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正来学报»思潮评介»盛少辉:台湾西洋史研究的理论与实际:一个尝试

盛少辉:台湾西洋史研究的理论与实际:一个尝试

添加时间:2005-03-20 07:14    浏览次数: 5140 次

台湾西洋史研究的理论与实际:一个尝试
盛少辉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历史:理论与文化─西洋史研究通讯》 ** (以下简称《历史:理论与文化》)此份刊物创刊的旨趣。在本文中,我将从历史思维的角度,说明此份刊物的〈发刊辞〉所拟具的主张中,蕴涵的理论预设。


  本文主要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历史地;另一个是理论地。首先,我将藉由台湾西洋史研究社群内部历来对西洋史实践的回顾与检视,说明台湾西洋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其次,我将从理论反省的层次,提出台湾西洋史研究的新取向。


  就历史考察,也就是历史实践的部分,历来社群内部的讨论显示:台湾的西洋史研究正面临着发展的困境,而此一困境表现在诸如基础研究的欠缺、整体研究水平之不能提升、文化与时空差异所造成的隔阂、……等。1 我们将当前台湾西洋史学界所面临的研究困境,定义为「危机」状态。2 我们认为西洋史研究的危机,不在基础研究的阙如;而在于对历史学性质的误解!我们认为:以基本研究的欠缺作为西洋史研究的困境的来由;这样的态度是建立在十九世纪实证史学的基本假定上,而此一假定迄今业已破产。同时,我将论证:西洋史研究与台湾史或中国史研究在历史知识中,具有相同的的认知地位。


  就理论的部分,我将提出一项关于台湾西洋史研究的新取向─「史学史」的研究。此一概念的提出系援引自二十世纪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灵乌( R. G. Collingwood )的「史学史」( history of history )与荷兰历史理论家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 narrative substance )概念。首先,我们主张:历史研究的真实进展不在于个别事实的不断增加;而在于我们能对历史事件提出具有洞察力( historical insight )的诠释,也就是说,能够提出新颖与不同的观点。历史洞察力的产生,在于掌握历史陈述(或文本)中与不同的历史陈述(或文本)间的差异。因此,在历史实践中,历史家应对专业领域内同行的著作有深刻地掌握。在本文中,我将追溯此一历史概念的发展。其次,我将藉由后结构主义( post-structuralism )对历史文本的「互为文本性」( intertextuality )的讨论,来说明「史学史」的研究取向何以做为适合台湾西洋史研究的新方向。最后,古典修辞学的「主题」( Topics )概念,将为历史社群的讨论与历史文本的诠释提供一种新的「客观性」( objectivity )概念。


  一


  台湾西洋史学者对于社群现状的反省,总是易于陷入一个陈腔俗套的说法。他们认为台湾西洋史研究的停滞不前,主要在于基础研究的不足。而基础研究的不足导因于史料的限制、文化与时空的差异与缺乏整体性的自我观点。历来社群内部或外部的反省,如黄俊杰、邢义田与杨肃献的评论,都显现了此一共同点。


  隐含在这些对台湾西洋史研究现况的反省背后,是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的假定,这即是傅斯年所主张的「史学即史料学」。实证主义史学假定,历史研究的程序在于归属事实的工作完成后,才能进行历史综合的工作。因此,历史家的工作始于史料的搜集、考证、排比,最后进行综合的工作。邢义田主张,虽然「不认为综合性通论的工作非得『基础研究』建立之后才能开始。…但是我们似应认清『成一家之言』的通论需以无数沉潜有得的专论为基础,而专论又以一手史料的掌握为根本。舍基础研究而言落地生根,其可乎?」我们可以从中发现其背后所隐含的史学假定。


  在此处,笔者不拟对实证主义史学提出批判,在下文理论建构部分,我将指出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始,并非起源自毫无止境的史料搜集与批判,而是历史观点的建构。历史观点的提议,则来自于历史家理解历史的观念架构。此处先就台湾西洋史研究所面临的所谓「时空与文化的差异」问题申论。


  近年来,随着本土意识的觉醒,台湾史研究已成显学。台湾主体性的强调,却往往陷入偏狭的自我中心论( parochialism )。我们对于正在形成全球化的世界的过往─即世界史─欠缺深刻的理解。在〈发刊辞〉中,我们已指出此一现象的弊病,以及在历史学与人类彼此相互了解上的缺憾。但西洋史研究的不振,让某些人主张西洋史的研究是次要的、无成效的。同时,我们在理解与我们时空相异的历史与文化时,文化的差异使我们感到理解异文化或「他者」是不可能的,或至少也是十分困难的。在台湾,西洋史的研究便遭遇到此一难题。


  以下,我将论证历史地理解「他者」( understanding the other historically )是可欲的。同时,西洋史的研究与台湾史或中国史研究具有同样的认知地位。我的论证次序如下:


  首先,藉由讨论杜正胜的「同心圆」理论,我将论证在历史理解中,时空关系并不具一定的优先级,而所谓的「同心圆」理论将被否证。


  其次,所谓强调「想象」在历史理解中的作用,亦即透过历史想象,时空与文化的阻隔无碍于历史理解的确凿性,这样的见解需要进一步的考察,因为所谓的「历史想象」( historical imagination )其中隐含了哲学的现代性( philosophical modernity )观点,即认知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为此,我认为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经验」理论,更适合解决时空文化差异的问题。


  第三,藉由人类学者对「他者」( the other )的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去脉络化」( de-contextualization )趋向,我将说明:理解异文化或从事西洋史研究并不比理解当代社会或本土文化来得困难。因之,任何研究领域不能宣称具有较高的认知地位与权威。


  杜正胜提出以乡土教学与台湾史为重点的「同心圆」理论。3 他认为历史研究与教学应由近而远,依本土─中国─世界架构逐渐向外扩展。随着不同的教育阶段(不是认知成长阶段),而有不同的着重点。同心圆内的第一圈是乡土史、第二圈是台湾及其周围、第三圈是中国史、第四圈是亚洲史、第五圈是世界史层层向外扩展,循序渐进。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这样的认知程序仍然是轻重先后有别地。杜正胜意图的是:反对一元观点的欧洲中心论式的世界史、摒弃大汉沙文主义的亚洲史、中国史,而呈现出多元文化发展的面貌。


  这样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思考,在台湾西洋史的研究中,时空差异是否构成一认识论上的问题?以下,我将争论地是:是否历史研究或历史教育需要这样的认知程序?除了现实的实际需求与本土化(当然,研究主题的「本土化」并不等同于历史解释观点的「本土化」!)的要求外,它在历史学中是否有认识论的基础?而西洋史在历史认知的程序上,是否只占有边缘性的角色?我的回答是:历史知识并不需要这样的、也没有一定的认知程序。所谓历史知识必须由与我们切身周遭开始的假定,欠缺历史知识论上的妥当性。


  首先,强调历史教学与学术研究应从我们切身的周遭环境起始,与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认知方式是有所扞挌地;4 但这并不足以否定它在认识论上的妥当性。所谓历史是在时间序列中,进行安排事实与诠释的思维活动。问题的重点在于:甚么样的时间序列?传统的历史教学是这样进行的:从邈远的「史前时期」、古代、中世、近世、到与我们生活密切联系、息息相关的现在。


  人类理解的运作常是以因果联属的方式进行。依常识,我们认为事物的发生是某一事件P在C或C ...... Cn先行条件下,依一系列普遍法则运作而产生的结果。因此,我们理解历史时,常欲追溯事物的起源,而有所谓「起源」( origins )的偶像崇拜。在实际的历史认知与写作时,我们总是先叙述事件的起源、插曲、再到它最近的结果。如同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对叙述形式的说明,一出戏剧包含的开头(场)( beginning )、中段( middle )与结尾( end )。所以在进行历史认知时,我们所做的其实是由与我们最遥远的古代到新近的现在。但根据休姆( David Hume )对因果观念的解构,因果关联,「不过是心灵的惯性( habit, custom, or propensity )作用,将经验中经常相连( constant conjunction )的两个事物视为理所当然的必然连锁,而将之名为因果关系。所以,事物自身之间并无因果连锁,那只是人想象作用的产物。」5 因此,在历史思维中,「起源」并没有知识论上优越的基础。同时,根据尼采的系谱学( genealogy )与傅柯的知识考古学(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方法,以及现代史学中对「起源」的批判、历史溯源学的方法,都证明了「起源」在历史认知中并无认知上的优越性。6


  尼采从哲学上批判「起源」偶像、与其对十九世纪历史学专业的学院文化的批评,迄今仍然有效。如同笛卡儿,尼采批评历史家沉溺于过去,专注于寻找起源,以致与现时失去了连系,这是十九世纪特有的历史病。7 但尼采忽略了西洋史学史发展上的一项重要事实,即西方近代史学超越了历史学家的实际经验范围,而能进入历史学家实际上无法亲证的世界。近代西方史学的一项重要成就即是历史学超越了亲证之知,而成为推论性的知识。对于知识源自亲身验证的强调,将导致历史怀疑论( historical pyrrhonism )。柯灵乌说道:「以亲证为知识本质,将使历史学成为不可能。」8


  在历史思维中,历史家思维的起点既非限定于遥远的「起源」,也非限定于与我们亲近的现在。因此,就时间方面言,在历史思维中并无一定的先后次序,时间中的任何一点都可以被指定为历史思维的起点。近来,历史理论家对于历史叙述的形式分析已验证了此一论点。历史事件可以有不同的「情节」( plot )编排,以不同的「情节设置」( emplotment ),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9 同样地,将空间言,在历史思维中,空间距离的远近也不具任何认知上的差异。


  柯灵乌严厉地批评了休昔底的斯( Thucydides )的「当代史」代表了希腊人直率的自我中心的想法( straightforward egotism ),将一切非希腊的事物看作是野蛮的,因此不值得严肃的加以研究。10 杜正胜的「同心圆」理论正表现了休昔底的斯狭隘的自我中心论。如前所述,现代历史学的成就在于能够超越历史家的亲证范围,而进入与其在时空与文化上异质的世界,强调历史知识从周身开始的假定,无疑地是从现代历史学已获得的成就上退却,这是历史学退化的表征。因此,时空的差异并不足以构成历史理解上的难题,而类似的假定也欠缺历史知识论上的妥当性。


  邓世安试图解决西洋史研究与教学中时空与文化差异的问题。他意图以引用上述休姆的理解理论来说明历史知识的性质,并强调想象在历史研究与西洋史教学中的重要性,来解决台湾在西洋史教学上所面对的文化差异与历史理解力问题。正如柯灵乌对历史知识的推论性质的强调,对于邓世安而言,「历史知识的有效性是建立在证据的充足与确凿上,而非在时空的接近与否上」,由是观之,「时空阻隔无损于历【西洋】史的研究与教学。」11


  但将历史想象引入历史知识中,将面临一个知识论上的难题,即所谓哲学的现代性问题。现代主义史学的知识论基础,在于接受笛卡儿( Cartesianism )传统的假定,划定认识主体( subject )与对象( object ),并将之绝然分离。与此相关地,是主观性( subjectivity )与客观性( objectivity )、合理性( rationality )与非理性( irrationality )之对立。在历史思维上,这形成了两互不相联的现在( the present )与过去( the past )。因此,历史思维的重点在于:如何去缝补过去与现在的时间鸿沟。历史主义者意图以移情( empathy )从方法论来克服「时间距离」( temporal distance )的问题,便是此一现代主义历史思维的产物。海德格( Martin Heidegger )与伽达玛( Hans-Georg Gadamer )批评了历史主义所隐含的技术宰制与方法至上的倾向。12 同样地,借用柯灵乌的「历史想象」来克服西洋史研究上的问题,同样隐含了此一难题。


  最后,我们需要一项理论工具来面对此一难题;而后现代主义中所谓的历史经验理论与「去脉络化」趋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的基础。后现代主义舍弃脉络化的思维,而回归到直接的经验本身。在历史认知的过程中,现在与过去、自我与他者都不能宣称具有较高的认知地位。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经验理论,不同于现代主义或历史主义的历史理论意图去接合过去与现在,认知主体以方法策略去复活过去;而是将过去从现在疏离开来,去区别过去与现在的差异( difference )所在。13 正如安可史密斯诗意的譬喻:历史的意义不再依附于历史之树的树枝、树干;而仅仅是树叶本身。秋风一临,树叶将随风飘落。后现代主义史学,是没有枝干,仅有树叶的史学之树。14


