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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庆:创生与洞见:常人方法学无差异

添加时间:2011-07-19 09:54    浏览次数: 2012 次
创生与洞见:常人方法学无差异
顾 庆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摘要:20世纪50年代,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在西方社会学界一统天下。而随着时间的推进,宏大理论弊端渐显,因此学界兴起了一股反思和批判帕森斯理论的浪潮,常人方法学在其中独树一帜。它自称为“一艘无底之船”,指出实践行动具有权宜性、局部性和索引性,它强调日常实践理性的普遍性,并且断然指出传统社会学自命不凡的“优越感”恰恰暴露了其朴素性和缺乏反思意识。多年来,常人方法学一直在学界的争议声中保持着创造性的洞察力,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关键词:常人方法学;过程性;实践理性;反思性
Creation and insightsethnomethodological indifference
GU Qi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150001)
AbstractIn Nineteen fifties, Parsons developed a general theory for the study of society called "action theory", which dominated the western society at one time. Yet with time going on, shortcomings of his "grand theory" began to turn up, thus the academia arose a wave of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ethnomethodology in which developed a school of its own. It claimed to be "a boat without a bottom", which emphasized contingency, locality and indexicality of practical action, as well as stressed the generality of practical rationality of ordinary affairs, what's more, ethnomethodologists harshly criticized it was the pretentious "superiority" of traditional sociology that exposed its simplicity and lack of consciousness of reflection. Over the years, ethnomethodology kept maintaining creative insights amid controversy in academia, which of great value for us to study.
Key wordsethnomethodology; ongoing; practical rationality; reflection

常人方法学认为其与传统社会学截然不同之处,就是通过彻底的反思脱离了朴素性。加芬克尔断然指出,日常生活的描述和表达是“不可疗救的”,索引性是“无穷无尽”的。实际上,常人方法学是想通过使“现行的社会变得陌生”,从而提醒人们注意日常生活行动复杂的组织过程和“成员”所从事的大量的权宜性的(contingent)、创生性的努力和工作。
1 导入:“一艘无底之船”
1.1 帕森斯的“规范内化论”
霍布斯的“秩序问题”(social order)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它指涉着“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问题,千百年来,社会学家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时始终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它指的是无约束的激情(unloosed passion)将会带来无休止的社会冲突的难题。即在一个社会中没有任何外力的介入,人们之间稳定的行动和关系模式是如何得到维持的,人们为什么没有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或者说为什么没有产生涂尔干所说的“失范”(anomie)现象(Durkheim's aphorism)。
帕森斯基于这一问题创立了自己的“一般行动理论”,并且他的“规范内化论”曾一度在美国社会有效地解决过霍布斯的“秩序问题”并因此风靡,这也是帕森斯理论的最大贡献。
1.2 “过程性”的成就
在加芬克尔的理论中,社会中的秩序,或者更确切的说,社会中存在的较为稳定的行动结构,不是社会行动者遵循预先确定的规范的亦步亦趋的产物,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正在进行的、权宜性的成就(Garfinkel,1967:1)”。
