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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告]孙记:因果关系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中的运用

添加时间:2004-12-21 22:44    浏览次数: 3171 次

小南湖读书小组第八次读书报告


因果关系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中的运用


            2004博士生  孙记


内容提要:通过考察本书作者表达的研究对象,本报告进一步指明了它与默顿的研究方法的不同之处,理清了作者的分析思路,指出了因果关系分析对作者的困惑。


 《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一书在第五章“社会学任务”中,作者勾勒了不同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差异,特别是运用因果关系对他们主张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具体分析。那么,如何认识这一问题是值得深究的。


一、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1.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作者指出,“在这种默顿式的社会学当中,科学家被描述为一个道德共同体中的成员,这些成员在一个制度性框架内,来自科学家同行对荣誉的追求与抑制,激励着科学家们更多地考虑体制或集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体自身的眼前直接利益。”。也就是说,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主要是从宏观上进行的。他们的研究范围定域在科学共同体之内、实验室高墙之外。他们通过制定科学家的行为规范——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态度,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以此为标准,采用科学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分析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功能,经费投入与论文产出评估,科学体制化目标。对此,科学知识社会学认为,虽然默顿他们对科学的交流系统和激励系统的关注工作是卓越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系统地把描述扩展到科学研究本身的专业活动,没有把描述扩展到科学家之间对彼此的专业方法和知识见解的具体反应,也是遗憾。


2.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的,他们触及的是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科学知识的文化本性提供辩护和说明。在本书中的具体分析中,作者是运用 “因果关系”进行的。


二、“因果关系”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中的运用


1. 前提界定


同其他社会学家一样,作者也把科学家当作某种生活形式的参与者。但由于他们参与的生活方式并不包括与某种固定模式的一致。在大部分时间里,甚至不需要与某种固定模式相一致的意愿。因为确定一种生活形式过多地取决于这种生活形式的持续性,而不是既定的常规或模式的特性。这样,在说明“作为一种特定活动的科学知识的应用”时,他们选择了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使用因果关系的语言。与反对进行因果关系解释者不同,他们认为“因果解释不仅仅引发外在的影响,他们可以合理合法地涉及到系统的内部状态。


首先,他们认为有社会学意义的原因是目标和利益。至于什么是合理原因,他们坚持有限主义观点的基本信条,把价值、规则、警语以及思想的言语形式等,作为修辞所具有的内在说服力量、作为意识形态的力量或合法化的力量被排除掉;对导致偶然性运作或反复无常的运作的原因,不给予更多的关注。他们关注的是“在科学活动中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原因是目标和利益,这些目标和利益被那些按照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操作的活动推进。……这些方式就是那些具有实用的功效、取得成功的业绩的那些方式。对这类行为方式的评价一般总是持久的,公认的。 这样,他们就可以认为,“在所有的实际情境中,目标和利益总是与科学研究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成为建构科学研究整体的系列科学活动实际运作的原因。这些原因有助于解决下一个事例中存在的问题,即为什么术语的使用或例证的扩展在那样一个时间就会以那样的方式而不是这样的方式进行。这一点不是一个导致一种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一种行为引起的知识变化的问题。目标和利益有助于解释作为目标导向或利益行为的特定结果的特定变化。……目的的存在就是要解释科学家的理性行为,行为本身不足以说明自身,就是说:这种行为应该被理解为是有目的的、具有目标导向的,并且正是这种目标导向导致行为以这种方式而不是以那种方式运作。”在具体的事例说明中,作者强调,作为上述社会学意义的原因的社会目标和社会利益,并非与既定的个体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它们在社会关系模式中所处的地位联系在一起;在拥有持有相反利益的两派时,即便他们有共同利益,也为各自的目标服务;这里的派别利益仅仅局限于针对特定派别的利益,而不具有一般的合法性。


第二,科学常规活动中的习惯和权威与目标和利益的关系。在探讨科学常规时,他们认为“尽管习惯和权威能够说明常规活动,但是,对于涉及利益和目标的东西而言,它并不提供一种可替代的解释基础,好像习惯和权威是仅有的支撑行为的有意义的社会学原因。实际上,习惯和权威仅仅是应该被理解为常规活动的直接原因。如果目标和利益需要的话,活动将受到这种习惯与权威的限制。这样,习惯与权威就处在非限定状态,常规活动本身就应该基于它与利益和目标之间的关系得到解释。”


2. 具体运用


第一,知识增长的各种行为要结合利益来考察。作者认为,“在科学知识体中发生的意义重大的长远变化,是由数不清的特定行动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对于每一个特定行动来说,现存的知识担当着一种资源,一组等待进一步扩展和使用的公认的程序是作为偶然判断结果。知识本身是惰性的,它仅仅是现存事例的一种聚集。它是一种联系这种聚集与下一个事例的力量,在一个单独的行为中,使用知识、添加知识、改变知识。许许多多这样的行为构成了知识的增长。……对于所有的行为,目标和利益都将发挥它们的作用,有时在这种安排中,有时在另外一种安排中,有时产生这样一种结果,有时产生那样一种结果。……有时目标和利益的作用会彼此干预或彼此抵消;有时它们又会彼此强化。当科学家扩展和界定他们的经典例证时,这些利益和目标便最紧密和坚固地结合在一起,在理解所发生的一般模式中,这些经典例证往往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第二,着重说明的问题。作者强调,“当以这种方式研究科学变化时,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不合理的、却是可信的利益和目标经常具有可操作性。当科学家们扩展与实际决策问题相关的知识时,很显然,他们倾向于支持能够导致他们所希望推进的结果的政策——研究这类问题的人认为,这是科学进入现实政策领域的典型的形式。即便是对在纯粹学科领域的科学探索的狭小的语境中,狭小的政治对象和利益对科学实践和判断的调整都会有案可查,职业既得利益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这一点在学科领域中、在专业领域中,甚至在国家科学共同体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更进一步,在制造公认的、并且通常是令人崇敬的知识的过程中,这类利益和目标的因果致因的介入同样显著,就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


于此同时,作者进一步指出,“为简便起见,在科学研究活动中还未被认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色的作用,需要更多的深思熟虑的工作,这些工作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这种描述,增进我们对科学的历史发展的理解,并引发我们对过度理想化的科学途径的质疑。然而,对于社会学所涉及的指向科学基础中所包含不合法利益问题,却存在着一种令人遗憾的倾向,这种倾向认为:这种非法利益的社会学解释仅仅适用于错误的、非理性的或非法的、科学内在地需要根除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与对科学研究中有限的政治利益角色的研究相比,把对狭隘的“技术”活动的研究与预测和控制中的合法的和公认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能够更好地说明社会学解释的本质特征。”对此,作者给出的正确看法是,科学活动通过归纳学习,并且在预测与控制中可以(成功地)获得进步。而这些活动同时也是被目标和利益所调解的惯常性活动。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因果关系分析的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将关注点转向微观分析,无疑对我们认识问题具有重要作用。因果关系分析也很有启发性。但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如何看待个别的科学家受非社会利益支配的非理性行为,他们对从事科学知识的活动会产生什么影响?如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中出现的各种越轨行为。


第二,作者指出的在科学研究中还未被认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色作用,对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与他的因果关系之间是什么关系,又与默顿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等因素中的政治因素有什么区别?


注释: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英〕巴里·巴恩私、大卫·布鲁尔、约翰·亨利主编,邢冬梅、蔡仲译:《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 148 150150156159 159160 160页。


参见〔美〕RK.默顿著,鲁旭东、林聚任译:《科学社会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65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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