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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庆:揭开现代性的序幕——论经典三大家的“现代性”眼光

添加时间:2012-03-05 09:26    浏览次数: 4138 次
揭开现代性的序幕
——论经典三大家的“现代性”眼光
  顾 庆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摘要: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发达国家相继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然而,技术进步的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犯罪乱伦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接踵而至。人类社会“立”与“破”的悖论促使社会思想家反观人类社会的理性进步路线,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现代性议题的论争,其中,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对作为主流叙事的现代性话语进行了颠覆性的批判。
关键词:现代性;工业社会;经典三大家;比较分析

1 “现代性”的起航
  现代性犹如一艘巨轮,从完全由上帝宰制的中世纪的码头起航,与传统秩序渐行渐远。现代性的生成意味着同中世纪的断裂,可谓“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地理大发现揭开了现代性的序幕,从16世纪到18世纪,现代性开始同中世纪分道扬镳。18 世纪晚期之后,经过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洗礼,现代性更是同中世纪全盘决裂,在混乱的19世纪达到了成熟阶段。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而当时的中国,“文革”结束后重提“四化”,我们还只知道“现代化”这个词,并且对之神往不已,寄托着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全部期待与想象。但是,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正日益暴露,并且,自从中国加入WTO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就不可能回避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的时代语境,故近年来关于现代性的反思异常活跃。
对于现代性,吉登斯曾界定道:“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Anthony Giddens,2000:3)他进而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体系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这四个方面界定了现代性的四个维度,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世界。
2 社会学家的思想张力
在现代性的情境中,思想的意义已不在于我们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对各类难题加以梳理和解决,而在于我们究竟提出了怎样的问题、捕捉到了怎样的可能性。今时今日,思想已经变成了一种命运, 变成了与生活之间的一种紧张状态。然而,众所周知,这个时代的紧张太需要化解了。
这时,社会学家的时代价值便开始彰显出来。我认为,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韦伯(Max Weber,1864-1920)作为社会学的经典三大家,都有着他们自己的思想张力。也许有人质疑涂尔干对现代社会过于乐观;有人疑惑韦伯的“铁笼(steel house)”的思想矛盾,一如不懂齐美尔(Georg Simmel )文化悲观主义中“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创造与文化的创造物之间的永恒的二律背反(antinomy)”的深切情感;有人争议马克思“资本主义终将灭亡”的论断过于绝对......然而,在我看来,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这些社会学家们的学术关怀其实一以贯之,只不过在不同阶段表现得不同。他们对这个社会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其全部学术研究活动及其学说包含着深厚的社会和道德关怀,因此思想理论无不彰显其人文关怀,令人动容。
我们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就倾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同样,在涂尔干那里,我们也可以依稀听到这样的声音:它不仅充满许多可能和希望,也夹杂着许多紧张和矛盾。正是这样或张或驰的思想张力,使社会能在各种矛盾的斗争中不断前进。我承认,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这些经典思想家们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面貌了。但因为这些思想家的问题线索还依然潜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甚至变得更加亲切。
3 三大家对现代性使用的不同概念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使用的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涂尔干对于现代性使用了“工业主义”这一概念,他认为现代性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韦伯对于现代性使用了“理性化”这一概念,他认为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的来临,起源于精神动力。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就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他认为正是这种在时间与空间的世界性转换中对于剩余价值的最大追逐,构成了现代性发展的动力(Marx,1865)。
