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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寿宁:立宪经济学范式的一个综述

添加时间:2004-08-10 15:14    浏览次数: 2475 次






立宪经济学范式的一个综述


唐寿宁
[本文出处: http://www.ordo.org/geren/bukannan.htm]

关于制度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的一个领域,但在新制度经济学之前,制度学派所作的研究被看作是“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留传下来。”(科斯,第346页)这似乎印证了约翰.穆勒早就指出的,“只有通过竞争原则政治经济学才配得上称为科学。”(穆勒,第270页)新制度经济学采用交易成本概念无疑使制度的研究有了一个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但同时却使制度本身落入了特定的框架内,布坎南指出,“新制度经济学更多的是注意特定制度形式内的互动而不是政治规则的广泛结构。”新制度经济学当然是扩展了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又是可以被新古典经济学所接纳的,甚至可以说是能够被归并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



  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的科学分析上所取得的成功,是以削弱制度本身的一般性含义为代价的。交易成本并不能成为一般性制度选择的基础。因此,关于制度的研究面临着新的发展,一是要使制度这一概念回到一般意义上来,二是要重新寻找既能包含制度的一般性含义又使制度的讨论是实证的这样一个概念。立宪经济学应该说代表着这样一个努力。



立宪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是布坎南在其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理论范式,布坎南称之为立宪经济学范式( Constitutional Economics Paradigm)。所谓立宪经济学,是讨论制度规则的选择的理论。采用立宪这个词,一方面表明这里对于制度规则的讨论,是在最一般的层面上展开的,并不针对特定的制度;另一方面表明个人在制度规则的形成上的最终权利,之所以说是最终权利,在于要说明制度规则尽管并不是人设计的产物,但制度规则的形成却是要通过一致同意的检验。立宪在这里并没有宪法方面的特定含义。



仅仅把立宪经济学当作一个经济学新学科是不够的,因为立宪经济学着眼点并不仅在于开辟一个新的经济研究领域(这一努力在公共选择理论上面就完成了),而是立足于对整个经济理论从方法论到体系作一番讨论,试图推进经济理论的发展。如果这样来看待立宪经济学的话,那么,对它的产生、主要内容、局限性及其发展前景有一点了解,就是非常必要的了。



应该说,在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中,已包含着立宪经济学的基本要素,所谓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立宪经济学,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对已有的立宪经济理论观点的强调、并突出自己的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的区别。这样做大概也是由于形势所迫,因为在主流经济学家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学术界,布坎南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所孕育的、对主流经济学具有批判意义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是受到了忽略,学术界主流更多的是强调公共选择理论中把正统经济理论分析应用到政治决策领域的一面,而不提对正统理论批判的一面。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变成仅仅是在既有的主流经济学范式下的一种应用性的发展,而没有对理论范式本身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人们现在对布坎南的了解,还较多地停留在把布坎南与这方面的结果相联系,布坎南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由于他把传统经济分析引入政治决策领域,与他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没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所看到的对于布坎南思想的综述(Romer,1988, Sandmo,1990),差不多都只注意到布坎南对于公共经济学的贡献,没有注意到布坎南经济学的立宪色彩。



在这种情况下,布坎南显然不愿意满足于仅仅以公共选择理论的带头人自居,他更愿意视自己为非主流经济学家,因而也需要树起一面与主流经济学相区别的旗帜,这就是立宪经济学。布坎南在其后期的学术活动中,谈论更多的是与立宪经济学有关的问题。布坎南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演讲的题目是“经济政策的立宪性”,似乎有意淡化他的公共选择理论色彩。在他获奖后,TOLLISON 和 VANBERG 两人为他编的两本论文集都是讨论立宪问题的,题目也突出了立宪色彩。特别是他在获奖之后几年的演讲,几乎都是讨论立宪问题,这几年的演讲形成的论文集“经济学与立宪秩序的伦理学”,则主要从立宪经济学的立场批判主流经济学。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的是资源的集体运用问题。布坎南说,“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运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1986,第18页)公共选择理论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个人面临对资源的公共运用作出决策时,已有的不同制度规则如何使个人的成本-收益计算发生变化,进而如何影响个人在集体决策中的行为?制度规则又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研究在既定制度下对公共品的集体决策,二是研究对于制度本身的集体决策。实际上,只是在第一层次的研究中才运用了已有的经济学家的工具,而在第二层次的研究中,则发展出了随后构成立宪经济学基本内容的观点。



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人们在既定制度规则下参与集体决策的行为时,坚持了经济人假定,认为人即使在市场之外及进入投票站时,也是经济地行事。他继续面对着种种可以按经济计量标准加以归类的备选方案,而且,他在对这些备选方案进行选择时的行为,可以比照传统经济学的简单定理加以检验。因为,尽管政治的决策制定比起市场制度中的非政治决策制定要复杂得多,尽管私人成本和收益之间的简单对应这一市场选择的基本特点在政治学中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在某一最终阶段或层次上,个人在集体决策中总是不得不选择他的资源如何被集体地使用,就象被私人地使用一样。使集体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得以分摊到个人身上的种种制度影响着个人对这类成本和收益的评价和反应。因此,集体决策与其他决策一样,可以用成本与收益的语言进行讨论。




运用经济人的假定、运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解释在既定制度下具体的关于公共品的集体决策,如社区图书馆的修建问题,社区居民在收益(借阅图书)与成本(承担修建及今后的维持)之间可以进行比较,在这里,运用传统经济学工具的分析不会遇到什么问题,而是使分析深入而具体。社区居民在具体的社区图书的供给与需求上,可以找到一个成本与收益之间合理对应的方案,因此,成本与收益的分析在这里是可行的。可是,当涉及到一般性的制度选择时,如对于两种税制的选择,这时,制度这一公共品与个人的成本和收益的对应变得模糊,而且,制度一旦选定后又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实行,更使得个人对该制度所将发生的效应无法把握,因为他甚至无法确定自己今后的收入状况将是怎样的。因此,在这里无法具体地确定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而在无法确定个人的成本与收益的情况下,又怎么讨论个人在这一集体决策中的态度呢?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坚持一致同意标准的布坎南在这里显然意识到,如果坚持成本-收益的分析(可计算的新古典分析),讨论将无法进行。于是,他首先要把无法继续用成本-收益方法加以分析的方面划入另一个层次。



这样,也就形成了立宪性层次与执行性层次两个分析层次。既然在立宪性层次的分析中无法继续使用成本-收益的语言进行讨论,那么,发展一个有别于新古典的范式就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了。因此,公共选择在其非立宪的研究方面集中于分析各种政治选择结构及在这些结构内的行为,它是更为一般的立宪研究的一个初步但却是必要的阶段(1989,第61页)。“立宪观点自然地产生于作为交换的政治范例或研究纲领。要改进政治,有必要改进或改革规则,改进或改革作为政治游戏的构架。...公共选择观点直接导致人们注意和重视规则、宪法、立宪选择和对规则的选择。”(1986,第22页)



公共选择理论是可以被主流经济学所吸纳的,而在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立宪经济学则竭力对主流经济学范式作扩展性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立宪经济学所作的这一努力,并不是要推翻、取代主流经济学。立宪经济学把人的选择行为分为两个层次,即立宪性选择层次与执行性选择层次,并严格地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立宪性选择层次,也就是研究规则的选择,认为主流经济学是研究执行性层次的选择。这样,立宪经济学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与主流经济学相并存的一个研究分支,经济学无疑需要这一分支才成为完整的。



本文对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的基本内容作一个综述,要说明这一理论范式是否能够使对于制度规则的研究回到一般性;如果这一立宪理论具备着使制度研究回到一般性层次的基本要素,那么,这一理论又为什么在几十年间没有更多的进展。




一、立宪性选择层次与执行性选择层次




1.两个层次




把人们的行为分为两个层次,即立宪性层次(Constitutional Level)与执行性层次(Operational Level), 这是立宪经济学范式赖以建立的前提。在《立宪经济学探索》一书中,该书的编者指出,“布坎南立宪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就是时时提醒我们,我们的分析应该小心地在规则的层次与在这些规则内行动的层次之间作出区分。”(1989,第viii页)