  人类学理论也有助于我们解决时空相异的两个文化间相互了解的问题。七Ο年代以来,人类学理论被大量引入历史研究中。人类学的理论让历史家们了解,他们所碰触、会合的是一个与其迥然不同的异质文化,或「他者」。人类学家将他们的研究对象从不同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之于他的研究对象,正如人类学家所碰触到的异文化,是一个奇异、神密世界的一部分。15 因此,吾人理解与自己切身相关的历史与文化时,所遇到的隔阂与困难并不比理解古代文化或异文化要来得少。进一步推论,吾人在理解自身与理解异文化时,同样有渺不可稽、瞎子摸象之感。如此,岂不是时空相同或相异的二个文化彼此的了解皆成为不可能;历史理解便失去存在的理据?因此,时空与文化差异并不构成西洋史研究与理解的困难。


  在〈发刊辞〉中,我们强调了「史学史」研究对台湾西洋史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说道:


  所谓的史学史不仅指涉对史家、史着、史学思想、观念的研究;它同时意指对重要的历史问题的历史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学术史」的研究。前者现有的成果已颇有可观;后者则仍有待努力。16


  在文中,我们呼吁台湾的西洋史学界应对诸如「文艺复兴」( the Renaissance )、「十七世纪的普遍危机」(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 )、「法国大革命」( the French Revolution )……等西洋史中重要的问题作史学史的研究。诚如柯灵乌所言:「历史是人类心智的自我认知。」人渴求认知万物。然其理解,必自人类自身起;而欲认识自我,必自人类的历史起始。同样地,历史家从事理解人类的历史时,必须先了解自己工作的性质。所以,历史家对历史此一学科自身历史的了解便是史学史,它是历史家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更进一步,如引文中所述,我们认为史学史不仅指涉对史家、史着、史学思想、观念的研究,它同时意指对重要的历史问题的历史的研究,也就是所谓的「学术史」的研究。在此,我们所主张之「史学史」研究,即是史学研究者应在其专业范围内,对其同行专家的著作作深刻的理解。


  以下,我将提出台湾西洋史研究的新取向─「史学史」的研究。此一「史学史」的研究取向,主要系援引自荷兰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家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概念。17 我将藉由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概念,从普遍地来说明历史学的性质;从特殊地来试拟台湾西洋史研究之刍议。在本文中,我所使用的方法是迈乃克( Friedrich Meinecke )式的观念史。我意图呈现「史学史」或「叙述实体」概念,在历史思想与历史职业中的变迁。我尝试去追溯「叙述实体」的系谱,将「叙述实体」与历史主义的核心─「历史观念」( historische idee, historical idea )、观念论的「具体的共相」逻辑( concrete universal )连接起来,并以近来后现代主义对历史文本的讨论,去更新历史主义的主要原则─即「个体性」( individuality )原则。18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将显示「个体性」概念,如何从一个形上学实体的概念转化为一个叙述主义( narrativism )的概念。我将依次分别讨论洪堡德( Wilhelm von Humboldt )的「历史观念」、赫伊津哈( Johan Huizinga )的「历史感觉」( historical sensation )与「历史形式」( historical form-giving )、欧克秀( Michael Oakeshott )的「历史个体」( historical individual )、华雪( W. H. Walsh )的「总括,或接合」( Colligation )与明克( Louis O. Mink )的「形构,或整合形态」( Configuration )等概念。在这些人的历史理论或历史实践中,虽然他们都掌握了历史的「个体性」原则;但在他们中有些人的历史理论与实践中潜藏了对历史实在的形上学思考,欧克秀与明克或许是当中的例外。他们同时也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家所面临的不是一系列互不相联系的事实( brutal facts )。历史家必须掌握历史的整体性,提供一个特定的观点( individuate a point of view )使过去得以被理解。在我的讨论中,柯灵乌与安可史密斯是此一史学系谱的最高峰( zenith )。我认为,以柯灵乌的「史学史」概念与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概念来说明何谓「史学史」的研究,最为恰切。因为,他们都带有后现代主义史学中「叙述转向」( narrative turn )的特色。他们对历史学性质的讨论,把我们由过去实在本身、历史家的认知程序与策略,转移到历史实践与历史文本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历史学视为一个历史学家们所组成的作者与读者的诠释社群( interpretive community )。19 同时,我们将历史学中的讨论,视为对历史家们的历史著作,也就是历史文本的讨论,了解历史文本间的差异所在。历史洞视与历史学科的真实进展,就在于对历史文本间之差异性的掌握。这将引领我们进入后结构主义对历史文本的讨论。


  洪堡德:「历史观念」


  洪堡德是十九世纪德国历史主义的奠基者,兰普雷希特( Karl Lamprecht )喻之为「最伟大的观念学理论家」( greatest theorist of the Ideenlehre )。20 洪堡德试图为多样的历史现象寻求一个和谐地整体,了解历史中内在的联系与一致性( Zusammenhang, connectedness )。洪堡德认为,在混乱的现象背后,隐藏了一个永恒的、形上学的实在。所有的历史现象皆是此一形上实在的具体表达。这一个形上的实在也就是「观念」( ideas )。「个体性」是这些形上观念的设准。「历史观念」尽管是永恒的、无时间性的,但它们都表现在具体的历史个体中。个体性是一个潜藏的形上实在、伦理观念的具体的、历史的表达。21 个体性不只表现在每一个个人身上,同时也表现在社会制度、国家与民族。


  历史家的任务在于理解每一个历史个体,也就是「历史观念」,而不仅仅在呈现「如其发生」( present what actually happened ),必须能发现事件的内在网络,将之视为一个整体。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历史家必须运用「同情的理解」( Verstehen, 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 )。


  因此,对洪堡德来说,历史家的任务在于必须能够联系事实与观念。


  有两种同时进行而获得历史的方法:第一,是对事件作精确的( exact )、不偏不倚的( impartial )、批判的( critical )研究;第二,连接所探究的事件,并且以直觉的理解(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那些无法经由第一种手段达到的事件。22


  第一种方法是历史批判方法的运用,也就是历史事实的建立。这是十九世纪日耳曼历史主义所仰赖的基础。23 但一个事件仅能部分地经由感官世界被认知,我们经由第一种方法所能获致的仅是历史的必要基础、是它的材料,而非历史自身;其余的部分必须经由直觉、推论( inference )与猜想( guess, or divine ),历史家必须将这些片段聚集成为一个整体。洪堡德赋予史家的任务不仅是简单的描绘实在,而是了解观念。


  第二种方法与艺术家相类似。洪堡德认为历史与艺术同样在模拟与再现实在,两者的基础同是认知真实的形式、发现必然性与清除偶然的事物。但历史与艺术不同,艺术家仅仅去透过了解实在的表象,因而远离了实在;历史的目的仅仅在于寻找实在,并穿透到实在之中。历史家寻求事件的真理,正如艺术家寻求形式之真理。


  历史运作所依赖的成分是实在感,历史家所寻求的是实在。它包含了对存在在时间中变动的知觉,依赖于过去与现在的原因,同时意识到精神的自由,所以实在除了表面的偶然性,尚有其内在之必然性。历史家必须能揭示历史事实间所存在的必然性。


  理解依赖于探究的心灵与探究的对象之融合。理解总是运用一个预先存在的普遍观念( a pre-existent general idea )至那些新鲜的与特殊的事物。但历史家所赋与他的叙述以形式的,并非想象的哲学价值,或诗性的诱惑,而是真理与精确性。洪堡德反对将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用来加诸于历史。但他仍承认一个形上学实有的存在,历史观念是此一形上学实有的彰显。历史家无法直接了解此一形上学实有,仅能透过表达此一形上学实有的历史观念来了解。是故,洪堡德说道:人类的判断无法直接认知到宰制世界的计划,仅能在彰显它们自身的观念中猜想它们。24 因此,所有历史都是观念的实现。


  赫伊津哈:「历史感觉」与「历史形式」


  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的史学带有浓厚的美学风格,他特别强调历史家捕捉过去,而非再现过去的能力,这影响了安可史密斯的历史理论。25 同时,赫伊津哈意图综合在历史理解中,个别与普遍的因素。对于赫伊津哈来说,历史理解必须掌握历史的个体性与普遍性的脉络。


  赫伊津哈的学术事业的开端正处于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实证主义史学与历史主义争论的时期。在德国,兰普雷希特意图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历史的领域。对兰普雷希特而言,唯有能够推导出普遍概念的学科才能称之为科学。历史研究必须能够推导出关于个别事实的普遍概念,唯有如此,历史才能够成为一们科学。同时,兰普雷希特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在于成为一门社会心理学( social psychology ),他为历史学提供了一种心理学式理解的方法。另一方面,受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的影响,有些历史家们认为历史家的活动在于直觉( intuition )与「再经验」( re-experience )个别的事实。德国新康德主义学者( Neo-Kantian ),如李克特( Heinrich Rickert )与文德尔班( Wilhelm Windelband )等意图建立人文科学的方法论。他们区分「表意的」( idiographic )与「律则的」( nomothetic )科学。前者处理的是关于个别的知识;后者关心的是普遍的概念。他们认为关于个别的知识,而非普遍概念才是人文科学的真正关心所在。吾人可以如实地「再经验」事件的独特过程。26


  赫伊津哈与兰普雷希特争论。他认为,将历史化约为普遍概念,将使事实失去其独立的意义。同时,他也反对兰普雷希特的心理学式的历史理解方法。但他也不认为如兰克的后学所称,吾人可以如实地再现过去,史家也没有意图去复制( reproduce )过去的实在。赫伊津哈认为,历史同时结合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历史经验是个体性、普遍性的辩证同一。


  赫伊津哈提出了「历史感觉」或「历史碰触」( historical contact )─他放弃使用「历史想象」( historical imagination )或「历史视觉」( historical vision )的名称,因为,就作为一种视觉的概念,太过于受限─的理论。历史感觉是历史家从一份文献档案、一部编年纪、一份印刷物、一首古老乐谱的记号所唤起的经验。赫伊津哈以比伦( Henri Pirenne )的《比利时史》( Historie de Belgique )第一、二部为例,说明比伦在书中并未去描绘人民的实际生活,也未呈现过去的实在;但他给予了丰富的形象,令它们能够被吾人所感受。27


  赫伊津哈断言,历史是一种诠释过去对吾人意义的科学。在此一历史概念中,隐含了「安排」( arrangement )的概念。历史并不是历史家被动地接受史料,毫无批判地将之聚合而成。相反地,历史家必须去理解脉络、「形塑」( form-giving )、给予意义,指出历史与当代文化形式间的关系。赫伊津哈提出了「历史形式」理论,或他所称的「形态学的方法纲领」( methodical program of morphology )。每一个明确定义问题的历史论文都在回答一个历史形态学的问题。


  为了去理解反映在他自身文化中的一个过去片段,无论何时何地,历史家必须尝试去观看这些片段的形式( forms )与功能( functions )……。


  历史认知的心灵所知觉到每一个事件,假定了一种对过去的材料之安排,从混乱的实在中,结合了一定数量的数据构成为一个心灵图像( mental image )。28


  赫伊津哈坚持史家对过去的理解是与他自身的当代文化相关的。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吾人同样在安排实在。因此对赫伊津哈而言,历史思想实际上是思想的扩充,对实在采取一种极端唯名论( nominalism )的观点。在日常生活与在政治史、经济史中,我们经常运用诸如议会( parliament )、世界大战( world war )、资本主义( capitalism )等唯名的概念赋予过去以一种形式。这种现象在文化史的领域特别显著。赫伊津哈认为文化史的真正问题在于社会现象的形式、结构与功能的问题。文化史家必须清楚地定义生命、思想、习俗、知识、艺术的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历史化约为社会学。文化史家必须考虑现象自身所具有的显著意义,而非去设计一些从现象中演绎出的普遍有效的规则。赫伊津哈意图综合普遍的与个别的,而掌握历史的个体性。


