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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报告】邹立君:世界的出路与可能的社会科学——读《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

添加时间:2004-07-03 16:42    浏览次数: 3026 次

小南湖读书小组第六次读书会主报告



世界的出路与可能的社会科学


——读《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


邹立


  现代性的问题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让人颇费心思的问题,尤其在二十世纪后半期更是如此。主要原因是,现代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不断应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让人触目惊心:核污染、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以及克隆技术等所带来的人类道德的极度沦丧,人类随时都有将人自己或自己的后代子孙毁于人类自己手里的危险。人类不得不在现代性的胜利面前踯躅、徘徊、忐忑不安,并进而开始了一系列反思与自省。于是,阿尔夫·托夫勒说,机器时代即将灭亡,我们正开始向“第三次浪潮”文明进军;丹尼尔·贝尔说,工业社会结束了,我们已步入了“后工业社会”;福山说,历史终结了;沃勒斯坦说,“所知世界终结了”。总之,他们所告诉我们的是,一段历史即将告一段落,我们正处在新旧历史的交替阶段或“分叉点”——而不论他们所定义的那段历史是机器时代、工业时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等,也不论他们所认可的那段历史分期开始于何时。但是,我们应注意到,机器时代或工业时代等所侧重的是历史发展的技术性特征,而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侧重的则是历史发展的制度(经济的、政治的等)方面的特征。因此,他们各自反驳的立论点也不同。沃勒斯坦主要不是基于对现代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灾难的反思,而是基于对作为现代世界经济体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所不断积累的矛盾的认识,提出现代世界体系即将完结的论断。当然,他们对于现代性思维方式本身的反叛则是“英雄所见略同”的,即都是在寻求一种未来世界的出路并建构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模式。


因此,本文将主要根据《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一书对沃勒斯坦的主要理论观点给出我自己的理解。全文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梳理《所知世界的终结——二十一世纪的社会科学》全书的主要内容,第二部分就沃勒斯坦世界体系分析方法所依据的主要理论资源等问题做出我自己的追问与思考。


一、“所知世界的终结”的双重规定性


沃勒斯坦主要是根据英文“know”一词的双重规定性而将其论文集结成“资本主义世界”和“知识世界”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第二部分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即知识世界。他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即现代世界体系即将终结,而作为解释现代世界体系的社会科学知识行将获得新生。显然,“end”也具有双重规定性,即其表面意思是终结,深层意思是历史目的之最后实现。简言之,这个论文集第一部分看似比较混乱,包括了苏联解体所带来的表面上的乐观与实质上的不安,世界体系中各派解放运动的发展,东亚的兴起或者说是东亚的威胁,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分析,自由主义与民主制度异同的分析等芜杂的问题。实际上,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作者所认为的我们所体验的世界。第二部分作者则从多角度论述了社会科学发展的困境及其在二十一世纪可能和可欲的理论前景。


(一)“所知世界的终结”——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消亡


沃勒斯坦认为,作为一个历史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也有它的存在时期,而目前这一体系即将消亡,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的历史体系。他所分析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矛盾已经达到某种程度,以至于无法保证该体系的正常运转,即该体系在发展的轨迹上已经远离平衡态,达到了一个分叉点。


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是作为世界范围内一种存在于少数国家的国家制度而被提出来,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沃勒斯坦则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将资本主义的分析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内,在世界体系的框架内,即以核心国家/地区与边缘、半边缘国家/地区为参照来分析这一矛盾。在沃勒斯坦的论述中,开始于15世纪中叶部分地区意义上的现代世界经济体,在其后的发展中逐渐涵盖了全世界。而将这一体系作如此称谓的原因是,在部分地区或全世界的范围内的这种体系具有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三大特征,即“形成了一种单一轴向的劳动分工,形成了具有中心特征的经济活动和外围经济活动这样的两个极点;主要的政治机制(国家)联结在一个国际体系中受一个国际体系制约,这一国际体系的范畴于轴向劳动分工的地域相同;在中间阶段,那些寻求资本无限积累的人胜过了那些不追求者。”(《自由主义的终结》127页。)而这样一种存在严重两极分化的体系必然有其生命的周期。因此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分别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所存在的问题,既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本身的问题,也包括作为另一级而存在的国家/地区的反体系运动的衰落的问题,以及“存在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时代已经完结”的问题等。