所谓立宪性层次与执行性层次,按照布坎南的区分,是指对于制度进行选择的层次与在既定制度下进行选择的层次。对这两个层次,布坎南还用过别的词语,如,‘立宪选择与后立宪的或时期中的选择’(1987,第52页)、‘立宪的决策制定与日常的决策制定’(1987,第226页)、‘对约束的选择与约束内的选择’(1989,第44页),‘经济的结构与该经济在这一结构内的运行’(1991,第19页)、‘博弈的规则与规则内的博弈’(1991,第20页)。在执行性层次可以用成本-收益的语言进行讨论,而在立宪性的层次则无法用成本-收益的语言进行分析,在布坎南看来,新古典理论讨论的是执行性层次的问题,立宪经济学则讨论立宪层次的问题。布坎南说,“立宪经济学考察对于约束的选择,而不是约束内的选择,至今为止,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几乎是唯一地放在第二个问题上。”(1989,第58页))还说,“我们所使用的关于人们在选择制度时的行为的模式,不同于那个更适合用来对在现存制度结构下的行为作出预测的模式。”(1987,第56页)



在布坎南看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对应的是制度选定之后的行为,把‘社会福利函数’、‘公共利益’作为政治领域的分析思路。可是,对于一个由自由选择的个人组成的社会来说,并不存在‘社会福利函数’、‘公共利益’。新制度经济学的社会成本概念在立宪经济学看来也是一个不适宜用于讨论制度选择的概念。



不过,政治过程并不能由此就等同于个人之间和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政治过程是作出集体决策,这意味着要有合作。“正是在这里,个人主义模式可以间接地通过对立宪阶段和执行阶段的基本区分,来说明公共利益的存在。这一区分对混乱的澄清及通过理解这一区分所获得的推论,是这一模式对政治理论所能作出的基本贡献。...在立宪阶段,以某一‘公共利益’协调不同的个人利益,变为可能。”(1987,第226-227页)在立宪阶段,人们是对规则进行选择,规则对于集体中的个人来说是公共品,代表公共利益,同时,在立宪阶段,由于人们对于自己在今后执行阶段的利益是不确定的,因此,人们之间可以就规则的选择达成集体决策。



布坎南指出,“在执行的层次上,个人与集团的利益是可以辨认的,纯冲突的或零和的模式可以作出有用的解释。可是,在决策的立宪阶段,是对不同的规则作出选择,此时个人与集团的利益是不能清楚辨认的,这里的情形由纯冲突模型来描述是不合适的,这里是正和的。”(1987,第230页)



立宪层次与执行层次的区分类似于把扑克游戏中先确定游戏规则然后开始游戏划分为两个阶段。在开始玩扑克之前,牌友们要先就按什么规矩玩进行讨论,由于这时无法知道以后自己会拿到什么样的牌,因此,每个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将倾向于选择一套使游戏能公平进行的规则。当然,牌友们在这选择规则的过程中会发生争论,但这些争论并不是基于自身可辨认利益的比较,而是基于对不同的规则在游戏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的不同判断。因此,尽管牌友们在未发牌之前要就游戏达成一致是不容易的,但显然要比在牌友们拿到牌之后再选择游戏规则容易多了。这样,就体现了区分这两个阶段的极端重要性。扑克游戏这一例子是布坎南在谈论到立宪层次与执行层次的区分时最喜欢引用的。



布坎南似乎不操心把分析分为两个层次是否会破坏讨论的统一性,他认为“立宪经济学比正统经济学涉足‘更高’的研究层次,它必须包容后者的成果及许多较不复杂的分支学科的成果。”(1989,第57页)实际上可以说,布坎南作出这样两个层次的区分,是要对主流经济学作一个扩展性的理解,他并不想否定、取代主流经济学。布坎南认为,“对于某些目的来说,把现存的约束看作相对绝对的绝对并直接对结果模式的产生进行预测,是有用的,实证经济学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工作。”(1991,第40页)另一方面,新古典范式却无法解释立宪层次的行为。虽然立宪范式侧重于对立宪层次的分析,但其分析是为执行层次的分析提供了前提,执行层次的分析只是在立宪层次的分析之后才得以展开。




2.不确定性与信息问题




布坎南把选择分为两个层次,强调不确定性在立宪性选择层次上的作用。因为不确定性是制度得以被选择出来的保证。人们选择的是他们愿意选择的制度,但人们的愿望是各各不同的,不同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必将导致制度选择的难产。因此,模糊人们的利益特征,使人们对于自己今后一段时间的状况难以辩认,从而使人们倾向于一套公正的制度规则,才能使制度规则得以产生。



于是,不确定性体现个体对于特定制度效应的无信息。这里的无信息有两层含义,一是无法收集到信息,人对自己在今后时间中的具体的情形是不确定的,人只能是确定自己在今后的努力目标。当无法获取信息时(不存在信息对称),也许这些信息的获取就是不必要的。无法知道的东西也许就是没必要知道的。二是对于个人在这一层次的行为来说,也不必要收集信息,因为这里是制度规则的选择,各个行为主体带有自身利益的要求是不适宜的,这里是朝后看的,而信息总是指对于以前的了解。对于朝后看的选择来说,以前的信息在某种情形下是不需要的,或者说是不能予以考虑的。




信息是一个经济学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但目前经济学所注意的似乎还仅仅局限在非对称信息的情形。注重讨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行为主体各方所掌握的信息有什么样的差异,因而如何进行博弈。在这里,注意的是博弈的技巧,可以说是博弈规则确定之后的策略。



可是,在讨论规则的选择时,对于行为主体今后的具体交易风险是不能顾及的,也是无法顾及的。因此,对于这里的讨论来说,注意的不是信息不对称(对于信息不对称,人们可以发展出多种手段来解决信息的非对称问题),注意的是无法获取信息的情形,或者说,在这里,信息的获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即使在选定了特定的制度(如价格制度)之后,该制度本身也会使制度选择所需的无信息要求得到满足。



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证明:“价格制度最重要功能并不是让全社会分享经济信息,相反,它会促进有效率的信息不对称并使人们不去探求他们不应该知道的信息。”(P254)



似乎人们并不仅仅是不去探求他们不应该知道的信息,而是人们从追求信息量中解脱出来,转而重视平等游戏的规则。杨也承认“这种信息不对称一方面促进生产力,另一方面也开创了更多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因此平等竞争的游戏规则将愈来愈重要,而由一个计划机关来掌握所有的分散信息的想法会越来越不现实,而且越来越容易被机会主义行为所利用。”(P255)(《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二集》,商务印书馆1993年)



至此,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不确定性与主流经济学所讨论的不确定性的区别。主流经济学当然也讨论不确定性的问题,但其所讨论的不确定性是游戏规则确立后的游戏风险,即游戏者打牌结局的不确定性,主流经济学要对牌局的分布、其他游戏者可能的游戏策略作出分析,最大限度地缩小打牌结局的不确定性。从这一点来看,奈特把不确定性看作是无法计算其概率的,而把风险看作是概率可以计算的,并没有对不确定性概念作出什么实质性的突破,主流经济学经过发展所讨论的不确定性概念,也已经可以包容奈特所说的内容。布坎南所说的不确定性与主流经济学所讨论的不确定性是不同的,布坎南并不关心打牌结局的不确定性,而是关心游戏者不确定游戏规则对于打牌结局所可能产生的效应。前一种不确定性要注意的是规则确立后的游戏技巧,而后一种不确定性则是要注意游戏前规则的确立。




因此,可以理解布坎南之所以坚持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要在非成本-收益的情形下讨论制度规则的选择,不仅是因为成本-收益的计算将使讨价还价过程没完没了,制度规则的选择从而无法进行;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其实在于,这一成本-收益的讨价还价已经是制度选定的象征了,这时已经没有制度规则的选择问题了。




