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正来课堂»第八次读书会»[读书报告]晁育虎:激进与中庸——读《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

[读书报告]晁育虎:激进与中庸——读《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

添加时间:2004-12-21 22:30    浏览次数: 3244 次

激进与中庸


——读《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



晁育虎



《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i]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的创始人巴恩斯、布鲁尔与亨利共同编辑的一本文集,是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一个简明扼要的读本,也代表了SSK中爱丁堡学派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在国内新近被移译出版。但作为参加小南湖读书小组后所读的第一本书,由于缺少相关的知识背景和训练,我的阅读却并不轻松。所以,本篇报告的前一部分采取了一种流水帐的形式,分章罗列了自己对内容的理解,以求真正读懂;后一部分则提出了自己的若干心得和追问。





该书第一章中主要探讨了观察的客观性问题。观察,作为科学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也常常被作为研究知识的社会学家瓦解知识客观性的突破口,但作者却并不这样认为。依照作者的观点,观察,作为一种知觉,虽然可能会受到理论、解释等认知因素的干扰,但这种情况是偶然的,而非普遍的,“直觉(或者也可以说是知觉,笔者注)在相当程度上有其‘内在的组成’,就是说,它分立于我们认知的其他组成,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受这些组成的影响。”[ii]社会性的因素对知识的渗透、主观对客观的影响主要不是在观察的环节发生的。或许,这种对观察的客观性、自主性的认可也正是作者们唯物主义立场的表现之一。



那么,社会性因素对知识的渗透主要是在哪一个层面发生的呢?第二章中认为主要是在解释的环节中发生的。作者通过对密立根油滴实验的分析指出:科学家(最起码是密立根)对实验结果的取舍及其解释(具体的表现是实验报告)有着很强的“理论负载”和主观前设,对相同观察的不同取舍和解释可以导致完全不同的结论。因此,科学家们总是在这种解释活动中受到传统理论等社会性的文化或亚文化因素的影响。



该书第三章“试图对语词与世界的关系形成某些一般性的结论。”[iii]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在作者看来,便是“社会学的有限论”。基于此种目的,作者首先层层推进对自然事物、过程和纯粹思想的分类及其术语的使用做出了有限论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归纳和信念的有限论的思想。最后,又针对柯林斯唯心主义的观点,指出有限论与其不同,有限论并不完全否认经验的作用,不是彻底割裂“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知识的产生及确立既与心理的和社会的强制有关,也同样受生理的和经验的限制,因而是理性人类的一种“偶然”的和“实用”[iv]的行为。



第四章的题目叫做“超越经验”,目的是要把前述的有限论思想进行推进,使其能够进一步超越经验,进入到范式或是范例的题域之内,并以此消减有限论对经验认可的科学性特征,突显理论之间超越经验的相互借助和发展的社会性运动。作者首先从实在论入手,认为“在使用实在论策略的意义上,所有的科学家都是实在论者”,[v]因为如果从朴素的实在论的观点来看,任何“将理论及理论话语与实在本身、非言语化实在、以及独立于知觉、思想和词语的‘存在在那里’的事物进行比较”[vi]的行为都可以说是具有实在论的意义(其实在这里,作者是把“实在”扩展并等同于“外在”了)。进而,作者在认同库恩范式研究的基础上,从理论和理论发展的实践两个方面的分析指出:理论原初的内涵总是难以阐明的,但这对它的作用无关宏旨;先在理论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正确性,而在于它的模本效应——成为后来理论权威性和正确性的滥觞;理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类比,类比时,各种理论的内涵、外延和思想不需要也不可能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后来的理论肯定会对先前的理论做出变动,但这不会影响先前理论的权威地位。因而,理论本身也不是重要的,重要的在于理论所建构的范式,而这种范式也和分类及理论一样,适用有限论的原则。



在前四章确立了科学知识本身具有社会性,而非完全的经验性和客观性之后,作者在第五章中意欲对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性进行更细致的说明和探究。作者指出科学活动同任何其他活动一样,具有社会性质,这种性质决定了科学活动具有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性质的目标,利益的诱因引导科学知识在“逻辑可能”的诸多结论之间仅仅选取了特定的一种。当然这种社会性的目标和利益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是政治的,也可能是经济或文化的,可能是一个或一种团体的,也可能是多个或多种团体的,但无论如何,科学都不再仅仅依靠我们传统所理解的客观性和经验性而发展。



第六章是对第五章的延续,目的是在科学界限划分的层面论证科学活动的社会性。首先,在科学与非科学界限的划分上,依据一系列的案例说明了科学组织(比如英国皇家学会)对科学范围有选择的认同及强制性的管理,强调“秩序的问题就是知识的问题”,[vii]对秩序的掌控不仅会在政治领域发生,同样会渗透到科学知识的领域。其次,在此学科与彼学科的界限划分上,不同领域的学者也会基于学术权威和利益的考虑错误并且执拗地展开批判或是赞同。因此,科学和政治、法律一样,有着特定的组织、特定的对象、特定的规则,成为我们牢固树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之一。



第七章是作者们的又一个大胆尝试,意在把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分析进一步推进到非经验知识——数学的领域。在确定了224这样一个众人皆知的数学等式作为切入点之后,作者首先指出,对这个等式迄今为止只有经验性的证明,而没有成功的逻辑性证明,这样就瓦解了数学的所谓非经验性和自明性,把数学降格为和物理、化学等科学一样的经验性位置,并在这个等式及其证明方式中进一步挖掘出“集体性建构”和“约定化结构”的社会学意蕴。



