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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报告]汤善鹏:反思科学知识——读《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的报告

添加时间:2004-12-21 22:19    浏览次数: 3027 次

小南湖读书小组第七次读书会讨论主报告


反思科学知识


         ——读《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的报告



汤善鹏



科学社会学是一个历史并不长的一个新兴的学科。这其中有着开山鼻祖默顿的功劳。而将科学知识纳入到知识社会学领域中分析,却是只有一个更短的历史。其中,界分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的两大领域的观念就尤为重要。在我看来,Mulkay的《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一书的宗旨正是试图建构一个牢固的理论来证明将科学知识社会学纳入到知识社会学中分析的必要性。围绕着这个主题,Mulkay从科学社会学的理论脉络入手,分析了历史上的思想大师们对科学知识是否应当纳入到知识社会学的一系列的观点,然后,建立在现有理论的研究的基础上,用一种科学的方法,以一种“内在的方式”而不是一种“印象式”的理论立场出发“颠覆”了传统的科学知识观,建构起了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笔者的报告将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是对《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一书进行总体上评价,其次,试图论述该书对笔者的启迪。



Mulkay乃是在本着对传统的科学知识观的批判立场出发的。知识社会学的历史由来已久,但将科学知识纳入到知识社会学领域来分析却是一个较为短暂的过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在默顿那里也是作为了两个不同的部分分别叙述。在默顿1973年里出版的巨著《科学社会学》里,其编辑者斯托勒在“知识社会学”一节里的编者导读里指出,“它们所展现的资料,证实了知识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与科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有着许多富有成效的相互关系。由于‘知识’的范围比‘科学知识’的范围更广,而后者的本质必然是对专门领域的关注;因而,从这些(以及其它)论文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自默顿的第一部著作发表以来,他一直都在设法使这两个领域之间保持明确的、且在分析上很有用的区别和联系。”[1]而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一节里,斯托勒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中一个基本问题当然是科学是如何开始发展起来的。紧接着的一个相关的、更具体的问题是:一旦科学在文化和制度上确立起来后,是什么因素影响其发展的速度和方向。”[2]从这两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信息:一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是不同的,二者有联系,但的确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二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关注的问题乃是一种对科学知识的宏观的、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社会影响。传统的知识社会学将科学知识排除在外,在对默顿的批评者中,他们认为默顿的“功能论的科学社会学排出了任何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解释的任何可能。无论如何,它乃是一种无视于科学人性面的科学社会学;不仅如此,它不加批判地将现代科学视之为客观研究的模范。搭配着正统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它成为一套替现存科学及其一切社会排场辩护的意识形态。”[3]科学知识不能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对象在过去长期作为一种定论。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将科学知识视为一种客观真理,同社会文化是不相关的。至于将科学而不是科学知识纳入社会学来分析,在这一点上,社会学家们达成一致。恰如舍勒认为,“全部知识的社会学本性以及所有的各种思维形式、直观形式、认识形式的社会学本性,都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舍勒又接着指出,“这并不是说所有各种知识的内容、更不用说对这些内容的确认过程,都是不容置疑的;毋宁说,这指的是在当前处于主导地位的各种利益集团的社会视角的基础上,对各种知识对象的选择过程是不容置疑的。”[4]看来,舍勒指的乃是“知识对象的选择过程”的社会性是不可置疑,而对具体的知识内容的“社会学本性”,他在这里并没有提出。在Mulkay看来,他们关注的,“并不是科学的实质知识内容,亦非那些被确立的知识,而是使客观知识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5]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到Mulkay与默顿的关键不同,在我看来,Mulkay这本书的目的正是要实现将科学知识纳入到知识社会学中去分析,他强调的不是一种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知识社会学之间的“分离”,而是它们二者的“融合”。他是对科学知识的内在内容进行社会学的解释,而不是对促成和激励科学知识生产的外部条件进行分析。因此,《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的关键之点,就是要论证将科学知识纳入到知识社会学里考察的必要性以及“科学知识”内在的社会本性。因此,在Mulkay的论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不断地指出“将科学知识纳入知识社会学中去考察的”的语句。“……我将在下一章中进一步去探讨这些课题,并借以试探性地向把科学完全纳入知识社会学研究范围的这个理想迈步前进”[6],“……循着这条思路,我们将得出一个对科学中文化资源的描述,这个描述不但与上述哲学立场一致,更有助于把科学完完全全地带入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中去”[7],“……就我看来,这种观点(指社会建构主义)显然彻底地把科学带进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中”[8] “……若真能如此,则本书已实现其主要目的之一,即是,让科学研究成为知识社会学中一个生气勃勃的研究领域”。[9]正是这种理论逻辑上的递进,Mulkay建构了自己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关注学者对Mulkay等对默顿批评的回应。在《科学社会学》中,斯托勒写道:“默顿最近的一些批评者,如Mulkay和金,对库恩的著作了如指掌,他们指出,默顿所犯的错误是,他在自己的系统阐述中没有更直接地考虑科学的实质内容。然而,这些批评很少提到1957年以来默顿的任何一部著作,可以这样描述这些批评的特点,它们(除了论述科学规范的‘实在性’的困难以外,而对这一点库恩的思想已经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解决方法)是不成熟的而且已经过时了。且不说论及科学关注的焦点的早期著作,事实上,默顿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们一致在研究科学的社会结构与其认识结构相互作用那些问题——也就是说,科学得以组织的依据,以及在不同环境下出现的,有关知识之主张各个方面的共识与分歧的形式和程度。” [10]看来,Mulkay及其对默顿的其他批评者对默顿的批评的焦点在于默顿对科学规范的论述,当然,我们在《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一书中见到的也正是Mulkay对默顿的科学规范的批评,至于其他的内容,我们没有见到Mulkay对默顿进行全面的评述,从这一点上讲,对默顿的评价是不全面的。