3.认识论的转换




与把人的选择分为立宪性层次与执行性层次两个层次相对应,对于这两个层次的分析也分属不同的理论。“那些可以预测的方面,能够用客观的或科学的理论加以解释,那些不可预测的方面只能以主观理论来解释。...如果这一基本方法上的两重性从一开始就得到接受,经济学说史上的许多混乱也许就可以得到避免。”(1987,第70页)



“新古典经济理论把简单的行为反应模式推广到经济中的所有人上面,这一反应模式尽管更为复杂,却仍然与可以在经验上描述的猫的行为模式相类似。”(1987,71页)。“人类行为还有另外一些方面,这些方面不能用执行性意义的经济理论来解释。...经济预测科学的失败表明,必须看到那些不能纳入科学解释的人类行为方面。...主观经济理论必须注意那些在不确定性情形下进行选择的基本事实”(1987,第76-78页)。



“主观经济学可以为动态过程提供理解,而通过这一动态过程,一个人们在其中保持真正意义上的选择自由的社会得到发展与繁荣。”(1987,第70页)




“为什么应当在‘人的科学’与别种任何东西的科学之间有一种类别上的区分呢?...因为现在是两个有感觉的人彼此之间相互作用,所以没有先验的基础能宣称‘科学’能够为这个两人团体改善福利。对科学的规范支持...现在把它运用到相互作用的行为时似乎就有问题了。”(1986,第28-30页)“克鲁索(或礼拜五)为了探索两人相互有利的前景,必须想象出一个在某种意义上说与他道德等值的人。...与动物的相互作用绝对不可能提供此种想象(对制度的想象和估价)结构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就是描述这种制度估价过程的。”在这里,用的是‘想象’,“这种想象力在类别上不同于那种简单地由一组对环境变化产生预测反响构成的预测反响模式。”(1986,第31页)科学的计量在这里是不适用的。‘要把市场相互作用过程塑造成类似自然过程,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很困难的。’(1986,第78页)




余英时曾指出,人对自我的认识和人对外在万物的认识不能采用相同的办法。他认为苏格拉底采用对话的方式便正是表示只有主体互相问答之间才能发现关于“人”的真理。“人”不能客体化而变成认知的对象。...行为科学兴起以后,“人”终于和天地万物同成为经验知识的对象。(《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P34)经济学与余英时这里所批评的行为科学一样,也是把人当作一个分析的对象。




二.没有目的的经济




1.制度的未规定




资源的稀缺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出发点,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这对于以价格制度作为调节核心的经济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正是这一点表明了资源的稀缺性本身是有着制度前提的。当讨论的是制度本身的选择时,资源的稀缺就不能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



资源的稀缺性是制度选定的结果,是一个制度性的概念。从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来说,应该要从行为主体最原初的经济行为开始讨论。无疑,此时的行为主体将是对制度规则作出某种选择,不管这样的制度规则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最开始的是一个制度规则的选择,那么,以具有制度特征的稀缺性作为基本经济理论讨论的前提,自然就不合适了。



没有目的的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于,在这里经济不是一个加总的概念,制度是未被选定的。没有目的的经济。不承认社会福利这一概念,个人的效用只能由个人自身来体验,成本是主观感受的。个人是价值的最终源泉。



而在制度选定的情况下,经济就变为有目的的。对于价格制度来说,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一个中心的目标。但对于非价格制度来说,可以认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就不是一个中心目标。所以,稀缺性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概念,它实际上是相对于特定制度的,而当讨论最原初的经济问题时,就需要一个更为一般的概念。既然资源的稀缺性并不是所有经济制度规则共同具有的特征,于是基本经济理论的讨论就需要寻求另外的前提假定了。




“我所主张的基本的及根本的方法,把‘市场的理论’而不是‘资源配置理论’放在中心。”(1987,第22页)




2.如何理解理性




既然把经济看作一组规则,那么,经济就是有秩序的,自然也意味着人是理性的。在这里,理性的含义表明人选择他所愿意选择的,而且,为了他自己的选择的顺利,他会与其他人一起选择一组大家都愿意接受的规则。



这里所说的理性,只是表明人对于秩序性的一种追求,既是对他自己生命过程、日常生活秩序性的追求,也是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秩序性的一种追求。只有处于秩序性之中,人才能把握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存。



因此,这里所说的理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如果仍是要用经济学通常使用的最大化概念,那么,可以认为秩序性代表着最大化,因为秩序表示人们此时没有再改变现状的意愿,人们获得了均衡,从而也意味着达到最大化。以人们对秩序性的追求代表人们的理性,只是要避免由于提到最大化而产生的误解。最大化容易使人们联想到精确的计算、精心的安排,因而常常引起人们以日常生活中不理性的一面来攻击理性概念。实际上,所谓日常生活中非理性的人,也没有放弃他自己对于他所理解的秩序的追求。




A、经济人假定的垂直拓展




处于选择规则位置上的个人与在既定规则内选择的个人,面临的情形有些什么不同呢?这是立宪经济学首先要回答的。布坎南认为,总体上说,经济人的假定在这两个层次都同样适用,但由于个人在这两个层次所作的选择不同,经济人的假定在这两个层次上是有区别的。



在执行层次,由于个人的利益是可辨认的,因此,个人可以通过对成本-收益的具体计算和权衡来取得自身的效用最大化;而在立宪阶段,由于个人的利益是不能清楚辨认的,因此,此时个人的效用最大化不是建立在成本-收益的具体计算上的,而只是怀有效用最大化动机的不同个人彼此间达成了协议。布坎南认为,在立宪选择与执行选择之间有重要的区别,这些区别与关于人的动机的假定的性质有关。(1987,第52页)“分析人在选择制度时我们可采用的行为模型,与那个更适合于对现存制度结构内的行为进行预测的模型,是不同的。”(1987,第56页)在选择规则的层次上,个人并不能清楚地辩认自己的成本-收益,从而也不可能对效用函数的自变量作出规定。所以,布坎南对效用最大化的情形作了具体的分解。



布坎南把效用最大化的情形分为这么几种,第一,对自变量没有规定,也就不能预测行为对约束变化作出反应的方向,效用最大化仅仅意味着人们选择他们所选择的;第二,较不空泛但仍然相当一般的表述;第三,标准经济学教科书里更为具体规定的;第四,净财富最大化。(1989,第40页)



布坎南赞同的经济人的含义是这样的,即,他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但在效用函数中自变量是未规定的(unspecified)。布坎南认为新古典的经济人概念是净财富最大化者,需要明确规定效用函数中的自变量,而且主要权重应分配给那些容易转换为货币财富的自变量。(1987,第53页)



布坎南把运用经济人假定分析原来经济学不研究的问题(如婚姻、犯罪)看作是对效用最大化的水平扩展,这样的扩展仍然严格遵循新古典的分析传统。而把立宪经济学看作是对效用最大化的垂直扩展(1989,第44页)。布坎南承认,作了这一扩展,“理性选择模型的预测-解释力降低了,不是因为参与者背离了行为的理性规范,而是因为这些规范本身与严格的私人选择情形下个人效用函数被规定的自变量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1989,第46页)尽管预测力降低了,但对于选择规则的分析来说,这样的拓展仍是必须的。



而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由于他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执行层次的问题上,所以,“以他们熟悉的工具没有发现这一理性选择模型的垂直扩展便于分析,因此,相对来说他们中间几乎没人在这一方向上作出努力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1989,第45页)可是,尽管财富是可以客观计量的,但正统经济学以更有限制性的假定而不是更为宽泛的假定来分析个人行为,往往在经验检验上遭受挫折,这反而损害了效用最大化模型的解释效率(1989,第41页)



立宪经济学对于经济人假定的扩展性理解,突出了对行为主体创新性的强调。




B、机会成本的讨论




与对于效用最大化假定的垂直扩展相适应,布坎南对于成本概念也注入了自己的理解。布坎南指出:“成本从来就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1987,第149页)这一机会成本的核心思想当然不是布坎南首先提出来的,但在立宪经济学范式中,这一机会成本概念显然带有布坎南独特的理解,具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布坎南说,成本是决策制定者在选择一种方案而不是另一种方案时所牺牲或放弃的,因此,成本与他自己对不得不放弃的享受或效用的估价联系在一起。从这一选择限定的机会成本定义中可导出几个特定的推论(1987,第149页):