具体来说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一系列的发展趋势业已破坏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基本结构,因而造成危机形势。”(“社会变迁?”143页)这一系列发展趋势主要有四种,前两种趋势主要是经济方面的,而后两种趋势主要是政治方面的。“第一种发展趋势是世界的非农村化”,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劳动力大军队伍的后备力量极其不足。而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剥削廉价劳动力是资本家获取高额利润的主要手段。可选择劳动力的减少无疑提高了劳动者与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这势必造成资本家利润的下降,进而影响全世界的利润水平。“第二种发展趋势是由于允许企业将其成本外在化而引起的社会成本的升高。”现代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生态方面的问题,而过去的主要做法是由全社会来承担恢复生态的成本。而这实际上是一个二难选择:由社会来承担这一成本,问题得不到根本解决;由企业来承担,就会导致利润率的急剧下降。“第三种发展趋势是世界体系的民主化的后果”,尊重人民的民主化政治,势必使得人民对于社会的期待不断升级,国家的各项福利措施实际上是将“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退还给从事生产的各阶级”。同样是一个两难选择:要么减少福利投入,要么削减利润率。最后一种趋势是,传统的反体系运动即沃勒斯坦所谓的“老左派”的崩溃。反对现行体制的反体系运动的繁荣毕竟给了人们一种期望,有期望就有忍耐与妥协的动力,有反动就有宣泄不满的途径,而今,这种期待与途径被破坏了,国家存在在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问题就日益突现出来。


(二)“所知世界的终结”——社会科学的新生


作为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的当今社会科学主要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由现代世界体系所确立的地缘文化所导致的结果之一的社会科学制度化的产物。作为对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分析与思考,19世纪的社会科学建立于三大分野之上:“即过去的/现在的,文明开化的/其他的,以及国家/市场/市民社会”,在此基础上,社会科学被分割成彼此分隔的不同领域,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东方学等等。而如今这些区分都难以再自圆其说了,否定了作为19世纪社会科学分科的基础,社会科学到了非重建不可的时候了。那么,摆在社会科学知识同人面前的任务即是如何着手进行重建的问题。全书的第二部分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中的困境问题,以及对社会科学进行重建的可能,期间涉及到现代性与理性的问题、“两种文化”的问题、世界体系分析的兴起与消亡的问题等。


119世纪社会科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首先是现代性承诺与理性保证的问题。现代性作为启蒙运动的伴生物,具有几个主要特征:首先是对于科学的极度推崇,这是与科学所取得的惊人成就分不开的,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相信人类能够依凭理性的力量不断认识并改造世界,以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第二个特征是对于确定性的确信,人类能够发现普遍的规律,并据此推知过去和预言未来,这也是与经典科学的认识相联系的。经典科学认为时间是可逆的,因此,根据科学推演出的简单定律可永远适用。而科学的新发展则展现了世界的另一种图景。世界是复杂的、相互联系的,不可逆性和不确定性是其主要特征,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总有一些偶然的事情发生。而主要受经典科学影响建立起来的现代知识结构的弱点也日益暴露出来。


其次是现代知识的结构以及社会科学的分化问题。“现代世界体系中知识结构的特点在于‘两种文化’的概念。其他的历史体系都未曾设置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根本性离异,或者,我看说成把对真的寻求与对善和对美的寻求分隔开来更为恰当。”(欧洲中心论及其化身199页。)也就是说对知识的分离化追求是现代知识结构的主要特点。而社会科学在这“两种文化”的分离中则是于夹缝中求生存,既表现在她没有自己独立的方法论,也表现在她的对于科学研究所取得成果的依附性。受“两种文化”分离的影响各门社会科学内部发生了方法论之争,即有些人倾向于人文学科,并使用描述性认识论,强调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另一些人倾向于自然科学,并使用所谓的规范性认识论,强调人文过程与其他物质过程在逻辑上的相似性。(参见:“知识之诸结构,或我们可能知道多少组成方式?”206207页。)


再次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倾向问题。主要受科学的普遍化观念的影响,这种社会科学日益呈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她的历史研究法,即“凭借特定的欧洲历史成就解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偏狭的普遍主义,“断言从16世纪到19世纪欧洲所发生的一切代表一种各地都适用的典范”;对于西方文明的假定,现代欧洲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或至少特别地文明开化的;东方学,“东方学是植根于欧洲中世纪的一种学问”,“据说,东方学把欧洲的支配性权力地位合法化”;“进步论”,“进步变成世界历史的根本解释,变成几乎一切阶段论的逻辑根据。更有甚者,它成了一切应用社会科学的原动力。”(参见:“欧洲中心论及其化身”184193页。)