与帕森斯的“规范或规则先于行动存在,并且要求行动者自觉内化以维持稳定的秩序”这一思路完全不同,常人方法学认为,“规则在行动之后,并且稳定的社会行动模式并不是先在的,而是行动者权宜性努力的‘成果’或‘成就’(accomplishment or achievement)”。因此,常人方法学所分析的结构在本质上是作为过程的结构,即当他们谈到“日常生活的结构”、“实践行动的结构”时,他们指的是社会成员所做的复杂、微妙的工作,是一种正在进行(ongoing)的实践努力。因此,他们“关注的是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的一面(-ing of thing),集中于活动的过程”(Pollner,1983)。
总之,常人方法学对结构的看法强调过程,而非结果,强调形成(becoming),而非形态。在这方面常人方法学对结构的理论恰恰“开风气之先”,是当代许多强调构成性理论的灵感源泉。
1.3 “无穷无尽”的索引性
常人方法学认为,实践行动的权宜性、局部性和索引性表明,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或复杂性的世界中,行动不可能由规则预先决定,它是一个局部场景中由行动者通过权宜性的努力、创造、构成和组成的结果。
常人方法学一再强调,任何活动都是“场景性的”,“局部性的实践”,“情境确定”(Garfinkel,1967:8-9;Livingston,1987;Alder and Fontana,1987),这已经成为常人方法学最主要的理论特点之一。它认为研究结论在理论上具有永恒的不确定性和无限的解释可能性,用西考雷尔的话说就是“一个场合的环境和特殊之处的详细确定必然面对‘同一’或‘新’环境和特殊之处的无穷无尽的再确定”。
传统社会学总是力图用最终避免索引性问题的表达或行动——最著名的就是规则,来最终解决索引性带来的“无穷无尽的链条”,加芬克尔认为这种称为“修补”或“疗救”(repair or remedy)的努力是徒劳的。他曾断然指出,日常生活的描述和表达是“不可疗救的”(unremediable),索引性是“无穷无尽,永无止境的”,任何“疗救”的努力都既损害了社会学理论本身,也错误地理解了日常生活。正如他“让学生尽可能地记录下日常谈话中使得谈话得以进行的未经言明的背景”的这一著名的试验,而显然这一任务“在原则上是不可完成的”(Garfinkel,1967:78)。
  因此,常人方法学从不试图为行动提供一个终结性的理论说明,将之作为日常行动遵循的模式。加芬克尔就常人方法学的这一特点,称常人方法学为“一艘无底之船”("a boat without a bottom")。
2 碰撞:科学理性与实践理性之争
2.1 帕森斯:无反思的“行动者”
在帕森斯的“一般行动理论”中,他并不否认行动者具有对自己行动进行理解和说明的“主观性”,但“主观性”仅仅是内化规范的体现。帕森斯并不承认,行动者对于自己内化的价值具有反思能力,否则,行动者就可能策略性地对待规范,规范也就失去了约束力。
他提出的“规范内化论”也是其看轻行动者“主观性”的一种理由。如果在内化这个意义上,行动者可以被称为“呆子”,那么在自我解释意义上,行动者可以被称为社会学家的竞争者(competitors)。这也是反对者对其主要批判之一:由于强调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模式,帕森斯理论中的行动者是“完全社会化的个人”,因而忽视了个人的主观能动性(agency)。
2.2 舒茨:“一级建构基础上的二级建构”
舒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在常识和科学知识之间”。他认为,普通人对社会世界的构造是一级构造,社会学家的构造则是对社会行动者的构造的构造,是二阶构造。舒茨认为,社会科学不能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界定社会,但也不是以完全复述行动者的意义为目的,而是要考察行动者的意义建构模式,因此,是一种“一级建构基础上的二阶构造(second order construct)”。尽管在实际生活中,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难题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即使二阶构造不受一阶构造中的实践目标的干扰。
  舒茨否定了日常行动者具有完全理性的可能性,但并没有否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可以是完全理性的,在此,他和帕森斯一样,坚持着社会学与世俗知识、社会学家与普通人的知识等级制(hierarchy)。
2.3 加芬克尔:常人方法学无差异
2.3.1 “希尔斯抱怨”
弗赖恩指出,第四代常人方法学重新聚集在加芬克尔手下,形成了一种“第四代的新常人方法学”(Flynn,1991),这就是常人方法学的“工作研究”(work studies)。其开端是加芬克尔对陪审团制度的研究中著名的“希尔斯抱怨”(Shils' complaint),这给加芬克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在说到陪审团成员的决策时指出,“在他来到法庭之前,他已经是一个95%的陪审团成员了”,即“结果其实在决定之前就已经产生”,他们先进行讨论,再为决策找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也就是说,陪审团成员在决策中依赖大量的、未加说明的共识性常识知识作出决断,这些知识是他们彼此期待的,但却并不是经过严格理论反思的。
