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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生平、韩蒙: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误识及其方法论根源

添加时间:2013-01-08 10:16    浏览次数: 3288 次
杨生平、韩蒙: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误识
及其方法论根源
提要: 鲍德里亚通过对马克思拜物教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等理论分析后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仅仅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揭示的人对实体物的迷恋,其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不仅无法实现对拜物教的颠覆,最终还会陷入到资本逻辑的普遍化之中。事实上,鲍德里亚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严重误识,其根源在于非历史性的社会学方法。这一方法不仅使他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框架,还导致了在消解拜物教问题上走向了不可能的绝望之路。
关键词: 拜物教; 政治经济学批判; 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 象征交换
鲍德里亚的符码拜物教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面对的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拜物教概念、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早年的《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从对“物”体系的功能化批判进展到对“符码体系”的符号学分析。进而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彻底地在反驳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能指拜物教”,全面展开了对“消费意识形态”的批判。可以说,以《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生产之镜》为起点,鲍德里亚已经逐步与马克思思想决裂,并将批判矛头直指其理论内核———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就此而言,梳理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不仅有利于厘清马克思本人拜物教理论的准确含义,同时也有助于在现时代凸显科学的拜物教批判话语、揭示新时期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实质。
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借助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以及巴塔耶的一般经济学观念将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原始社会勾勒出来,以此来反对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政治经济学批判模式及其方法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说,鲍德里亚对拜物教的理解以及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的批判可以通过以下三点来阐明:
1. 马克思所谓的拜物教不过是“一种富有魔力的思想”①
一方面,鲍德里亚指出: “马克思用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的概念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被神秘化了的、让人着迷的、心理学意义上的屈从模式”②,而这种“心理学”意义上“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模式,“除了揭示出一种崇拜交换价值的‘错误意识’之外,还能揭示什么呢? ……所有那些预设的存在———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被异化的物之‘本真’的、客观的存在———是使用价值吗?”这就是说,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实质只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对“异化”了的“错误意识”的揭示,而这种“异化”的对立面,即“本真的”的存在就是使用价值。所以,鲍德里亚才说,“通过将所有的‘拜物教’问题归结为某种‘错误意识’,即上层建筑的机制,马克思主义消除了拜物教能够分析的真实的意识形态的劳动过程的任何可能性。”不仅如此,这种分析模式还隐蔽地“扩张了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并由此也扩张了资本主义体系的自身的发展。”③
另一方面,鲍德里亚引用了德•博兹关于拜物教的定义,“对某种现实的、物质性的物的崇拜可以称之为物恋……正因如此,我将其称之为拜物教”④。就此而言,他认为马克思的拜物教只是一种“物恋”,是一种对于实体性的“物”的迷恋,而这种拜物教已经明显过时了,因为“对于消费理论中的拜物教徒、市场的策划者们以及消费者们来说,物在任何地方都是作为某种力量( 幸福、健康、安全、荣誉等等) 的承载而被给予和接受的。这种魔力的载体散播得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最初与我们打交道的其实是符号: 一种被一般化了的符号的符码,一种完全任意的差异的符码,物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而不是由于其所具有的使用价值或内在的‘特性’,才得以展现其自身的迷人魅力”⑤。这才是消费社会中人们真正崇拜之物,即一种符号的符码,而非这种符码的物质载体或物本身的使用价值。由此,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即使存在拜物教,也不是一种所指的拜物教,或者一种实体与价值的拜物教……我们将发现真正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拜物教的乃是能指的拜物教。”在他看来,拜物教所真正揭示的并不是对于实体的迷恋,而是对于符码的迷恋。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并不像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仅仅存在于上层建筑的异化了的意识之中,而是渗透于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层面的“结构性符码的普遍化之中”⑥,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仅仅是用一种富有魔力的所指代替了真正作为意识形态的能指操控。
2.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中隐匿着一种“使用价值拜物教”
