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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维尔纳?米勒:欧洲知识分子的失败

添加时间:2012-10-30 11:23    浏览次数: 3383 次
欧洲知识分子的失败
让·维尔纳·米勒 著 吴万伟 译
摘要:知识分子一直因未能让人们对遭受危机破坏的欧洲重树信心而备受指责。但是,让·维尔纳·米勒认为,对合法的欧洲叙述的呼吁连同对欧洲主义黄金时代的怀旧情绪其实仍然忠实于19世纪民族国家构建的逻辑。那么,欧洲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知识分子应该警惕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塑造,作为澄清者(clarifiers)承担向读者解释欧洲的责任,同时兼任通俗化解释者和民族传统的阐述者,跨越国界扮演文化翻译者和政治协调者的角色。面对欧洲政治危机,自由和民主是欧洲知识分子应该捍卫的价值观。
关键词:欧洲;知识分子;失败;宏大叙事
一、前言
知识分子一直因未能让人们对遭受危机破坏的欧洲重树信心而备受指责。但是,让·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作者)认为,对合法化的欧洲叙述的呼吁连同对欧洲主义黄金时代的怀旧情绪其实仍然忠实于19世纪民族国家构建的逻辑。那么,欧洲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呢?
二、“失败”探究
去年年底就在欧洲危机再次达到高潮时,德国一些高端媒体的记者曾警告人们深层次的危机一直未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欧元危机不仅标志着欧洲中央银行家、希腊官僚、意大利非纳税人、安吉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失败(根据人们的视角不同而不同),而且还标志着知识分子的全面失败。他们为什么不捍卫欧洲一体化的巨大成就?为什么不提出未来欧洲大陆的美好愿景,反而将几十年积累的伟大遗产——欧洲人之间的互信和理解挥霍殆尽?在最终可能带来丑陋的民族主义回归、甚至是导致军事冲突(正如欧洲著名政治家赫尔穆特•科尔不厌其烦警告的那样)的危机中,他们仅仅是睡着了吗?
最近几年,包括东西欧在内的大欧洲故事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一直被热烈地讨论。在这个新的关键时刻,《欧洲杂志》试图把问题扩展到东-西历史分界的话题之外。当今活跃起来的对历史事件和最近事件的对立性解释或许可能将欧洲社会团结起来,也可能造成欧洲社会新的分裂。
知识分子的独特“失败”或“背叛”观点最初来自20世纪。后者通常被理解为“意识形态时代”:观点不仅在某种模糊的方式上非常重要,甚至直接转变成政治斗争和致命的力量。只要想想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对20世纪中叶欧洲的著名观察就明白了,他说令人不愉快的是,许多欧洲国家的居民认识到自己的命运可能直接受到玄而又玄的深奥哲学著作的影响。知识分子活跃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参与到自由民主、法西斯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血腥战场中。
考虑到这个角色,构成“失败”的内容是什么呢?没有按意识形态规定的路线讲话吗?1927年,法国散文家和伦理学家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指控那些鼓吹民族主义立场的作家和哲学家同行背叛了他们的职业使命。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向当权者讲真话(普遍的、永恒的真话),而不是从事推动民族利益的行动。但是,捍卫普遍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也被指控犯下叛国罪,被指责受到斯大林谎言的蒙蔽,对苏联种种越来越明显的缺陷视而不见。
今天,失败的言论在我们听来似乎有点怪异:知识分子不是考试不及格的小学生,也无需其他知识分子为其打分,作为受过专门训练的专家,他们也没有义务遵守同样的行动规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21世纪欧洲情况完全不同的背景下绝对不可能犯下根本错误。如果按自由民主价值观来评价,他们自己或许变成了偏激的民族主义者,不公开反对甚至是间接地宽容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的失职(败)或许只是由于对目前打着财政紧缩和廉政幌子所造成的巨大不公现象视而不见。