给笔者深深的印象的是,Mulkay(甚至整个SSK)的研究方法乃是一种十分有说服力的案例式的研究。借用大卫·布鲁尔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的,他们的研究是“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这种案例式的研究方式,乃是真正用一种“事实”的方式来叙说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Mulkay的每一个结论的得出,都是基于案例的基础上的,因此,这对批驳他的观点就有着较大的困难。但是,这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个体式的经验研究,到底从理论立场上对“科学知识”的传统观进行“整体性”的修正抑或颠覆的说服力有多大,一种局部式的经验研究,对整体的认识结论有多少定性的关键性的影响。


现在笔者将对《科学与知识社会学》的具体观点进行一些评述。Mulkay在论述传统社会学的科学观中指出,知识社会学的中心主张是“所有的社会知识都是存在地被决定”。当然,在传统的科学观中,科学知识正是在这点上同社会知识有本质的区别。Mulkay用一种经验的研究方式阐述了对标准科学观的修正,并得出“把科学的产物如其他文化产物一般视之为一项社会建构物”的结论。在科学与社会思想的区分中,他写道,“一切社会思想,都与一特点社会情境有所关联,并在一特殊,于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观点下进行”,“它们所获致的答案仰赖于他们所问的问题以及发问者的预设”。[11]但是,一旦接受新的修正了的科学观,“作为科学与社会思想间传统区分的基础已经消除,而将科学知识派出于社会学解释之外的作法也已不应存在”。作者转而指出,“这并不意味着,分析物理世界以及社会世界的方式没有任何相异之处,我们只是主张,传统知识社会学中所使用的区分似乎已不再适用了。”[12]看来,作者试图在修正传统科学观中将科学知识视为一种客观真理,排出在社会学分析之外的观点,而将科学知识认为是“社会过程建构出来的”的观点的同时,也故意将科学与社会思想之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但是,对于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分却没有言明。这一点,Mulkay在“对科学的文化解释”中也没有说清楚。他写道,“……就我看来,这种观点(指社会建构主义)显然彻底地把科学带进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说,科学知识的内容是‘被存在地决定的’。隐含于这类语义的分析类型显然与我所试图阐释的观点有所不同。”[13]至于有何不同,作者并没有言明。在笔者看来,如果接受了将科学知识认为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的观点的话,科学知识与社会思想之间已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了,也许区别就在于各自指向的对象不同而已。也许作者的意图正是要将凌驾于社会科学之上的自然科学的权威瓦解掉,然而,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笔者看来,仍然是必要的。恰如批评SSK史蒂芬·科尔在《巫毒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的最近发展》中所言,“我的工作使我强烈地拒斥这样的结论:自然科学是完全社会建构的,但我在社会科学方面的人生经历使我更倾向于这种可能性:社会科学可能确实是完全社会建构的。”[14]因此,区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也是SSK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笔者试图将《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与爱丁堡学派的最新近的、最一般性的成果,即《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作一个认识论上的比较。在《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中,大卫·布鲁尔明确提出他们是在一种“相对主义”的基础上论述问题的。相对主义意味着,“不相信存在任何终极的和绝对的判断的可能性。如果以更一般的方式来陈述,它意味着不存在任何知识可以宣称具有绝对真理的地位。任何真理性宣称都相对于历史性的、社会性的、甚至是生物性的偶然性集合而存在。”[16]相对主义是将所有的信念都纳入平等的地位来考察。“我们的等值假设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所有信念的影响,无一例外都需要经验研究,并且必须通过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特殊的原因来加以说明。” [17]Mulkay在《科学与知识社会学》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他的认识论的立场,但是,其中的“相对主义”立场是显见的。因此,有学者将Mulkay视为SSK的代表人物之一,甚至将他归为广义上的爱丁堡学派的成员。在第二章中的“对标准观点的修正”一章中,正是立基于反对传统科学知识观的“绝对主义”之上的。比如,对自然的同一性的反对,认为是一个“误导的陈述”;对事实与理论之间的关系中,认为,“所有的经验陈述都是‘理论负载’的”,“科学的事实‘基础’在意义上不只是依附于理论与可修正的,它似乎还会随不同的社会情境而有所改变”;就是他的核心观点,“科学知识的社会协商”,也透着相对主义的色彩。但正是SSK所主张的相对主义的立场受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这些批评者认为,科学知识上的相对主义是对科学的理性、科学的标准的反叛,因而,也被人认为是“反科学”。但是SSK的成员们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反科学的,恰如布鲁尔所说,“不过,即便是这个口号本身也足以表明我们所做的一切决不意味着批判和反对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恰恰是对科学的崇尚,而不是诋毁和否定”。[18]