  欧克秀:「历史个体」


  欧克秀是英国观念论哲学的祭酒,他的历史理论是奠基于英国观念论( British Idealism )的哲学之上。英国观念论者,特别是布莱德雷( F. H. Bradley ),结合了对实在的形上学之讨论与经验哲学,可以说是后康德观念论( post-Kantian idealism )与英国经验主义( empiricism )的联姻。29 但欧克秀否认康德所谓「物自体」( thing in itself )存在的可能性,而坚持实在即是经验。没有可以与经验相分离而外在于心灵的事实或对象。因此,欧克修解消了传统关于认知主体与客体、心与物、思想与事实的二元分歧。在欧克秀的历史理论中,显现了他对历史家实际经验的注重。历史世界即是历史家所建构的经验世界,是历史家对于他所面对的所谓的「权威」( authorities )或「史料」( sources )的一种安排。


  欧克秀从「经验的整体性」( experience as a whole, or the totality of experience )观点来考察各种经验模式。历史是一种抽象的经验,因为它是建立在其自身之设准( postulates )上。对欧克秀而言,经验是完整的、是全然地自我批判的。经验建立在其自身之设准,意味着它不是一项完整的经验,它是经验遇到阻碍、是有所保留的,是抽象的。因此,它不是完整的经验;而是经验的修正( modification ),是一种经验模式( mode )。唯有哲学掌握了经验的整体性,哲学经验是没有预设的经验,使全然地批判的。


  但欧克秀坚持各种经验模式的自主性,拒斥不相干的考虑介入到其它经验模式中。历史是一项建立在其自身的设准,同时能产生适合其自身结论的活动。它是一个自主的观念系统、经验形式或论域( universe of discourse )。因此,他反对以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运用到历史的领域,及以实际的考虑来解释历史,但他也反对将历史观点运用到其它经验模式。因此,欧克秀对历史理解的自主性之坚持,同时反映了他对十九世纪以来的几股重要的思潮,如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所持的保留态度。


  欧克秀坚持实在的判准,是所谓真理的「连贯说」(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而非「符应说」(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 )。欧克秀以所谓的历史建构论( historical constructionism )30 来反对实证主义史学将历史定义为史料学。历史真理的判准在于历史家所建构的观念世界是否连贯一致,而非符应于任何既定的观念或外在于经验世界的实在。


  同时,欧克秀也否定将历史区分成客观的事件过程( history as it happened, the course of events )与对其之思想( history as it is thought ),这假定了事实与经验是可以相分离的。同时,历史家的经验不是去发现、去捕捉,或者诠释;而是去创造、去建构。因为去发现、去诠释隐含了外在于心灵的对象。书写历史是创造历史的唯一方法。31


  欧克秀反对如鲍桑葵( B. Bosanquet )等,将历史视为一个系列( a series ),或一个仅是接合的编织物( a tissue of mere conjunctions )。同时,欧克秀也批判十九史世纪的所谓「科学地历史家」( scientific historians )对获得所谓「一手史料」的必要性与精确性、研究工作的必要性的坚持之见解。事实从来不是给定的,而是获致的。事实与经验、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历史事实或权威自身是历史思想的产物,在被运用之前必须被转译为历史的范畴。历史是断定证据要求我们去相信的( what evidence obliged us to believe ),而非将「事实发生」( what actually happened )做为历史的目的。32


  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家并非开始于孤立的事实,历史做为一种经验模式,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观念的世界。历史家的工作在于将这个给定的世界,使之成为一个更完整的观念世界。


  历史不是开始于搜集片段的孤立事实,也不是开始于普遍的怀疑,更非开始于空白的与空洞的意识;而是开始于一个同质的观念世界。33


  在经验中所成就的是一个完全连贯一致的观念世界,它必须获得最大程度的统一性。但历史的观念世界是一个不稳定的观念世界。在历史中,新的发现不应被增添入旧的观念世界,而必须转变整个观念世界,使之成为一个更为连贯一致的世界。


  从逻辑的观点看,历史中所给定的是一个「设准」( postulates )系统。


  没有历史家是开始于一空白的意识、孤立的观念或普遍的怀疑,心灵状态从未是如此地。它总是开始于一套设准(大不分未经检证的),限定它的思想,给予事件过程特殊的观点,此一点是与它的设准相符的。34


  历史经验的判准是自我完整性( self-completeness )或个体性,亦即历史世界是一个连贯一致的世界,而非由孤立的事实所组成的世界。历史家在从事其活动时,它的主要任务是去建立事件间具有意义的关系,将前在的( antecedent )与接续的( subsequent )事件连接起来。这样的关系是内在的或内部的,而非外在的或外部的。历史经验所处理的对象是事件、事物(或制度)与人。它们之间的区分不是绝对的或终极的区分。历史所处理的对象不是绝对独特的时空要素。欧克秀断言这样的历史从未被书写过,也无法被书写出来。35 同时,前在的事件与接续的事件间关系的构成是一种「偶然性」( contingency )的关系。历史世界整体的同一性来自事件间偶然地黏合( contiguity ),或碰触( touch )。36


  历史研究的对象预设了一个主题的概念,此一主题概念即是「历史个体」。历史家必须划定「历史个体」做为历史认知的概念工具。所谓的「历史个体」,包括历史事件、事物、制度与历史人物。对于观念论而言,设定历史个体是一抽象的行为,它破坏了经验的整体性。历史个体是被预设的,被赋予、指定的( designated );而非被定义的( defined )。历史自身不能、也无法提供历史个体,历史是建构在个体性概念的设准上。37


  欧克秀继续论证道,历史个体的两项原则是连续性( continuity )与非连续性( discontinuity )。历史个体的个体性,是由非连续性的原则建立( established );由连续性的原则而得以维持( maintained )。欧克秀相信这是所有历史思考中所隐含的假定。38


  欧克秀举「罗马帝国」为例,它能被从其环境中指认出来并不是因为它在形状、大小或内容上从不变化,或者是历史家选择了一最少阻碍的界限,将事物的名称限定到事物变迁,使其个体性变得含混之前或某些不被外在环境改变之核心;而是开始于与先前事件间明显地持续性的断裂而标示出来,一但它被建立,它可以保存持续的存在。因此,一个历史个体能够从历史中被指定出来,是因为打破了持续性,并进一步维持其存在。


  在此处,我们面临必须考察历史变迁的问题。换言之,即历史个体在时间中的变迁与持续性。因此,我们面临的是「同一性」( sameness )与「差异」( difference )的问题。欧克秀据以解决此一问题的是从黑格尔与布莱德雷那儿得来的「具体的共相」或「差异中的同一性」逻辑。对黑格尔与布莱德雷而言,同一性之设计可达成是因为设定了差异;差异可以被识别是因为设定了同一。历史个体是一「变迁之同一」( changing identity )︰


  历史中的个体是不断生成变化,也持续同一的;它持续一段时间,地方的转变并不会破坏它的同一性。历史事件从未仅仅是一个定点,一个历史事件或制度从未仅仅存在于这儿或那儿;一个历史人物,只要活着,日复一日,辗转流徙,依旧保持着其同一性。历史个体所仰赖维持其同一性之原则是所谓的「不可区分的同一性」( identity of indiscernibles )。39


  此一「不可区分的同一性」意谓着,同一性之做为同一,不因多样性而使之产生差异。


  欧克秀在本文的讨论中所占有的特殊地位,在于其对所谓历史个体之论述。他指出历史理解预设了历史个体做为历史认知的概念工具,同时,此一历史个体的判准是个体性,也就是具体的共相。进一步,基于历史建构论与经验与实在不可分离的立场,对欧克秀而言,历史个体并非外在于历史家的经验与思想,而是出于历史家的建构,这将历史个体指向叙述主义的个体性概念。
华雪:「总括」与明克:「形构」


  华雪与明克的历史理论同样在回应 1943 年韩培尔( Carl G. Hempel )的论文─〈普遍法则在史学中的功能〉(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 in History" )。40 根据韩培尔,历史解释的逻辑结构与自然科学是一致的。普遍法则在历史解释中的使用,如同在自然科学的解释是不可或缺的。在历史解释中,一个历史事件(「受阐释端」, explanandum )得以被解释,是一系列先行条件(「阐释端」, explanans ),透过一套普遍法则(一个或多于一个以上的通则)的运用而达成。这即是著名的「覆盖律」解释模式( covering law model )。


  华雪修正了韩培尔的理论,历史解释是一种「准科学」( quasi-scientific type )的解释,同样需要运用普遍法则到特殊的事件。但历史解释所寻求的与自然科学的解释不同。自然科学的解释试图将事件安置到普遍法则之下;历史解释则试图去显示事件之间的内在关系,使被解释的事件与之使其与先前、之后的事件连结,构成一个持续的过程,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为反对韩培尔的理论,华雪捍卫「总括」概念在历史解释中的重要性。麦可克雷夫( C. Behan McCullagh )说道:「华雪对分析历史哲学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并探讨总括一词在历史写作中的功能。」41 所谓「总括」,是将许多不同的事件聚集安置在适当的概念之下( groups different events together ''under appropriate conceptions'' )。42 根据华雪,「总括」一词,来自于十九世纪的逻辑学家惠威尔( W. Whewell )。华雪承认,在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中,历史家与科学家同样都运用总括的方法。但历史解释与自然科学解释的目的不同。历史解释在与解释事件如何与为何发生。华雪赞同德雷( W. H. Dray )的「解释什么」( explaining what )的看法,在历史中,诠释( interpretation )多过于解释( explanation )。43 根据华雪,一个事件得以被解释,是因为能将之置入到一个运动的过程中。


  华雪注意到,在历史实践中,历史家们所经常使用一些引导性与支配性的操作概念,如「工业革命」(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启蒙运动」( the Enlightenment )、「浪漫运动」( the Romantic Movement )、「十九世纪英格兰的改革世纪」( the age of 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独占资本主义的兴起」( the rise of monopoly capitalism )……等。这些概念将历史过程组织成一个可理解的整体。华雪将这些历史家们经常使用的概念,称之为「总括」概念。44


  在历史中使用总括概念意味了去诠释。华雪指出,我们将不同的事件归属到一个单一的发展,并不是将他们以休姆的方式视为松散的与分离的。因此,历史并非个别事实的积累,而必须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历史家与他们的读者们最先碰触到的是一大堆互不联系的材料,历史家接着经由显示特定的主题或发展,赋予这些材料以特殊的意义。历史家解释单一的事件是经由展示这些事件如何地被融入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最值得注意的是,华雪同时注意到在历史实践中,「总括」概念,或他所称的「个殊物的复合体」( the complex particulars )自身也有其历史。我们在以下讨论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概念时,将会发现安可史密斯获益于华雪「总括」概念之处。


  华雪同时受到柯灵乌与欧克秀的影响,但对二者皆有所保留。一方面,他坚持历史解释的对象是行动( action ),是一个过程( process )。同时,他坚持目的论的( teleological )解释。历史家所意图解释与感兴趣的不仅是意图( intention ),也包含结果( results )。历史事件不是如经验哲学家所言,以外部相连地发生;所有事件必然地是一个行动者或一群行动者在一段时间内从事一项长期的政策( pursue a long-term policy over a period of time )。但华雪认为一个计划的政策不一定能确切执行,它可能遭遇一些阻碍。因此华雪以过程、运动与发展的观念取代一个已实现的政策为历史思想的首要部分。这是对柯灵乌的修正之处。


  另一方面,华雪的「总括」概念,与欧克秀的「历史个体」有相近之处。华雪坦承欧克秀的「历史个体」与观念论的「具体的共相」是他的「总括」概念的来源。但欧克秀反对目的论式的历史诠释。因为,这种带有实际的现实目的去解释历史,不可避免地将「倒读历史」( reading history backwards )。我们应严格区别「历史的过去」( historical past )与「实际的过去」( practical past )。45 华雪认为历史不可避免地总是「倒读地」,但这并不意谓我们将会犯了「惠格史家」( Whig historians )的谬误,也不意谓着我们无法区分历史的过去与实际的过去。46


  麦可克雷夫、德雷与薛必克( C. B. Cebic )等人试图进一步扩大华雪的「总括」概念在历史写作中的功能。他们试图在「总括」概念下引入「分类」( classification )概念。换言之,历史解释不仅解释事件的持续过程与运动、发展,同时它也允许将历史事件作适当的分类,而且也必定蕴含分类概念。换言之,我们可以分析一个「总括」概念所具有的分类概念,而这些分类概念即是此一「总括」概念的性质。历史争论即是在讨论「总括」概念的分类性质。47


