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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詹清荣:认识“所知世界”的逻辑:“体验”和“理解”的两条路径——《所知世界的终结》的方法论阅读

添加时间:2004-07-03 16:09    浏览次数: 3064 次

小南湖读书小组第六次读书会读书报告


认识“所知世界”的逻辑:“体验”和“理解”的两条路径


——《所知世界的终结》的方法论阅读


詹 清 荣


  阅读《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1一书,内容非常多,启发点也很多。然而,要对该书作评论,却挺不容易,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本完整的论著,它是一本按主题排列的论文集。实际上,此书是沃勒斯坦从1994年到1998年期间担任国际社会学协会主席的一些重要场合的演讲录。


  不过,本书的主题确也鲜明,因为沃勒斯坦在进行这些演讲时,已经有宏大的目的。“根据我认为在21世纪会有一个全然改观的世界的主张,我力促该协会将重新评价社会科学之集体社会知识的需要作为其中心任务。”2至于他将演讲集命名为:The End of the Word As We Know It(我们所体验和理解的世界之终结),乃因学者帕特里可•威尔金森(Patrick Wilkinson)的提议。同时,他向沃勒斯坦指出英文“”有双重涵义,其一是体验(拉丁文的cognoscere)和理解(拉丁文的scire),沃勒斯坦认为这是个“洞见卓视”,以此作为演讲集的编辑逻辑,分为“资本主义世界”(取其框出我们的现实总体之意,即我们所体验的世界),“知识世界”(取其学会认识世界之意,即我们所理解的世界)两部分。3这意味着本书的组成逻辑由“体验”和“理解”两部分构成,尽管其来自于帕特里可•威尔金森的建议。


  一, 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体验”


  1. 在《社会科学与共产主义的插曲,或当代历史的解读》中,作者主要是对1917年到1991年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论(由作者的政治立场导致的观点应加以扬弃),提出三个结论:其一,今后五十年的世界可能比我们经历过的冷战世界发生多得多的暴力事件(本演讲时间为1996年9月);其二,南北之间的移民问题(包括东、西欧之间的移民)是个新的世界性问题;其三,民主化问题的存在,“民主化不会减少而会添加巨大的混乱”。民主化主要意味着要求三方面的平等权利:合理的收入、子女受到教育、充分的医疗设施。“若想每个人能够真正享有更多的这些权利,惟一的办法是建立根本不同于当今的世界资源分配体系。”4
   2.《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一文,将非洲人国民大会认定是世界体系中最老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1994年5月10日在南非不仅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且是世界体系自从1789年以来连续不断的进程的终结。5”通过对几种“民族解放”运动的解析,作者推出“当今各反体系运动的共同失败本身,包括民族解放运动未能成为真正完全的解放力量这一事实,却为今后25—50年的积极发展提供最有希望的要素。”“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凯旋,而是它的第一次和惟一真正的危机。”6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存在有四个长期趋势:其一,世界的非农村化;其二,生态危机;其三,世界的民主化;其四,国家权力趋势的逆转。“在这个时机,社会科学家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是,这也要求社会科学家们放弃他们过去的概念,因为那些概念来自同一个19世纪的形势,后者曾导致反体系运动所采取的诸般策略。”7


  3.《东亚之兴起,或21世纪的世界体系》一文,主要讨论东亚兴起的现象,体现在1970年以后,日本的经济指标提高很快,“四小龙”的兴起,近年来东南亚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等。他归纳由此引起的世界范围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其一,如何解释这种增长?尤其是它发生在别的地方增长少得多、而且有些地区是在负增长的时候;其二,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于21世纪的世界体系预示着什么? 在经过一番分析之后,作者提出在世界体系内对东亚的过去和现在的说明实际上是最不确定的问题,基本上有两种可能的设想:其一,世界体系能够象以前那样继续下去,而且进入另一个周期性变化;其二,世界体系业已达到危机关头,因而将发生剧烈的结构性变革、外爆或内爆,最终建立某种新的历史体系。8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样,作者认为是“最不清楚”的问题。


   4.《国家?主权?》,乃作者出于现代世界体系独特结构的考虑,主张将各个国家对资本家的关系与主权国家的相互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加以分析的主题演讲。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如果社会活动的主要动力是无休止的资本积累,那么,这个体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实际上只有少数能够成功地实现积累。”9无休止的资本积累又需要与日俱增的万物商品化,资本主义世界应该显示出朝这个方向的不断趋势。其后果是两极化现象比以前更尖锐,因为“商品链”是不透明的。资本家需要国家提供保护以对付市场,因为市场是资本积累的克星。他进而讨论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及在世界体系中的重要问题。最后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我们已经进入困难时代。结局是不确定的。我们不能确知哪一种历史体系将取代我们现在这个历史体系。我们所确知的是:在我们这个很独特的历史体系中,国家在支持无休止的资本积累进程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不再能够继续运作。”10