鲍德里亚之所以认为马克思拜物教理论过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未能揭示和批判使用价值的“拜物教性质”,从而已经成为了一种“神话”。首先,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将具体的使用价值与抽象的交换价值对立起来,通过前者的解放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价值并没有卷入到交换价值的特殊逻辑,即等同逻辑之中”,进而“使用价值包含了超越市场经济、货币以及交换价值而获得重生的期许”。由此,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只是针对交换价值的批判理论,使用价值并不处在拜物教的场所之中。而实际上“使用价值,即有用性自身,也可以被拜物教化为一种社会关系,就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样,使用价值也是一种抽象”,它同交换价值一样处于等价逻辑之中。于是,他说,存在“两种拜物教,使用价值拜物教和交换价值拜物教共同组成了商品拜物教”⑦。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使用价值拜物教”不但与“交换价值拜物教”成为同类,“而且还极具深度,并且相当完美地表达了后者”⑧。这是因为,在鲍德里亚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假设了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并将这种使用价值永恒化和本体化,以此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交换价值的批判和超越。但实际上,马克思尚处于“人类学幻象”的形而上学之中,这种根植于“人类学”之中、根植于一个“自然化”过程中的使用价值恰恰是由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构建出来的,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实现并为后者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提供了“自然化”、“普遍化”的保障。因而,鲍德里亚得出结论,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马克思尽管批判和否定了资本主义的交换价值、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但仍旧陷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中。最终,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完成了与政治经济学的共谋。他认为唯有“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才能揭示消费社会的“符码的狡计”。
3. 象征交换: 摆脱符码拜物教的唯一方法
那么,如何摆脱使用价值拜物教、符码拜物教的统治呢? 在莫斯的礼物的“象征交换”和巴塔耶的非功用性的“耗费”中,鲍德里亚找到了答案。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就已经展开了对物的功能—有用性的批判。他提到,“许多物品都在他们各自的功能里互相隔离,是依他人的需要,使它们共存在一个功能化的环境里”⑨,物不再是单指性的“物—功能”模式,不再具有确定的意义,它可以指向任何的功能和意义。在《消费社会》中,他进一步指出“丰盛不是建立在财富之中,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流之中的”瑏瑠,生活的最大财富不是物而是象征性的社会关系。其实质都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功能—有用性体系,反对物具有“对主体的直接有用性”。
而到了《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则正式提出象征交换,从而根本上反对“有用性的”使用价值、“等价性”的经济交换价值和“差异性”的符号/价值。可以说,象征交换正是鲍德里亚拜物教批判中本真性的逻辑预设,它与全部的价值交换体系、符号体系是“一种彻底的分裂( 它预设了一种绝对的超越)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在该书结尾处所说的话就不难理解了: “在象征性交换中,物或者它所有的价值都归于无”,也就是去除所有物对于我们的有用性或价值,“由此,只有那些通过持续的交互性交换来设定其意义才能逃离交换价值,而这种交互性交换只存在于礼物及其回馈之中,在开放的不定性关系之中,而不是在最终的价值关系之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具有经济效用的价值关系,而是复归于非功用的、无序的、本真的象征交换关系。由此可见,唯有象征关系才能真正终结符号政治经济学、符码拜物教。
从上文可见,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批判涵盖了拜物教概念本身、拜物教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以及拜物教的消解途径三个方面。这些批判表明我们应该“完全放弃”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唯有符码拜物教批判、符号政治经济学和象征交换理论才能直面当下消费社会中的符码操控。但事实上,结合鲍德里亚的理论背景和方法论视域,这种对马克思的“深刻”批判实质上只是简单化、非历史性的,尚未进入到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的方法论视域之中。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存在着一定的误识。
1. 鲍德里亚并未认识到马克思拜物教理论中观念形式与物质形式的统一
鲍德里亚在批判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时,一方面指认这种拜物教概念只是一种心理学意义上的主观屈从,因而这种拜物教也就仅仅是一种异化了的意识; 另一方面认为拜物教还只是对实体性的物的崇拜,是一种对物本身的使用价值的“物恋”。为了厘清马克思拜物教概念的真实含义,我们需要对马克思在观念形式问题上的思想发展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有力地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从意识形态、观念形式出发的唯心史观。他指出,“把人从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并不是真正的解放。因为,“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这些实体、主体等“词句”只是鲍威尔等人主观构造的虚假观念,是“在德国这样一个具有微不足道的历史发展的国家里”才会产生的,而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终将被工人阶级揭穿。然而,1848 年的欧洲大革命的失败表明,无产阶级并未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那样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代言人,而是受到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意识形态“词句”的影响并陷入了经济拜物教之中。所以,马克思认识到,仅仅站在一般的物质生产层面上理解和批判意识形态、观念拜物教是不够的,这种分析只是简单论及了拜物教的观念形式,即只是笼统地指认出拜物教观念是对现实存在的虚假反映。意识形态批判必须深入到具体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去分析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即物化的社会关系、价值形式,从而彻底地揭示拜物教观念的根源及其消除途径。真正深入研究拜物教的物质形式,进而从拜物教的物质形式与观念形式两方面分析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的。