人们只需想想希腊和德国的明显例子,虽然在两国的高层政治中仍然相对文明,但各自公民社会的文明已经越来越少了。在雅典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高举示威标语牌的抗议者把新的欧盟政权等同于德国达豪集中营(最高潮是“备忘录使自由”的口号);甚至还出现了一个反德国的政党,它什么都有只差一个名称了(“独立希腊人”誓言抗拒“第四帝国”,只要有可能就用来影射1940年代的德国占领)。另一方面,在德国,虽然没有类似的把过去与现在等同的言论和象征(因为明显的原因),但仍然存在很多不满(如懒惰的南欧人),这显然受到不负责任的通俗小报的鼓励。
但是,那些站在欧洲知识分子立场上鼓吹强大欧洲的人们,所渴望的往往不仅仅是试图遏制民族主义泛滥的理性声音,他们要求的仍然是远见卓识和宏大叙事。毕竟,欧洲过去的历史从来不缺乏这些内容。历史学家已经计算出从1306年到1945年间至少有182个欧洲统一的宏大设计(像皮埃尔神父和奥地利伯爵库登霍夫—卡勒基等知名人物),不过,在战后阶段虽然有很多致力于欧洲统一或解决所谓“欧洲文明危机”的高层次文化遭遇(有些内容被朱利安·班达描述过),我们很难认为1950年代或1960年代是知识分子有关欧洲未来辩论的黄金时代。
人们可能想到会有例外,尤其是从各种抗议活动中涌现出来的理想主义者如沃尔特·德克斯(Walter Dirks)和阿尔蒂诺·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他们鼓吹联邦制的民主欧洲。但是,知识分子的承诺还有其他很多对象,首先是冷战和去殖民化过程,这些显然比欧洲更重要,无论如何,欧洲当时不过是超级大国的玩物而已。实际上,人们常常有一种意识,只有在这些更大的基本道德议题上采取正确的立场,只有在欧洲本身不再受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污染时,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大声疾呼欧洲统一。曾经是左翼知识分子之一的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认为,欧洲这个词本身仍然受到殖民主义罪恶的污染。只有在1960年代去殖民化之后,左派才能支持欧洲团结统一的观点。
虽然如此,人们普遍人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缺乏知识分子宏大视野的指导。实际上,正如任何一本像样的欧盟教科书都强调的,整体思路是小步骤循序渐进地一体化,或更加不客气地说,是偷偷摸摸地一体化。以让·莫内(Jean Monnet)为首的倡导者或许有崇高的道德目的,但统一工程本身是在技术官僚指导下进行的,并非因为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识到了欧洲范围的政治社会一体化的道德价值。
三、警惕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塑造
当然,在今天的许多观察家看来,这恰恰是问题所在。莫内的应该从文化开始融合的启示录话语实际上被人利用了,这些人看到欧盟的巨额赤字是缺乏意义的,没有能力激发人们的忠实甚至“热情”。该观点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赶上这个没有依靠他们而实施的工程,现在迫切需要他们阐明取得更大进展的理由(理想的情况是提出一个宏大叙事彻底证明欧盟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合理性)。
但是,这不过是说知识分子应该再次发挥19世纪经典角色的另外一种说法而已,尤其是作家和历史学家应该通过强有力的故事和对“欧洲价值观”理想化的塑造和认同为民族(或现在超越民族)统一的宏大叙事辩护(比如以大欧洲小说的形式)。当然,这只是一种滑稽的模仿。不是每个书写欧洲历史或构思欧洲博物馆的人都在进行民族构建事业,或试图向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大厦(Berlaymont)的当权者发表合理性叙述,事实上,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学家们从各自不同的视角积极探索,并检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欧洲国家的一体化是非常合理也是十分可取的。但是,对欧洲故事的宏大叙事要求最终仍然属于19世纪民族国家构建的逻辑。人们常常直言不讳地指出,想想把大屠杀作为欧洲“基础神话”的呼吁,毫无疑问故事旨在实现其工具性价值。从历史上看,这完全是屁话。当然,这并不等同于是让农民重新通过服兵役和到公立中学(republican lycées)学习从而实现其转变为法国国民身份的过程,但背后的观点清晰可见,即政治共同体需要共同的叙述。坦率地说,在这一点上,超级民族主义仍然是一种民族主义,一个被称为“欧洲”的国家仍然是一个国家。如果民族主义有某种道德问题的话,显然有问题,那么,在班达和其他认可知识分子使命的人看来,知识分子应该警惕准民族主义宏大叙事的塑造。
四、承担解释欧洲的责任