   5.《生态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成本:没有出路》是为“全球环境与世界体系”第21次PEWS上的主题演说。作者看到生态已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围绕保护环境这个中心问题,出现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活动。“绿党及其他生态运动一般提出的观点恰好这两方面:增加的危险及可能的解决方法。”“我们愿意提出这样假定:认为有理由增加的危险是需要作出某种紧急反应。”11有两个问题与此相关:其一,北、南两方对生态问题的态度的对比;其二,深层次的生态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性质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运作。作者把生态放在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框架里认识,“较之这个体系历史上的任何以前时期,如今更不可能获得企业界对克服生态退化的各项措施的真正赞同。”“现在的历史体系实际上处于晚期危机中。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取代它的将是什么体系。”12“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正问题是结果我们将走向何处。”“我们举起实质理性的旗帜,……如果我们开始走这条道路,就我们所在的社会体系及我们用以解释它的知识结构两者而言,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我们处于开端而非终结。”13


  6.《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敌对的兄弟?》一文,在肯定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两词在用于现代政治话语以来,具有同一性的一面,又有“被看作对立的两极14”的其他用法。它们其实成了“敌对的兄弟”,“这两个概念都代表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回应,而且是颇为不同的回应”。解决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问题“将成为21世纪的很强烈的社会冲突的前提问题”,是个“社会抉择的问题”。15作者区分了自由派和民主派,并用了大量的论证力图说明此点。自由派主张关心程序、指向过去、以理性为法宝,民主派主张关心结果、面向未来,“自由主义和民主制度彼此大相径庭,代表深为歧异的趋势。”自由派优先考虑自由,反对平等,而民主派则是将自由与民主区别开。“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之间的紧张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它经常作为一系列政治困境和政治抉择回到我们这里来。”“自由派对民主派说:如果你代表多数人,为什么你不按能力原则治国?民主派回答:如果你这样有能力,为什么你不能得到多数人赞同你的建议?”16


  7.《社会融化与边际化》一文,专门讨论均与“社会”有联系的“融化”与“边际化”两词。作者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已经对我们能确定什么为我们的‘社会’这一问题造成相当大的混乱,因而对融合进这类社会及从这类社会边际化的问题也在意义上造成混乱。”17他进而发现“公民”是多数主权国家的原则之一,并用选举权、福利国家、国家主义仪式/情感这三项主要的政治建制来说明公民与非公民之间区别的重大意义。“融合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法律概念。融合概念假设有某种文化规范,人们必须融合进去,为这种规范所接受。”18“有关融合与边际化的全部争论到底是以公民概念这一假定作为基础的,尽管1968年以后的群体持怀疑的论调,即使对它们来说也不例外;而且,公民概念总是在实质上同时具有包容性和排斥性。……要受排斥的那些人必然是武断选定的群体。”“关于融合与边际化的全部讨论已把我们引进一条死胡同,无法找到出路。……现代世界体系处于晚期的危机中,或许我们至少应该想想我们愿意构建哪种历史体系?它是否可能废除公民概念?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又以什么概念取代它?”19


  8.《社会变迁?》的立题非常清楚,作者提出“变是永恒的。一切不变。”这两句话是处于现代学术中心的主题。“变是永恒的”是现代世界的规定性信条,“一切不变”是不再相信现代各时期的所谓进步的哪些人一再发出的抱怨。进而,他提出可以怎样评价这种对立的观点,在科学上和在哲学上处理这些争论中的问题?他反对将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三个领域认定为是自主的并按不同的原则行事,“我认为它们是如此彻底地相互盘根错节,以致任何领域内的行动总是作为一个选项来实行,而全面效应乃是其中的决定性考虑。”20实际上,一系列的发展趋势破坏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基本结构:其一,世界的非农村化;其二,由于允许将其成本外在化而引起的社会成本的升高;其三,世界体系的民主化的后果;其四,“老左派”的崩溃。“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根本的社会变迁,那么,我们必须设法把长期趋势与周期性节律加以识别分清,而且估计长期趋势可能在多长的时期内继续进行量的积累而不破坏作为其基础的平衡态。”“我怀疑我们的现代世界体系是否表明真正的道德进步,而且认为它更有可能表明道德的退步。这倒也没有使我对未来从内心感到悲观,只是变得冷静。”21


  二, 关于知识世界的“理解”