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正是说明了这种拜物教的物质形式,即物化了的社会关系: “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他们的相互关系,表现为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而在《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在这种颠倒的物质关系基础上指出: “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十分清楚,拜物教观念正是这种颠倒了的、物化社会关系的观念映现。由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正式提出了“拜物教”: 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是价值的“必然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必然要采取物的表现形式,而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就“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特有的拜物教性质对于“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马克思这一思想清晰地说明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观念拜物教的客观存在。
此可见,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根本不是鲍德里亚所说的一种简单的观念上的、心理意义上的观念批判,其实质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客观存在的、颠倒的物化社会关系的指认,这种物化社会关系正是拜物教的物质形式,而拜物教观念只是对这种客观颠倒关系的主观映现。同时,马克思的“拜物教”中的“物”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言说,不是实体性的物,而是被物的外壳所遮蔽的现实社会关系。鲍德里亚所指认的马克思对实体性的“物”的迷恋,恰恰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关系”误识为“物”的拜物教批判。由于鲍德里亚未能理解在马克思拜物教理论中相统一的拜物教的物质形式与观念形式,他对马克思拜物教主观化和实体化的指责根本是无的放矢。
2.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使用价值及价值的自然化、非历史性的诠释
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构成了马克思批判和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使用价值具有独立于交换价值体系的解放意义,然而马克思并未认识到使用价值也同交换价值一样是一种抽象,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这是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严重误读。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就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使用价值从来都不是独立于交换价值的,这两者正是构成商品价值结构的有机要素,因而使用价值不可能在与交换价值对立的意义上成为资本主义的否定力量。其次,“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特殊的历史性质”。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概念是具有历史性的,即马克思所说的“物的有用性”并不是单纯地指认物质内容,而是包含了规定这种有用性的特定的社会形式。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 “商品的形式规定是交换价值。这种形式以外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 它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那种关系的内容”。前资本主义社会直接满足人们需要的具有自然特性的使用价值并不是马克思所要探讨的“内容”,马克思所要凸显的是处于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的使用价值,因此“使用价值在怎样的范围内作为物质前提处在经济学和经济的形式规定之外,又在怎样的范围内进入经济学”才是马克思所要揭示的问题。所以,马克思的使用价值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而不是自然化的人类学概念,鲍德里亚根本上还没进入马克思经济学的言说语境中。
所以,更进一步说,由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形式,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方面,交换价值取代了使用价值成为了生产的最终目的,使用价值是为别人生产的; 另一方面,承载这种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却还是使用价值中的有用性。因此,使用价值同样是一种社会关系,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同时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建构出来的。马克思反对的正是非历史的、自然化的、“存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中”的使用价值。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实际上只是重现了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分析思路,而他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自然化理解显然是因为他忽视了该概念在马克思经济学视域中的重要的社会关系规定。
3. 鲍德里亚无法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拜物教解构的现实路径
马克思从拜物教的物质形式与观念形式的统一出发,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拜物教的现实存在和根源。而且,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观念拜物教统治,马克思并没有像其后的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鲍德里亚那样,陷入到革命的不可能性和绝望之中,而是明确指明了消除拜物教的现实路径。
从历史发展的本质来说,拜物教观念本身就是产生于“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中,即特殊的资本主义阶段,“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也就是说,随着“一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充分暴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些必将为彻底消除颠倒的拜物教物质形式,进而颠覆错乱的拜物教观念提供必要的社会物质基础。
