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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格拉夫 :学术界的集体思维

添加时间:2010-05-07 09:46    浏览次数: 2336 次

学术界的集体思维

杰拉尔德•格拉夫 吴万伟

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曾经写到过“很少有机构像大学这样对自己的事务如此保守,与此同时,大学的成员对别人的事务又如此自由。大学老师在南方作为‘自由乘车运动者’(反种族歧视运动)而被捕,而在北方的校园里却对先前老师们对任何变革达成的共识都没有任何异议地热烈支持。”路易斯•梅南德(Louis Menand)在他的新书《观点的市场:美国大学的改革和抵抗》的绪论中引用了克尔的俏皮话作为讨论这个矛盾的起点:教授热爱激进的改革,只要它不改到自己头上。

梅南德注意到,一方面,美国大学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很多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包括“人口学的、思想的、经济的、技术的变化,就大学的使命、利益相关者、大学规模等而言,这些变化已经影响到教学和科研的内容。”另一方面,在这个阶段,大学“在结构上很少有什么变化”,“体制依然是19世纪末期的体制,理由依然是19世纪的理由。”在梅南德看来,惰性的根源在于“高等教育机构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方式。”梅南德写到,他是研究大学的“历史学家”,并非提供治病处方的医生,但他说“如果改革动摇这个体制的话,他支持改革;但是当改革摧毁这个体制时,他就不再支持”。他说,大学是依靠经济力量推动改革和抗拒改革的“市场”。“金融世界膨胀之时,大学常常在不除旧的情况下布新。但是正如高等教育(和任何其他人)在2008年认识到的,这个世界也可能萎缩。”

梅南德接下来的各章里详细探讨了这些话题,涉及的问题如下:“制度化通识教育课程为什么这么难?为什么人文学科陷入正当性危机?为什么‘跨学科’成为有魔力的词?为什么教授们容易政治观点雷同?”虽然这些话题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很清晰的,这或许是因为本书主要是由独立发表的文章编辑而成,但把这些文章集中起来却大致证明了学术生产体制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繁衍的、抗拒外来批评的体系,尤其是在梅南德所关心的人文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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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南德所说的“体系”的含义可以在下面这个段落中看出:

人们很容易看出现代学科是如何再生产专业化领域的所有显著特征的。这是一个自我管理的,在很大程度上封闭的从业者团体,他们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所在领域的招聘、晋升、辞退等标准。学科依靠摆脱利益纠葛的原则,按照这个原则,新知识生产的管理是通过同行评审的方式来鉴定它是否与现有学术研究一致而不是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科之外的利益。历史系的决策不需要咨询市长或者校友或者有资格成为历史教授的物理系老师。

梅南德得出结论说“因为它是根据事实本身(ipso facto)正式批准产品的体制,专家群体之外无人有资格对大学培养的人才价值进行评价----体制的最重要功能不是知识生产而是体制的再生产。”因此,虽然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发生变化的是“专业再生产”,它“仍然和100年前几乎一样,”尤其是在博士培养上:

博士教育是驮着大学进入市场的一匹马。人们接受教育成为专门研究领域的专家;然后,在漫长的、昂贵的、非常片面的认证过程的尽头,却被要求从事根本没有接受任何培训的工作:为非专业人士讲授本领域的知识,把授课内容和学生们在大学之外的世界可能遭遇的议题结合起来,成为跨学科人才,为普通大众写文章,向本学科之外甚至学术界之外的人阐明自己研究工作的价值。如果我们要求教授擅长做这些工作,就应该用不同的方式培训他们。

简而言之,人文学者接受训练并获得资格去进行专门的学术研究,而为他们的研究提供资助的社会却期待他们给本科生上课并传承社会价值。在梅南德看来,为了改革自身,人文学科需要填补专业生产的封闭体系与看不到资助文科研究的意义的社会需要之间的鸿沟。人文学者需要不牺牲社会需要的批评性视角的情况下“向本学科甚至学界之外的人证明自己研究工作的价值所在”。

本文的简要总结没有能证明梅南德此书中各页体现的细节方面的精彩观点和深刻洞察力,但在涉及学界文化的“封闭”本质和学界独立于非学术大众的主要观点方面有些容易理解的东西。正如梅南德所说,历史系确实不需要咨询市长、校友或者物理系来评价本专业老师科研成果的价值,但同样真实的情况是今天的历史学家在本学科的地位往往是在著作得到大众媒体评论和报道之后确立的。这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就意味着学术生涯终结的时代大相径庭。梅南德本人就是新学者的典型例子,他的学术地位因为出版了思想新闻著作---出版了拥有好新闻美德的学术著作---而得到提高,而从前这种受大众欢迎的特征可能让他在专业领域受到打击和沦落为边缘人。不是每个教授都能成为媒体的明星,但那些确实成为明星的学者已经无需担心自己的专业声望受到损害了。