  1.在《社会科学与当代社会》里,作者以“理性”为批判对象,分析了马克思和韦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兴起与科学技术发展之间在历史上的联系的回答,提出自己的独特看法:“为了使科技革新占据中心地位,首先你必须建立资本主义而不是其他。”22进而他分析韦伯关于理性的两对定义,第一对来自于对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的区分中的两种被视为理性的,即“目的合乎理性的”和“价值合乎理性的”;第二对来自于对经济行为的“形式的”、“实质的”理性区分。作者指出并分析这两对区别的内涵不完全相同,接着又“谈论理性就是淡化政治、价值合乎理性的选项,而且把矛头指向实质理性的要求。”指出“社会科学家所未做的事,一般说来,就是直面区分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产生的后果,从而正视对他们的社会角色的清醒的反躬自省。”23他分析了“理性及其不满”,发现“理性一度似乎提供的诸种保证——对当权者的保证,不过还有对被压迫者的其他保证——都似乎已经消失。”“我们赖以生存的关键要素乃是把实质理性的观念恢复到我们的学术事业的中心位置。”“最后必须承认,理性包含一种道德政治的选择,而且,知识阶级的任务在于阐明我们集体拥有的诸项历史性选择”。
  2.《社会科学中的分化与重建》,先从社会学的“分化”概念着手,再分析关于现代世界的“分化广度”和因从共同社会走向利益社会而造成更大的“同质性”这两个不同的论断。转回知识结构时,提出学科因专门化而生“异质性”,同时也有普遍性知识的“同质性”。“我们发现连关于究竟同质性抑或异质性才是更为可取的结果这一问题也缺乏真正的共识。诚然,当代所谓科学战和文化战之剧烈乃是学术界内对此评价之分歧深度的明证。”24“按照传统科学的视界,重复、稳定与平衡态是无所不在的现象。取而代之的是复杂性科学的视界,认为不仅在社会生活中,而且在自然领域的大多数基本过程中,到处都是不稳定、演变和涨落起伏。”他肯定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的主张,并认为这对社会科学的含义有帮助。“它抹掉规范性认识论与描述性认识论之间的差别这一伟大的方法论斗争。确切点说,科学的这种诠释使得规范说难以维持,但是也使描述说站不住脚,因为正是描述性认识论所挑出作为其正当理由的那些特性现在要寓于科学活动本身,甚至深入到物理学殿堂之内。”“社会科学所研究的是一切系统中最复杂的一种,它变得不仅是科学中的王后,而且是科学中最艰难的。然而,它还将要从中获得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之认识真理的场所。”25


  3.在《欧洲中心论及其化身》一文中,作者首先认定“欧洲”是文化用语,主要指西欧与北美合称。“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而欧洲中心主义是现代世界地缘文化的构成要素。”26至1945年,社会科学各学科主要设立于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随着亚洲及非洲的非殖民化,欧洲以外国家的进步,对“欧洲中心主义”打击较大。“如果社会科学要在21世纪取得任何进步,它必须克服业已扭曲其处理当代世界之问题的分析能力的欧洲中心论的构成。”欧洲中心主义主要表现在:“①它的历史研究法;②其普遍主义的偏狭性;③其关于(西方)文明的假定;④其东方学及其推行进步论的企图。”27他评述了反欧洲中心论的主要观点,提出“现代世界体系中知识结构的特点在于‘两种文化’的概念。其他的历史体系都未曾设置科学与哲学/人文学科之间的根本性离异,或者,我看说成把对真的寻求与对善和美的寻求分隔开来更为恰当。”“这种理论上的分立使得现代世界能够提出价值中立的专门家这样一个古怪的概念。”“我们必须充分承认欧洲对于重建世界的特殊性,因为只有那样才能超越那种特殊性,有希望获致对人类可能性的更有包容性的普遍主义观点,它不迴避协同一致地追求真与善时所遇到的困难复杂的问题。”28


