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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侯瑞雪:兼听则明——读《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有感

添加时间:2004-12-21 22:33    浏览次数: 3872 次

兼听则明


——读《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有感


2004级法理学博士   侯瑞雪



  在当代西方学界,SSK已经在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主战场占据了垄断地位,但是自从它诞生之日起,批判与赞誉、影响和争议便如影相随。1994年美国的格罗斯和莱维特的《高级迷信》一书以及1996年的“索卡尔事件”引发了一场“科学大战”,其中一方就是科学元勘学者(包括科学知识社会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哲学、科学伦理学等),另一方是主流科学共同体的科学家。近几年我国学者开始关注美国的科学大战并引进了一些有关SSK的著作,2003年我国学者蔡仲又翻译了美国的克瑞杰的新作《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化曝光 》,从而使得国内学者也展开了对科学与反科学的讨论。那么真相何在?科学大战中谁是谁非?SSK是否能经受住考验并发扬光大呢? 


  通过阅读《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及相关著作和资料,我对此有了一些初步认识,并认为应兼听内外之声,从其学派内部区分和外部讨伐来检视其是否存在合理性。


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的主要立场和脉络


《科》一书是爱丁堡学派创始人巴恩斯、布鲁尔等人编著的一本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教材,将SSK的基本思想和最新发展作了一般性介绍。本书的宗旨是:“准确和清楚地阐述在理解科学知识的过程中,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的分析是必须的[1]


贯穿全书的是案例研究方法,通过案例分析来说明SSK是如何致力于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学研究的。


《科》向我们展示了最初的SSK研究带有的彻底的科学味,这一点与后来一些反科学的研究完全不同。正如本书序言和导言中所言:“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是对科学的崇尚,而不是对科学的诋毁和否定”,“我们则以模仿科学的方式敬重科学:在我们所进行的对科学的研究中,我们竭力仿效科学自身所具有的事实特性、非评价特性。” [2]这暗示着SSK想成为真正的科学,从SSK的强纲领中也能看出这种企图。然而由于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局限加之后期的极端主张,最终事与愿违。但《科》书中的确充斥着自然主义的纯粹描述方法,以效仿自然科学研究。同时,《科》吸收了心理学和哲学的研究成果,在“科学观察和实验”一章中求助于实验心理学知识,寻找社会学分析的心理学起点,意图使其研究更加令人信服。另外,受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思想的启发,布鲁尔发明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语言游戏的系统理论,据此来理解科学和分析案例。《科》书中运用了大量的修饰和隐喻,使用稀奇古怪的术语,正是由于玩弄“语言游戏”才使得读者不明所以,似懂非懂。


本书各部分是环环相扣的,从观察和实验入手,对特定案例进行解释,引出分类的特性,提出社会学有限论,考察社会学任务,勾画科学与非科学之界限,最后考察数学推理。这一切都是为社会学有限论的提出和论证作铺垫和陪衬的。《科》书的核心思想就是“社会学的有限论”,即强调概念运用的特定社会情境,并关注偶然因素在概念运用中的影响。这实际上体现了SSK的相对主义和社会建构论的哲学倾向,在全书几乎各个章节中都能发现二者的身影,如在第二章“解释”里考察密立根滴油实验,指出密立根基于自身所处的特定社会情境和传统惯例对实验结果作出了解释。[3]


二、SSK内部两个主要派别的观点差异


目前,国内外对SSK看法不一,有的反对者甚至称SSK是胡说八道。为了澄清SSK的本来面貌,有必要对其内部主要学派的观点进行梳理,同时笔者试图对其中两个主要学派的观点作一个简单比较。从中我们可以发现:SSK并非完全像某些学者所讲的那样神圣无比,也不像另一些学者所形容的那样面目可憎。SSK自有其可取之处,也有其弱点和缺陷。我们不能以偏盖全,而要深入其内部认真探其究竟。


