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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仁珪:学者的胸襟——纪念郭预衡先生

添加时间:2011-07-19 15:22    浏览次数: 3121 次
赵仁珪:学者的胸襟——纪念郭预衡先生
赵仁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对郭预衡先生的逝世媒体也作了一些报道,但大多感兴趣于他是1977年高考作文“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的命题者。这个题目打着鲜明的时代烙印,确实曾被那个时代的人所津津乐道。其实作为一个文章高手,出一个好作文题并不难。据郭先生的老学生回忆,早在解放前,他在辅仁大学教文选与写作时,还曾以柳永的一句词“此处红衰翠减,冉冉华休”为作文题。试想,这是一个多么富有诗意的题目,将写景、抒情、议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然会激起同学们的创造热情。然而这些在他的学术生涯中都是小事。

他的大业是文学史研究,尤其是散文史研究。他主编并亲自参与撰写的13卷本600多万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简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系列教材”曾被教育部定为全国推荐教材,并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而他的三卷本150多万字的《中国散文史》是中国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体大思精的散文通史,其体例之精深、观点之鲜明、思路之缜密、材料之翔实、文字之优美,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被学术界称为“散文有史,创建首推君”,并获得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还撰写或主编了《古代文学探讨集》、《历代散文丛谈》、《唐宋八大家文集》、《唐宋八大家文钞译著》等一系列著作,真可谓著作等身。

郭先生治学最突出的特点是“旧学”与“新学”兼善,既有深厚的“旧学”的功底,又有当代新的理论修养。一般说来,解放前的老学者多擅长传统旧学,解放后的学者多擅长新学,而他是一个跨越两代的学者。早在解放前,在余嘉锡、陈垣等导师的指导下,郭先生曾精研过目录之学与史源考据之学,非常注重文献的考证,每涉及到古代作家作品,必尽量全面地翻检其第一手资料,做到论必有据。解放后又接受历史唯物辩证法等新理论,能以此对所掌握的史料进行更深入的阐释,既不尚空言,又观点鲜明。他强调文学史研究应当具有史识,而不要写成“文学史资料长编”;文学史编写应从史的角度出发,注重学科规范,注重各种文体发展变化的脉络和规律,而不要写成“作品评论”或“作品赏析”;他主张研究中国散文史要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而不要从“文学概论”的定义出发,从而实事求是地确立了古代散文的研究范围;他注重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结合,注重文学现象的描述与理论体系的建构相结合,既不主张就作品而论作品,又不屑凭空地构建什么理论体系。这些学术思想和研究风格,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

按理说,这样一位“术业有专攻”的大师级的人物,应有更广泛的社会影响才对,而为什么一般人只知道他是1977年高考作文的命题者呢?这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一段历史的误会有关。中国知名的知识分子大多经历过一些坎坷。有的人在“文革”和“文革”前被打为“反动权威”、“右派”,有的人又被封为“左派”。“被右派”的当时挨整,“被左派”的事后受牵。郭先生由于“出身”较好,1955年就入了党,自然“被左派”,加之他学问与教学俱佳,便被封为“红色专家”、“红色教授”,并被选为“九大”代表。按常规,郭先生既为1978年“文革”后的首批硕士导师,当1981年实施博士生制度时,转为博士导师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当时有些有影响力、又曾挨过整的老学者便以他做过“九大”代表,写过一些应时的大批判文章为由加以反对,而给出的理由,先是嫌他岁数小了点,后是嫌他岁数大了点。这样郭先生在只招收了三届硕士生后,又因没有什么别的得力头衔,便离休了。为此,很多人为他鸣不平,但郭先生却反过来向他们解释:“想想他们当时挨批的处境,他们的反对是可以理解的。”并多次在公开场合中,向一些老先生道歉:“青年时期有十几年太骄傲,曾妄发议论,说过一些错话。”并写了《做人和做学问》等文章,郑重作出自我批评。记得郭先生曾在《散文史》中错引了一个极易混淆的人名,有人来信指出,郭先生马上以“读书不多,以讹传讹”为题写了一篇文章作检讨。如果说这件事并无损于郭先生的学术成就,而只能更证明他高度严谨的治学态度的话;那么敢于承认自己政治上的一些失误,而这种失误又是个人所左右不了的,就更能见出他为人操守的高风亮节:廉直方正,耿介真诚。古人云:“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

郭先生就是这种道德的践行者。更可贵的是,郭先生不但不因此而怨天尤人,而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献身于学术事业,他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这之后完成的。这种在逆境中从容坚定的精神实在可贵。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的误会没能给他充分的人尽其才的机遇,这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学术传承。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郭先生所在的北师大,在十多年前将一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如钟敬文、启功、白寿彝等内定为资深教授,相比他们郭先生又显得岁数小了点;近一两年又从在职和退休的教授中新评了一批资深教授,郭先生又被认定岁数大了点,无缘参评。郭先生依旧对此淡然处之,从没为自己、也从没想为自己讨个说法,甚至从来就没过问过一句话,既不计较挑剔政策,也不因群众的鸣不平而随之焦躁,真可谓“也无风雨也无晴”。 再次体现了他淡薄名利、超脱达观、低调做人的一贯风格。这种胸怀气度和他的学术修养密切相关,正像他对较亲近的人所说的那样:“我这点坎坷算什么,古人沉沉浮浮的不是比比皆是吗?”就这样,郭先生从教六十余年,硕果累累,却既不是“博导”,又不是“资深”,这种结果真令人感慨不已。这种感慨不仅是对郭先生个人的,更是感慨像郭先生这样泰斗级的老学者越来越少了,感慨后来人要想在学问和境界上超越前辈太不易了。好在公道自在人心,知情者都公认:郭先生虽不是博导,但他是很多博导的博导;郭先生虽不是资深,但他比很多资深还资深。他是一个无冕王者,这就足够了。

最后,以悼念郭先生的两副挽联作为对他的永久纪念:
传薪续火,撰煌煌巨著,丰碑永在众皆仰
树蕙滋兰,育济济英才,典范长留世共钦
著作等身,学林泰斗今余几
桃李满蹊,师道楷模后有谁

(文章来源:学术交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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