中国已经开始了。

参考文献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主任为萧克,编委有十典主编等。全书目录如下:

历代文化沿革典(主编李学勤):中华文化起源志、商周文化志、春秋战国文化志、秦汉文化志、魏晋南北朝文化志、隋唐五代文化志、宋辽夏金元文化志、明代文化志、清代文化志、现代文化志;

地域文化典(主编宁可):秦陇文化志、中原文化志、齐鲁文化志、燕赵文化志、荆楚文化志、吴越文化志、巴蜀文化志、闽台文化志、晋文化志、岭南文化志;

民族文化典(主编王尧):壮、布依、傣、仡佬、京族文化志;满、锡伯、赫哲、鄂温克、鄂伦春、朝鲜族文化志;蒙古、东乡、土、保安、达斡尔族文化志;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俄罗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藏族文化志;彝、纳西、拉祜、基诺、傈傈、哈龙、白、怒族文化志;苗、瑶、畲、高山、佤、布朗、德昂族文化志;土家、景颇、羌、普米、独龙、阿昌、珞巴、门巴族文化志;回族文化志;侗、水、毛南、仫佬、黎族文化志;

制度文化典(主编刘泽华):宗族志;土地赋役志;工商制度志;社会阶层等级制度;中央职官志;地方行政制度志;选举志;社团志;法律志;兵制志;

教化与礼仪典(主编孙长江):社会理想志;德育志;智育志;体育志;美育志;学校志;礼仪志;家范志;交谊志;政德志;

学术典(主编庞朴):经学志;诸子学志;哲学志;史学志;语言文字学志;政治学志;经济学志;法学志;教育学志;军事学志;

科学技术典(主编陈美东):天学志;地学志;农学与生物学志;医药学志;算术志;物理与机械志;化学与化工志;纺织与矿冶志;建筑志;水利与交通志;

艺文典(主编刘梦溪):艺文理论志;乐舞志;诗词曲志;曲艺杂技志;散文小说志;新闻志;戏曲志;典籍志;美术志;景观志;

宗教与民俗典(主编汤一介):佛教志;道教志;伊斯兰教志;基督教·犹太教志;民间宗教志;饮食文化志;服饰文化志;婚姻文化志;丧葬陵墓志;民间风俗志;

中外文化交流典(主编姜义华):中国与东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志;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中国与俄苏文化交流志;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志;中国与拉丁美洲、大洋洲文化交流志;海外华侨华人文化志。



[[1]]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C].北京:中华书局,1989.

[[2]] 梁启超.新史学[A].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C].北京:中华书局,1989.

[[3]]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M].

[[4]]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

[[5]] 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M].

[[6]]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8]]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A].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0]] 王国维.<国学丛刊>[A]. 王国维.观堂集林(下)[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本文为教育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项目<改革开放与中国现代化历史经验研究>成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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