20世纪70年代,SSK在英国有两个中心,一个是爱丁堡,另一个是巴斯。爱丁堡学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把巴斯、马凯的约克郡,甚至英国之外科学元勘也包括在内。1979年拉脱尔和伍尔加出版《实验室生活》一书,突破经典SSK的模式,后来形成“巴黎学派”。1984年马凯和吉尔伯特将SSK方法与后现代文本分析技术想结合。1992年皮克林试图实质推进SSK的发展,强调实践与文化之重要性,认为SSK应去除一个K(知识)和一个S(社会),实际上背离了狭义爱丁堡的传统。


笔者认为要发现SSK的洞见所在,就应该着重分析狭义爱丁堡学派的观点。通过阅读《科》一书,笔者认为布鲁尔等最初SSK的创始人与SSK后期发展的代表人物之间还是持有一些不同观点的。特别是《科》书中着力将他们自己的与柯林斯代表的巴斯学派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对比,表现了明显的冲突。所以,笔者选取狭义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为基点进行分析。狭义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巴斯学派以微观方法见长。


(一) 哲学倾向


《科》一书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即狭义爱丁堡的主张,而巴斯的柯林斯却持方法论上的唯心主义观点。正像《科》书中所言:“在柯林斯坚持‘自然的’和‘社会的’分离的地方,我们则认为它们彼此交融在一起;在他否认社会与自然的联系的地方,我们则坚持这种联系的存在。”[4]柯林斯认为“这并不是世界的规律将其自身强加于我们的意识,而是我们制度化的信念将规律强加于世界。”[5]柯林斯过分强调了社会而忽视了自然,一些话甚至说过了头,如“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根本不起作用”[6],之后又想方设法地试图给出新的解释,挽回其不良的影响。相反,《科》书所持的唯物主义观点认为“在个体与个体生存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联系……自然环境对个体认知的作用,丝毫不亚于社会环境对个体认知的作用。” [7]本书作者对其认识论立场非常敏感,在序言里就曾声明他们的表述是相对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在承认外在世界的存在并认同知识的客体对知识的产生也有影响的基础上,将社会学分析引入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中。同时强调“科学知识社会学最为新近的进展在其导向上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严重制约了对我们自然主义的社会学研究趋向的‘解读’。”[8]


(二)后现代主义倾向


后现代主义指在艺术、电影、建筑等等领域中产生的各种被视为与现代文化产品不同的那些文化产品,后现代的观念包含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新的文化产品以及一种新的社会理论类型。[9] 一般而言,后现代社会理论倾向于相对主义,并向各种非理性的可能性开放。科学元勘中的某些研究已经走向极端,主要表现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和极端的相对主义,因而将它们称为后现代科学(元勘)。


SSK产生的宏观背景有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因此SSK最初不可避免地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尽管后现代思潮对科学的反思并非毫无意义,但是其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走向相对主义。SSK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认为知识是社会构造的。布鲁尔和柯林斯都公开承认自己是相对主义者。[10]狭义爱丁堡学派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主要反映在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和无偏见性原则,但他们认为其相对主义是针对绝对主义而言的(这一点表明SSK的相对主义是有新意的,它的对手不是理性主义而是绝对主义),意味着不相信任何终级的和绝对的判断的可能性,这应该是较为温和的后现代立场。而以柯林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后现代主义作风则渐趋强势,走向极端相对主义,更大程度上扩大了实践的社会维度,并以社会维度取代自然维度。


三、反思“科学大战”


(一)背景介绍


如前所述,科学大战是一场激烈的后现代思想家(包括SSK学者)与科学卫士间的大论


战,在西方,它经常被视为“进步”派与“保守”派间的政治冲突。20世纪60-70年代出现的新社会运动演化出过激的后现代思潮,加之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使人们开始怀疑从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世界普遍规律以及科学技术的价值。现代的一些信念出现危机。60年代前,科学的价值被推崇至极点,人们对科学方法论和认识论倍加信赖。但从70年代开始,历史主义走进科学哲学领域,后现代思想家的研究充满着对科学的本质与内容的误解与滥用,引起科学家的不满和批评。