2.3.2 常识理性的不可脱离
加芬克尔区分了“日常生活态度”和“科学理性”。他质疑道:用科学理性来研究并不具有科学理性特征的,由日常生活态度支配的实践是否可能?在实证主义方法论背后是否存在着将“日常生活态度”偷换成“理性选择”的人的问题(Garfinkel,1967:262)?而后,加芬克尔又隐晦地指出,实际的社会学研究并未遵循所谓的“科学理性”的态度和程序,而是在表面的科学程序之下运用和日常实践一样的假设、态度和推理过程。
常人方法学的工作研究意义巨大。它冲击了“自然/人文科学”的传统划分,并在实践逻辑的基础上重建了二者的统一。事实上,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一种实践活动,并以生活世界为其意义基础(Husserl,1988)。在这个意义上,常识理性当然是不可脱离的,也是不可隐去的。
2.3.3 彻底的反思性
常人方法学对作为“民俗科学(Folk Science)”的传统社会学的批评最严厉、最彻底。由于传统的社会学者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理论的潜在基础是与日常生活一样的世俗理性假设(Maynard and Clayman,1991),还认为自己的陈述(statements)是根据科学理性建构起来的,因此优于日常生活,并试图对日常生活中产生的自我描述进行“修补”或“疗救”,在常人方法学看来,这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恰恰暴露了其缺乏反思意识。
与此不同,常人方法学在分析社会现象时,不论是普通人的实践推理还是社会学家的职业实践,都“一视同仁”地对待,把二者都看作是建立在索引性表达之上的实践(推理或行动)。常人方法学强调日常实践理性的普遍性,指出任何专家都具有“常人”的一面,并由此引申至职业社会学家的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问题。
3 生长:与社会理论家的广泛对话
3.1 与帕森斯的对话
3.1.1 继承理论概念
作为帕森斯的学生,身处如此浓厚的理论氛围中,加芬克尔本人不可能不具有抽象理论的“惯习”(habitus)。后来常人方法学研究中的基本概念,比如“社会行动”、“规则”、“秩序”、“事实性”、“成员”等都来自于帕森斯。
加芬克尔完全可以用“行动者”(actor)这个极为常见的术语来替代“成员”(member),而他却特地声明自己“严格地遵守”帕森斯的用法来使用“成员”和“成员资格”(membership)这一概念,因为与“行动者”相比,“成员”概念更强调社会与个人的衔接。
“成员”(member)这一概念正是来自帕森斯的著作,“类成员资格”(class membership)则使这一来自帕森斯理论传统的概念带上了舒茨理论的色彩。“成员”概念内涵的这一变化表明随着常人方法学理论的成熟和发展,它对帕森斯这个“理论靶子”的依赖也越来越少,换句话说,常人方法学已逐渐从亚历山大所谓“反帕森斯理论”过渡到“后帕森斯理论”的阶段。
加芬克尔后来明指出,成员这一概念并不是指一个人,而是指“对自然语言的掌握”。这样就排除了帕森斯理论的“唯意志论”色彩,从而使“成员”这一个概念不再是韦伯理论中赋予意义的主体,而是在场景中参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构成性因素。
3.1.2 批判理论支柱
帕森斯理论的两个支柱是规范内化论和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包括知识社会学和分析实在论)。帕森斯认为,行动者的自我说明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是与实证科学相重合的,也就是理性的,其自我说明是成立的;在其他情况下,行动者都是不理性的,应成为科学分析的对象。而且,日常行动者在知识问题上坚持的是一种实用主义逻辑,而不是哲学家或者科学家那样严格的逻辑取向,在这个意义上,日常行动者顶多是部分理性的。
帕森斯的“规范内化论”有三个核心命题:稳定的社会秩序依赖着行动者在行动时遵守规范(Norm)或者规则(Rule);规范或规则是社会独立于个人预先决定的;对维持一种社会秩序来说,关键是在行动者的意识中被内化的道德性的规范。
而常人方法学对帕森斯行动理论的“颠倒”正是对这三个核心命题的“颠倒”。加芬克尔认为在帕森斯理论中行动者不过是一个“判断傀儡”(judgement dope)在加芬克尔看来,这种有关人的模型完全忽视了日常生活社会行动复杂的组织过程和行动者(或者用加芬克尔的话说,“成员”)所从事的大量的权宜的、创生性的努力和工作。
3.1.3 颠覆理论传统
加芬克尔提出了与帕森斯观点针锋相对的三个命题:稳定的社会行动模式是行动者权宜性努力的“成果”或“成就”;规则在行动之后,是使行动成为“可说明的”(accountable),可描述的一种“工具”;社会“秩序”的基础,如果有的话,也是认知性的(cognitive)而非规范性的。因此常人方法学对行动可说明性的论述是他们对帕森斯行动理论的“颠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加芬克尔将帕森斯那里成为“呆子”的行动者重新变成了能动的行动者。常人方法学认为,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依赖行动者复杂的技术、方法来完成,而并非规则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而普通行动者也绝非“傀儡”,他们在日常活动中有足够的空间来运用自身能力来生产、再生产或改变行动的结果。