  麦可克雷夫举艾尔顿( Geoffrey R. Elton )对 1532 至 1540 年间由汤玛士?克伦威尔( Thomas Cromwell )对英国政府统治所带来的变革之描述为例,来说明「总括」概念所具有的分类性质。艾尔顿将这些特定的事件总括为「都铎统治革命」( the Tudor Revolution in Government )此一概念。根据艾尔顿,此一「统治之革命」,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家宪政体制的革命,国王与国会第一次获得了对领土完整的主权,同时国王拥有对世俗与宗教事物之权威;其二,是政府行政的改革,科层政府体系取代了皇家管家的统治。48


  对麦可克雷夫而言,历史争论在于争辩总括概念下,这些分类概念的性质。以艾尔顿的例子为例,在历史论争中,许多历史家们同意艾尔顿所描述的「革命」,而非「演进」( evolution ),那么多大统治方式的历史变迁能够被称为「革命」?进一步,所谓的宪政与行政上的「统治之革命」,究竟是发生理论上的或实际上的?历史家必须澄清这些论题。


  华雪所意图提供的是一个具说服力的观念论历史理论,同时也修正了实证主义的历史思考。在历史学中,「总括」概念的使用类似黑格尔的「具体的共相」逻辑。所谓「具体的共相」,意指「多样性中的同一性」( unity in diversity ),即是在多样的现象中寻求出一个统一性。「具体的共相」不同于「抽象的共相」( abstract universal ),它是普遍的,但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是关于个体事实的。


  明克是分析历史哲学界中「语言转向」( linguistic turn )的代表。明克对历史哲学的讨论,主要的兴趣在于历史著作的「文本性」( textuality )与「互为文本性」。49 对明克而言,历史论证中最富有意义的结论是埋藏或混含在历史著作自身的叙述结构之中。50 叙述对于作家与评论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而是一个首要的与不可化约的人类理解形式。51 同时,即使是最具分析性的历史论文,如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凋零》( The Waning of Middle Ages )与拉斯烈( Peter Laslett )的《失落的世界》( The World We Have Lost ),都预设了历史家更普遍底理解、叙述形式与历史变迁模式。明克也注意到了历史著作的「互为文本性」。他主张历史家必须阅读其它史家的作品。这是任何历史知识的理论必须要考虑到的。52


  明克反对韩培尔将历史解释与科学解释的逻辑结构等同起来,他主张历史与科学的理解方式是不同的。明克区分了三种组织吾人经验的理解模式:「理论的」( theoretical )、「范畴的」( categorical )与「形态的」( configurational )分别相应于科学、哲学、历史与叙述虚构( narrative fiction )。53


  所谓「形态的」理解,是将一系列的事物安置到一个单一的、复合的与具体的关系中,作为此一关系复合体的要素。一个特别的事件的整合型态就好像是拼图( jigsaw puzzle )的一部分。54 明克断言,在人类的理解经验中,总是试图将事物视为一体( seeing-things-together )。


  明克认为,历史家的历史研究,无论多费力与技巧,仅仅只有增加事实知识的精确性而已,它们依旧是偶然与不连续的。对历史证据的分析与批评在原则上能够解决关于事实的争论,但无法解决关于各种关系的可能组合。55 因此,明克主张历史家的首要任务在于整合与综合。


  历史家必须将一个历史叙述的各个成分透过一个重迭描述的网络( a network of overlapping descriptions )整合在一起。而这些重迭的描述或许不是故事本身的一部分,而仅仅是将它理解成为一个整体。56


  在形态的理解中,结尾与开端的允诺相连结正如开端与结尾的允诺相连结。如此说来,向后参照的必要性抵销了向前参照的偶然性。去了解时间的接续性意味着同时以两个方向思考,因此时间不再是承载着我们沿流而去的河流,而是从空中同时俯瞰逆流而上与顺流而下的河流。57


  明克以空间的语言,透过空间解构了时间的连续性质。历史认知不再是历史家沿着时间之流作「历时性的」( diachronic )理解;而是历史家将自身置于一个时间之流外的空间俯瞰,从一特定的观点作「共时性的」( synchronic )理解。58 历史理解是从一个位于时间之流外的特定观点同时以两个方向来进行的,即逆流( upstream )与顺流( downstream )。在此,明克的「形态的」理解具有双重意义:其一,是「形态的」继承了历史主义对于历史理解应将过去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的见解,依此看来,明克的「形构」等同于先前洪堡德所言之「历史观念」;其二,是明克以空间的隐喻对时间所作之解构,打破历史主义对时间连续性质的信仰,而指向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时间思维。


  从华雪到明克,我们观察到在历史理论的几个重大转变。其一,在分析历史哲学界所发生的「语言转向」,使得分析历史哲学家的注意焦点从历史解释的层面转移到历史叙述的问题。从华雪到明克代表了此一转变。华雪试图以观念论的「具体的共相」逻辑,取代自然科学的解释模式;明克则已注意到叙述作为历史家叙述地认知的重要性。其二,是从历时性的到共时性的历史思维的之转变。华雪仍然试图以过程、发展与运动的观点来认知历史,他残留了历史主义的时间线性思维;明克则以空间的隐喻解构了历史主义的时间观念,其三,华雪与明克都试图去更新在二十世纪已破产的「思辩的历史哲学」(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系统;尽管它们都拒绝「思辩的历史哲学」系统对历史过程提出的规范性解说,历史过程没有一定的发展模式或韵律。但他们皆同意,「思辩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过程的概念,是历史学中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59


  从以上对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之系谱学考察中,历史主义的「个体性」原则,成为历史思维的规范性原则。无论是洪堡德的「历史观念」、赫伊津哈的「历史形式」、欧克秀的「历史个体」、华雪的「总括」或明克的「形构」,都认为历史认知须在多样、变化的所谓「事实」中,寻求一个统一的整体。历史认知不是单纯的事实之积累,而必须掌握历史之整体性。个体性提供了史家一个特定的历史观点,从此一历史观点,过去可以被视为一个连贯一致的同一体。


  三


  以下,我将以柯灵乌的「史学史」与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观念为例,从普遍地来说明历史学的性质;从特殊地来说明西洋史的研究。我并主张二人的理论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何以「史学史」的研究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工作;同时,它也将获致丰硕的成果。进一步,二人的理论可以解决台湾西洋史研究中所碰触的难题。最后,二人的理论又何以对后现代主义史学中对「客观性」、「连贯、一致性」( coherence )、「大叙述」( Grand Narrative )、「后设叙述」( meta-narrative )等问题的讨论有所献替。60


  选择柯灵乌与安可史密斯的历史理论来说明历史学与西洋史研究的性质,并进而强调「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自有其理论与实际上的需求与便利之处。首先,柯灵乌与安可史密斯的理论皆是从历史家的实践或历史学专业的现况出发。二十世纪的分析历史哲学与历史理论对历史学性质的讨论,经常仅以历史陈述中的「字」( word )、「语句」( sentence )、「陈述句」( statement )作为分析对象。他们所分析的对象是历史家们所使用语言的逻辑结构。这样的分析方法无法了解历史家们实际上所从事的活动为何,同时也与历史家们实际所从事的状况不合。61 柯灵乌与安可史密斯的理论不仅注意到历史思维逻辑,同时也兼顾了历史家的实际活动。


  其次,柯灵乌与安可史密斯的理论分别代表了现代主义史学62 与后现代主义史学。两人在历史认知理解的某些一致之处,可以做为我们响应史学危机的参考,同时做为我们在历史理论与实践上前进的基础。


柯灵乌:「史学史」


  柯灵乌的「史学史」概念见于他新近重出于世的手稿中。相关的讨论分别见于一九二六年的〈历史哲学讲义〉(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26" )63 与一九二八年的〈历史哲学大纲〉(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1928" ,此即是柯灵乌在其《自传》中所称的「 Die 手稿」, Die Manuscripts )。64 根据柯灵乌《自传》中的记载,他的历史概念在 1928 年夏天获得了重大进展。65 杜森( W. J. van der Dussen )指出,柯灵乌的历史思想在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0年间起了重大的转变,他抛弃了早期的实在论( realism )的历史概念,而发展出观念论( idealism )的历史理论。66 因此,这二篇讨论历史哲学的手稿在柯灵乌历史理论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在其中我们也可发现柯灵乌历史理论中与后现代主义接近的地方。


  在讨论柯灵乌「史学史」观念之前,首先,我借用梅骥( Allan Megill )区分「大叙述」( Grand Narrative )的四个「理想型」( ideal types )来作为进一步分析的概念工具。所谓「大叙述」,意指在历史实践中宣称给予过去一个普遍的而具权威性的论述,它假定了历史是一个连贯而一致的整体。梅骥区分了「大叙述」的四个层次,亦即四个「大叙述」的理想型。同时,梅骥认为,「大叙述」的四个层次与西洋史学史的发展相符:其一,是相信一个单一的历史( a single History )的存在,而且我们已理解其究竟;其二,是相信一个单一历史的存在,但必需待进一步的研究完成,我们方可理解它;其三,是相信一个单一历史的存在,但它无法被言说,它仅能理想地( ideally )存在,作为一个自主学科不可企及的目标。换言之,连贯一致( coherence )仅存于历史家或历史学科的思维中;其四,所有关于此一单一历史存在的假定都被质疑,是站不住脚的。不管它是主观地被视作一项事业,或客观地作为一项现在或未来可以被言说大叙述。67


  柯灵乌所面临历史学上的问题,是属于梅骥所谓「大叙述」理想型的第二层次;而他所提供的答案是属于第三层次的。


  柯灵乌反省西洋史学史的发展,他注意到西洋史学中在历史研究的对象与题材不断地扩大的过程中,寻求一个对历史发展的整体观点之努力。希腊时代,历史经验的限制使得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写作的最佳形式是回忆录( memoir )与当代史。柯灵乌以休昔底的斯为例,指出受限于自身的视野,休昔底的斯的史学仅限于历史家能亲证的范围。柯灵乌抨击休昔底的斯代表了希腊人直率的自我中心想法,将一切非希腊人的事物视为野蛮的,不值得严肃地加以研究。


  罗马人的历史经验扩大了历史观念。历史兴趣的扩张,导致在历史写作中加入许多新的因素,这些新的兴趣是异质的、古老而遥远与不熟悉的。因此历史家在撰写历史时,面临到一个问题,即为何我要处理这个而非别的问题?柯灵乌说道,这时我们将面对「选择」的概念。因此,出现了探讨特定单一的历史主题的历史「专论」( monograph )或「论文」( essay )。


  「历史专论」的作者们承认,他们所处理的是对部分的陈述,是个别的;而不是普遍史。柯灵乌认为,历史事实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它事实相关联的。「历史专论」概念的主要缺陷在于将事实从它们的脉络中抽离出来,而构成一篇历史专论或论文,是一个抽象的行为。


  因此,这导致十八世纪的作家们尝试去写作「普遍史」( universal histories )。根据柯灵乌,「普遍史」观念是「一种认为历史应被视为一个整体的观念。从这个观点看,将会发现拥有一个作为永恒的普遍法则之例证或作为发展一个单一计划的明确的有机统一体。」但普遍史观念的最大缺陷在于它的规模过于庞大,历史的整体无法以单一的历史著作来掌握,这样的著作从未被写定。因此,普遍史变成了从多样的事实中选择作者认为重要的与感兴趣的,这样的普遍史不具有普遍性;普遍史的普遍性应是来自于观点的统一性。


  十九世纪以来,历史专业化的发展,使职业历史家寻求更多与更小的细节。与十八世纪的哲学式的历史家不同,它们相信历史的事实的总体及对其之叙述已经完整,哲学式的历史家的任务再于将或多或少的片段融入而为一个整体;十九世纪的职业历史家们相信历史的整体尚未被发现,但尚待发现,而且也将被发现,因此历史家的任务在于收集更多与更多的细节。这即是所谓的实证主义史学或实在论者的历史理论。


