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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我与邓正来的交往

添加时间:2013-03-15 23:32    浏览次数: 654 次

我与邓正来的交往

盛洪

我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与邓正来相识的,仿佛我们从来认识。记得清的,是他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以后,在他那里发表文章。

我查了一下,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共发了三篇文章。其中“法官裁决和公共选择”是我认为我的最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虽然不长,却包含了我认为重要的理论贡献。当时的背景是,这种跨越经济学和法学边界的文章很难被经济学刊物所认同。《中国社会科 学》又是一个固步自封的老大刊物。我记得我曾给它投过稿,退稿时说,他们的编辑“看不懂”我的文章。但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接受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在法学界也有一定影响。我后来又从这篇文章中发现原来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含义,它证明了“精英存在的合理性与重要性”。

总而言之,邓正来除了译介哈耶克等大家的著作,和自己的理论贡献外,最重要的是通过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努力推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这是一个社会所必需。这群知识分子要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商业利益,独立于外国的霸权式的意识形态,也要独立于传媒。他们必须要有中立的和超然的立场,对社会问题发表看法,对政府予以监督和批评,也不媚俗和媚众,这个社会才会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到今天,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称共产党为 “执政党”,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人都称之为“我们党”。而邓正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以及他倡导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正 是推动中国知识分子走向独立的重要努力之一。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独立”不仅是经济和政治上的独立,而且还有学术上的独立。邓正来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确立一种独立的学术评价标准。而在此之前,出现过政治评价标准,例如谁的文章被政治领导人批示了,谁就会名声大振;或者是经济评价标准,比如谁的书畅销,版税收入多少;还有传媒评价标准,即谁更受大众传媒的关注,似乎他的学问也越大。《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把评价的主导权又交给了学者自己。一方面,由学者来匿名评审刊物的投稿;另一方面,对于已发表的文章和论著,由学者们进行评论。我记得我在《中国书评》上发过一篇题为“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的文章,显然只是一种学术史的叙述。

当然,在这背后,邓正来作为主编,也有着把握评价标准的重要的作用。前述我的那篇文章的采用,说明了他有着跨越学科的眼界,和对理论的审美直觉。我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为什么人们会选择对自己不利的制度安排”,在当时的主流刊物看来也比较另类。这篇文章刊出后,也受到了一些好评。更重要的,是主编对不同观点的中立和超然的立场。我记得在关于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的读书会上,邓正来一开始就说,“小心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化。”这说明他有着很充分的自觉。作为哈耶克的译介者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推崇者,他很注意,不能将他所主张的观点简单化或推广到“过犹不及”的境地。这也同时使他作为主编时能够尊重别的观点。

由于有了独立的学术标准,也就超越了其它因素的考虑,如论资排辈。这使不少年轻人从这两个刊物中脱颖而出。例如有一次邓正来给了我一篇经济学论文,让我作匿名评审人。我当时觉得这篇文章的作者至少是一个博士,文章很有深度,且说明他阅读了大量文献,我给了肯定的评价,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和建议。文章发表后,在杭州的一次会议上我见到了作者,柯荣住,一个大三学生。小柯后来就有了很好的发展。

再回头说一下邓正来与天则所的关系。我记得1993年天则所在三昧书屋的成立会上,邓正来就参加了。他具体说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后来邓正来参加了天则所的理事会,我们至少一年可以碰一次面。有几年天则所面临困难,我们的事业法人身份被注销了,有一些不了解天则所的机构不时制造麻烦。就在这种时刻,邓正来,当然还有其他理事,都比以往更积极地参加天则所的理事会。这是对我们最有力的精神上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天则所内部也有一些争吵。但邓正来看得很清楚,不应在这种争吵中站在某人一边,反对其他人,而是强调天则所的核心成员要团结。他说,茅、张、盛是三个核心,缺一不可。我很佩服他这种对一个组织内部关系的深刻理解,和维护天则所团结的努力。

20121222日,我到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参加他倡议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论坛。我一直比较懒,更不习惯周末参加会议。但实在经不住他的带有进攻性的邀请,声称只参加一天。他说,“一天也好”。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我在这一天与他见了最后一面。在开会前五分钟,我抓紧时间将我们新出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和改革》英文版书给了他,他见到后很高兴地说,这太好了,这很重要!

他的这种反应并非应酬。记得在去年的天则所理事会上,我向理事汇报了“国企报告”的内容,得到了理事们的一致支持。邓正来当即表示要在他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上全文发表。后来就一直没有就这篇报告的沟通,我以为可能碰到了各种问题而作罢。谁知在大约五、六月份时,我收到了从复旦大学寄来的刊物,上面全文刊登了这份“国企报告”。只是有一个小遗憾,即由于在这期间我们的报告又做了些修改,如把数据从2008年更新到2009年,所以刊登的版本稍旧了一些。然而,基本内容都在。过了不久,这个小遗憾被另一位天则理事弥补了:汪丁丁在他主编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上也几乎全文刊登了“国企报告”的最新版本。可以说,包括邓正来在内的天则理事,对“国企报告”表现出了破例的支持。当“国企报告”的中文书籍因在国内出版社受到阻挠而推迟出版时,英文版的书籍倒先出版了,邓正来当然知道,这个出版的份量。

邓正来走得太急,我们失去了一位好理事,好朋友,好学者,好的学术组织者。然而,这个“好”不是一般的“好”,不是“没有缺点”的代名词,而是一种鲜明的个性。他有时显得很强势,很咄咄逼人,似乎传统的“文人”概念无法涵盖他。但他的出现,给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带来了更为多样化的风格。他的突出个性,他的强势风格,他的独立精神以及保持独立的顽强奋争,他的自由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贡献,都将是中国学术界的宝贵遗产。我们感谢他,我们怀念他,愿他安息!

2013220日 于五木书斋定稿

[ 本文为作者根据201324日在“邓正来教授追思会”上的发言改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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