(二)论战的实质表现


1、 认识论之争


SSK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利益和目标导向指引着科学家的科学活动,科学研究活动离不开利益与目标。这样就导致SSK利用社会政治利益去阐释科学知识是如何生产的,使科学政治意识形态化。布鲁尔的强纲领中的无偏见性与对称性原则认为,科学社会学应无偏见地对待理性和非理性以及真和假,同样类型的原因应能同时解释真与假的信念。在《科》一书的第六章“勾画界限”中举了波义耳的实验方法的案例,让波义耳这样的绅士——特权人物在实验室确定一个事实,在皇家学会宣读,迫使成员相信后达成一致。这样的科学划界是依靠特权阶层和政治关系为前提的,致使科学成为政治的附属物。“强纲领”显示的是拥有金钱和权力的统治者垄断了科学与真理,其后果是科学与迷信、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混淆,而占星术与天文学、巫术与医学,科学与伪科学不再具有本质区别。


针对SSK的社会建构论,科学家一直持有强烈的批评。 近一时期,科尔(Stephen Cole)在《制造科学》一书中从正统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对SSK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劳丹(Larry Laudan)在《科学与相对主义》一书中从科学哲学角度诘难了科学相对主义;牛顿(Roger G.Newton)则在《何为科学真理》一书中痛斥了部分“社会学家的狂妄”。科学家和传统科学哲学家认为这些社会学家和人文学者在学术界引导了现代“反科学”思潮,影响了科学的公众形象和国家的科技政策,从而威胁到科学技术的持久发展,他们要做的是“反反科学”(antiantiscience)。而被批评的库恩、柯林斯、皮克林、拉图尔等科学社会学家、人文学者,没有一个承认自己在反科学,并声称他们只是站在中立的立场审视科学,对科学并无偏见。[11]


2、 两种主义之争


“科学大战”实质上是历史主义与理性主义之争。20世纪60年代前理性主义居垄断地位,主要表现为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独立于理论而存在,依靠理性和证据就能检验真伪,科学对自然的表达是近似地正确。70年代后,历史主义使科学进入生活,不再高高在上,反映了科学的进步。但后现代研究一般忽略理性主义,认为是利益、权力等外部情境决定着科学研究。历史主义表现为:认为“观察是理论负载的”[12],客体是主体建构的,真理是科学共同体协商的结果,对真与假应同等解释等等。正是由于过度强调历史主义才引发了“科学大战”。


(三)启示


目前,国内外对SSK渐成群攻之势,国外有上述众多科学家围攻,国内有赵南元为代表的“激进分子”的声讨。如何正确看待SSK就成为关键问题。笔者的观点是——兼听则明,只有对SSK的历史沿革、内部派别及其观点、哲学倾向、认识论、方法论以及外部大战原因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审慎地把握其整体。既不能只看到SSK的极端发展而忽略其原初的目标,也不能一味褒扬其伟大的历史功绩而忘记它造成的恶劣影响。


1、 可取之处


SSK并非像国内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如赵南元在点评《科学:它本身可不可


以被研究》时认为SSK的研究毫无意义,纯属胡说,见博客中国网2003年2月4日)。尽管在哲学态度、社会学立场和方法论上,爱丁堡学派均有可商榷之处,但他们通过运用经验性研究方法,使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同样接受科学方法的考察和检验,打破了人们以前对科学持有的迷信思想。社会学家敢于进入繁复高深的自然科学领域挖宝,在承受着科学家的嘲讽的同时还要面对自身科学知识的不足,这需要多大的学术勇气才能去尝试?单单是这种勇气也值得我们学习。SSK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认识科学知识,推动科学活动的细分化有重要意义。特别是SSK一些经典的案例研究的方法更提醒我们的研究工作要用事实说话,不能仅仅重视理论,而要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同时,SSK也启发我们在科学实践中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要敢于想象,努力而慎重地建构。所以SSK无论对于中国自然科学界,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界,都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2、 缺陷所在


