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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魂兮归来——忆邓正来

添加时间:2013-03-15 23:45    浏览次数: 3203 次

魂兮归来

——忆邓正来

荣剑
昨天得知正来离世的消息,我内心一片茫然,不知是痛还是麻木,只能一人静静地坐在电脑前,让思绪沉寂在空白中。我原已和他约好,在月底前专程去上海看他,谁知竟然永别。去年底,受他邀请,参加他主持的高研院的一个论坛,见他气色不好,人也消瘦,嘱咐他保重。回京后就传来他罹患恶疾的消息,深感震惊。这些年,不断有朋友英年早逝,都和这病有关。生存环境恶劣,似乎谁都在面临这个劫数,能否躲得过去,只看造化了。正来没能免于这劫,天丧也。
我和正来交往从1986年开始算起,已有26年了。那时有点组织能力的人都在编书,拉起一摊人来,找个出版社,自封主编,就是一个山头了。正来不能免俗,单枪匹马闯到北京,先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与商务印书馆合作,翻译西方法律名著,一炮打响,从此在北京学界站住脚跟。人都说,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其实北京学界的水也很深,正来以一介学生身份来京,除了外语有些功底,理论能力如何,谁知道?反正先混个脸熟再说。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正来相识。
说实话,我那时依靠连篇累牍的发文章,在京城小有名气,也有个活动的圈子,主要来往的人是远志明、谢选骏、王润生、陈宣良、王鲁湘、何怀宏、苏晓康、郑义等。这些人年龄都差不多,都在大学读博或任教,在学问上也有些积累和名声。名气最大的数苏晓康和王鲁湘,以《河殇》名震中国,成为当时影响极大的公共事件。其他人也可谓青年才俊,远志明现在已是全球华人最著名的基督教领袖,当时和我一样,以马克思主义话语而异军突起;谢选骏研究文化哲学,王润生搞价值论,陈宣良专攻萨特存在主义,何怀宏以伦理学见长,郑义是著名作家。这个圈子如果原封不动地搬到现在,估计已成大气候。可惜的是,风波之下,这个圈子迅速鸟兽散,各奔东西,现在继续做学问的只剩下何怀宏。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大概是1988年,正来和我们这个圈子的接触明显多了起来。一是他和包遵信走得近,而老包和我们交往频繁,这样自然就重叠到一快了;再一个或许是正来打心眼里认同我们这几个,愿意和我们深交。因为他的介入,最实际的好处是,多了一个聚会处。原来我们主要是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聚会,远志明、谢选骏、陈宣良和何怀宏,图那里有房子,提前分配过去任教,每人分的一套三居室,让人好生羡慕。但他们都有家室,有时谈话不便,正来的居处就成了我们聚会的一个点。那时正来在我的学校人民大学一处筒子楼上租了一个单间,谈了一个岁数看上去很小的女朋友,去他那里高谈阔论,显然没有什么顾忌。于是,隔三差五,我们几个跑到他那里,或吃或喝或聊,至今印象深刻。
八九风波前的那些日子,学界平时呼风唤雨的人,差不多都卷进去了,利用自己可以想到的方式,做一些现在看来都是无用的功。记得417日,胡耀邦去世后两天,鉴于各大学已经风起云涌,事态已出现失控征兆,我们几个都非常着急,想试图以公开信的方式,建言中央和学生同时保持冷静与理性。为此,我们几个在青年政治学院和人大之间频繁跑动,来回串联,密谋于密室,其中一个密室就是正来那个窝。当时形势看起来比较险峻,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凡我们在正来处“密谋”时,他的小女友就跑到外面走廊去洗衣服,实际是站岗放哨。那情景很像电影中地下党员的工作状态,后来和正来回忆起此事,感觉荒唐和有趣。
那次密谋的结果,是起草了耀邦去世后北京知识界第一封致中央的公开信,由四十多名知名学者联合签署,然后在各大学公开张贴。其实,这封信所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党和学生两边都没有听进去,后来反而被指控为是黑手背后操纵的一个铁证。由此导致我们这几个人,或进去,或出走,或被处分。正来没有单位管他,也没有单位处理他,让他逃过一劫。但是,在北京是不能再混了,主编不能当了,估计女朋友也是在那个时候散的,大祸临头只能各自飞了。
对我来说,那是一段最黯淡最无望的时光,博士学位没了,工作没了,住房没了,理想全部破灭,何去何从,不知所措。正来原就是个体户一个,没有户口,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事发后就去了深圳。我是在人身自由受到有限限制约一年后,于199011月去了海南。最初去的是一家民办报纸,开始还写评论,后来评论受到有关部门关注后没法再写了,就于1991年春去了深圳办记者站,实际上是给报社拉广告。这样,我和已在深圳的正来又会合了,他那时在蛇口海上世界那条大船上摆了一个摊,不知道卖些啥东西,好像也没挣到什么钱。我们灾后重逢已没有了在北京时的激情,剩下的大概就是挣钱的念头。1992年我离开深圳,开始正式下海,跑到山东老家搞房地产,和正来渐行渐远。
