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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玉成:“悲莫悲兮生别离”——送别邓正来先生

添加时间:2013-03-15 23:34    浏览次数: 782 次
“悲莫悲兮生别离”
——送别邓正来先生
桑玉成
尽管在年初,准确地说是元旦那一天中午,凭着我的经验和直觉,似乎就有着一种不祥预感,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竟然就这么快地使我写下这些文字,来送别挚友、学人邓正来先生。
正来是去年年末住进肿瘤医院的。医生告诉他,2013年新年上班第一天,医院将通过专家会诊拿出治疗方案,元旦休假之日,让他好好休养。
但正来就是正来,以他一如既往的豪情和气概,首先是开通了微博,把自己的病情广而告之。接着,他让我邀请一些在沪的学界朋友新年小聚,“我想邀请哪些人你是知道的”, 他说。
我于是邀请了,在2013年新年的第一天共进午餐。
本来,好几位学界朋友已经安排了其他的活动,但听说病中的他希望见面,一个个地都早早地等候在预定的酒店里。其中好几位都是好酒之人——和正来以前一样,但鉴于正来的情况,都表示当日戒酒。
当正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心寒:他的脸色、神态,和我三四天之前所见,完全判若两人。他声音略显嘶哑,作了一个现在看来是非常珍贵的最后一次比较正规的告别讲演。首先,他介绍了他的的病情;然后,他告诫大家,四五十岁以后最好每年做一次胃镜检查;最后,他表示会坦然面对这个病情,并满怀信心地期待奇迹降临在自己身上。言谈中,他提及一个情节,当时听来就毛骨悚然:早上手机铃响,显示来电人是“朱维铮”,吓得女儿都不敢接。他接了,是已故朱先生遗孀问候他的。但家里的电话没有改过来,还是朱先生的名字。正来称朱先生为大哥,两人经常对饮畅叙。
那天,他和大家同桌也就是十分钟光景,我们在留下了几张合影之后,送他回到了医院。童之伟先生把我们的照片放到了他的微博上——真想不到,很快就成为了历史史料。
这个无论于形于神都坚强挺拔,并富侠客气质的老邓,与病魔抗争了整整一个月后,终于离别而去。这两天,因为他,我突然觉得似乎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现代医学的价值和意义了。
就是在去年1220日左右,他到我们社联开会,会后照例到我办公室稍坐。那时的精神状态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只是记得他说,近日似乎胃有些问题,希望我介绍他到华山医院做个胃镜检查。大概也就是在同时,他和交通大学郑成良兄也说了这个情况,成良兄很快把他安排到第六人民医院进行检查。
那时候,我正好在外地出差,期间收到过他的一个短信,说初步的检查结果不妙,我还回短信安慰了他一下。26日回到上海后的第一个晚上,我就去医院看了他。那时,他还绘声绘色地跟我们讲了在医院检查的情况,那股镇静坦然之气,今天回想,着实令人敬佩。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可是这“乐”“悲”之间竟然相隔如此之短,也着实让人捉摸不透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知道有个叫做邓正来的人,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还有《中国书评》,颇有些影响,几成青年学者的必读。还知道他挑起了诸如关于“市民社会”、“学术规范”等等的学术讨论,不过也就仅此而已,一直没有见过其人。虽有一点崇敬之意,但似乎也没有那种非见此人不可的愿望。
然而,或许我和他有着某种缘分。
2008年的年初,冬春之交,百年未遇的大雪使申城披上了银装。一天上午,有位教授给我打来电话,称邓正来先生有意加盟复旦,并说有关邓先生的材料已经发到我的邮箱。我当时作为校长助理,协助校长主管文科科研等方面的工作,于是随即向学校主要领导报告。校领导一看材料,当即说,请邓先生过来面谈,一切费用由学校承担。
邀请邓正来先生第一次来复旦洽谈的故事,后来被他多次在酒桌上谈起,以此来笑谈当时我对他的崇敬。每每谈起那些情节,他总是有些文学加工、眉飞色舞。