3.2 与舒茨的对话
3.2.1 “生活世界”的启发
常人方法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发轫于胡塞尔对“生活世界”(又叫常识世界,the common-sense world)的分析。常人方法学对社会学“素朴态度”的严厉批评令人想起胡塞尔对哲学主流的拒弃和“无预设哲学”的追求。
胡塞尔晚年提出“生活世界”,即所有我们不加反思的、自明态度的集合,是所有反思活动的基础。然而,胡塞尔可能“对于这个生活世界的结构并不真正感兴趣”(Alexander,1987),他只是把生活世界理论作为现象学分析的准备。
3.2.2 追随“现象学”
对常人方法学影响最大的理论传统是现象学和现象学社会学(phenomenological sociology)。如果说帕森斯为常人方法学设定了问题,那么现象学理论家则为常人方法学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启发。现象学的敏锐感受(sensibility)在常人方法学中得到了表明,其中,对常人方法学影响最大的现象学理论传统是舒茨的理论。
  常人方法学家指出,传统社会学对那些“显而易见”(obvious)的事实采取明显的忽视态度,加芬克尔称之为“视而不见”(seen but unnoticed)。这里唯一的例外是舒茨(Garfinkel,1967:367),他首次将社会学家的注意力引向这块“处女地”,而常人方法学就是沿着舒茨开辟的道路投入了对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的分析。
加芬克尔认为,人类的道德秩序是有层次的,其中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common sense world)秩序居于基础(fundamental)地位。但在传统社会学中,“日常世界或常识世界是如何可能的?”这一基本问题却仅仅被从理论上设定或者假定,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一个主题(topic)。因此,需要在社会学上重新发现日常生活世界或者常识世界。在这里,可以很明确地看到舒茨“社会世界现象学”的思想,加芬克尔正是要用舒茨理论修正或者补充帕森斯的社会秩序观。
3.2.3 创见:“破坏实验”
加芬克尔认为,要回答“日常世界或常识世界是如何可能的?”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展示日常生活中的“背景期望”(background expectancies),也就是舒茨所说的“日常生活的自然态度”,即那些被成员视为共同具有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加芬克尔的创见是,必须借助某些陌生化的甚至是制造麻烦的手段,这些自然态度才会变得可见。
和现象学社会学一样,常人方法学不把理所当然视为理所当然。但其创造性在于,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例行性的(routine)平凡活动进行直接经验性的研究,从而将有关社会世界如何运作的理所当然的理性暴露出来。因而,常人方法学被称为“一次范式的革命”(Zimmerman and Pollner,1970)。
正如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中指出的,人们总是对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熟视无睹。加芬克尔认为这是由日常生活的“想当然性”(take it for granted)决定的。普通人把维持行动所进行的努力、方法和过程都看作“理所当然”的,见怪不怪。为此,常人方法学家认为要描述现象,首先就要使现象成为“可见的”(visible),于是就必须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来“有系统地破坏”这些“想当然性”,在社会生活的实践局部中引入“混乱”,造成“局部失范”,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社会行动的内在组织过程,这就是加芬克尔著名的“破坏实验”(breaching experiment),如井字游戏、“外来寄宿者”。
  看似通过“破坏实验”来“拆现实的台”,实际上加芬克尔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当规则被破坏后,人们如何努力去重建秩序,从而使人们的“努力”以及相应地方法、过程“暴露出来”。因此,我们所共享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其实是我们共同建构出来的,而并不是先在的。
3.3 与布迪厄的对话
3.3.1 共同批判知识偏见
尽管布迪厄曾强烈批评了加芬克尔在反思问题上的主张(Bourdieu and Wacquant,1992:71),但在现有理论中,常人方法学的“反思社会学”主张仍最接近于布迪厄的主要观点。