  柯灵乌强烈地批判实在论者( realists )的知识理论;同时,对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宣称「定论历史」( ultimate history ,在此,柯灵乌所使用的术语是「历史个体论」, historical particularism )68 的可能性提出质疑。根据实在论者的知识理论,知识的对象独立于心灵的认知活动之外,而有其实在性( actuality )。认识活动在于认知的心灵能够掌握( appropriation )被认知的对象。根据柯灵乌的历史理论,实在论者的知识理论在历史的领域遭到严苛的挑战,完全无法适用。因为历史知识的对象是已发生的,没有实在性的。如果实在论者的知识理论成立,那么,历史学将失去其知识论上基础,陷入历史怀疑论( historical skepticism ),历史知识也将岌岌可危。


  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假定待所有研究工作完成后,一个单一、完整的历史是可以获致的。面对十九世纪历史学职业化、专业化的结果,历史知识大量地扩充,对此一单一、完整的历史之期望,似乎遥遥无期。柯灵乌认为,这些历史专论的作者意图去搜集所有的现有证据,给予完整的诠释,如此好像给予某些细节最终的定论。这似乎隐含了历史家能够将所有的现有证据在论文中完全掌握。实际上,这是错误的。柯灵乌说道:每一个特定的与每一代的历史家对某一特定之主题拥有一定数量的证据;下一代的历史家们又将增添新的史料,那么何处是此一过程的终结?反对这样的理论,他批判所谓「定论历史」的可能性。柯灵乌认为,历史知识的进展并不是在个别的事实上,不断地增添更多的个别事实。将历史事实视为一个实际存在的,而且可以被彻底研究掌握的整体,将导致我们去寻求更小的细节。这是十九世纪历史专业化的后果。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去谴责历史研究专业化,而是提出新的历史概念。


  在一九二八年的〈历史哲学大纲〉中,柯灵乌提出了「历史的理想性」( the ideality of history )概念,来解答历史知识论的基础问题。他说道:因此,为反对所有的实在论,历史哲学必须断言历史的理想性,以对立于历史事实的实在性。69 所谓「理想性」,是断言思想对象是一个理想对象,而没有实在性。历史思想的对象并非是过去的实在,而是现在的思想。


  柯灵乌讨论二十世纪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是在历经十九世纪史学专业化的过程后,二十世纪的史学著作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地生产,那么我们如何对历史有一番基本的掌握?柯灵乌将此一问题安置在依康德批判的四个范畴中的「量」( quantity )与「关系」( relation )来讨论。在「量」此一范畴(标题)底下,柯灵乌讨论了历史写作( composition )的形式问题,亦即历史写作的最佳形式为何?也就是历史学中的「普遍性」( universality )与「特殊性」( particularity )问题。在历史实践中,我们所有的是「一个单一普遍的世界史」( a single universal world-history )或「一种许多个别的历史的多元性」( a plurality of particular histories )?70 柯灵乌的回答是:依「历史的理想性」原则,「历史思想尝试去解决一个历史问题,它是特殊的,因为它总是新颍的与不同的问题;但它也是普遍的,因为它在史家的心灵中,是唯一的问题。」


  为了解决在历史知识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柯灵乌引入「史学史」( history of history, 或「第二序的历史」 , history of the second degree )的概念。71 同时,我们在此可以见到柯灵乌对历史文本的讨论。


  柯灵乌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历史问题的研究,首先须掌握的是这一个问题的历史。历史思想自身有其历史,历史家必须将历史思想当作是他的思想对象。我们研究一个历史问题,不能不检视过去的历史家们对此一问题努力的成绩。当一个历史家尝试去解决一个特别的历史问题时,他的探究程序总是经由搜集与批判前人已提供的答案。历史家总是将前人的研究以历史地观点加以看待,将它们自身视为一个历史现象,表达了特定的态度,并且经由批评他的先驱者而建立其自身的观点。


  历史家所进行工作是处理两种材料:其一,是对一手史料的研究;其二,是研究现代的著作,也就是所谓的文献目录( bibliographies )。对于一手史料的研究,是为历史;对于现代著作及追溯其思想之发展,是为史学史。历史家探究的起始,并非陷入可能无穷尽的史料与所谓的「事实」中,而在于对此一历史问题的掌握;并且,所谓的「史料」与「事实」也不是给定的,而是获致的。我们对于历史问题的掌握与了解,则来自于我们对于与此一问题相关的历史著作与论文的了解。归根结柢,史学史(第二序的历史)优先于第一序的历史。72


  历史家在其研究领域的进展仰赖于他对第二序的历史的研究。柯灵乌主张,史学史在历史学科中有其特殊地位,它是历史学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一切的历史包含与预设了史学史。柯灵乌再次地重申「一切的历史都是思想史」( all history is the history of thought )的学说,史学史是历史家对他如何达到它所面对的特殊问题的意识。历史家的进展在于经由其自身思想的进展解决在其心中所提出的问题。此处的思想即是历史思想,其自我意识的持续性经由第二序的历史而保存。


  现在我们举例来说明史学史研究的实践。就某一历史主题而言,先后有四位历史家甲、乙、丙、丁从事相同历史主题的研究。在历史实践中,历史家在从事实际研究时,必须参考前人对于同一历史主题相关的研究著作,这可以说是现代历史学术成立的条件之一。就时间先后顺序上来说,乙历史家在从事与甲历史家相同主题的历史研究时,必须参考他的先驱者,即是甲历史家在同一主题方面的论著,同时修正其不一致之处。同样地,后起的历史家们,如丙、丁在从事相同主题的历史研究时,同样必须参考甲、乙历史家在相同领域的著作。任何一位历史家在提出其新的观点时,都须借助于其它历史家们在相同领域的著作。


  但乙历史家对于甲历史家的关于此一历史主题的陈述,并非如「权威」( authority )般,不加以批判地全盘的接受。在此,历史家必须显现出他的自主性( autonomy )。对所谓的「权威」加以质疑,这是历史认知的自主性的来源。在历史家的眼中,所谓的「权威」,不过是历史思想加以处理、批评的「证据」( evidence )而已。从甲历史家到乙、丙与丁历史家是一个持续不断地自我批评的过程,每一个历史家尝试在理论上改正并超越其先驱者。在每一个历史思想向前进展的阶段,所做出的研究成果都仅是一份「中间报告」( interim report )。


  进一步,史料的不断更新并不足以否定先前历史著作的史学价值。柯灵乌以对雅典宪政的研究,来说明历史事实的不断更新,不足以否定先前历史著作的价值。二十世纪,亚理斯多德《雅典宪法》( Constitution )的出土,并不足以否定先前历史家对于雅典宪政所提出具有历史洞视的看法。


  在这里,可以发现「史学史」概念与柯灵乌在其《自传》中所称,他在一九二八年成形的「压缩理论」( incapsulative theory )间的相似性。73 柯灵乌认为历史过程是一个思想的过程。历史家认知是过去的思想在现在重演( re-enactment )。历史过去是活的过去,而非已死的过去。断言历史的过去是活的过去,柯灵乌作了如下的说明:假设一事件 P1 为事件 P2 所取代。柯灵乌断言,事件 P1 并未完全消失、或被完全取代;而是以不同的形式留存于事件 P2 中。同样地,事件 P3......PN 不断地取代先前的事件,但事件 P1 、事件 P2 仍以不同的形式变形至新的事件 P3......PN 中。


  这样的历史理解正是伽达玛所说的「效应历史」( Wirkungsgeschichte, effective history )。理解并非是如一面明镜,单纯地映现外在的事物。它总是承载着传统。一个等待被诠释的历史文本或历史问题总是潜藏在一个特别的历史传统中。此一历史传统自某一历史文本被写定或历史问题被提出即已形成。这些诠释构成历史文本或历史问题存有的历史实在。因此,理解一个历史文本或历史问题意谓着理解它的效应历史。74


  此一「史学史」概念,及其所隐含之关于历史过程的「压缩理论」与柯灵乌的哲学发展相一致。柯灵乌在早期的著作《心智之镜》中所谓的「心灵辩证法」75 、一九三二年《哲学方法论》中「等级的重迭」( overlapping of classes )理论76 、一九四三年《新巨灵》中的「原始的残留」( primitive survival )理论,77 都与「史学史」概念相符合。蕴含在这些哲学概念背后的,即是观念论的「具体的共相」。


  至此,对柯灵乌而言,史学史构成了一种新的历史的普遍性,史学史即是普遍史。每一个历史研究都是个别的,也是普遍的。它是个别的,因为它是关于某一特定历史主题及其诠释;它是普遍的,因为它是历史家心灵在这个时刻所有的唯一问题,同时它是对所有先前讨论此一问题所有著作的评论与总结。换言之,普遍性与一致性存在于历史家的思想与历史学科中,是理想地存在;而不再是存在于过去本身。这是梅骥所言「大叙述」的第三层次。


  透过「史学史」概念的引介,柯灵乌讨论了在历史实践中,历史文本的地位。在「关系」的范畴之下,柯灵乌进一步讨论了历史文本中的问题,也就是历史文本中,历史陈述间的关系。在此,柯灵乌已蕴含了安克史密斯对叙述实体之性质的讨论。


  透过「历史的理想性」原则的引入,柯灵乌修正了「专论」( monograph )的概念,来说明一个历史文本的构成。一个历史文本,亦即是一篇专论,包含了历史的整体性,或者,究竟地说,历史的整体性浓缩进一篇专论之中。因此,历史的整体性成了从某一特别的观点观看的世界史。历史文本,亦即是历史专论,提供了一个个别的观点。


  历史叙述的实体不是一个单一的叙述,或是一系列的事件,而必须以相同的方式同时地经验。似乎是编年式的序列,必须在史家的思想中认知为共时的整体。历史理解即是由一个特定的观点以共时地理解。78


  每一篇论文同时具有其统一性与多元性:


  就统一性言,它是一个单一的叙述,以艺术地与逻辑地连结而成一个整体。主观上,它是一篇论文,是关于一个「主题」( subject );客观上,它是关于某物。就多元性言,它包含了一系列陈述( statements )作为某物之述语( predicates )。79


  「某物」,即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是历史专论的主题,它是包含在历史叙述中所有陈述的逻辑主体,诸如「法国大革命」之类。此一逻辑主体拥有许多不同的层面,每一层面自身皆是一个事件。撰写某一特定的历史主题,即是去列举它所组成的事件。因此,历史专论作为一个整体是所有部分的总和,每一个部分都对整体有所献替,整体是部分所组织的系统。整体必须先于部分;反之,则不成立。我们在此可以看见观念论的「具体的共相」、「多样性中的同一性」逻辑的运作,也就是历史经验与历史写作的规范性原则─「个体性」原则。


  但柯灵乌的「普遍史」观念仍残存了形上学的信仰。80 对柯灵乌而言,史学史或历史著作间的一致性,来自于将历史视做为一个过程的形上学信仰。柯灵乌认为现在与过去间是密切相关的。过去经由历史思想活在现在的历史家的思想中。柯灵乌接受历史主义对于历史连续性的基本假定,尽管他放弃了历史主义线性叙述所隐含的目的论思想。


  因此,在我们更新历史主义的「个体性」原则的系谱学讨论中,最终将引入安克史密斯的「叙述实体」。


安可史密斯:「叙述实体」


  安可史密斯是近年来历史哲学界新起的叙述主义的代表。他的历史理论也代表了后现代主义中「去本质化」( anti-essentialistic )与「美学主义」( aestheticism )81 的倾向。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同时反应了这二项特质。82 同时,安可史密斯也提出了一套关于西方史学史发展的叙述,并且意图将他的历史理论接合启蒙史学、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发展。83 安可史密斯试图以历史主义的核心观念─「历史观念」或「历史形式」( historical form )─即「个体性」与他叙述主义历史学的理论核心─「叙述实体」相接合。84 根据安可史密斯,去本质化后的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便成了叙述主义的「叙述实体」。安可史密斯指出历史主义的学说如进步( progress )、连续性( continuity )等形上学信仰如今已失去其基础;但历史主义的核心观念─「历史观念」,在历史实际中,仍有其存在价值。安可史密斯意图更新历史主义的学说。对安可史密斯而言,任何历史写作者就某种意义言,都是历史主义者( historicists )。