1.成本必定唯一地由作出决策的人承担,不可能转移或强加给别人;



2.成本是主观的,它仅存在于决策制定者或选择者的心中;



3.成本是立足于预期之上的,必须有一个往前看或事前的概念;



4.成本决不会因为选择被作出而体现出来,被放弃的选择本身决不能被享用;



5.成本不能被选择者之外的人所计量,因为无法直接观察主观的心理感受;



6.可以把成本发生的时间定在最终决策或选择作出之时。




正由于布坎南对成本作这样的理解,因此,他不认为成本能够预先设定,成本如何衡量本身只是在选择过程中才能讨论的,也是选择之一。而主流经济学在讨论消费者的选择时,假定消费者受到预算约束,至于这一预算约束本身如何形成则不讨论。布坎南认为,这一预算本身首先就应该是选择的对象。“对于正统经济学家来说,只有在稀缺这情形下选择才是必须的,没有稀缺就没有选择的必要。可是,引入稀缺这个人为的创造作为行为分析的目标,在方法论上和描述上都是不合理的。”(1991,第5页)




把预算约束、稀缺作为讨论的前提先假定下来,这实际上假定个人已经作出了选择。可为什么不能从最初的选择开始讨论呢?如果把预算约束、稀缺先确定下来,那么,其实就是把机会成本的界限或规模先确定下来,这实际上是没有彻底地贯彻机会成本的思想。




C、选择还是交换




规则的选择过程实际上是集体中成员之间互相协商的过程,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因此,布坎南一再强调,是交换,而不是选择。在布坎南看来,新古典范式把经济人理解为财富最大化者,且其效用函数中的自变量是规定的,这样,最大化的问题也就可以转换为求极值问题。可是,布坎南认为,这样一来,选择也就不存在了。对市场的技术性讨论把价值最大化外在化,从而讨论的就不是交换。(1987,第305页)因为,交换的潜在参加者在他们进入过程之前不知道他们将选择什么。(1986,第75页)“选择,从它自身的性质来说,并不能被事先决定且继续保留选择的余地。如果我们在现代意义上定义科学,即把它看着是具有概念上可驳倒的预测,那么,‘选择的科学’就变为自我矛盾了。”(1987,第35页)“在交换中,不管是单个的游戏-参与者还是一组游戏-参与者(作为一个集团),都不会把过程的结果看作最大化。”(1991,第32页)“在一个基本的概念意义上,交换过程与选择过程显然是不同的”(1991,第31页)布坎南在这里实际上要说明,选择是在交换过程中实现的。



当然,对于交换与选择的区分并不否认个人在制度规则的选择中对备选方案有着基于自身利益的判断。布坎南认为,对个人在选择中的理性进行检验确实需要备选方案划分为‘好的’与‘坏的’...但这并不要求理性命令选择与某种可由行为的外部观察者计量的个人经济利益一致。(1991,第15页)在个人的偏好函数中可以把对于别人行为的约束定义为‘好的’,同时把对自己行为的约束定义为‘坏的’。个人选择对他们自己的行为施加约束,是一种交换。这完全类似于对普通商品和劳务的交易。“把个人对于限制别人也限制自己行为的一般化约束的选择解释为一个相互交换的部分,这样,我们就迈向了正统经济学的传统领域”(1991,第6页)“效用函数中自变量的识别和符号,使我们无须先规定不同自变量的相对权重就获得了通向执行性层次的重要路径。对于市场和政治的互动来说,并不需要把净财富或净收入当作一个影响行为的支配性动机,来形成一个选择行为的充分执行性的经济理论。”(1987,第306页)




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是,‘一个特定的个人的集团,自己组织起来,社会地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1987,第24页),因此,“我要经济学家调整他们的思想过程,通过‘另一个窗口’看同一个现象,集中于‘交换’而不是‘选择’上。”(1987,第26页)。“我所主张的基本的及根本的方法,把‘市场的理论’而不是‘资源配置理论’放在中心。”(1987,第22页)




3.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复兴




经济学在其建立之初,自然地把整个经济活动的领域都包容在内,不管是确定性的领域,还是不确定性的领域。在古典经济学那里,既讨论在选定的制度下如何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也关注人类活动从长远来看的前途命运,而且可以说对后一方面是更为侧重的。这后一方面正是布坎南所关心的,所以他毫无疑问要把自己的立宪经济理论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



布坎南一直强调,立宪经济学基本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复兴。布坎南需要为这一学派找到自己的学术渊源,只有这样,立宪经济学才能进入经济学的发展轨道,才能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概括地说,布坎南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承继下来的,是古典学者对市场功能的理解。布坎南认为古典学者把市场当作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之一进行讨论,从而在制度的比较中使人们对市场这一制度有了深刻的认识,使得市场的制度观念深入人心。布坎南认为斯密的理论在于论证国民财富在小政府制度下会比在重商主义制度下得到更多的增进,而且,社会各集团都将从制度改变中分享到利益(而不是冲突)。



布坎南还更进一步指出,要认识到斯密强调的不是现代经济学家所说的配置。斯密的分析并不是说明在市场中经济资源将比在非市场制度中更为有效的被分配到价值更高的用途上,同时这些用途的价值是以某种外在的且客观的价值标准计量的。相反,斯密要说明市场秩序将这样分配资源使个人的估价(偏好)得到更充分的满足,不管这些估价是什么。(1991,第11-12页)布坎南对亚当.斯密的理论曾有这样的概括,“组织的-制度的变化、产权结构的改变,仅仅需要个人地调整的行为之间的冲突及共同满意的集体结果得到认识。不需要对‘效率的’或‘最优的’结果作特殊的定义,这些结果只是从选择过程本身中产生出来。”(1987,第47页)他认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采用‘经济人假定’的目的,很大程度是为了比较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而不是为了‘科学地’解释(作出预测)各经济主体的行为。”(1987,第52页)



这样,可以看到布坎南着重从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吸取的主要有两点,一是制度比较的分析,从制度的比较就可以发展出对制度的选择;二是原初的经济分析方法,对经济人假定、个人价值观及交换的强调,而不是脱离了这些基本含义的科学化的分析工具。这两点也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正统经济学所背离的。



主流经济学把市场作为一个既定的前提而具体地讨论市场的配置功能,这样当然是理解市场的具体运行所需要的,但却使人们对市场制度的理解变得狭窄,开始以一种功利性的眼光看待市场,市场变为一种机制、一种手段,可以用来达到所设定的目标。“在理想化的完全数量化并完全客观的‘经济’中,市场本身被看作一个‘机制’、‘一个类似的计算手段’。”(1987,第143-144页)当市场不能达到人们所设定的目标时,就认为市场是失效的,就寻找别的手段。因此,不难理解,主流经济学既可以证明市场是一套精巧的机制,又可以证明市场的失效。理论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定理集中体现了正统经济学对于市场的理解的矛盾。



布坎南说,“理论福利经济学被合适地称为‘市场失效的理论’。...我把公共选择看作是一个抵消‘市场失效理论’的‘政府失效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曾被萨缪尔逊称为‘福利政治学’(1989,第24-25页)



布坎南首先认为,“政治经济学家不能构建一个‘社会福利函数’。”(1991,第33页)“没能认识到这样一种扩展(把个人选择直接扩展到社会选择)的不合理性,使经济学家长达半个世纪的对社会函数的寻求初看起来好象是合适的。”(1989,第39页)布坎南还认为,“为了以存在外部性认定市场失效,我们需要假定经济价值或是效用函数中唯一的自变量,或是这一自变量支配所有其他影响行为的变量。除非我们做出这一限制性的假定,否则我们不能确定工厂主没有把所造成损害的成本纳入到他自己的决策计算中,在这里,不存在宣称市场在一般化的效率结果上失效的基础。...例如,我们能够预测对排烟征税将减少排烟。...所不能被检验的是,征收这种税是改进还是降低了由工厂和住户组成的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1989,第28-29页)