2、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景展望


首先是对于现代知识三分(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重新统合。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复杂性研究和人文学科中的文化研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却都以17世纪以来的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科学形式作为它们共同攻击的靶子。复杂性研究是对于视自然为消极被动之物的经典科学的批判。在物理学界。熵的发现使得自然科学界不得不重新发现时间,“时间之矢”的提出,将不可逆性、不确定性、复杂性等引入到自然科学的视阈中。“文化研究也抨击复杂性科学家所抨击的决定论和普遍主义。”“它认为以普遍主义的名义所作的关于社会现实的主张实际上不是普遍性的。”“它强调社会现实的不统一性和重视他人理性之必要。” (参见:“知识之诸结构,或我们可能知道多少组成方式?”205207页。)这样,复杂性研究和文化研究有助于克服知识分化的问题,为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现实提供了契机,为将对于真和对于善的知识追求的重新统合创造了可能。沃勒斯坦借用普利高津的理论范式:现代知识结构正处于一个混沌的分叉点,新的秩序将从此处产生,虽然它是不确定的,但我们所作出的一丁点儿努力都可能对它产生巨大的影响。


其次是世界体系分析方法的运用。世界体系分析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现有社会科学诸前提之批判。它有如下几个理论要点:“全球性”、“历史性”、“统一学科性”、“整体性”。这几个要点所体现出来的世界体系分析视界的特点可概述如下:它的分析单位是世界体系;而对于这一体系之分析则须遵循该体系之历史;而对于体系历史的分析则不能被分割成各个不同的领域,而应把握其整体;对于历史体系的整体性把握要求我们克服“两种文化”的分野,重新走向知识的统一。世界体系分析的可能性依赖于社会现实所提供的契机,“正是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基本等级结构,如阶级、种族、性别之等级结构,其合法性(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受到根本的挑战,才有可能破天荒地构建一种包括更广的、相对更为客观的社会科学。”(“世界体系分析的兴起与将来的消亡”218页。)


最后是社会科学的前途展望。沃勒斯坦所认为的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景包括:两种文化在认识论上的重新统一,各门社会科学在组织上的重新统一与重新划分,社会科学在知识结构中的中心地位。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总会历经分分和和的沧桑历变,最初是人与存在的高度统一,即古希腊的“爱智慧”,中国的“天人合一”;然后是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人将自己从存在中独立出来;最后又回归到人与存在的合一,但这是经过主客二分洗礼之后的超越性产物。知识在今天的发展已经为沃勒斯坦所谓的知识的重新整合创造了可能性。


二、对沃勒斯坦理论资源的思考


沃勒斯坦在评述自己的学术历程时谈到他的两个主要的学术选择,第一个是最关键的,即“分析的单位”的选择,沃勒斯坦认为唯一合理的分析单位只能是一个“世界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历史社会体系”。第二个学术选择是抛弃划分现有的现代社会科学的依据——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的方法论之争,坚持所有的社会科学必须同时是历史性的和体系性的。(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黄光耀、洪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导言,第4页。)基于这两个前提沃勒斯坦不仅以一种综合的眼光来看待现代现实世界及其历史,而且以一种整合的眼光来分析现代知识结构,展望知识的理论前景。但是,我们在关注其理论意义的同时,也发现这种分析无论是对于现实的预言,还是对于理论的期望,都仍有尚待商榷之处。


在这里,我主要从理论资源上来考察沃勒斯坦的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加以比较,进而得出他们共同的理论困境。虽然弗洛伊德、熊比特、卡尔·波拉尼等人的理论也为其所用,但是沃勒斯坦受到马克思的影响还是较为明显和具体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但是他像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面临着一个根本的理论问题,即他们著作的决定论和非决定论问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极端唯意志论的因素。然而解释性理论则完全不同,它尽可能是决定论的。这种矛盾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内部搭起了一个互相冲突的舞台。”([]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学二十讲》贾春增、董天民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页。)马克思运用阶级的分析方法,断言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却粉碎了人类的共产主义梦想。面对这样一种困境,马克思主义者有两种选择,或者将革命推迟到未来的某个时候,或者不论说革命不能进行却转而辩解说是革命者的努力不够,两种选择都不能令人满意。这种矛盾我们在沃勒斯坦的著作中也可发现,然而沃勒斯坦在解决这一矛盾时可能作得更好。沃勒斯坦通过较为具体的论证,断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即将消亡,但他却得益于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关于决定论和非决定论的成功调适。事实上,正如沃勒斯坦所清醒地认识到的,逾越社会科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之间的鸿沟或是对二者的整合本身充满了困难,在此他的预言也许有滥用想象力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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