布迪厄批评传统社会学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将“理论的逻辑”强加给实践以至于对“实践的逻辑”熟视无睹的“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的倾向(Bourdieu,1990)。在这个问题上,上文也已提到,常人方法学认为,传统社会学用科学理性来研究日常理性,不仅不能揭示日常生活的“逻辑”,反而会陷入“常识观念”的陷阱。由此可见,常人方法学在“反思性”上与布迪厄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对于社会学中出现的“用理论逻辑替代实践逻辑”这种知识偏见的具体分析,两者又各有所长。
3.3.2 关键问题仍待解决
反思社会学在对传统社会学的“朴素性”进行批判之后,还有一个“社会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需要解决,即如何对“科学理性”和“常识理性”之间的“鸿沟”进行研究的问题。虽然二者都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中,常人方法学认为应该“无所涉入地观察(社会现象)”(Looking without, Garfinkel, 1967);而布迪厄则相反,持有一种“涉入”的观点(Looking within)。他认为关键在于“将客观对象化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即“客观化的客观化”(observation of observation),在理论中分析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之间“鸿沟”的形成。
  这样一来,常人方法学的唯一选择只能是,“在反思认识论和世俗认识论之间摇摆”(Pollner,1991);而布迪厄的立场却可能因为理论研究者的过度抽象,而失足于自己指明的“陷阱”。因此,在“涉入”(involvement)的失足和不可能实现的“超脱”(detachment)之外,到底该如何对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之间“鸿沟”进行研究,仍是反思社会学必须回答的问题。
4 评价:批判与反驳
4.1 不受重视
在常人方法学的早期创立阶段(20世纪50年代),它很少受到重视。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它步入了黄金时代,大概也是它最繁荣的时期。1967年,常人方法学的“圣经”——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研究》(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出版,常人方法学在这一阶段的繁荣也是由于当时整个美国社会文化的反秩序、反保守的激进倾向逐渐兴起。
加芬克尔去世之后,《纽约时报》评论他为“一个把对常识(common sense)的研究转变成一门晦涩且神秘的学科的创新性社会学家”。
它在学界的不受重视也表现在,时隔50年,至今加芬克尔的原著未有译成中文的。
4.2 讲“行话”:文风晦涩
4.2.1 文风备受批驳
常人方法学“晦涩”的文风应该是它备受学界批驳之处,社会学家大多认为加芬克尔有意使用令人难懂的“行话”。在这里选取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批判者。
  美国宾州大学的人类学家华莱士(Wallace,1968)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加芬克尔文字风格的抱怨——“有时文章读起来像对一个晦涩的德国哲学家的非常糟糕的硬译”。尽管相比于许多激进的批判者,华莱士对加芬克尔的著作还是抱有相当的同情,但他也在很多方面误解了常人方法学。同他一样,人们大多将矛头指向加芬克尔在原著中大量使用的复杂的修饰语和冗长的排比句式,不仅常常不合语法,而且善于自创短语,如“observable-and-reportable”、“accountable-for-all-practical-purposes”。
  第二个对它进行严厉批评的是当代美国以定量社会学出名的科尔曼(Coleman,1968),他大概是二十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抨击常人方法学的主流社会学的一个代表,他甚至认为常人方法学对社会学理论没有任何真正地贡献。他的评价相对于华莱士更刻薄,他认为,“如果只用直截了当的英语来陈述,加芬克尔花了大力气阐述的,但其实非常稀松平常的观点,就会显得平庸陈腐”。他甚至发明了“常人方法学灾难”(ethnomethodology disaster)一词来描述他在阅读过程中的不快。
4.2.2 后人有力反驳
而根据常人方法学家自己的解读,加芬克尔之所以使用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文风,正是为了破坏在社会学上占统治地位的实在论(realism)观念,强调社会事实的建构性质。就好比将文本视为一种诗歌结构,即表面上断裂、零散的表达实际上指向一个共同的基础图示。
从这个角度来看,加芬克尔看似自创了大量复杂、冗长的语句,实则是为了表明其对社会结构的过程性揭示,即社会中所存在的较为稳定的行动结构,不是社会行动者遵循预先确定的规范的亦步亦趋的产物,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正在进行的、权宜性的成就”(Garfinkel,1967)。这样看来,加芬克尔的确是用心良苦并且充满创见。
4.3 拉阵营:“反帕森斯”?