凯恩斯意识到了新古典在理解市场功能上有问题,他所强调的不确定性概念是新古典理论无法容纳的。但在布坎南看来,凯恩斯的理论仍延续了新古典的传统,仍是把市场当作一个手段,因此,虽然凯恩斯强调了不确定性,却试图以政府来修正市场的不确定性,这自然也和新古典一样,扭曲了市场的本质。



为什么正统经济学不愿意把分析扩展到立宪经济学领域的中心,即对于自由的相互交换的讨论呢?(1991,第6-8页)



第一,经济学家习惯于根据外在推导出的“好”或“真”的标准把行为判定为‘好的’或‘坏的’。在这样的概念下,由科学演绎而形成的行为的最终分类,成为人们达成一致的基础。一致不是经由一个不同利益得到基本协调的交易过程而产生。



第二,源于最大化的范式在方法论上的支配地位。经济学家的着重点几乎唯一地放在这样的选择上,这些选择是在稀缺性约束内被作出的,而这些稀缺性约束又不在选择者的挑选范围之内。在这一抽象的定义下,几乎不注意选择单位的确认,分析就从个人选择悄悄地转向‘社会的’或‘集体的’的选择。“一旦要被最大化的对象被符号化地确定,注意力就十分自然地转向符号本身的操纵,并离开原初假定的客观存在本身。...当方法论者积极地以更为严格的最大化结构构造经济理论时,对‘市场失效’而不是‘市场成功’的兴趣也达到高峰。”(1987,第142,143页)



第三,还由于经济学家假定结构约束本身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选择的,因此,也是不容易改变的。



立宪经济学在上述每一点上都不同于非立宪的或正统的经济学。布坎南认为正统经济学背离了古典传统,因此他的立宪经济学要复兴古典政治经济学。但布坎南并不是一味地接受古典政治经济学,他也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并没有明确地反对效用的人际间可比性及总量上的可计量性,甚至在某些论述中还被作为分析的前提假定。在这一情形下,整个传统变为是最大化范式(而不是交换范式)的先驱。功利主义学说是全然不对规则的选择与规则内的选择作概念上的区分的。”(1991,第12页)因此,立宪经济学还要在契约主义的政治哲学那里寻找自己的传统。



正是基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缺陷,所以,布坎南认为,“只有当斯密的学术要素被植入契约主义政治哲学的传统时,这些要素才能直接成为立宪经济学范式的先驱。”(1991,第12页)




三.作为一组规则的经济




1.规则的含义




“经济,如果恰当地理解的话,既没有目的(purpose)、功能(function),也没有意图(intent)。经济是被一个结构、一组规则和制度规定的,这些规则和制度约束着人们在一个类似于游戏的互动的相互连接链中的选择。...把经济定义为一个结构、一组约束规则,在这一规则内个人们寻求获得他们各自确定的目的,这一定义使政策规范的技术倾向变得自相矛盾。”(1991,第27-28页)



把经济理解为一套秩序迫使我们仅限于对这一结构作出评价,即评价一个结构在便于独立的、互相作用的参与者实现他们所寻求的不管什么目的上,取得多大的成功。这一解释与把经济作了机制性、功能主义性的、技术性的理解所导致的解释,二者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假设有两个交易者对两种物品各自拥有禀赋,然后他们开始交换,禀赋的分布在交换前后发生了变化。如何对这一简单的交换过程作出评价呢?对经济作机制功能性理解的经济学家将导入一个假定的关于个人效用或偏好排序的事先前知识,比较每一交易者在交换前后的位置,如果比较显示每个交易者都移向更高的效用水平,那么这一交换就被看作是相互增进了效用。而把经济看作一套秩序的经济学家,则不依赖于假定的关于个人偏好函数的事前知识,如果交换是两个人自愿的,没有强迫和欺诈,这一交换就可以被判定为是互惠的。(1991,第36-37页)



把经济看作一组规则,就可以在规则的层次上寻求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前提,或者换句话,一般性的经济问题的讨论,只能在制度规则的层次上来进行。因为,当需要对一个经济行为作出评价时,如果引入一种客观的标准,如主流经济学那样导入一个假定的关于个人效用或偏好排序的事前知识,这实际上就引入了一个制度前提,这时候,实际上已经从制度规则选择的层次过渡到执行性选择的层次,制度已经被选定。随着制度的被选定,所讨论的问题就是特定的了,而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



因此,要在规则的层次对经济作出评判,也只能在规则的层次对经济作出评判。在这里,个人的同意成为最后的标准。也就是说,一个经济行为,只要得到了行为参与者的同意,就可以判定这一行为是互惠的。对经济行为的评判最终回到关于制度规则的评判。可以说,坚持在规则的层次上评判经济,才能坚持个人主义的观点,才能坚持个人主义的价值标准。




2.一致同意规则的讨论




A、过程的标准




对于规则的选择在什么情况下才达到均衡呢?这实际上与集体决策在什么情况下达成是等价的。“如果没有判断资源使用的客观标准用来衡量结果并作为间接检验交换过程功效的方法,那么只要交换保持公开,只要看不到强迫和欺诈,在这种情况下达到的同意,根据定义可以归类为高效率的。”(1986,第97页)布坎南既然坚持对规则的选择是集体中成员之间利益的交换,那么自然认为要在参与交换的成员的利益都没有受到损害的情况下,交换才能达成。而根据主观主义机会成本理论,集体中的成员是否受损,只有成员本人才能感受到,别人是无法替他判断的。于是,只有坚持交换是在每个人都同意的情况下达成的,这样的交换才不会造成任何人的受损。“倘若效率标准要合并个人估价,那未必须把全体个人置入有关的‘交换’,在全体个人中的同意必定是唯一有意义的概念检验。”(1986,第87页)而且,一致同意标准只能在过程中坚持,因为,如果是在过程结束之后再把过程的结果告知某人,那等于把这个人排除在决策之外。“在主观主义-契约论者观点中,除非由产生结果的过程决定‘效率’,否则就不能说存在‘效率’,而估价结果模式的标准必须也只能运用于过程。”(1986,第105页)



规则的选择是立宪层次的事情,但规则的被选定是为了在执行层次起作用,否则,对于规则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正是立宪层次与执行层次在这里的纠缠,使得对于所选定规则的效率的判断,变得复杂起来。布坎南认为,由于新古典对市场作一种技术性的解释,就把效率、价值最大化当作一个前提(脱离于交换过程而确定的),然后考察市场过程如何去达到价值最大化。新古典对作为执行层次的市场作了这样的理解,自然也要将这样的理解推广到政治决策领域,认为政治决策要根据执行层次是否达到已设定的最大化结果来作出安排,即立宪层次的规则选择要受执行层次结果的约束。



布坎南则坚决反对用执行层次所产生的结果来判断在立宪层次所选择的规则是否有效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坎南认为立宪经济学比正统经济学涉足更高的层次。执行层次的结果是否有效率,不应就这一结果本身是否达到某一最大化标准进行讨论,而是要看这一结果据以产生的规则本身是否得到了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执行层次的结果不能作为判定立宪层次规则选择的标准,反过来,立宪层次所选定的规则,却是判定执行层次结果的标准。在一定的约束下,在市场中选择并行为的个人,所导致的结果,对于参与的个人来说可以被判定为价值最大化,这一判定不需要引入外在的估价标准。过程本身的性质保证个人价值得到最大化。(1987,第305页)



对所选定规则的效率的判定依赖于一致同意标准,而现有规则的变动是否有效率,也要依赖于一致同意标准。如果从一个给定的位置上无法通过所有成员的同意而作出任何的变动,那么,这一原来的位置将被看作属于最优的或有效率的;如果提出一种变动而且集体中的所有成员同意这一变动,那么,这一原来的位置就不是最优的。