梅南德的错误是接受人文学科需要“高度专业化”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不错,云山雾罩的理论术语是高度专业化的症状,但如果你越过这些花哨的术语观察所讨论的话题或提出的观点,你就会发现人文学者关注的并非狭隘的专业内容,而是具有宏大的、普遍性和全球性意义的东西。也就是说,虽然当今学界人文学者使用了外行根本看不懂的“专业化”语言,但这种专业化完全不同于标准话题是诸如“古爱尔兰语中‘At’和‘Ana’的句法问题”的时代的学者的那种专业化。

值得注意的是,梅南德的书本护封勒口的话,该书受到称赞不是因为它是高度专业化的著作而是因为它“引人入胜”和范围广泛的“宣言”。在学界酷儿理论的研究话题和记者有关同性恋者婚姻的辩论之间,或者在后结构主义者对权力影响代表性方法的分析和大众媒体有关“微调控制”(spin control)的讨论之间都存在着高度交叉重叠的情况。确实,除非你能令人信服地指出你的研究是无偏见的,挑战范式的,否则你很难得到工作、晋升或者课题资助。痛斥人文学者成为过分专业化的书呆子的批评家,换了一个场合又常常痛斥他们在超出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地方就宏观社会经济话题发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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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南德对于学界作为高度“专业化”的令人误解的描述使得他低估了学界思考方式自1960年代以来深入更广泛文化领域的程度。从那时起学术研究和思想新闻之间的界限就开始模糊起来了。文化战争确实常常使得学者和记者成为对立面,但是这种对抗现在成为这两个群体关系密切的证据,他们竞相向大众解释当今的世界。这种新的密切关系被学界记者艾伦•威利斯(Ellen Willis)注意到了,他指出大学和媒体在流行的理论、术语和辩论话题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

有重要影响的观点,无论好坏,都有一种传播方式,无论在媒体食物链的高端还是低端,它们被媒体捡起来,为了不同的读者被多次翻译和循环使用。

学者写的文化批评影响到为报刊写评论文章的作者,这些人的观点又进入《纽约时报》作家和公共广播电台评论员的头脑中,最后文化战争的方方面面都进入《今日美国》、喜剧演员罗西尼(Roseanne)、电视剧《急诊室的故事》(ER)、本周电影等不同地方。

但是,“有影响的观点”的传播仍然有局限性,因为大学越来越多地追求宏大叙事的努力与竭力向少数聪明学生之外的大众阐明这些观点的努力并不匹配。

要是梅南德询问学界知识分子文化赢得学生或者不能赢得学生支持的方式,他本来会发现更多支持他论点的证据。变化越多,保持不变的东西也就越多。但在梅南德的讨论中学生让人好奇地缺席了。同样缺席的还有最近人们对学生辍学理由的关注,这些已经引起人们对学校进行责任追究和评估的要求。你可能认为有关高等教育改革的书,一本作者希望人文学者“向本学科甚至学界外的人证明其研究工作价值”的书,至少应该提一提人们呼吁对大学进行问责的事情啊。这些呼吁将推动大学不仅仅在学生面前推出吸引人的课程自助餐和或评定“学习成绩”。学生实际上从大学学习的经验中收获了什么呢?

像梅南德所在的哈佛这样的名牌大学享有对责任追究的要求不屑一顾的特权,但是州立大学、文科学院和社区学院一直不得不接受有着严格评估程序的质量评定。这些评估的智慧和效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拥有抵触情绪的老师担心“不落下一个孩子法案”向学校提出的校级联考要求),但问责的压力已经造成处于高等教育体系低端的学校对自我审查持开放态度,并愿意为学生成功与否的后果承担责任,这和名牌大学的傲慢态度形成鲜明对比。

从前,高等教育只是在哈佛和其他名牌大学的带领下进行改革,如今,大学未来的变革或许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

译自:The Academy and Groupthink Reviewed by Gerald Graff

http://www.thecommonreview.org/reviews.html

本文评论的书:

《观点的市场:美国大学的改革和抵抗》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by Louis Men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6 pages, $24.95

译者注: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内容相关的另一篇文章“学术界的集体思维:多数派院系政治和专业金字塔”(《光明观察》2009-4-14 http://guancha.gmw.cn/content/2009-04/14/content_9088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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