我在下海后,给远志明去过一信,说了些什么,都忘了,唯独记得我写了这么句话: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挣钱。其实,我不是个经商的料,只能做甩手掌柜,不能精耕细作。在我当时的印象中,正来应该是挣钱的好手,至少他个体户的历史比我早,心理素质好。但没过多久,我就听别人说起,邓正来又重操旧业,干起学术个体户了,办了一个杂志,重温主编之梦。这个消息让我对正来极其失望,都什么年代了,还搞那个破学术有什么用?在海里几年,钱没挣到多少,我的价值观已有扭曲,以为挣不到钱的人都是失败者。我也是按这个标准来看待正来,对他钻进学术象牙塔里不能自拔,实在不能理解。
下海期间,我尽管少有写作,但毕竟还是读书人,还是保持着阅读的兴趣,正来当然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不时读到他的文章和著作,感觉他这些年的学问真是做大了,已今非昔比了,他原来给我留下的长于翻译、短于理论的印象完全被颠覆,已全然是思想领袖的样子,提出的观点高屋建瓴,气象宏大。我由此理解了他一意孤行于学术之路的苦衷和抱负。少了一个庸俗的商人,多了一个深邃的学问家和思想家,应是中国学术之幸。两相对照,我感觉到自己的价值迷失,从正来身上看到自己的荒废,所谓物质不灭,纯粹是谎言,所有的物质最终都要灰飞烟灭,惟有精神可以永续长存。
到了90年代末,我和正来的联系又开始多了起来,逢年过节都要聚一下,后来周舵和阿城提议办一个读书会,经常在我那里举行,正来也来过几次。和他在外面高调张扬的风格不同的是,在八十年代的这批老朋友中间,正来表现得特别谦虚,听的多,从不喧宾夺主。他去复旦任高研院院长,朋友中也有些微词,有说他耐不住寂寞,终于被官家招安了。我是能够理解他的,在江湖漂泊多年,太苦了,资源整合不起来,一人单打独斗,何时能够成事?现在体制内的学术生产基本上都被废掉了,学术机构官僚化,学者附炎趋势,做出来的学问大多都是垃圾。旧体制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更新能力,惟有输入新鲜血液,才会有所改变。正来借用体制内资源,开辟新的学术生产路径,以此引领学术潮流,应是明智之举。复旦校领导在引入正来这件事上,是开了风气的,殊为难得。
2009年,我去上海,约了正来和萧功秦在我朋友开的一家餐馆吃蛇肉火锅,他高兴而来,谁知连开两瓶茅台,均被他品为是假酒,让我大失面子。虽然最后还是把假酒喝完了,但从此把柄被他抓在手里,一有机会就数落我,包括最近这次高研院论坛,吃饭期间仍被他当笑话谈。他的酒量好,酒风也好,对我说家里存了几十瓶茅台,都备着和朋友共享。现在看来,这个酒他真是喝不得,胃不好哪能这么喝酒。但他就是好这一口,谁又能忍心剥夺他的这点爱好?这次开会,他从家里拿来两瓶茅台,凡能喝酒的他都和人家“走一个”,这大概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喝酒了,肯定是老天最后满足他一次酒瘾。
二十多年来,我和正来限于君子之交,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术上的来往,然而,就在最近两年,我们却开始进行学术合作。他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在2010年冬季号,以“本刊特稿”的形式,发了我一篇长达四万五千字的学术论文,并专门为我这篇论文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邀请到姜义华、何怀宏、萧功秦、周宁等著名学者进行评议。我去年在美国和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教授对话,最后达成意向,举行一个中美学者的高端研讨会,研讨中国未来十年的社会转型。我和黎安友教授商定,邀请复旦高研院作为会议的中国主办方,同时邀请邓正来担任中方共同主席。对于这个会议计划,正来高度重视,立即向国家教育部申请报批。他这次住院后,在回我的短信中仍提及此事,说不能与我合作举办这个会议了,深觉遗憾。
人生无常,社会险恶,民族多难,人或遇不测,谁能避之?唯正来此时离去,置爱女于无助,置妻子于孤独,置学生于无教,置朋友于怅然,痛心之巨,何复补也?苍天在上,君去何处?
屈子曰:目及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2013125日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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