布坎南还认为“由囚徒组成的那组人不适合对制度作政治-集体估价。”因为,‘囚徒困境’本身代表了一种制度环境,而把这种制度作为一种前提然后开始分析,意味着这种制度并没有经过一致同意的检验。“在范围较广的社会中,检验那种取消因徒之间结成有约束力契约的选择自由的制度是否有效率,要看某些选择制度的改革能不能得到全社会的一致同意。”(1986,第99页)



“一致同意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的神圣,而在于它提供了判断规则的唯一标准。”(1987,第228页)




B、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




在布坎南看来,以结果的标准来讨论均衡问题,必然导致方法论上的集体主义,因为在执行层次上集体中的各成员实际上无法就一个大家都满意的结果达到协议,各个成员对自己的利益在某一结果中的相对位置的清楚辨认,将使成员之间的讨价还价没完没了,于是,以一个全知全能者为个人进行选择作为讨论的出发点,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与此针锋相对,布坎南认为,在交换过程中,不存在‘社会的’或‘集体的’价值最大化,即使是在理想化的意义上。(1991,第32页)‘只要个人保持选择的自由,就不存在对作为经济互动过程的特定结果在总体上的选择。’(1991,第23页)



布坎南说,“概念上的检验是在进行选择的集团成员中的一致同意,而不是以某种可计量的社会加总的客观改进。”(1987,第6页)因为“从个人偏好模式中无法构建‘社会的’价值标度,个人偏好模式只是在行为中才显示出来。因此,‘效率’不能被独立地定义;它不能被工具性地用来作为社会行动的评判标准。‘理想产出’及‘实际收入的最大化’的讨论变成没有意义的。”(1987,第5页)“经济学家不能说一种社会情形比另一种更有‘效率’。”(1987,第17页)



因此,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假定的效率(presumptive efficiency)是一个合适的概念。在个人偏好没有揭示出来之前,经济学家可以利用保留着帕累托特征的假定效率概念对提案进行讨论,经济学家根据自己对个人偏好的估价判断某一提案的‘效率’,如果某一提案能够通过个人偏好的检验,也就是得到全体个人的同意,那么,这一提案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的效率在这里的意义在于,它要求经济学家对个人偏好函数的估价必须是实证的,而不能是规范的。(1987,第5-6页)



所谓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就是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到个人面对着各种备选方案及他在这些备选方案中的选择。“他的‘选择的逻辑’变为分析的中心,一点都不需要关注那些好象是引导他的选择的最终目标或准则。”(1962,第vii页)



布坎南认为只有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才能说清楚均衡问题。布坎南是不承认宏观经济学的,认为应该从自己的研究范围中排除宏观经济学(至少是通常所定义的宏观经济学)(1991,第33页)因为一个关于总量价值的抽象定义的最大化,是不能脱离它所借以取得的市场过程而存在,所以,提出什么总量价值的短缺是没有意义的。



从经济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被抽象定义的均衡,是从许多行为主体作出的、分散却又相互依赖的选择中产生的,而这些选择又是与规定着经济结构的制度安排相协调的。所应该重视的是制度结构,而凯恩斯所倡导的宏观经济学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忽视了制度结构,把注意力几乎唯一地放在调整总量变量上。...布坎南还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隐含着这样的假定:可能的结构失效并不影响产生体现总量变量的令人满意水平的结果,因此,他们是难以抵挡自己的理论走向宏观经济管理的诱惑的。(1991,第34页)




3.契约主义政治哲学传统




契约主义政治哲学是先于古典功利主义产生的,又是与功利主义相竞争并迥然不同的。早期契约主义政治哲学家尝试以国家的强制是建立在那些服从强制的个人的同意之上,来论证国家强制的正当性。同意被统治的个人,是与其他同样放弃自由的人交换着他(或她)自己的自由,是为了获得利益(这利益是由一个以行为约束为特征的制度提供的)而交换。赋予个人具有理性独立选择的能力,就使得经济学和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得以产生。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获得契约主义学术传统后,就得以发展出一个旨在比较政治-法律秩序的不同结构的、具有科学基础的分析,得以发展出一个不需倚靠超个人范畴的、能够引入并使用个人理性选择行为原理的分析。(1991,第13页)



布坎南也注意到当代契约主义政治哲学,认为罗尔斯与斯密一样,都对政府的干预提出了限制。(1987,第265页) 还认为,“随着基本的维克塞尔框架转向对于规则或宪法的选择,并随着不确定性之幕被用来沟通可辨认的利益与一般利益之间的区别,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与契约主义政治哲学(古典的和现代的变体)融为一体了。特别的,我自己的方法与罗尔斯的框架是相似的,他用无知之幕和公平标准来获得正义原理,这正义来自在先于政治宪法选择的阶段上的概念的契约同意。”(1987,第311页)



布坎南强调立宪经济学的契约主义政治哲学传统,是有着深刻含义的。只有以契约的观点进行分析,才能坚持交换而不是选择、坚持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甚至,也才能坚持主观价值观。经济学只有当它与政治哲学结合时,才能真正回到主观理论上来。




不过,也要看到,布坎南似乎由对契约主义学说的强调,发展到以契约主义的分析代替经济学的分析,这一点在下面还会讨论。




四.介于预测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的有着使制度研究回到一般性层面的基本要素。正是由于他努力统一不同的理论范式,使得他的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兼容性,他的扩展性不仅是对西方文化下的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理解而言的,而且可以是对不同文化下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理解而言的,布坎南的理论为沟通不同文化提供了一个框架。没有目的的经济体现了布坎南深刻的哲学思想,这一思想是与中国的哲学思想相通的。



在规则的选择上,这与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实际上是一致的。哈耶克和布坎南在使制度的研究回到一般性层面上都有着很大的贡献。不过,他们在使制度的研究回到一般性层面上来的同时,并没有解决好如何使制度的讨论具有实证性。



相比之下,布坎南对于这一点可能是更为注重的,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介于预测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学,就表明了这一点。他感叹到,“逻辑理论确实是一般化的但却是空泛的;而科学理论是非一般的但却是执性行的。(1987,第39页)



因此,布坎南在强调主观的一面的同时,也注意如何使讨论具有实证性,他指出,尽管被观察到的经济过程的结果不是在有意识设计的情况下产生的,可是,与此同时,它们又描述了一个服从于科学分析的秩序。(1991,第21页)所以,布坎南说,我们必须反对假定的理想化标准的存在,但我们也要反对意味着不存在一致的虚无主义。(1991,第26页)



所以,政治经济学是具有实证性的,尽管这一实证性与较为狭窄理解的实证经济学的实证性不同。二者都允许专家对现实世界作出一定的预测(有操作意义的预测)。实证经济学的命题在可观察经济数量或可观察的个人市场行为中找到经验支持或被驳倒;而政治经济学的命题则在可观察的个人参与集体决策的行为中找到经验支持或被驳倒。(1987,第6-7页)



因此,立宪经济学就是把主观经济理论与客观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对这二者进行嫁接,形成了一个介于预测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的经济理论。布坎南在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后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题目就是“经济学:介于预测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




布坎南为了使他的立宪理论具有实证色彩,自然要坚持理性假定,自然不同意激进主观主义者与演进学者对理性的排斥。



实际上,布坎南的理论是带有主观主义色彩的,只是他的主观色彩与激进主观主义的主观色彩是不同的。布坎南认为可以对古典经济理论从两方面进行解释。该理论一是要解释商品的相对交换价值;二是要解释交换制度本身。斯密为了解释交换价值,要解释交换本身的产生。在斯密看来,交换的产生是源于人的‘交易、物物交换、以一种物品交换另一件物品’的倾向,没人看见一条狗与另一条狗交换骨头。斯密以人的这一倾向,把主观因素置于整个解释模型的中心位置。可是,斯密对这一人的倾向的强调的关键意义,却受到过多的忽视。