  4.《知识之诸结构,或我们可能知道多少组成方式?》一文是为《开放社会科学》一书的专题会而作。“我现在试行概括一下我认为该报告书对过去二百年的看法,然后再说这意味着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29经过对学科分类的分析,作者指出社会的世俗化是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的特点,在知识世界里,它首先排除神学这一排他的、甚至统治的认知方式,即人类代替了上帝;以后发展为“科学”的提倡者公然排斥哲学,主张只有他们的知识才是理性的知识。对哲学的排斥似乎是对权威的排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民主的”,以后科学在知识生产的等级制中取得占优势的地位。哲学(或广义的人文学科)被归类为对善(及美)的寻求,科学主张它独占对真的探索。这带来了如何裁决科学主张真理性的资格问题,多数人也不愿意把对真的探索与对善的寻求分隔开来。实际上,对于将知识分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三部分的方式已受到“复杂性研究”(就自然科学而言)和“文化研究”(就人文学科而言)。以牛顿的力学为基础的科学形式受到攻击。在从知识历史方面进行讨论之后,作者认为“我们都有了将关于真的和关于善的知识重新合为一体的可能性”,“长远来说,善与真是同一的,因为真就是对展现于我们面前的一种最佳理性的、实质理性的可能性之选择。两种文化的思想,尤其是认为两种文化互相矛盾的思想,乃是极大的故弄玄虚。将系统的知识一分为三的作法乃是我们对世界更充分的理解的障碍。作为我们面临的任务,我们要充分利用我们的增进共同知识的机遇,以便重建我们的各种建制。”30


  5.《世界体系分析的兴起与将来的消亡》一文,作者解答了“什么是世界体系分析” 及其兴起、消亡的相关问题。世界体系分析作为社会科学内一个明确界定的视界始于20世纪70年代,它以先前的许多研究为基础,不认为自己是“世界之社会学”,作为“从社会科学中走出来”的一种方式,“它体现为对现有的社会科学之前提的批判”。作者表明反对“世界体系论”一词,“而且坚持把我们的工作称为‘世界体系分析’”。31他分析了世界体系分析的兴起原因及其四大要点,并对流行说法提出相关异议。要点之一是“全球性”,但它不是“全球化”;要点之二是“历史性”,但不是“社会科学历史”;要点之三是“统一学科性”,但不是“多学科交叉”;要点之四是“整体性”,但不是“博识教育”的老调重弹。关于世界体系分析的消亡问题,作者认为来自于“它本身的诸项矛盾以及它的效用之最终耗尽。”“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显然往这种消亡之方向走去。”“世界体系分析不是一种理论或推理方式,而是一种视界和对其他视界的批评。”“从事世界体系分析工作的人士应该去处理、而且紧急处理一些非常根本性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走出19世纪的社会科学和知识结构,而且彻底吸取世界体系分析之经验教训,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那些问题。”“社会科学家将表明他们是否有能力构建一种社会科学,以此证实我们将全程经历的世界范围的社会转型。”32


  6.《社会科学与对公正社会的寻求》一文,作者分析了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三对矛盾:“宏观与微观”,“全球的与地方的”,“结构与动原”。这三对矛盾并不完全相同,但在“许多学者看来,它们高度重合,而且作为简略用语它们常常相互交换使用。”33并进而比较了哲学家与科学家的许多不同,“在将知识世俗化的过程里,哲学家崇奉怀疑,而其结果是他们后来的信誉扫地。科学家随即宣称哲学家只是变相的神学家。……科学家认为科学代表发现真理之惟一途径的说法得到广泛的文化支持,……科学不准备承认任何疑难,或与任何他方共同合作。”34哲学及广义的人文科学退出自然领域,坚持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即人文的、精神的、道德的领域,慢慢地形成一支研究社会现实的专业队伍。里面也有描述性研究学者与规范性研究学者的区分及表现。他分析了两种文化的区别,指出自然科学有走向社会科学之倾向,人文科学也有走向社会科学的倾向,“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内部,自然科学家之走向社会科学(复杂性研究)及人文学者之走向社会科学(文化研究)不是没有遭到反对。”“通过一切知识的社会科学化,承认现实是被构建的现实,而且是科学的/哲学的活动之宗旨是达到对那种现实的有用的、可信的解释,我们正在克服两种文化的区别。”35“科学处于其非常早期的时刻。一切知识都是社会的知识。而社会科学要求有权成为知识自省的场所,它要求既不反对哲学也不反对自然科学,而是与它们合而为一。”“我看到明确地结束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离异状态,而且,如前所述,我看到社会科学成为重新统一的知识世界之无法规避的土地。”36