同时,从工人自身的阶级意识来说,资本的发展也会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界限”,随着危机的爆发,工人会逐步从思想上认识到资本的限制,力图超越这种限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式”,这种“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从而,使得工人彻底摆脱观念拜物教的束缚,担负起革命主体的历史使命。最终,“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才能彻底克服拜物教现象。
与之相比,鲍德里亚针对符码拜物教的批判所提出的“象征交换”就只能是对应于原始社会的浪漫主义的情感寄托了,只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非历史的批判。尚未进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域中的鲍德里亚,自然无法理解马克思从深层次的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中实现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超越和资本主义拜物教观念的内里性颠覆。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误识有其深层的方法论根源。此时,真正支撑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进行颠覆性批判的方法论基础,不仅包括索绪尔和巴特的符号学方法,更根本的是莫斯和巴塔耶的象征交换与非生产性耗费理论。莫斯通过对太平洋岛屿原始部落的实地考察,发现原始社会的经济是以互惠性的象征交换仪式为中心,是一种相互回应又具有文化意义的交流活动。他认为,这种不同于当今社会的非功用性的人与人之间的礼物交换关系才是社会生活的“最佳管理方法”。他希望人们能从现今的功利性的价值交换中重新回归到原始社会的象征交换关系中去。不同于莫斯的社会人类学方法论指引,巴塔耶更直截了当地从反政治经济学的立场提出了非生产性的耗费理论。他指出,在原始社会中占主导的是耗费的思想,这种思想没有任何理性的计算意谓,是一种给予的经济,以此来反对现今理性的、物化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在莫斯和巴塔耶象征交换思想的影响下,鲍德里亚构筑了他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的方法论视域,然而这种方法论视域却存在着明显的局限。
1. 鲍德里亚拘泥于非历史性的社会学方法,陷入了抽象历史决定论
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中,专门针对性地列出了四个“认识论”,将矛头直接指向了马克思的“历史之镜”,即他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病根。鲍德里亚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历史被超历史化了: 通过放大自己而普遍化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辩证法必须辩证地超越并且废除自身。通过将生产概念和生方式激进化,马克思实现了同交换价值的社会神秘化的断裂。自从历史概念自我放大后,这个概念就获得了全部战略性力量,也正是通过这个概念,马克思打破了政治经济学虚幻的普遍性。”可见,鲍德里亚还是肯定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历史阶段性的说明和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普遍性的证伪。但这只是先扬后抑的开始,鲍德里亚继续说道,“但是从马克思时代开始,当历史概念成为一个普遍的解释原则时,它也失去了优势地位。在将自身普遍化时,他消除了自身的‘差异’,退化为支配性的符码( 普遍性) 形式,退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策略……当这些概念被普遍化时,它们就不再是分析的,意义的宗教就会产生。”鲍德里亚的意思是指,马克思以历史性、辩证法的方式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自身的必然消亡,但问题是马克思将这种对特定历史阶段的进步性及历史概念的说明本身做了非历史的泛化、普遍化,重新坠入了他所要批判的普遍化之中。尤其是用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和历史观念来诠释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原始社会,这是鲍德里亚所不能容忍的,“在原始社会,既不存在生产方式,也不存在生产,同样没有辩证法和无意识。这些概念只能分析我们这个社会,只有这个社会被政治经济学所统治。因此,这些概念只是一种飞去来器的价值。”
事实上,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早期人类社会的人们“既不是历史的生活,也不是在生产方式中生活”,但是由此推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生产方式进行了非历史性的泛化,这就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极大误解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面对宏观的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发展,马克思就指出,人类历史性生存的第一步是要活下来,“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材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实际上是在说明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人类为了生存下来,首先就要生产出满足吃喝穿住的物质条件,人们只有能够生活后才开始创造历史。所以,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性存在的真正的基始和现实出发点,这也正是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基础。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科学地区分了作为一般的物质生产和特定历史情境的物质生产。一般物质生产是任何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物质生产发展至商品经济时代就表现为现代经济活动,这种由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和关系总体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这正是对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物质生产的特定历史情境的指认。那么,一般物质生产意义上,原始人类尽管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活,但他们也要从事一定的生产活动以为自身的生存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生产可以不是主导性的,但一定是作为基础性存在,因为它是人类得以存活下来的维持生命的条件。
马克思正是在这种特定社会关系中的物质生产、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域中提出的拜物教理论。拜物教并不是一种一般性的主观的“虚假意识”,而是产生于具体的、属于历史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即物化的社会关系中的观念存在。拜物教这种物质形式决定了其采取的观念形式,生产当事人所面对的拜物教观念又进一步巩固或掩盖了拜物教物质形式的剥削本质。并且,正是由于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产物,因而它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在矛盾的凸显而实现拜物教物质形式的解构,进而摆脱观念拜物教的束缚。