传统美国社会学理论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维持结构功能论的宏观社会学与符号互动论的微观社会学之间的“相互合作的区别”。因此,当常人方法学出现时,它对“局部”的强调自然使人将其归入符号互动论的微观社会学之中。但这样做并不恰当,常人方法学不仅批评帕森斯的“物化”结构观念——宏观理论的基础(Hilbert,1991),同样也批评情境主义者(Garfinkel and Sacks,1970)。
实际上,常人方法学对局部的关注就是对社会实践的关注,它将微观结构和宏观结构及这种划分的观念都看作社会实践的产物,即不断进行的、权宜性的局部实践的结果,而并没有微观实践和宏观实践之分。一个构形(configuration)被视为宏观,还是微观的,往往取决于实践中的认知和权力。
  并且,常人方法学(也称本土方法学)也始终没有摆脱以往多数教科书赋予它的刻板印象——一个激进的反帕森斯主义的流派。因为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批判帕森斯理论的浪潮中,因此社会学家们总是将其粗略地归入反帕森斯的阵营。其实,随着常人方法学理论的成熟和发展,它对帕森斯这个“理论靶子”的依赖越来越少,继而已经从亚历山大所谓“反帕森斯理论”过渡到“后帕森斯理论”的阶段。
4.4 矫枉过正
1968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SR)为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研究》(Garfinkel.H,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1967)一书所举行的书评讨论中,三种不同的声音似乎已经为以后几十年社会学界围绕常人方法学展开嘈杂混乱的争吵定下了基调。社会学家认为加芬克尔有意使用令人难懂的“行话”,并且坚决不肯吸取主流社会学的理论(Ritzer,1990)。而常人方法学家希尔伯特在证明常人方法学并不与韦伯等经典社会学矛盾时,又矫枉过正地称常人方法学为“最真正的社会学”,这大概很难不引起了主流社会学家的愤慨(Collins,1991)。
因而,常人方法学与社会学家的这场长达30年的充满误解、相互不信任的“失败”的对话,也许确实应该各打五十大板,无论是常人方法学自身的“宗派性”(Flynn,1991),还是主流社会学不肯反省自身的理论预设的“素朴性”都应该对此负责。
5 结语
作为一种社会分析的角度,常人方法学不可能没有局限,如缺乏时间和历史的理论。但仅仅站在一个“超然”的立场上,指责一种社会分析的缺陷是远远不够的。批判仅仅是一个开端,真正创生性的工作是清理理论的遗产,进行广泛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进行“多方面的综合”,而是要承认一种理论的局限性、局部性,并在此基础上和其他同样有限,但并不因此丧失其解释力和洞察力的理论进行对话。社会学需要的不是单一性的、融合所有理论的“宏大理论”(grand theory),而是多声部、充满冲突和矛盾的“复调小说”。
常人方法学没有必要通过“认祖归宗”的方式证明自己是社会学的“正统”,这反而牺牲了常人方法学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特点。重要的是常人方法学能够为整个社会学理论提供富有洞察力的思想,并与其他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创造性的对话,这才是当代常人方法学家应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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