对于涂尔干,这个“第一个学院派的社会学家”,现代性的起源是以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为标志的。在涂尔干看来,现代性是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的过程。涂尔干将建立在个人相似性和社会同质性基础之上的团结成为“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由分别发挥不同功能的一致性个体形成的团结称为“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这种关联的社会出现在现代发达社会(Durkheim,1893)。
马克斯.韦伯,这个生于1864年的德国学者作为一个集大成者拥有众多的头衔。按照刘易斯.科瑟(Coser)的说法,他是“那个时代的最后一个博学者”。韦伯用合理性把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目的合理性行动具有最高程度的合理性。“理性(rationality)”成为韦伯研究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切入点,韦伯认为现代性也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Weber,1922),起源于资本主义的来临,起源于精神动力。正如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中说到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选择性亲和关系(elective affinity)”(Weber,1905)——新教徒主观上是为寻求灵魂的救赎,客观上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西方现代化的内生性决定了其现代性的生成性。
4 三位学者研究的不同主题
涂尔干眼中的现代性是机械团结经由社会分工向有机团结过渡;韦伯论述的现代性则是社会生活的“祛魅”与合理化过程,他更关注现代社会的负面影响,他认为现代性是现代人不得不钻进去的‘铁笼’;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从自然界的必然性王国中解脱出来,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对于现代社会的未来还是持乐观态度的,认为人类终将从劳动中解脱出来,发展始终是螺旋式的上升,资本主义制度在充分腐朽之后终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
涂尔干认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根本区别是社会分工的产生。“为什么个人变得越自主,他就会越来越依赖社会?为什么个人不断膨胀的同时,他与社会的联系就会越来越紧密?”尽管这两者看似矛盾,但它们亦步亦趋的活动却是不容反驳的事实。要解决这种非常明显的矛盾现象,就要从社会团结(solidarity)的转型过程着眼,而后者正是伴随着劳动分工的迅速发展而发生的。在《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涂尔干探索了如何消除社会病态,回复正常秩序的整合问题,为摆脱社会危机开出了一个救世良方,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团结形式:即组织化和创造政府与个人之间的职业团体(occupational association),即法人团体(corporations),使个人融合在集体之中,以彻底拯救日益败落的伦理道德,并以此搭建起一个功能和谐与完备的新型社会。
韦伯用合理性把社会行动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中目的合理性行动具有最高程度的合理性。他还归纳了合法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其中,他认为只有法理型统治才能称之为合法性统治,其统治关系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法律关系。其次,韦伯认为科层制是迄今为止最高效、最合理的管理形式,竭力宣传科层制的工具合理性。韦伯主张新教伦理是西欧现代化的根源,他的理解社会学理论揭开了隐藏在制度背后的精神力量,使人们得以全面地认识现代性。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以一种近乎描述性的手法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揭露了“合理性困境”的产生。著名的“铁笼”论断就生动地显示了他对“理性化”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后果的无限忧虑。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直接谈论“现代性”,但他经常使用“现代社会(modern society)”一词,他所谓的“现代社会”,实际指称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从这种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现代性初步确立、而其内部矛盾也逐渐暴露的时代产物。马克思也是首先对现代性及其后果做出深刻反思和高瞻远瞩的预言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果到了过分的地步,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带来社会发展动力系统的失调和失常,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而这一系列的矛盾、危机都可以看成是现代性的体现。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理想的建构,认为资本主义在发挥出它的全部生产力之后就会灭亡,阶级斗争最终会颠覆资本主义秩序。
5 三位学者对社会发展趋势所持的不同态度
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涂尔干对现代性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益处远远超过它可能产生的危害。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是资本主义秩序颠覆的直接动力;涂尔干认为工业主义最终会形成一种和谐完美的社会生活。然而,韦伯与前两位略有不同,他对现代性持相对悲观的看法(只是相较之下,韦伯更多地表述了他对于现代性带来的负性后果的忧虑,也许这跟他“理想型”的确立有关系。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和涂尔干对现代性就完全乐观,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思想张力)。他把现代社会看作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人们要在其中取得任何物质的进步,都必须以摧毁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的扩张为代价。他曾忧心忡忡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结尾处将成熟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和自身演化称为‘人类的铁笼’(Weber,1904)。