但是,为什么不简单地采取班达模式,把它放在欧洲背景下改造呢? 为什么不把揭露社会不公、向罪魁祸首发出愤怒的“我控诉”的呼声、向布鲁塞尔欧盟当权者说出真相作为知识分子的首要使命呢?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欧洲(或者更具体地说欧盟)应成为解决这些道德问题的相关框架?这个问题远非显而易见。想想大范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在欧洲固然也存在,但欧洲内部的这种不平等如果与全球范围的不平等比起来就上升不到重要道德意义的层面。全球不平等是常见的丑闻,固然欧洲内部的收入差别问题值得进行认真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处理不好甚至会引发社会抗议,但它们根本还不至于成为道德公愤。
但人们可能反对的是:欧洲宪法中受到普遍质疑的“民主赤字”是怎么回事?这里我们更接近于在我看来更适合当今欧洲知识分子应该扮演的角色,虽然非常谦逊。欧盟委员会负责人一直称欧盟“政治目标不明确”(如果雅克·德洛尔都辨认不出其目标,谁还能辨认出来呢?)。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欧盟虽然是现代民主福利国家以来最重要的机构创新,但是人们很难认识和理解它的实际运作。要讲清楚欧洲民族国家与布鲁塞尔(欧盟)之间的复杂联系,对于那些非常熟悉欧洲政治游戏的圈内人来说也并不容易,在欧洲人实际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阐明合法性和及其合法性如何建立就更加困难了。这里,知识分子可以有明显的作用要发挥,我称之为澄清者(clarifiers):他们应该承担向读者解释欧洲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列举我们知道的欧盟可遵循的规范性选择或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如与欧盟行动的合法性最终来自国家议会行动的现状完全对立的实际的超国家民主)。
五、兼任通俗化解释者和民族传统的阐述者
有人或许认为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这种观点令人泄气,难道他们不应该追求更大目标吗?他们在美国常常被混淆为“公共知识分子”(美国人用这个词指能够向受教育的民众解释说明问题的教授或专家)。不完全如此:重要的是担任这里设想的角色的知识分子不应该仅仅从事法国人所说的“通俗化”(vulgarisation)的工作,而且应该是以欧洲公民有能力对“尚不明确的政治目标”做出深思熟虑的道德和政治判断的方式进行权衡规范性论证。也就是说,通俗化的解释和向公众论证合理性应该同时进行。这也是重要的民主角色:它不是为某个具体愿景向人们摇旗呐喊(欧盟公共关系人员有时候尝试这种做法,造成众所周知的灾难性后果,请参阅最近的一部电影,身着白色服装的欧洲超女征服众多野蛮人---亚洲人、黑人、阿拉伯人并把他们都变成了黄色的星星1),而是阐明各种选择及其道德含义,然后由欧洲人自己做决定。
这种工作的典型例子是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干预,本刊的许多读者应该并不陌生,他不仅是欧洲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而且真诚地试图阐明欧盟的意义和可能的未来。人们或许发现哈贝马斯分析的细节在思想上有些狭隘(佩里·安德森最近指出哈贝马斯有关欧洲的最新著作的参考文献有四分之三是德国作家,其余都是英美作家,显然欧洲其他地方似乎没有任何思想2);人们也可能批评哈贝马斯对整个欧洲大陆的欧洲人实际生活经验不够重视,他的描述不可救药地呈现出理想主义色彩,但事实仍然是:这个知识分子真诚地向专家学习,然后向民众解释他认为的成就、缺陷以及欧盟规范性的未来走向等,无论他的观点是否正确,都有助于促进严肃的政治对话。换句话说,人们可能反驳哈贝马斯所建议的内容,但仍然发现他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参与模式非常具有吸引力。
六、扮演文化翻译者和政治协调者的角色
但是,这并非唯一的模式,欧洲知识分子还有另外一种发挥作用的形式(从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但现在已经面临丧失的危险)。正如人们常常指出的,至少在1930年代之前确实存在真正的欧洲知识分子共和国,作家和哲学家经常跨越国界讨论交流,同时向本国民众解释其他国家的文化。人们可能想到大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和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非同寻常的关系,或文学家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斯(Ernst Robert Curtius)的著作。当然,这都发生在现在可能遭到排斥的“高雅人士”的层次上,但确实有这种事。二战后,当和解的要求越来越高时,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了至少一段时间,只不过是根据不同的逻辑。想想向德国和法国国民做通俗化解释工作的阿尔弗雷德·格罗塞(Alfred Grosser)和约瑟夫·罗旺(Joseph Rovan)等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立立场,他们因为论证国民怪异行为的合理性而受到称赞,或在实现全面和解的时候悄然隐退。实际上,他们的确扮演了文化翻译者和政治协调者的角色。3