  安可史密斯的历史理论的优点,在于他以一个简单的事实出发:即历史学实践的现况。与柯灵乌一般,安可史密斯的历史理论同样从史家的实践活动出发,即现今历史职业中过度生产的现象,如何对历史获致一个全然的了解成为史家关心的问题。在〈历史学与后现代主义〉中,安可史密斯从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是历史学过度生产的现状,来反省历史写作的性质。面对历史学专业化后历史作品过度生产的现状,安可史密斯认为,即便是我们要对关于一个历史问题的重要著作做全面的概观便十分困难,何况是永无止境的事实归属更加困难。历史职业的现状是一个片段化,缺乏一致性的现象;在《叙述逻辑》中,安可史密斯批评传统历史哲学,如「覆盖律」模式( covering-law model, CLM )等,没有考虑到历史学的一的重要问题,即是叙述地诠释。「一个历史著作的史学价值不在于它所揭露的事实,而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诠释。」85


  安可史密斯将历史家们的历史作品与著作称为「历史叙述」( narratio )。所谓的「历史叙述」,包含了一切叙述性与非叙述性的文本。安可史密斯认为,即使是最不具故事性、叙述性的,而擅长与着重于结构分析的历史作品,如赫伊津哈的《中世纪之秋》86 或布劳代尔( Fernand Braudel )的《地中海与菲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87 也与叙述哲学相关联。因为叙述哲学所处理的是一些我们在讨论过去时所使用的语言实体( linguistic entities )之逻辑性质,而非描述一个国家或思想运动在时间中的发展。这些语言实体,安可史密斯将之称为「叙述实体」,亦即「历史诠释」(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的同义词。


  同时,安可史密斯也依违于实在论与观念论的争执。安可史密斯捍卫了叙述观念论的主张,认为一个历史叙述不等于,或者是大于其个别陈述之总和的说法。同时历史叙述并不符应于一个外在于叙述自身的实在,它是出于历史家的建构。他也否定叙述实在论的观点,即认为历史叙述符应( correspond to )于一个外在于历史叙述的实在,与一个历史叙述等于它所包含的关于它自身的陈述之总和的说法。安可史密斯否认过去的实在性。在历史实践中,史家所处理的对象不是过去实在自身。安可史密斯认同莱布尼兹的命题理论─「主语中的述语」原则( peaedictum inest subjecto )88 :述语( predicates )总是被包含在命题的主语( subjects )之中。历史叙述应尽可能地除去关系述语( relational predicates ),历史叙述解释历史事物并不需要通过外在于历史叙述的实在而达成。安可史密斯因此而避免了十九世纪历史主义对历史实在的信仰。因此,安可史密斯坚称,叙述逻辑含有强烈的莱布尼兹式的性格。安可史密斯将此一「主语中的述语」原则,从莱布尼兹的命题理论的层次提升到历史叙述的层次。


  如同华雪一般,安可史密斯注意到在历史实践中,历来的历史家经常使用一些支配性的操作概念,如「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或如赫伊津哈在《中世纪之秋》中,将十四、五世纪(一般所熟知的「文艺复兴」)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非另一个时代的开端,中世纪逐渐走入它的秋天、或者当我们说道:「十七世纪是一个危机时代」……等;安可史密斯将这些操作性的概念统称为「叙述实体」( narrative substance, 简称 Ns, 复数形 narrative substances, 简称 Nss )。安可史密斯坚持「叙述实体」是一个叙述主义的概念。安可史密斯自承,他的「叙述实体」观念来自华雪的「总括」概念;但他反对华雪「总括」概念所蕴函的本质概念,因为「总括」某物,隐含了指涉实在界。同时,他也反对以对过去的图像( picture )或形象( image )来称呼,这同样有本质论的危险。「叙述实体」一词,是历史诠释的同义词、是对过去的一个论题( a thesis on the past )、是提供观看过去,而使过去可以被理解的一个特定观点( a point of view )。89


  安可史密斯指出,叙述实体是一套陈述句,而分享了如「狗」或「桌子」这些事物能够在陈述句中被言说的属性,而没有成为这些陈述句自身的一部分。安可史密斯分析吾人日常的生活语言与历史实践中所使用的语词之不同。在历史叙述中,一个陈述句有双重功能:第一,一个陈述句可以指涉过去的事物,即过去实在本身,这是如叙述实在论者所主张的;第二,历史叙述中的陈述句,可以被视为此一历史叙述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一个关于过去的「图像」或「形象」,这是如叙述观念论者所主张的。以一个陈述句的句法结构来说,我们可以说,它同时是一个陈述句的主语与述语。


  安可史密斯主张,我们应该将陈述句中的述语当作是叙述实体的性质;将陈述句中的主语当作叙述实体名称的属性。以符号来表示,前者如「 N1 包含 p 」、「 N1 包含 q 」,其中, p 或 q 是 N1 的性质;后者如「 N1 是 P 」、「 N1 是 Q 」,其中, P 、 Q 是 N1 的属性。因此, p 、 q 或 P 、 Q 都是「叙述实体」 N1 的性质或属性,主语与述语是没有区别的。安可史密斯要求应有一个逻辑的第三实体( third entity ),以区别于主语与述语两个逻辑实体。此一第三逻辑实体即是「叙述实体。」90


  安可史密斯进一步区分所谓「叙述主体」( narrative subjects )与「叙述实体」。叙述主体是从传统讨论命题性质的理论所认知之主体,它仅仅是一系列关于某一历史叙述之陈述句的总和。叙述实体,正如我们前面所示,并非关于某一历史叙述之陈述句的总和。同时,正如莱布尼兹的「单子」( monads )一般,它们所包含的陈述句并不是他们构成的一部分,而是它们的属性。因此,在历史叙述中,所有陈述都只是分析地真实。但个别事实的添改,并无法改变叙述实体的性质。因为,在莱布尼兹与叙述主义的逻辑中,一个陈述的主语比述语占有更显著的地位。述语的完全列举仅仅是说明主语中原已具有的成分。透过述语之完全列举的程序,无法为历史叙述带来认为新的成分。


  安可史密斯主张,我们可以藉由对某一叙述实体所包含的陈述之完全列举,而识别此一历史叙述中所含的叙述实体。举例而言,根据叙述主义对历史叙述的诠释,所有相关的陈述,如 p 、 q 、 r 等,可以被阅读为「 N1 是 p 」、「 N1 是 q 」、「 N1 是 r 」,经由以上的程序叙述实体 N1 可以被个体化。


  安可史密斯以昆汀?史金纳( Quentin Skinner )的《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91 为例,来说明「文艺复兴政治思想」( Renaissance Political Thought )作为一个「叙述实体」。他显示,如果我们将「文艺复兴政治思想」视为一个叙述实体,我们可以依「 N1 是 p 」、「 N1 是 q 」的方式,清楚无误地列举指出「文艺复兴政治思想」的性质,诸如,「自由的修辞防卫」( the rhetorical defence of liberty )、「德性概念」( the concept of virtus )、「人文主义与国家理性」( Humanism and "reason of state" )等对「文艺复兴政治思想」的陈述。92


  在现代中国史学中,类似「叙述实体」的理论概念也为历史家们所使用。例如,陈寅恪所提出的「关中本位政策」,广为史家们所熟知。陈寅恪探讨中国中古政治史的演变,而提出「关中本位政策」的理论架构。93 有关「关中本位政策」,陈寅恪最明确的定义如下:


  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结集团体之后裔也。94


  又


  有唐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95


  「关中本位政策」作为一个叙述实体,是陈寅恪是经由对中国中古历史发展的理解,从文献脉络中提炼而出的理论概念。96 正如昆汀?史金纳讲述「文艺复兴政治思想」一般,我们亦可就陈寅恪的「关中本位政策」作为一个叙述实体,作如下的分析:我们可以列举出「关陇集团」、「府兵制」、「关中文化本位政策」……等性质。


  安可史密斯接受了莱布尼兹单子论关于单子( monads )和谐地构成宇宙的论题,将之运用到叙述主义的叙述实体理论中,而为所谓「叙述宇宙和谐地构成」。如同莱布尼兹的单子构成自然宇宙一般;叙述实体,即关于叙述实体之陈述或两个不可比较的叙述实体间,共同构成一个「叙述宇宙」( narrative universe )。根据莱布尼兹对自然宇宙的描述,所有单子以「前定和谐」地( pre-determinedly harmony )存在;同样地,叙述实体同样预设了一个和谐的叙述宇宙。因此,尽管关于叙述实体的陈述,或不同的叙述实体是分析地真实的,它们并不会出相相互矛盾的现象,而构成一个和谐地叙述宇宙。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莱布尼兹「观念中的述语原则」( predicates in notion principle ),即述语是意义的一部份,或是主语完全观念( "complete notion" of the subject-term )的一部份;或是观念论整体先于部分的概念。


  每一个叙述实体都含有历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的成分,同时,每一个叙述实体所关心的特定历史主题都包含了长久的历史传统。在历史讨论中,同一专业领域的历史家们所讨论的即是诸多「叙述实体」的性质,或提出特殊的论题,而非过去实在自身,也非这些叙述实体是如何产生的。同时,每一个叙述实体都保留了与其它历史家们共同讨论的空间。我们发现:历史家在撰写一本历史著作或一篇论文时,他所做的是提供一个既存的叙述实体之个例( individuate one of those "already-existing" Nss );而某一本历史著作的读者在阅读该历史著作时,他所做的是在辨别一个既存的叙述实体。从这个观点看,写作与阅读是相同的行为。在从事写作与阅读历史叙述的行为时,某一特定的叙述实体被个体化。此一个体化的过程可以解读为两种形式:其一,是此一叙述实体被撰写出来;其二,是阅读已被写作出的叙述实体。在此,历史学做为一个诠释的社群之性质完全彰显。写作或阅读历史著作不是一项孤立的行为,而是参与了历史文本意义的生产过程。因此,「叙述实体」具有强烈的互为文本性质。


  最后,让我们进入叙述实体的做为「变化主体」( subject of change )的讨论。所谓的「变化主体」,即假定在时间的过程中,历史个体所具有的「个体性」,如何能够在多样变化的现象中,维持其同一性。在西方史学的发展中,历史主义最能掌握个体在时间中的变化( change in time );但历史主义的变化主体是一形上学的主体,叙述主义,或究竟地说,叙述实体的变化主体是一「去本质化」的主体,亦即叙述主义的主体。安可史密斯继承了历史主义对变化主体的讨论,但他意图以叙述主义的叙述实体概念去更新历史主义的内涵,那就是一个去本质化的个体性。


  就西洋史学史本身的发展来看,「叙述实体」承袭了启蒙运动史学与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即「实体」( substance )与「历史观念」。安可史密斯意图证成:历史主义的核心概念「历史观念」是启蒙史学的实体概念动力化的结果;而「叙述实体」则是历史主义「历史观念」的「去本质化」与「彻底化」( radicalization )。安可史密斯的理论符合了后现代主义叙述史学的「反本质论」的趋向。同时也符合了自兰克到布克哈特以来,历史思想从历时性的思维到共时性的思维的转变。97


  在〈历史主义:一个综合的尝试〉一文中,安可史密斯试图综合启蒙史学、历史主义与叙述主义。他并从史学史的角度,说明一个时常被忽略的事实,即启蒙运动、历史主义与叙述主义的关联性。根据对历史主义的诠释传统,此一传统将历史主义与启蒙运动对立起来,视历史主义的历史化与个体性观点是对启蒙运动自然法理论普遍性观点的直截地否认。正如迈乃克所言:历史主义是以个体化的观点取代对人性的普遍观点。98 但根据安可史密斯,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是启蒙运动实体概念动力化的结果,而叙述主义的「叙述实体」更是历史主义「历史观念」的去本质化。叙述主义之叙述实体解消历史主义的个体性中所隐含的形上学思维;叙述实体做为对变化主体之论述,将个体性观念由形上学实体转变为语言实体。


  历史主义强调「发展」原则,这是启蒙运动实体概念动力化的结果。因此,历史主义隐含了线性( linear )、目的论式的历时性思维。但当兰克说道:「每一个时代直接亲睹上帝」( every epoch immediately to God )时,历史主义的另一重要原则「个体性」,隐含了共时性的思维。同时,历史主义线性的目的论式叙述所隐含的进步观念,亦即现代性的思考蕴涵了一种特定的时间的经验模式,即空间范畴凌驾了时间范畴,时间被割裂成一个个互不联系的空间单位,不再是连贯一致的统一体。99 这是所有后现代主义时间思维的来源。历史主义从兰克到布克哈特的发展,正代表了历时性思维到共时性思维的转变,而布克哈特也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历史思维的原型。100 布克哈特的经典《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代表了此一共时性思维的趋向,同时也是一最佳的「叙述实体」模板。101


  柯灵乌与安可史密斯的理论分别代表了现代主义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响应历史知识片断化的问题。他们的理论不仅提供我们思考历史学的一致性问题,同时也给与台湾的西洋史研究指出一条新路。



  与西方自十九世纪以来,史学专业化后所产生的过度生产现象不同,我们可以说:台湾西洋史历史职业现在所面临的处境,不在过度生产;而在生产不足。那么柯灵乌的「史学史」与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观念是否适用于西洋史的研究?进一步,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概念中仍存留着康德先验论的色彩,如何能与后现代主义「反本质论」与多元的声音相合?