5.1 马克思——“资产阶级一手创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
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最广为人知的哲学理论是他对于人类历史进程中阶级斗争的分析。马克思对现代性有着双重态度: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物质财富的空前增长,另一方面又导致了它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的尖锐化。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具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这种扩张是受资本的本性、受极其卑鄙的利益所驱使的,是野蛮的和血腥的。马克思曾说过:“资本来到人世,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Marx,1867)。”另一方面,它又客观地造成了当地的社会革命,促进了落后国家的民族觉醒,“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资本主义所代表的现代性是进攻性和掠夺性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摆脱迷信、愚昧和专制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理性、科学和自由的过程,一个充满进步和乐观氛围的过程。
马克思从资本维度对现代性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一手创造出了自己的掘墓人”(Marx,1848)。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进步推动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降低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并导致了利润率的降低,这导致了“生产过剩下的短缺”,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产品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它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地反复发生。该矛盾暴露了资本家的剥削本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
依据历史唯物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终将被共产主义取代”。总的来说,马克思对现代性还是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终将灭亡,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其理想建构,阶级斗争会是促使资本主义秩序颠覆的直接动力。
5.2 涂尔干——社会分工增进幸福
  至于涂尔干,他对社会发展趋势所持的态度更是相对积极的,认为现代社会所带来的利益福祉要远远超过它可能产生的危害。涂尔干认为工业主义最终会形成一种和谐完美的社会生活,因此对现代性心生向往。
在《自杀论》中,涂尔干指出了现代社会自杀率高度增长这一事实。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认为现代社会是自杀率增加的原因。相反,作为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探讨自杀率上升的真正原因时,认为自杀是一种社会因素导致的现象,并且反映社会的混乱状况。涂尔干认为自杀是一种常态,他认为自杀不应以个人心理探讨,自杀是社会影响个人的,所以应该以社会学的角度将自杀化为一种客观的社会事实,调查自杀率的变化。
  涂尔干在《自杀论》的最后部分和《社会分工论》中都提到了能够维持现代社会有机团结的中介群体——职业团体(occupational association)。涂尔干认为,机械团结到有机团结是历史的必然趋势,而分工事实上增进了人的团结与幸福。
他把解决社会混乱的重任寄托于由社会分工所导致的职业团体之上,足以显示出他对有机团结社会的喜爱和对现代性的向往。
5.3 韦伯——现代人不得不钻进去的“铁笼”
韦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在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现代性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韦伯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马克思主要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而韦伯则主要生活于资本主义从“自由时期”向“垄断时期”过渡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在自由竞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市场交换法则由于垄断的形成而显得软弱无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商业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物质生产方面创造出越来越多的人间奇迹,但与此相伴的却是人们精神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逐步衰落和丧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韦伯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学术关怀的社会学家开始反思,阐述了他的现代性思想。在1919 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以学术为业》的演讲中,韦伯指出:“我们这个时代,因为它所独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为世界已被除魅(disenchantment),它的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走进了个人之间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爱之中。”