第八章是一个简短的结语,作者对书中的基本观点作了扼要的回顾,并再次声明了他们自然主义、相对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坚定立场。



在我看来,本书思路是首先完成对传统科学社会学的发展,把科学知识本身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即首先论证科学知识本身的社会性质,而这项工作主要在前四章中完成,通过前四章的案例研究和有限论对一系列科学范畴的套用确立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论证(即完成了whatwhy的论证)。然后,在第五和第六章中,利用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对科学知识的确立和划界等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的分析,给我们展示了其基本的分析意向和方法(即how的内容)。最后作者在第七章中,以SSK固有的胆识和魄力向数学领域发出了挑战,呼吁对数学也展开社会学的分析。因此,本书诚如布鲁尔在序言中所言,是对爱丁堡的“科学元勘小组”历经30多年研究工作的“最新近的、最一般性的成果”。[viii]其新颖性可能主要体现在第五、六、七章中,即发现了新的案例和新的向数学挑战的目标;其一般性和概括性可能主要体现在前四章中,是对SSK基本思想的论证和介绍。






1.激进与中庸


通过本书的阅读,笔者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把科学知识本身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背景来说可能是件不太容易接受的事情,对我个人而言,跨越科学社会学的阶段直接面对SSK的观点,在初始时确实有点五雷轰顶、不知所措的感觉。所以,布鲁尔等人遵循爱丁堡学派SSK的强纲领,展开对科学知识的分析,乍看起来,确实非常激进,科学似乎不再具有客观性,而完全成为“社会的建构物”,那么,建立于科学技术之上的现代文明该做何解释?我们难道又被别人愚弄了一把,被洗了脑,被作为他人利益或其他社会目实现的工具或是共谋?我们自己的经验性难道也是虚假的、不可信的?难道SSK是另一场来自科学领域的后现代思潮?但如果进一步了解爱丁堡学派的基本立场,我们又不难从中发现,在其激进的观点之中,又蕴涵了中庸:它批判科学,但是是用科学的方法来批判,目的是(或者说可以是)为了使科学更加“科学”;它是唯物的,而不是唯心的,它不否认观察的客观性,而只是否认观察者解释的客观性;它是相对主义的,而不是绝对主义的,它把科学拉下神坛,却并不打算把社会学送上神坛;它要求对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等做综合的考察,并提醒我们每一种因素都会发生作用。


作为本书核心思想的有限论,在笔者看来也是对主观-客观、社会-自然、信念-经验等诸种矛盾两分概念的调和,针对科学主义,它强调主观、社会、信念的作用,针对唯心主义派别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它强调客观、自然和经验的作用,因此,爱丁堡学派的有限论是双向的,其相对主义、温和主义的色彩十分明显。


或许,这正像我们所熟知的诸多口号一样,以激进的形式出现,试图颠覆过往和现存的一切,其目的仅仅是强调一个被忽视的因素,其结果也是这个因素被温和地纳入,并开始与其他的因素和睦地相处。而这似乎也正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辨证唯物史观相契合。本书的作者们或许深明此理并及时矫枉过正,在微观的批判中言词犀利,在宏观的纲领中则左右逢源。



2.对数学的社会学分析何以可能


如果说本书大部分内容在“激进与中庸”的模式下可以理解的话,其第八章对数学进行社会学分析的观点似乎是一个例外。在笔者看来,虽然对数学原理的逻辑证明迄今为止不能令人满意,数学知识的运用在社会领域也俯拾皆是,数学也因此和社会学等知识存在必不可少的关联,但这不能说明数学知识本身具有社会学的性质。恰恰相反,倒有可能是社会学的知识和行为具有数学的性质,或者退一步说,社会学的知识和行为受到数学的影响和制约。数学不仅是物理化学等经验科学的基础,同样也是哲学的基础之一,那又何尝不能成为社会学的基础呢?



3.关于案例和解释的悖论


本书的不少案例都意图说明,科学家对观察结果的筛选使用和对待特定理论的态度取决于其理论预设,作者们虽然没有明确表明对科学家如此行为的评价,但否定和批判的色彩仍然在所难免。而同时作者们也表示他们是在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书中案例研究比比皆是,也可为科学方法运用之表现。那么,这就使人可能产生疑问,书中案例的选取和解释如何逃脱“理论负载”的命运,作者们是不是也和密立根一样舍弃了大量的不能“为我所用”的材料呢?进而,作者对于科学知识的立场、对于数学的挑战是否也是为了攫取学术利益的“无中生有”和“跑马占地”呢?解构他人的同时往往也会解构自己,到头来,究竟还有什么可以相信?








[i] []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主编,刑冬梅、蔡仲译:《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ii] []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主编,刑冬梅、蔡仲译:《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2页。



[iii] []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主编,刑冬梅、蔡仲译:《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导言第2页。



[iv] 关于知识活动的这种实用性,作者在后文中(或者是后文的作者)借用库恩的理论给予了说明,即利用“传统理论的权威性捍卫他们的工作,还要突出强调他们自身工作的原创性”(p124),也就是说,科学活动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解决问题”。



[v] []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主编,刑冬梅、蔡仲译:《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vi] []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主编,刑冬梅、蔡仲译:《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vii] []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主编,刑冬梅、蔡仲译:《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



[viii] 参见[]巴里·巴恩斯、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主编,刑冬梅、蔡仲译:《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页。

上一篇:[读书报告]崔灿:科学的社会性...      下一篇:[读书报告]曹政:颠覆与重构—...
发表评论 回到页顶
 
 
正来学堂版权所有 © 2009 沪ICP备042465号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光华楼东主楼28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邮编:200433
 E-mail:dengzhengla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