  面对历史职业过度生产的现状,一个判准学( criteriology )的问题将被提出:在相互竞争的历史文本或历史叙述中,何者是较佳的叙述?安可史密斯的回答是:在两个相互竞争的历史叙述中,吾人总是较喜爱最具危险性的( risk )与具启发性的历史叙述。102


  后结构主义对「互为文本性」的讨论,有助于我们来检视此一问题,即为何我们要作「史学史」或「叙述实体」的研究。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首先提出了「互为文本性」这个名词。根据巴特,写作或阅读文本不是孤立的行为,一个特定的文本是其它版本文本的「再码」( recoded )或「转码」( transcoded )。我们可以在更早先的文本中见到它的前身,而这将陷入一个无限倒退的过程。因此,「参照」( reference )将变成「互为文本的」,起源解消,个别的文本因此消失。在历史实践中,这将导致一些后果:其一,「第一手史料」或「源文件」将失去其优先的地位,因为根据「互为文本性」,各个所谓「史料」、「档案」都是其它前在文本的衍生物,在历史研究中,不再具有权威的性质。其二,历史研究成为研究各个历史文本间的差异所在,而非对史料或源文件的搜集与考证。历史文本既为互相参照的,历史研究在于研究意义如何以互为文本的方式被生产出来。其三,较佳的历史文本是那些具有启发性的、与能够引发我们新颖的历史洞察力的文本。这将引领我们回到安可史密斯的问题及其所赋予的解答:在相互竞争的历史文本或历史叙述中,为何吾人总是较喜爱最具危险性的与具启发性的历史叙述?巴特等人的观点对我们仍然具有启发性。


  巴特区别了「阅读性文本」( readerly texts, lisible )与「写作性文本」( writerly texts, scriptible )。103 根据巴特,所谓「阅读性文本」,意指文本中包含了可接受的阅读与诠释的约定,因为我们知道如何由约定所告知我们的阅读策略被动地阅读这些文本,发现其精确的意义;而「写作性文本」,挑战了所有阅读文本的约定,阅读文本时,读者必须进入文本中,主动地参与意义的制作。因此,「写作性文本」强迫读者在阅读一篇文本时,在心中写作一个另类的( alternative )或虚拟( virtual )的文本。


  拉卡普拉( Dominic LaCapra )同样以「复合作品」( complex works )与「文献」( documents )来指称与巴特的「写作性文本」、「阅读性文本」相类似的文本性质。巴特的「写作性文本」也类似克莫德( Frank Kermode )所定义的「正典文本」( canonical texts )。「正典」作品具有多重面向的意义,能够产生丰富的意义与更多的诠释;它引发看待古老事物的新方式,并提供前所未见的新事物。


  从以上对互为文本性的讨论,「写作性文本」、「复合作品」与「正典文本」都都根植于文本的诠释传统中,它们具有多重而非单一面向的意义,足以引发新颖的历史观点,提供更多的历史诠释。因此,历史职业中过度生产与不断地再生产的现象,并不妨碍我们对历史获得客观的理解,它能创造出更多、更新颖的历史诠释观点。因此,在历史诠释社群中,「客观性」与「主观性」的问题将丧失其意义。一个诠释社群不是客观的,因为它总是带有特殊的认知旨趣、利益与目的,它总是从特殊的兴趣出发,而非中立的;同时,一个诠释社群所生产的意义与文本也非主观的,因为它们不是来自于孤立的个体,而是从公共的与习俗的观点产生的。104


  最后,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去中心化( de-centralized )、而多元的( plural )后现代世界。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概念中,隐含了康德先验论的架构;而在面对历史文本时,安可史密斯主张权威性的「正典文本」,即越具启发性与危险观点的文本,是历史家阅读的对象。安可史密斯的观点需要进一步的改正。


  面对历史职业在二十世纪所呈现的无限的复杂性,与历史论述的多样性。近来,历史学家与文学评论家企图以古典演辩术( dialectics )与修辞学( rhetoric )中的「主题」( topics, topos, topoi, lines of argument; locus, loci, places of argument )概念,来重新定义历史职业与诠释社群的「客观性」问题。105 南希?史都佛( Nancy Struever )将历史视为是一项制度( an institution )、一门学科( a discipline ),而历史学科的特性即是论证( argument )。如果以修辞学的模式来描述历史论述性质,那么以「主题」概念来说明历史学的性质是十分恰切的。因为,「主题」概念是关于历史家如何论证的。因此,历史做为一门学科的性质在于它是一门论证的学科。


  所谓的「主题」论证,是将我们在讨论任何特定的问题时所可能出现的考虑列举出。将此概念放置入历史实践中,历史客观性的来源,不再是对某一事件作最终的定论,亦即,对于待所有史料出现,与对之做彻底的研究后,我们将获致一个完整的历史的信仰;而是历史社群对于特定历史主题的持续讨论。在历史讨论中,历史家所争论的不是所谓的「定论历史」,「为反对诠释学取向强调叙述文本作为诠释过去的事件,修辞学强调在论争中叙述所包含的论证需求。」106 因此,从修辞学的观点,历史学不是过去事实的再现,而是一个说服( persuasion )的过程,它存在于演说者与听众,亦即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中。历史的客观性不因此而被破坏。


  史都佛继续论证道:主题概念最重要的特性,即是他对共同人性的吁求( appeal to a common humanity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宣称的,主题概念让我们能够从普遍被接受的意见中,去讨论对我们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主题概念根植于公共论述( civil discourse ),起源于可驳斥的意见( reputable opinion )中。因此,主题概念所吁求的客观性存在于所谓「共同的人性」,亦即公共所关心的主题中、以及在说服的过程中,演说者所运用的修辞策略与规则。历史职业的多元化、历史文本的过度生产与历史知识的片段化并不足以妨碍我们对历史客观性的寻求。透过主题概念的引介,我们了解在历史争论中,历史家所关心的是共同的主题,这些主题都指向共同的人性,其本身便是客观的存在;进一步,在争论与说服的过程中,参与者都必须遵守共同的修辞策略( strategies )与规则( rules ),亦即历史家们必须遵守历史学科本身所具有的方法规则。


  梅骥同样意图以「主题」概念来整合历史职业专业化后所引起的片段化问题。如先前讨论「大叙述」理想型所示,梅骥检讨了西方史学传统中「大叙述」观念的演变,历史职业的现状是一个多样的、片段的状况,任何宣称获得对历史的单一整体的看法都被质疑、站不住脚。我们既无法获得历史在本质层次的统一性,因为历史家在撰写他的著作时受到他自身社会及其在社会中位置的影响,不同的群体认同对何者为重要的历史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亦无法在方法的抽象层次获得统一性,不同的关怀领域需要运用不同的方法。


  梅骥同样在修辞学的「主题」概念中获得解决片段化的洞视。同时,梅骥修正余琛( Jorn Rusen )的「学科范式」( disciplinary matrices )理论,他认为余琛的理论特别适合「主题」概念。107 这些「学科范式」提供了创造论证的策略,这是可以经由方法学加以验证的。历史职业所从事的是不断的主题化,同行的历史家必须不断地从事于相同主题的研究与讨论。


  面对台湾西洋史研究所呈现的生产不足现象,提倡史学史或叙述实体的研究,即是让西洋史工作者进入历史职业的诠释社群中。透过历史文本的互为文本性质,西洋史工作者从有限的研究成果与西方专业史家的历史著作中,仍可获得对西洋史的理解。台湾西洋史研究者所应从事的基本研究,并不是以有涯随无涯地,亦即是陷入无穷境的史料搜集、史实的编纂;而是寻出一个有效地理解西洋史的方法。我们在〈发刊辞〉中呼吁:台湾的西洋史学界应能掌握诸如「文艺复兴」、「十七世纪的普遍危机」、「法国大革命」……等西洋史中重要的问题,其理论的基点即是柯灵乌的「史学史」与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观念。我们认为,西洋史工作者研究工作的起步,应是对他的专业范围内当代史家同行的著作做全面性的了解。