但是现在呢?如果有人认为随着欧洲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上的一体化越来越多,在文化上却越来越狭隘和封闭(仅仅专注于各自的民族国家),他可能会被原谅。英国廉价易捷航空公司(Easyjet)和欧洲电视网歌唱大赛无法成为知识分子共和国的替代品,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至少娴熟地掌握两三种不同的欧洲文化。当然有一些例外:如果你阅读本文,你就是在浏览《欧洲杂志》——欧洲人了解发生在其他国家辩论(而不仅仅是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自己的邻居)的主要网站之一。4
就创造一个真正的欧洲公共空间而言,我们没有灵丹妙药。人们只能希望个人能都创造奇迹,更愿意看到翻译和协调工作的价值。这看起来或许很平凡单调,但实际上尤其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它是非常紧迫的任务。举个明显的例子:德国人(和其他北方人)需要理解希腊内战的历史、被希腊国家用来缓和社会高度两极化的方法以及欧洲货币被用来建立中产阶级支持政党执政和降低社会冲突不断爆发的危险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不能作为腐败和管理混乱的借口——“理解就是原谅”)。相反,如果德国之外的观察家抓住了自由派经济的特殊领域给波恩和柏林的政策制订提供了长期的活力,那将是非常有帮助作用的。那个被称为“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us)的奇怪东西,其代表人物是自命的“新自由主义者”,即汲取了大萧条和20世纪专制独裁教训的自由派,确切地说,他们并不想把自由主义等同于自由放任。对他们来说,像路德维希·冯·米赛斯(Ludwig von Mises)等自命的新自由主义者(soi-disant neoliberals)不过是“古典自由派”,仍然局限于19世纪自我矫正的市场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德国新自由派渴望更强大的国家不仅有能力而且也愿意提供市场、社会框架并干预市场以确保竞争和“纪律”。
再次,理解这种观点并不等于接受它们(尤其是秩序自由主义,人们有理由怀疑它自由程度不够,甚至有独裁倾向)。问题是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更深入的辩论需要考虑不同民族国家的政治(当然也包括经济)背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所说的通俗化解释者和民族传统的阐述者需要一起工作。
七、捍卫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
但是,人们可能反对,仅仅解释和阐述就够了吗?欧洲辩论难道不是成了民族阐释者相互交谈的内容总结了吗?虽然这里牵涉更多东西(随后笔者将另外撰文探讨),但是有两个任务是永远值得关注的。每一代人都以新的方式对待它,而且并不依靠对某个挑战做出反应,而是让公众更好地应对危机尤其是政治危机。
这让笔者谈到本文的最后的一个观点,即人人关心的政治危机。如果欧盟是一个政治实体,如果欧洲公民意味着什么的话,那就不再有个别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是其他欧洲人无权讨论或评判的东西。当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民主和法治明显受到了威胁,所有欧洲知识分子都有义务发出警报。匈牙利当今明显的情况或许因为重新回到不自由的状态而成为第一个面临欧盟严肃制裁的欧盟成员国。
面对来自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严厉批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án)用魔法召唤出由丹尼尔·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等人领导的国际左翼阴谋形象(据说他们不满欧尔班及其盟友代表的价值观:民族自豪感、基督教和传统的家庭观念等)。就在他试图在国内开始全面的文化战争(Kulturkampf)时,欧尔班这个在冲突和两极化斗争中出头的人已经试图将整个欧洲分裂成自由左派(显然包括了名义上的保守派人物如曼努埃尔·巴罗佐,从前的毛主义者)和匈牙利总理最近所说的“隐藏的”或“秘密的”欧洲,这个欧洲与其政党的价值观一致,但不敢说出它的名字。5
人们忍不住会认为这样的冲突最终是值得向往的,即使我们不同意欧尔班代表的一切。欧洲一体化历史的巧妙之处难道不是跨国冲突最终带来更加团结的欧洲吗?难道政治化(甚至两极化)不是好事吗?它让欧洲议会这样的机构充满活力,让所有各方的知识分子卷入到冲突中甚至迫使欧洲公民个人必须关注?