首先,SSK的认识论缺陷——相对主义。相对主义是割裂相对与绝对的辩证关系,否认事物本身及人们对事物认识的稳定性和客观性的思维方式。其特征是片面强调现实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性;夸大认识的主观形式和对历史条件的依赖,否认客观真理;只看到事物和认识中矛盾双方的转化和相互过渡,否认它们的区别和对立,抹杀它们之间的界限。SSK把科学与宗教、迷信、巫术等等其他的文化都看成一种信念系统,没有正确错误之分。SSK的相对主义主要反对绝对主义,尽管有追求平权、要求科学与其他文化平分秋色的人文意义,但是它试图模糊科学与其他知识的界限,使科学与伪科学、真理与谬误等没有了本质区别。因而相对主义使得SSK的研究不懈一击。其实,科学仍就构成目前最可靠的知识,科学的真理一直存在着。思维的展开可能导向人们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但思维的再提炼仍然可以找回那失去的实在。[13]科学虽达不到与自然的完全一致,但它比巫术等更好地反映和改造了世界。


其次,SSK的社会建构论。SSK认为所有科学知识都是社会建构的,科学只能根据其地域的历史和文化的语境来塑造和理解,科学产品的有效性依赖于专家间的协商。SSK的社会建构论试图瓦解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将其视为利益和目标导向的成果,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从而使科学知识的内容政治化了,使科学知识完全受制于政治和统治利益的淫威之下。我们并不否认社会现实环境对于科学知识生产的影响,社会因素确实在新知识的评估中有重要作用,但自然界的证据也同样起着重要作用。自然科学并非完全是社会建构的(即使建构的,在多大程度上被建构仍然由自然决定),社会科学则完全是社会建构的。[14] 所以我们应如何对待知识的客观性与知识生产者的主观相对性才是问题的关键。


  最后,SSK的方法论缺陷——经验论SSK最初是反对个体经验主义的[15],但由于强纲领内部的矛盾,就难免使后期柯林斯、拉脱尔走向经验主义的轨道。只对科学实践作表面现象的理解,不再深入现象背后探求起客观性和真理。经验主义忽略了理性思维的重要性。只有观察和实验是不够的,科学必须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性的归纳和演绎。经验和理性推理二者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对于SSK,我们既不能盲目跟进或过于推崇,也不能全盘否定或置之不理。而是要在全面正确理解它的基础上适当引入其可取之处,剔除其弱点。在我国科技尚不甚发达的今天,首要的任务是提倡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和伪科学,只要是有利于这一目标,同时也符合人文精神的知识,我们就不应该回避。









[1] []巴里巴恩斯 大卫布鲁尔 约翰亨利主编:《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P1。



[2] 同上,序言和导言P1。



[3] 同上,P21-54



[4] 同上,P92



[5] 同上,P91



[6] []史蒂芬·科尔(Stephen Cole)著:《巫毒社会学》,YORK,NEW YORK ON MAY 31-JUNE2,1995。



[7] []巴里巴恩斯 大卫布鲁尔 约翰亨利主编:《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P96



[8] 同上,P256-257



[9][]乔治瑞泽尔著 谢中立等译:《后现代社会理论》,华夏出版社,2003年, P9



[10] 刘华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历史与方法论评述》,《哲学研究》,200101期。



[11] 刘华杰:《反击科学相对主义》,www.newmind40.com,2002-9-11



[12 []巴里巴恩斯 大卫布鲁尔 约翰亨利主编:《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P3  



[13] 刘华杰:《反击科学相对主义》,www.newmind40.com,2002-9-11


[14] []史蒂芬·科尔(Stephen Cole)著:《巫毒社会学》,YORK,NEW YORK ON MAY 31-JUNE2, 1995


[15] []巴里巴恩斯 大卫布鲁尔 约翰亨利主编:《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P67




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作为一门从社会维度研究科学知识的学科,曾一度被视为将科学拉下“神坛”的勇士,逐渐在西方科学研究中取得垄断地位。在SSK得到赞誉的同时,也不断受到科学界以及科学哲学界的质疑和批评,究竟谁是谁非?通过阅读SSK的相关著作,明晰其基本观点,并梳理其内部派别观点,分析外部论战根由,我们就会揭开SSK的神秘面纱,展现它真正的情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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