由于鲍德里亚并未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使用价值、物质生产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区分,因而无法理解马克思使用价值、物质生产的历史性,无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也就误识了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理论效应。由此,鲍德里亚的“历史之镜”,才真正是一个需要被打破的镜像。就以莫斯为例,如果仅仅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来做描述性的社会现象说明,可以说莫斯的象征交换理论是有重要价值的,但莫斯错就错在将这种对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经验说明做了本质性的定位和超历史的阐发。一旦离开了具体的人类学研究领域,莫斯的社会批判话语将必定是唯心主义且无现实意义的。由此观之,鲍德里亚的以象征交换理论为内核的社会学方法才真正是做了普遍化的、非历史的运用。
2. 鲍德里亚的社会学方法夸大了符号、文化的主导作用,走向了“唯心主义”
可以说,鲍德里亚极为敏锐地把握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和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认识到资本在当下的支配结构已经演变为符码控制,符号在当代资本主义消费生活中占据了主导性地位。因而,面对“一个符号统治的社会”的时候,鲍德里亚认为拜物教批判应该从“符号”入手,并指认符码拜物教已经成为当下消费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是,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鲍德里亚过分强调了这种社会发展新趋向的“非连续性”,从而在阶段性的文化主导与一般性的物质基础之间失去了平衡。
首先,鲍德里亚将“消费社会”视为完全异质于“生产社会”的全新社会形态。他认为,“至少在西方,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而消费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符号操控成为社会运行的主导力量。由此,鲍德里亚完全放弃了生产的分析维度,忽视物质生产在全部社会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但问题是,这种消费社会难道是从天而降的吗? 消费社会的“丰盛”不正是在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并立足于这一基础的吗? 其次,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已经从传统的物质属性转向文化属性,即符号价值。人们在购买商品时已经不仅仅是关注其物质有用性和物质需求意义上的满足,而是更多关注其文化意义上的符号价值,即商品所体现的差异性社会地位和身份。但是,鲍德里亚却将使用价值的符号化这一趋势极端化,而相对忽视了作为符号价值承载物的商品本身。即便在消费社会中符号价值凸显,作为文化性存在的符号价值依旧要通过物质性的载体来实现。
最后,在此基础上,鲍德里亚认为拜物教批判应该从崇拜物本身物质特性的“所指”走向迷恋符码体系的“能指”。如前文所述,尽管鲍德里亚洞悉了当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文化和符号意义,但是由于他对马克思拜物教的主观化、实体化的误识以及对于物质生产基础性地位的忽视,因而在面对文化、符号等权力的普遍性操控时,也就无法理解马克思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从政治经济学模式本身出发对于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内里颠覆的现实可能性。由此,鲍德里亚最终走向了以非价值的、无序的和本真的象征关系为逻辑预设的文化批判: “在当下的情景中,‘否定性的反应’就等同于对于革命的激进要求,这一革命不是解放物以及它的价值,而是解放交换关系自身,在被今天价值的恐怖主义一统天下的情形下恢复一种言说的交互性”瑑瑣而实际上,这种立场只是在承认现实的拜物教观念的基础上的绝望的、无效的反抗,并最终走向了对反抗的绝望。由此,脱离了现实物质生产基础的“符码拜物教”的解放途径终究只是一种浪漫主义幻想。
总之,鲍德里亚并未认清文化主导与物质基础之间的关系。“差异性逻辑”、“符号关系”和“符号拜物教”等,仅仅是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性现象,不能由此就从这种经验现象出发,将符号颠倒地指认为一般的社会基础性存在,从而否定了真正的基础性的社会存在———物质生产。这种主导性现象与基础性本质的错置,根本上只能导致他将消解拜物教现实道路堵死和幻想般符号社会“暴死”的出现,最终必然走向符号、文化决定一切的“唯心主义”。由此可见,尽管面对鲍德里亚所生活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媒介时代的信息轰炸以及象征性的符号控制等等新的历史现象,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本质性的内在矛盾并没有因此改变或者消除,资本的逻辑依旧是占统治地位。而且,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发生学的视角,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新时期“消费社会”中涌现的拜物教现象的矛盾本质,进而超越这种历史阶段性。所以,只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依然无法摆脱其本质性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那么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揭示资本拜物教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就不应该因为历史表象的改变而遭到抛弃。
注释:
①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7 页。
②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4 页。
③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6 页。
④德•博兹: 《物恋崇拜的仪式》,转引自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5 页。
⑤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8 页。
⑥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79 页。
⑦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124 - 125 页。
⑧鲍德里亚: 《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130 页。
⑨鲍德里亚: 《物体系》,林志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6 页。
作者简介: 杨生平,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韩蒙,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硕士生。
来源::《世界哲学》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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