那种想法或许有点过于辩证,毕竟,首先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我们不能把当今匈牙利人的痛苦作为实现推动欧洲统一的高尚理想和长远利益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为备受推崇的“欧洲价值”奋斗决非主要目的,或许只是副产品,这些价值或许正处于被充分认定并最终得到进一步巩固的过程中,现有的欧洲知识分子有义务解释:例如,为什么欧洲对法治的某种共同理解,不是在普世价值上采取以“多样性”和“多元主义”的名义引申出来的带有某种党派偏见的或狭隘的理解。
这种特殊的思想战争因为下面的这个事实而变得更加困难。在宪法条约失败后,欧洲政治精英特别强调欧盟的多样性,各成员国按照自己的道路追求民主和国民幸福,换句话说,某种粗心的言论本来是要化解人们对“欧洲超级国家”的恐惧,但实际上却给予了欧尔班之流全权委托(carte blanche)。毕竟,后者用这种说法为自己辩护,其新宪法完全符合本国传统和当今所面临的挑战。
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像自由或者民主这样的价值观,它完全取决于对“什么的多样性”的回答。自由和民主是欧洲知识分子应该捍卫的价值观,必要时永远要捍卫它,他们必须承担起阐释和说明的重担。借用左拉的说法“让我们工作吧!”(Allons travailler),正是左拉让知识分子这个词在19世纪欧洲后期家喻户晓!
原文注释:
[1] See Anya Topolski, "Does it get more transparent than this?" in openDemocracy, 10 March 2012, http://www.opendemocracy.net/anya-topolski/does-it-get-more-transparent-than-this
[2] Perry Anderson, "After the event", in New Left Review 73 (2012), http://www.newleftreview.org/?page=article&view=2938
[3] 证人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沿着类似的路线提出的投诉连同其文化悲观主义论调,请参阅 "Man hat sich auseinandergelebt", at http://www.faz.net/aktuell/feuilleton/deutsch-franzoesisches-verhaeltnis-man-hat-sich-auseinandergelebt-11651980.html#Drucken
[4] 另一个著名的例外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新的旧世界》The New Old World (2009).不同欧洲国家进行的有关思想辩论的精彩研究,请参阅 Kalypso Nicolaïdis and Justine Lacroix (eds.), European Stories: How National Intellectuals Debate Europe (2010) [笔者为本书撰写了其中一章].总体趋势并不鼓舞人心:一个例子就是推动相互理解和欧洲问题辩论的伟大网站“符号与视野” signandsight (虽然名字有些怪异)在2012年3月终止运行了。
译自:The failure of European intellectuals? By Jan-Werner Muller
作者简介:
让·维尔纳·米勒(Jan-Werner Müller)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著作有《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0)、《危险的心智:施密特与战后欧洲思想》(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编著《战后欧洲的记忆和权力:过去的现在性研究》(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1945年以来的德国意识形态:联邦德国政治思想与文化研究》(Palgrave 2003)、《宪法爱国主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7)。
本文首次发表在《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520-524页。译者得到作者和原刊的授权和帮助,特此致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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