在我看来,如果接受Mulkay的中心观点:“科学知识乃是借由协商过程,亦即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诠释而被确立的。科学家在这类协商过程中运用了种种认知与技术资源;但这最终的结果还得看他们运用其他社会资源的能力。因此,透过科学协商所确立的那些结论,并非就是对自然世界的确定解说。他们不过是一些特殊社会文化情景中特定团体所认为的适切的主张”[19],那么,我们对传统的科学观的确就被解构了。科学知识就不再具有传统科学观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客观知识,是一种真理。科学知识不再具有一种神话般的权威。既然,科学知识的生产是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关,那么,借由“自然的同一性”的提法是个误导,科学知识的共通性也成为了一个问题。不同的文化背景有自己的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否也有如同法学界提出的“法律移植”,“法律全球化问题”等同样的问题呢?我们将面对的是一个“科学知识的移植”、“科学知识的全球化问题”。再有,科学知识只是特定团体所共同协商的结果,那么,是否存在一个诸如在政治哲学上的“多数人的暴政”问题呢?如果这些问题都存在的话,当今中国的一些话语就值得进一步的考量。如“科教兴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等的提法将受到挑战。当然,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些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处在一个“反科学”的立场上,但是,“反思科学”就将成为一个在发展科学的同时不能回避的问题,亦即我们在发展科学的同时,也应当注意科学自身存在的“环境”问题,反对那种“先发展科学,后反思科学”的阶段论思想。发展科学与反思科学应当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向。当然,Mulkay的主张不仅仅是在“反思科学”,在笔者看来,更是在“解构科学”。


在笔者看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将Mulkay的观点视为一种解构科学的神圣地位,将科学知识视为同其他的社会思想处于同一个地位的话,那么,科学知识是否真的与其他社会思想就没有区别了呢?当然,Mulkay在这上面在我看来论述得有些模糊,我认为,如果将科学知识视为一种“社会建构物”,那么,区分此“社会建构物”与彼“社会建构物”就显得十分重要。也许笔者是抱着对科学的神圣地位的一种失落出发的,也就是说,为科学知识的“主观化”树立最后的一道屏障,为科学知识趋于客观性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因此,我又回到了默顿的“科学意索”上,我认为,从事科学知识生产的人需要有一种谦卑、情感中立、无偏无私的精神来规范自己,虽然在SSK看来是一种误导,但这些人应当具备一种责任感。也许我们对打破科学知识的神圣性达成共识,但认清科学知识之后接下来将是善待科学知识,审慎生产科学知识,也即在生产科学知识的同时,反思科学知识,以期为科学知识的生产创立较好的社会机制。








[1] []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鲁旭东、林聚仁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页。



[2] []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鲁旭东、林聚仁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1页。



[3] 科林斯、瑞斯提佛:《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分殊与冲突》,转引自Michael Mulkay:《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孙中兴校订,蔡振中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第201页。



[4] []马克斯·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艾彦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5] Michael Mulkay:《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孙中兴校订,蔡振中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第33页。



[6] Michael Mulkay:《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孙中兴校订,蔡振中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第90页。



[7] Michael Mulkay:《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孙中兴校订,蔡振中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第95页。



[8] Michael Mulkay:《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孙中兴校订,蔡振中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第136页。



[9] Michael Mulkay:《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孙中兴校订,蔡振中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第175页。



[10] []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鲁旭东、林聚仁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页。



[11] Michael Mulkay:《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孙中兴校订,蔡振中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第89页。



[12] Michael Mulkay:《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孙中兴校订,蔡振中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第90页。



[13] Michael Mulkay:《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孙中兴校订,蔡振中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第136页。




[16] []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邢冬梅、蔡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7][] B.巴恩斯,D.布鲁尔:《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载《哲学译丛》2000年第1期。



[18] []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邢冬梅、蔡仲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19] Michael Mulkay:《科学与知识社会学》,孙中兴校订,蔡振中译,台湾巨流图书公司出版,第136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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