新古典是批判地发展了古典分析中客观的一面,而对主观分析的一面则忽略了。古典学者的目的在于对相对交换价值提供一个单一的、简单的客观计量,这既容易理解又可以进行经验估价;相比较,新古典的努力是为了在逻辑一致和严格的水平上解决一些难题。从强调为计量提供经验基础转向对经济互动的整个逻辑结构的理解。对于新古典来说,对相对交换价值作出经验估价或预测已不再具有重要意义,重要的是证明,对于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经济来说,存在着解决方案。因此,“与古典理论比较,新古典经济理论的注意力从经验估价转到结构分析上来,但并没有直接地舍去概念上的可预测性。”(1987,第72页)



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自然是与新古典的可预测性不同的,具有主观的色彩。但布坎南的这一主观色彩又是与激进主观主义不同的。布坎南说,他所提出的“机会成本观点”,是不同于‘激进的’观点的,是另一种“经济主观主义”(Buchanan & Vanberg,1991)。立宪经济学既不需要反对就人类行为的某些通常被标榜为‘经济的’方面提出经验上可检验的、实证的假说,也不需要排除道德哲学的规范方面。它强调在经验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存在着研究的领域并具有重要性。(1987,第68页)激进主观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认为对于决策来说,未来不是简单的‘不可知’,而是‘不存在的’或‘非决定的’。这就排除了理性在作出选择、作出决策中的任何作用。




布坎南并不庞统地谈秩序,而是要在秩序前加上‘立宪的’( constitutional),他说,这是为了表明他的观点不同于演进学者的观点,他认为这些演进学者强调经济作为一个秩序,但他们同时又否认这样一种秩序可以被‘制定’( constituted )。 (1991,第29页)“这样一种演进观点将关死社会改革或改进的最有建设性的途径。”(1989,第44页)在布坎南看来,历史形成的制度约束部分是由建设性的设计而产生的。(1987,第269页)布坎南认为,强调理性立宪设计的局限性、强调我们必须依赖来自于竞争性演进过程中的试验和错误的经验,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并不是可以指望任何竞争的演进过程都会选择那些‘令人满意的’规则。这要取决于演进竞争的条件,特别是要取决于选择者的利益与愿望在挑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能假定促进这一作用的条件是自发地占优势的,而是多半需要精心的建设性努力。(Vanberg & Buchanan,1991.)




布坎南坚持立宪态度,强调个人对于规则选择的权利,强调个人对于规则的选择性,但并不能由此而认为布坎南提倡人对于规则的可设计性。因为,布坎南坚持一致同意,坚持规则的选择是一个一致同意的过程。这就实际上排除了设计的可能。设计必定是某些人由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而提出来的。




五、立宪经济学为何没有进一步发展




自布坎南创立公共选择理论以来,立宪经济学范式可以说已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但除了作些批判性的工作外,这一理论范式没有更多的进展,仍然停留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停留在作为整体的体系上,没有在具体的内容上作进一步的展开。这是为什么呢?




制度未选定的经济,是一个真正不确定的经济,因而,认为科学无法在这里有所作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正确的。不过,尽管人们可以把经济想象为是一个没有目的的经济,但显而易见的是,无法从一个个的个人入手进行理论研究,总是要在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前提下才能展开关于经济问题的讨论。



因此,重要的不在于对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提出批判,而在于提出一个能够对更为一般的、不倚赖于特定经济制度的经济行为作出恰当说明的框架。这同样需要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前提,一个假定。




布坎南虽然强调要在不确定的情形下讨论制度规则的选择,但似乎布坎南最终并没能把价格制度当作备选制度之一,这使得他从一开始在制度规则选择的讨论上便套上了框框。可以说,如果不能把价格制度当作备选之一,就不能真正说明制度的选择,也就无法进一步讨论价格制度的不断选择。从而使得布坎南无法发展出一套与市场的私人选择相对应的市场的立宪选择。




1、市场是否仅对应于执行性层次




布坎南最初进入公共选择领域进行研究,在于他敏锐地抓住了研究市场的私人选择领域与研究政治决策领域在方法论上的不一致。在市场领域的研究中,个人被当作为自己谋利的、追求最大化的经济人;而在政治领域,却认为人是为社会谋福利的超人。布坎南注意到了这两个领域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差异,指出人在市场与政治中的行为不能有区别。于是,他提出了对于制度的选择和制度既定下的选择这两个层次,经济人的假定对这两层次都同样适用。



这样两个层次划分的意义前面已经讨论过了。现在需要注意到的是,布坎南把市场中私人的选择看作是在市场这一制度规则选定后的选择,由此,布坎南就把市场制度看作是既定的,并没有以变化的角度来看待市场制度,从而,布坎南就把市场仅仅对应于执行性的层次。也就是说,布坎南以市场中私人选择的既定性,过渡到市场制度本身的既定性。



布坎南还从确定性的程度、社会参与度、被提出的备选方案的性质、责任程度、强迫程度及个人在平等性上的差异等六个方面对个人选择在投票与市场上的不同进行比较。(1987,第186-192页)他认为个人在市场上可以以绝对的确定性预测自己行动的方向和即时的结果,而投票中的不确定性才是奈特意义上的真正不确定性。因此,布坎南自然认为新古典的理论是对市场这一执行层次的分析,是预测科学性的,市场对应着确定性;而立宪经济学则是对规则的选择这一立宪层次的分析,是介于预测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对应的是不确定性。



把市场仅仅局限在执行层次上,而自己的立宪理论又是讨论立宪层次的问题,这样,使得立宪理论对于经济活动的分析没有什么拓展,更多的是局限在对于政治活动的分析上。布坎南对市场的理解自然也就受到限制,对市场也就没有展开什么具体的分析。



可是,布坎南显然又不满足于把立宪经济学局限在政治决策领域。布坎南实际上是希望能把自己的分析方法扩展到对于整个经济活动的分析上,他认为立宪经济学比正统经济学涉足更高的层次,提出只要规则的决策是立足于个人的自愿选择、立足于全体个人的同意,那么,在既定规则下的选择就达到了最大化。但他一方面受制于认为规则的选择不属于市场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又觉得立宪分析无法进入操作的层次。所以,难免使他对经济活动的分析显得牵强。



这里,似乎体现了布坎南的矛盾。布坎南当然希望把自己对经济人的理解贯穿到整个经济分析之中;另一方面,他又深感对经济人的这一理解无法进入操作的分析之中,因此,又不得不区分了两个层次,把自己退回到立宪选择的层次。。于是,布坎南在对经济人作了自己的理解之后,又有点乞求于用‘非经济的方面’来攻击‘财富最大化’(1987,第53页)。这是理论的不彻底的表现。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布坎南对立宪范式的论述有时出现混乱,既要区分立宪层次与执行层次,有时又不区分,因为他还是想着能够进入到‘正统经济学的传统领域。’



布坎南对规则的选择的分析实际上没有找到微观基础,因此,找不到市场过程对于规则的选择,布坎南似乎甚至没有考虑选择规则这类事怎么能够在市场中进行。他尽管对市场推崇备至,从而没有把市场看作是备选制度规则中的一种。他既注意到市场的看不见的手的一面,又一直没有深入到市场的具体活动中讨论规则的形成。也就是说,布坎南对于理性假定的坚持,并没有在市场活动中找到微观基础,因此,他实际上无法对立宪选择作出经济学的解释。如果布坎南所推导的理论仍是抽象的、泛泛的论述,仍是停留在政治哲学上,而不能提供一个具有坚实的、具体的微观基础的操作性描述,那么,他的理论价值确实是有限的。




布坎南当然不会直接了当地把市场看作是既定的、仅仅对应于执行性层次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与立宪经济学的形成有关系的。布坎南是由讨论公共品的供给与需求而进入对于规则的讨论的,例如他是在讨论公共图书馆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讨论了税收制度的选择。不过,他当然不会仅仅把规则的选择局限在资源的公共运用领域,可是,他并没有找到在纯私人领域中规则是怎么选择的。于是,布坎南就把规则的选择更多地与公共品的选择相联系,而不是与市场中的私人选择相联系。由于公共品的选择是政治决策领域的事情,所以,布坎南的立宪经济理论就更多地局限在政治决策领域里了。