  7.《社会学的遗产,社会科学的前途》一文,主要讨论社会知识之科目以及其遗产、挑战及前景。所说的社会学遗产指“社会学文化”的东西。他要创造一种新的开放型文化即社会科学的文化,“它是位于在认识论上重新统一的知识世界之内”。“我们从三个方面把知识加以区分和划定界限:在学术上分为学科,在组织上分为团体结构,而在文化上分为共享某些前提的学界。”37通过研究,他提出社会学文化的三大原则:第一号原则,存在具有可解释的、合理的结构的诸社会群体;第二号原则,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包含等级排列而且互相冲突的亚群体;第三号原则,就各群体/国家抑制它们的冲突而言,大多是由于下属的亚群体给予该群体以合法性,理由是这样就使该群体可以存续下去,而诸亚群体在该群体之存续中看到长期的利益所在。进而,他回答对这些原则的六大挑战38。他预测了社会科学的前景,“科学与人文学科这所谓的两种文化在认识论上的重新统一;各门社会科学在组织上的重新统一与重新划分;在知识世界中社会科学承担中心角色。”39“知识世界是主张人人平等的世界。这已经成了科学的伟大贡献之一。”我们的勇于面对这不确定的世界,“别无他途只有向上,向上,向上,也就是说,攀登更高,更高,更高的学术水准。精炼,严密,紧凑,正确,持久。这就是一切。”40


  三, 分析的前提和结论


  通过前两部分的逻辑把握,回过头来分析他列在本论文集的第1篇文章,即《不确定性与创造力:前提与结论》41,我们就可以从中看到沃勒斯坦独特的论证方法。他断定“21世纪的前半叶将是大为更加困难,更加令人不安,但却比我们在20世纪所知道的一切更有开放性。”


  产生这样的判断有三个前提:第一,凡历史体系,就像一切体系一样,都是有生也有涯的。它们有开始、有发展,但当远离平衡态而达到分岔点时,便有消亡。第二,在这些分岔点上,可以确定两点,一为小投入有大产出(体系的正常发展时期则是大投入小产出),二为这种分岔点的结局素来是不确定的。第三,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现代世界体系业已进入晚期,而且不太可能存活五十年。


  从以上三个前提,作者引出了道德和政治的若干结论:结论之一,与各种形式的启蒙运动所鼓吹的不同,进步绝对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能够朝着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实质理性”,也就是理性价值和理性目的而运动,集体而明智地达到这一点。结论之二,作为现代性的基本先决条件,对于确定性的信念是危害不浅的。结论之三,作为宇宙间最复杂的体系,人类的社会体系最难分析,为争取良好的社会的斗争是继续不断的事业。结论之四,不确定性是奇妙无比的,而确定性,如果有的话,会是道德的死亡。


  作者把此文作为论文集的首篇,通过阅读,我觉得归纳本书的中心挺难,但如关注作者的论证思路和研究方法,把它放在最后来总结,则会有另一番收获,尤其是论证方法。怪不得作者将他十分重视的“世界体系分析”看作是“对现有社会科学之许多前提的批判”。怪不得作者发现本书译名的困难,“我建议,在所有各种语言中我们采用本书的副标题:《21世纪的社会科学》。”42你以为如何?!
  《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冯炳昆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以下简称《所知世界的终结》。
  《所知世界的终结》,前言第1页。在该页,作者还提到:“因为那时我作为该协会的主席,应邀到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许多集会上发表演说,我决心贯彻我自己的倡言,而且利用这些场合阐述我对21世纪社会科学的课题的看法。”


1《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冯炳昆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以下简称《所知世界的终结》。
2《所知世界的终结》,前言第1页。在该页,作者还提到:“因为那时我作为该协会的主席,应邀到社会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许多集会上发表演说,我决心贯彻我自己的倡言,而且利用这些场合阐述我对21世纪社会科学的课题的看法。”


3同上,前言第1页。
4同上,第7—20页。
5同上,第21页。
6同上,第33页。
7同上,第35—36页。
8同上,第37—52页。
9同上,第63页。
10同上,第81页。
11同上,第83页。
12同上,第91页。
13同上,第92—93页。
14同上,第94页。
15同上,第94页。
16同上,第112页。
17 同上,第114页。作者在此页同时指出:“至少有两个世纪,我们一直在使用‘社会’一词指这样一种群体:它位于一个主权国家的边界以内,或者有时是位于我们认为应该是某个现有的或待建的主权国家的边界以内。这样一来,不论这种以国家为界的群体的祖先为何,它们与连续性血缘群体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18 同上,第119页。
19 同上,第127—128页。
20 同上,第135页。
21 同上,第146页。
22同上,第152页。
23同上,第158、161页。
24 同上,第172—173页。
25 同上,第180—182页。
26 同上,第183页。
27 同上,第183—193页。
28 同上,第199—200页。
29 同上,第201页。
30同上,第207—208页。
31同上,第209页。
32同上,第214—219页。
33同上,第220页。
34同上,第224—225页。
35同上,第235—236页。
36同上,第239页。
37同上,第240页。
38同上,第250—267页有关于这六大挑战及理论回应的内容。
39同上,第267页。
40同上,第275页。
41同上,第1—4页。
42 同上,前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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