韦伯认为,理性化是他所处时代独有的,换句话说,在韦伯看来,人们现在通常所称的现代性是以理性化为基本特征。韦伯指出,理性化渗透和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经济理性化、行政理性化、法律理性化、文化理性化和个人理性化。以行政理性化中的科层制为例,韦伯认为,合理化的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技术生产手段,而且需要一种可靠的按章办事的行政管理制度与之匹配。在韦伯的眼里,在国家机构的诸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bureaucracy)集中地体现出理性化的特点,是最符合理性要求的行政管理类型。其严密性使大规模的计划成为可能。正如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说道的,现代文明而非原始野蛮参与了大屠杀的暴虐,现代科层组织与制度是大屠杀得以设计、实施和实现的重要机制。
而社会生活的科层化却使得人的情感与意志等个性意志受到压抑,一定程度上,社会越发达,个性越贬损。韦伯认为,现代性是现代人不得不钻进去的“铁笼”。韦伯在20 世纪初便提出警告,认为“理性化”本身的性质亦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发展后果:一方面,现代性会造成反应出现代生活中空虚彷徨的文化危机;另一方面,科层或官僚组织无形地扩张,造成对人自由的约束。
  面对现代性的上述“宿命”,韦伯不无忧虑地总结到:“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Weber,1904)。”韦伯在描述西方社会的未来前景时指出了当时的危机现象,现代性科技的高度发展并不能解决意义瓦解与人类渴望自由的根本问题,甚至反而加深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他希望社会中出现魅力型领袖来解决这些问题。
6 韦伯对待理性的“矛盾心境 ( ambivalence)”
  作为一个革命理论家,马克思从资本维度对现代性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与一般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不同,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独特的视阈和维度。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下,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历史性否定深入到感性的物质层面,把握了现代性的根本,他的理论为人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指明了实践批判的方向,并为探索新型现代性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学习、研究《资本论》的热潮充分说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没有过时,依然具有巨大的生命力。
与马克思大胆预言“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取代”的斩钉截铁不同,韦伯对于现代性,即理性化,更有着一份复杂的“矛盾心境”。韦伯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他以一种高度的热情讴歌西方社会的现代性,更在于他以一种冷峻甚至是残酷的眼光指出了现代性不可避免的命运,指出了现代性的另一副令人不悦的面孔。他敢于直视这种凄惨和悲怆的命运。韦伯为现代人描绘的未来不是花团锦簇的夏日,而是冰冻冷酷的漫长冬夜。
  理性化之所以遭遇理论困境,核心问题就在于一个“行动者”的概念。系统和结构的运行抛离了行动者而具有了自主性,它背离了人们最初的设计,偏离了预期的良性运行轨道,类似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系统和结构的运行缺少了“人的关怀”自然会使人处处感受到被束缚感。
科层制是韦伯“理想型”建构的典型代表。但韦伯看到,理性化尤其是行政理性化的必然结果是个人自由的丧失,即在现代社会中,人的独立价值不复存在。因为在现代社会里,为了管理的效率,官僚体制是必需的;但官僚体制使整个社会成为一架大机器,每一个在其中工作的个人则成为这台机器的一个部件或要素,承担一定的功能;为了服从整个体制或系统的功能需要,个人必定要压抑自己的个性和自由。韦伯说:“每当想到世界有一天将会充满着这样一些小小的齿轮,一些小人物紧紧抓住职位不放并极力钻营更高的职位,就像埃及历史的景象重现真使人不寒而栗。这种对官僚体制的追逐真使人绝望透顶,就好像在政治中我们只需要秩序,此外别无他求(Weber,1922)。”
韦伯作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却困扰于个体被系统所湮没的无奈。当个体无所作为,或被抽离于系统之外时,自然会发出人类社会终将是“铁笼”的悲观感叹。这是行动者与系统和结构之间的一个历史性的复杂博弈,不是三言两语能解释通的。借用佛家的话,这是资本主义以及现代化长期发展积累下的“共业”,解铃还须系铃人。
如今,在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的所有人,都已经不是现代性问题的“局外人”和“旁观者”,任何的评论都不可能再站到一个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去。面对今天的困境局面,作为利益、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关联者,作为普通行动者的社会大众已经无从选择正义和邪恶的立场。为了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体系不至崩溃而使自己一无所有,人们无奈被迫违心的持续对资本主义乃至现代性的问题做辩护。或许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历次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制度仍然“垂而不死”?但这点马克思还是在马克思的预见之中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对不会灭亡的。”
也许是今天的中国正在经历百年之前欧洲的“悲怆”阶段,所以我对韦伯的“合理性困境”更加有感触和共鸣。得以感受和领略一个世纪前的伟人的思想熏陶,甚是荣幸。当然,尽管时下经济飞速发展的表象掩映之下的社会问题重重,社会全面发展“步履蹒跚”,但我仍旧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我希望我们能尽量克服现代性的负性后果,多享一点其进步成果。我想这样的必然的历史趋势,固然困难重重,必然还是有其光明未来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拭目以待着,东方巨龙的再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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