布坎南由市场中私人选择的既定性而把市场制度当作既定的,而且,由于他所讨论的规则的选择是从公共品的决策中,也就是集体选择中推导出来的,并没有在市场的私人选择中就规则的选择作出解释,一致同意规则的实现也没有在市场选择中找到根基,因此,可以说,布坎南并没有讨论一个与市场中的私人选择相对应的规则的选择。在我看来,规则的选择是相对于选择的不同阶段而言的,市场中的私人选择也同样有一个规则的选择与规则选定后的选择之间的区分。布坎南当然不会否认这一点,但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找到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他的关于规则的讨论集中于集体决策领域。



正因为没有建立一个与市场的私人选择相对应的规则的选择的理论,所以,就不能真正发展出一个与主流经济学相对应的解释市场活动的理论。因为,只有从市场的私人选择中推出关于规则的选择,才能真正扩展关于行为主体的经济解释。目前对于这方面的解释要么是离开理性假定,要么是在理性假定下回到确定性的分析。如果布坎南能够在既坚持理性假定又坚持不确定性的前提下作出解释,那么,就可以使得与市场的私人选择相对应的规则的选择得到更为切合实际的说明。布坎南对于主流经济学的扩展性理解如果没有在微观行为中找到依据,那么,这一扩展的意义就很有限。




布坎南为什么没有把他对于主流经济学的扩展性理解进一步贯彻到行为主体的微观行为中去呢?如果进一步细究的话,我想这与布坎南所坚持的主观契约主义有关系。布坎南把经济看作是一个没有目的的经济,强调规则的选择是不以确定性的理性计算为基础的。布坎南把市场中的私人选择看作可以作出理性的计算的,但认为这是在规则确定后的,他没有讨论市场中的私人选择如何面对着不确定性,而这样的不确定性对于与市场中的私人选择相对应的规则的选择又有什么意义。他似乎只是看到市场中的私人选择所面对的是确定性。



我把与市场中的私人选择相对应的对于规则的选择,称为市场的立宪功能。不能一提到立宪就想到政治决策领域中的规则制定。马克思所提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也许适合于这里的意思。布坎南是以政治决策领域的规则制定的讨论,取代了对于市场的私人活动中的规则制定的讨论。市场的立宪功能其实质在于,处于市场的私人选择中的理性的个人,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会对规则作出选择。解释市场的立宪功能需要布坎南所创立的立宪经济学范式,而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则应该在解释市场的立宪功能中找到其微观基础,并最终完成其对经济学的扩展。




2.如何构建处于市场的规则选择中的个人




当然,布坎南没有对市场私人活动中的规则制定作出讨论,并不等于这样一种讨论没有在经济研究中得到展开。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讨论市场制度的形成,但新制度经济学的局限性通过上面对布坎南立宪经济学的介绍已经得到显露。因此,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对市场私人活动中的规则制定、道德形成进行了讨论,而在于这样的讨论是停留在规范的层次上,还是能够具体地、实证地进行讨论。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仅仅使制度的研究回到一般性层面上来是不够的,还要使制度的研究既包含制度的一般性含义又能够实证地进行。



布坎南承认市场选择中个人的理性。在规则选择的层次,布坎南照样坚持个人的理性,理性的个人在规则选择的层次上能够就一套规则达成协议。现在的问题是,在市场选择的理性与规则选择的理性之间,没有一个沟通。规则的改变肯定是因为市场选择行为的变化,但布坎南却没有致力于说明规则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也就没有讨论市场中的私人选择与规则的选择的关系。这实际上体现了如何构建一个既适用于讨论规则的选择,又适用于讨论市场中的私人选择的个人模型的困难。




对于仅仅局限在社会理论的领域中讨论规则的形成,也许就没有必要构建一个个人的模型,但对于经济学来说,似乎就不够了。邓正来说过:“哈耶克的个人主义社会理论所依据的并不是先定的个人权利之公理主张,也不是任何理性的人之观念,而是一种旨在表明为什么维护文明生活要求有一个增进和平共存的政治秩序的社会理论。”(邓正来,第52页)还说,“对自由主义的捍卫并不需要把人假设为一孤立的、非社会的和功利最大化者,而且自由主义者能够而且应当将其理论的建构植根于对人性和社会性质的一种更可行的解释之中。”(邓正来,第53页)




3、一致同意规则是怎么实现的




一致同意规则可以说是布坎南立宪经济学的核心,体现了理性与不确定性的相互融合,这是对经济理论进行综合的一个努力。一致同意也许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既使制度研究回到一般性层面又使制度的讨论具有实证色彩的一个概念。



布坎南对实现一致同意规则的条件只是作了泛泛的讨论。虽然强调了不确定性、强调了时滞、强调了两个层次的划分作为贯彻一致同意规则的前提,可对于具体的条件还是没有明确的分析。最为关键的是,一致同意规则是在什么状态下得到实现的?在布坎南看来,层次的划分、时滞,都是可以设计的,这等于不确定性是可以人造的。于是,尽管他对市场持自由观,对政府加以批评,但仍不能不持‘立宪乌托邦’的观点,最后仍要倚靠政府,否则,他的理论就毫无意义。“对个人自由的强烈维护(这只能从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得到),与同样强烈地主张基本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变革旨在使个人的最初禀赋与能力更加平等),二者是可以结合的。”(1987,第226页)这段话大概清楚地表明了布坎南的思想倾向。他一方面认识到市场的作用、市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市场之前有一个改造基本社会制度的问题。“我愿意接受立宪乌托邦的封号。”(1987,第274页)



市场贯穿着不确定性,它为一致同意规则的贯彻提供了前提。似乎可以说一致同意规则在市场中才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当然,并不能由此而认为只有在市场下一致同意规则才能得到实行。一致同意规则实际上是无法由政府来组织实施的。只有在执行性层次与立宪性层次不作区分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执行性一致同意的情况(唐寿宁,1995)。或者更进一步地说,一致同意规则实际上无法由任一主体来组织实施,如果出现由某一主体组织实施一致同意规则的情况,那么,这实际上体现了这一主体对其他主体的优越地位,可这样一来,一致同意的根基(平等、不受支配)也就不存在了。布坎南说到底是一致同意规则的推崇者,但他又把集体决策、公共选择局限在政治领域,局限在政府上面,因此,一致同意规则在他那里就陷入一种没有根基的状态上。如果他指望政府来推进的话,这就破坏一致同意规则的实质,但他又无法从市场中推出集体决策的逻辑来,于是,他的一致同意规则只能成为一种理想的境界,没有任何具体的操作价值。实际上,只是在市场的规则制定中,一致同意才最为充分地起作用,布坎南没有以市场的规则制定作为讨论的基点,而是在政治决策领域中去寻找,可能是一个错误。



一致同意规则不能推行,决不能用成本过高来解释,如果用成本来解释的话,那么,这是谁的成本呢?是政府的吗?即使政府付得起这一成本,可又是谁同意了政府支付这样的成本的?这些成本又是怎么来的?用成本的概念来展开对一致同意规则的讨论,这反映了布坎南的局限性。只是当讨论局限在政治决策领域时,才会有决策必须作出的问题,因此,才会有决策不能形成的成本与决策所得到同意的个人数量之间的比较。对于市场的活动来说,对于人类的经济活动来说,并不存在决策形成不了怎么办这样的问题,在这里,决策的形成与否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并不知道哪种决策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市场的立宪功能逻辑实际上为一致同意概念的展开提供了最好的切入点,但布坎南却没有在这里推进,只是在政治决策领域对一致同意规则作了讨论,这是为什么呢?







注释:〈1〉 据布坎南介绍,Richard B. Mckenzie 1982年引入“立宪经济学”这个词来确定他组织的一次会议的中心主题。这大概是最早提出立宪经济学这个词的。



〈2〉 在《行政性一致同意》中,我把本文所说的执行性层次称为行政性层次。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还是译作执行性层次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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