他说,那天老桑让文科科研处处长亲自到火车站接他,处长把他接到校内卿云楼宾馆就走路了,老桑亲自陪着他用早餐。当他拿出自己的名片给老桑时,老桑竟然要他亲笔签名,说要珍藏;早餐之后,老桑安排他参观复旦校史馆,并叫馆长阿发弟亲自接待亲自讲解,阿发问老桑,那是何方神圣?老桑跟他说你不要问他姓甚名谁,只管接待讲解就行;后来,还是由老桑亲自驾车带他参观了江湾校区,参观了光华楼,还在步行街上请他喝了咖啡……如此如此。
就这样,在以后的差不多两个月时间里,我作为学校领导与正来的“桥梁”,经过反复的咨询和论证,也经过与正来反复的磋商,达成了他进入复旦的一整套方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互相成了对方的“新相知”,乐在其中。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就是这样为正来创设的。
说实在,请正来到复旦,由他单枪匹马组建一个高研院,给了他光华楼东附楼第28层整个的楼面以及一笔可观的运行经费,学校主要领导的“风险”和“压力”是不言而喻的。他到底能够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对复旦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究竟会带来什么?校内外那么多眼睛注视着,校领导的心里也许并不太有底。我想,或许正来本人,当时心里的谱也是不太明晰的。
根据学校主要领导的要求,在关于正来以及高研院问题的整个决策过程中,我走访了好多位相关学科的教授,有学界前辈,也有学术新人。他们的看法虽有不一,但结论几乎是一致的,即认为复旦这样的高等学府,应该给具有各种不同风格的学者以机会和平台,所以都非常赞同正来的加盟。
后来的事实表明,在正来主持高研院的这些年里,他确实为复旦的学术、为上海的学术因而也为中国的学术,做了很多的事情。在他那高高的28楼上,可以说真正的“谈笑有鸿儒”。他请来了诸多当今世界的著名学者到此讲演,而每次讲演时,总是里里外外都站满了年轻学子。读书期间,学生能够与世界顶级学者面对面、言对言,其教育的意义实在是太大了。在如今这个时代,说有人要托人“走后门”去听个什么讲座的,似乎也难以使人相信。然而,我还真的为这样的事情到正来那里走过多次的“后门”:我的学生,或者我的朋友的孩子,说要去听高研院的讲座,参加他们的暑期读书班,不需要任何证书,怕进不了,希望我打招呼。年轻人要学习总是好事,因而,这样的事情,我满口答应,正来也爽快接纳。
我非常佩服邓先生的学术组织能力。他凭借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在学术界可谓“呼风唤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多学人都是他的“哥们”。事实上,他自己就是很“哥们”的性格。
据我所知,还有很多手头的事情没有做完。译稿,专著,其中听他说起有一部80万字左右的关于中国问题思考的专著应该完成差不多了,现在也不知如何。还有,他为我们上海社联主编的《上海学术年度报告》,两期下来,社会印象不错。就是10多天以前,他还委托他的学术助理国东给我们写来信函,一是希望把《上海学术报告(2011)》的发布会推迟到他第二个疗程之后,二是希望在春节之后继续启动《上海学术报告(2012)》的工作。但是,现在……
在复旦,我们有被他称之为“俱乐部”的活动,隔一段时间,找一些学界朋友畅饮畅叙,抒发情怀。他好茅台,所以在我们这个“俱乐部”里,有所谓“喝酒喝茅台,此人邓正来”的说法。当然,此话也就是讲讲而已,没有茅台的时候,也就再说一句“喝酒偶尔换品牌,此人还是邓正来”,把他逗乐了,就照样喝下去。
我尚不清楚他后来的病是不是与他好酒好烟有关。然而我相信,即使是生命科学,也不能证明这其中的必然联系。
斯人既去,万事无趣。自正来患病之后,我们这个所谓的“俱乐部”就没有再开展过“活动”。我不无伤感地想,以后的日子里,由于少了一位创始会员,少了一位能够发动酒桌话题以及学术话题的侠客般的学友,“俱乐部”或许永远也不可能再有原来的色彩和氛围了。
哀痛之际,思绪万千,物有常理而人生无常。愿正来先生安息。
原载《文汇报》2013年2月4日
(作者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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