* 本文曾以〈台湾的西洋史研究:《历史:理论与文化》一九九八宣言〉为题,于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何谓历史学─历史学作为历史理论」研讨会第二次会中宣读,今稍作修改,谨此说明。
  [1]相关的讨论有黄俊杰,〈关于西洋史研究与教学的几点考虑─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反省〉,《史学评论》 3 ( 1981, 3 ),页 117-132; 邢义田,〈「世界史」抑中国文化立场的「西洋史」?〉,《史学评论》 3 ( 1981, 3 ),页 133-147; 杨肃献,〈台湾的西洋史研究, 1950-1995 〉,《台大历史学报》 21 ( 1995, 12 ),页 322-38 。
  [2]关于「危机」,最近的讨论, cf. Reinhart Koselleck, "Remark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ncept of Crisis," i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 ed. Reginald Lill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8-58; Charles R. Bambach, Heidegger, Dilthe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6-7, 47-49; Harry Ritter, "Crisis," in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istory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6), 79-84.
  [3]杜正胜,〈乡土史与历史意识的建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 3: 4 (1997) ,页 1-9; 杜正胜,〈一个新史观的诞生〉,《当代》 120 (1997, 8) ,页 20-31.
  [4]吴密察,〈历史教育与乡土史教育〉,《当代》 120 (1997, 8) ,页 35 。
  [5]邓世安,〈西洋史教学问题之探讨──以罗马共和之蜕变为例〉,「西洋史与国别史课程教学研讨会」(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系, 1997 ),页 11 。
  [6]西洋现代史学中对起源偶像批判,最有力的是「年鉴学派」( the Annales School )的创始者布洛克, cf.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24-36; 布洛克历史溯源方法论的运用 , see Bloch, The French R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introduction.
  [7]Firedrich Nietzsche, "On the Uses and Disadvantages of History for Life," Untimely Meditations, tr. R. J. Hollingd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57-123; 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 in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27-50.
  [8]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ed. W. J. Van der Dussen, rev.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233.
  [9]Cf.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of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7-11.
  [10]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451.
  [11]邓世安,〈西洋史教学问题之探讨─以罗马共和之蜕变为例〉,页 14 。
  [12]Cf. Bambach, Heidegger, Dilthe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 Richard J. Bernstein,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6-20, 34-37.
  [13]F. R. Ankersmit, "Historism and Postmodernism: A Phenomenolog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The Rise and Fall of Metaphor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00-201.
  [14]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ropology, 180.
  [15]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6; Ankersmit, "Historicism: An Attempt at Synthesis," History and Theory 34: 3 (Oct. 1995): 159.
  [16]〈发刊辞〉,《历史:理论与文化》,创刊号( 1998, 7 )(详见文后附录)。
  [17]Unkindly criticism on Ankersmit''s "narrative substance," see C. Behan McCullagh, Review of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by F. R. Ankersmit, History and Theory 23: 4 (Dec. 1984): 394-403; 关于安可史密斯的后现代主义历史学, see John H. Zammito, "Ankersmit''s Postmodernist Historiography: The Hyperbole of ''Opacity''," History and Theory 37: 3 (Oct. 1998): 330-346; 在中文方面最新的研究,请见黄明田,〈安克史密斯的叙述历史学〉(台北:辅仁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1999 )。
  [18]在此,我所使用的是迈乃克对历史主义的定义。迈乃克定义历史主义的两大原则,是「发展」( development )与「个体性」( individuality ), Friedrich Meinecke, Historism: The Rise of an Historical Outlook, tr. J. E. Anderson (London: Herder and Herder, 1972), lv-lvii. (Back)
  Stanley 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4-16, 167-173.
  [19]Georg G. Iggers, "The Idealist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Wilhelm von Humboldt''s Classical Formulation,"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by Leopold von Ranke, eds.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 1973), 3.
  [20]Georg G.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Tradition of Historical Thought from Herder to the Present, rev. ed.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3), 58.
  [21]Wilhelm von Humboldt, "On the Historian''s Task,"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by Leopold von Ranke, 7.
  [22]伊格斯( Georg G. Iggers )认为,对文献的批判研究与对事实精确性的强调,并非十九世纪日耳曼历史主义的特殊成就及其特色。实际上前一代的历史家、语言学家、古典学者与圣经学者已发展出这些方法。同时,就地域上言,也不限于日耳曼地区, see Iggers, 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 1, 29.
  [23]Humboldt, "On the Historian''s Task,"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by Leopold von Ranke, 22.
  [24]McCullagh, Review of Narrative Logic, 394.
  [25]Johan Huizinga, "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 Men and Ideas: History, the Middle Ages, the Renaissance, tr. James S. Holmes and Hans van Mar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51-53; 关于赫伊津哈的史学,请参见张淑勤,〈文化史家 Huizinga ( 1872-1945 )的史学〉,《史学与文献(二)》,东吴大学历史学系主编(台北:学生, 1998 ),页 251-271 。
  [26]Huizinga, "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 Men and Ideas, 53.
  [27]Huizinga, "The Task of Cultural History," Men and Ideas, 58.
  [28]Lionel Rubinoff, Introduction to The Presuppositions of Critical History, by F. H. Bradley, ed. Lionel Rubinoff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8), 1; David Boucher, "The Creation of the Past: British Idealism and Michael Oakeshott''s Philosophy of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23 (1989): 193-214.
  [29]关于「历史建构论」,请见 Jack W. Meiland, Scepticism and Historical Knowled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5); Leon J. Goldstein, Historical Knowing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
  [30]Michael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3), 99.
  [31]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107.
  [32]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98.
  [33]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97.
  [34]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119.
  [35]Oakeshott, On History and the Other Essays, 112-13.
  [36]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120.
  [37]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123.
  [38]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124.
  [39]Carl G. Hempel,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 in Theories of History, ed. Patrick Gardiner (Glencoe, Ill.: Fress Press, 1959), 344-56; 有关韩培尔历史解释的「覆盖律」模式,请见黄进兴,〈历史解释和通则的关系:韩培尔( Hempel )观点之检讨〉,《历史主义与历史理论》(台北:允晨, 1992 ),页 135-57 。
  [40]C. Behan McCullagh, "Collig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23 (1981): 267-284 ; 对华雪「总括」概念之相关讨论,请见 C. B. Cebic, "Colligation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Monist 53 (1969): 140-57; W. H. Dray, "Colligation under Appropriate Conceptions," in Substance and Form in History: A Collections of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s. Leon Pompa and W. H. Dray (Edinburgh: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Press, 1981), 156-70.
  [41]W. H. Walsh, "Colligatory Concepts in History,"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 Patrick Gardin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133.
  [42]在一九六七年的论文〈历史学中的总括概念〉一文中,华雪放弃了「历史解释」,而改用「历史诠释」(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一词, see Walsh, "Colligatory Concepts in History,"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36.
  [43]Walsh,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Bristol: Thoemmes Press, 1992), 23-24, 59-64.
  [44]对惠格史学的批判, see Oakeshott, Experience and Its Modes, 101-111; idem., "The Activity of Being an Historian," in 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 (Indianapolis: Liberty Press, 1991), 151-183; idem., On History and the Other Essay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3); Herbert Butterfield, 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65); P. B. M. Blaas, Continuity and Anachronism: Parliamentar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Whig Historiography and in the Anti-Whig Reaction between 1890 and 193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78), introduction.
  [45]Walsh, "Colligatory Concepts in History,"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38.
  [46]在此,我们可以看到麦可克雷夫以「分类」概念对「总括」概念的解说与安可史密斯认为历史争论在于讨论「叙述实体」性质的概念之相近之处,但麦可克雷夫在对《叙述逻辑》的书评中,对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概念作了非善意的批评。主要的原因是,麦可克雷夫捍卫历史实在论的立场,坚持过去实在性,他抨击安可史密斯将历史叙述是为史家所建构、所创造,并将历史化约为文本的观点。同时他也质疑安可史密斯将莱布尼兹「单子论」( monadism )应用到「叙述实体」的可能性, see McCullagh, Review of Narrative Logic, 394-403.
  [47]McCullagh, "Collig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in History,"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273.
  [48]Richard T. Vann, "Louis Mink''s Linguistic Turn," History and Theory 26 (1987): 1.
  [49]Louis O. Mink, "Historical Knowled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4; quoted Vann, "Louis Mink''s Linguistic Turn," 2-3.
  [50]Mink, "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 in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eds. Brian Fay, Eugene O. Golob, and Richard T. Van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6.
[51]Mink, "Historical Knowledg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quoted Vann, "Louis Mink''s Linguistic Turn," 2.
  [52]Mink, "History and Fiction as Modes of Comprehension,"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51-54.
  [53]Mink, "History and Fiction as Modes of Comprehension,"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53.
  [54]Mink, "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198.
  [55]Mink, "History and Fiction as Modes of Comprehension,"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58.
  [56]Mink, "History and Fiction as Modes of Comprehension,"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56-57.
  [57]Cf. Ankersmit, "Historism and Postmodernism: A Phenomenolog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History and Tropology, 217.
  [58]Walsh, "Colligatory Concepts in History,"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131; Mink, "Narrative Form as a Cognitive Instrument,"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189-195; idem., "Is Specul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 Possibl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147-162.
  [59]关于这些问题最近的讨论有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Leonard Krieger, Time''s Reasons: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Old and New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Robert F. Berkhoffer, Jr., Beyond the Great Story: History as Text and Discours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Allan Megill,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eds. F. Ankersmit and Hans Kelln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51-73.
  [60]对分析哲学意图以「分析真理」取代「综合真理」的有力批判,请见 W. Quine,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in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20-46; 对分析历史哲学的批判,请见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3), ch. 3.
  [61]柯灵乌历史理论中的某些成分,可以视为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的原型。近来,已有柯灵乌学者注意到了此一对柯灵乌思想后现代的诠释; cf. David Bates, "Rediscovering Collingwood''s Spiritual History (In and Out of Context)," History and Theory 35: 1 (1996): 33; 此处将他视为「现代主义的」,是将他放置到一八九0至一九三0年期间的现代主义思想脉络中。此处所谓「现代主义的」,意指响应「现代性」所引发的危机, cf. Dorothy Ross, Introduction to Modernist Impulses in the Human Science, 1870-1930, ed. Dorothy Ros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1-25; H. Stuart Hugh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The Reorientation of European Social Thought, 1890-1930, rev. ed. (New York: Vintage, 1977); 对于现代主义如何响应「现代性」危机,在历史理论方面的讨论, see Bambach, Dilthey, Heidegger,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
  [62]Collingwood,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Idea of History, 359-425.
  [63]Collingwood, "Outlines of a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The Idea of History, 426-96.
  [64]Collingwood, An Autobiograph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107.
  [65]W. J. van der Dussen, History as a Science: The Philosophy of R. G. Collingwood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81), 7.
  [66]Megill,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153-68.
  [67]关于「定论历史」,最著名的讨论, see E. H. Carr, What is History ? 2nd ed.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7), 7-16.
  [68]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449.
  [69]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462.
  [70]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461.
  [71]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463.
  [72]Collingwood, Autobiography, 97-99.
  [73]David Harlan, "Deeper into the Wilderness: History Takes the Linguistic Turn," in The Degrad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10.
  [74]Collingwood, Speculum Mentis or the Map of Knowle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75]Collingwood, An Essay on Philosophical Metho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2).
  [76]Collingwood, New Leviathan or Man, Society, Civilization and Barbar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43, rev. ed. 1992).
  [77]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478.
  [78]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472; 我们在此可以看到安可史密斯「叙述实体」的原型论述:一个叙述实体(在此,柯灵乌所使用的词是「论文」),是关于某物;而论文的所有陈述是此一「叙述实体」的述语,亦即它的性质。关于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详见后论。
  [79]Van der Dussen, "Collingwood on the Ideas of Process, Progress and Civilization," in Philosophy,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R. G. Collingwood. eds. David Boucher, Tariq Moodod and James Connelly (Cardiff, Wales: Wales University Press, 1995), 256; also Rex Martin, "Collingwood''s Claim that Metaphysics is a Historical Discipline," in Philosophy,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203-45.
  [80]关于「美学主义」,请见 Allan Megill, Prophets of Extremity: Nietzsche, Heidegger, Foucault, Derrida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2-4; also Ankersmit,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ropology, 162-81.
  [81]自一九八0年后期,安可史密斯放弃使用「叙述实体」,而改用「历史再现」(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一词。在《叙述逻辑》中,安可史密斯提出「叙述实体」理论,意在从事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 )式的「历史理性批判」( Critique of Historical Reason ),回答「历史实在的叙述知识是如何可能的?」此一康德式的问题。 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56; 在将一九八0年代的论文集结而成的《历史与转喻学》( History and Tropology )中,安可史密斯批判任何形式的超验主义( transcendentalism )。「叙述实体」因带有康德先验论的色彩而被放弃,改采「历史再现」一词。
  [82]安可史密斯引以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典范的是「微观史学」( microhistories )、「心态史」( history of mentalities )、「日常生活史」( Alltagsgeschichte, history of everyday life )与「新文化史」( new cultural history ), cf. Ankersmit, History and Tropology, 154-58, 174-75; idem, "Historicism: An Attempt at Synthesis," 158-59.
  [83]Ankersmit, "Historicism: An Attempt at Synthesis," 143-61, esp. 143-46; idem, "The Origins of Postmodernist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iography betwee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Contribu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ed. Jerzy Topolski (Amsterdam: Rodopi, 1994), 87-117.
  [84]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1.
  [85]Johan Huizinga, The Autumn of Middle Ages, tr. Rodney J. Payton and Ulrich Mammitzsc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86]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2 vols, tr. Sian Reynold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关于布劳代尔的《地中海》一书的叙述成分, see Hans Kellner, "Disorderly Conduct: Braudel''s Mediterranean," in Languag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Getting the Story Crooked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9), 153-87.
  [87]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2, 49, 100.
  [88]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12.
  [89]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101-2.
  [90]Quentin Skinner,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91]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103.
  [92]笔者曾以韦伯( Max Weber )的「理想型」( ideal type )作为分析陈寅恪「关中本位政策」的概念工具。我指出,「关中本位政策」概念的形成,类似韦伯「理想型」方法论的运作。同时,我特别强调,「理想型」概念形成与「价值关联」( value relevance )间的关系;我试图说明「关中本位政策」概念形成,与陈寅恪的「价值关联」相联系,亦即陈寅恪的「民族文化观点」对他选择研究对象与材料间的关联。同时,借用孔恩( Thomas Kuhn )「典范论」( paradigm ),我说明陈寅恪的「关中本位政策」在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所起的「典范」作用 ; 请参见盛少辉,〈从「关中本位政策」论陈寅恪的史学─以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为系络〉,《史铎》 19 ( 1995, 6 ),页 76-95; 在此处,我所强调的是「叙述实体」在历史职业中的功能,也就是说,历史实践中,历史家们所争论的是「叙述实体」的性质。我强调的是「叙述实体」在历史家社群的争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此,我们对于陈寅恪「关中本位政策」的评价,亦应作如是观,而非去争辩它到底是否与历史真实相符。关于历史学界对陈寅恪「关中本位政策」性质及相关问题的争论,如「李唐氏族问题」、「府兵制」、「政治党派分野」……等问题,请参见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台北:联经, 1984 ),页 112-150; 我期望将来有机会能以安可史密斯的「叙述实体」理论,对陈寅恪的「关中本位政策」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9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页 18 。
  [94]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 48 。
  [95]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 1998 增定新版),页 5-6 。余文征引如下:「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陈先生也曾相当有效地把中国的人文学术从传统带进了现代。一般地说,他的文史论著是中国的传统学人和现代专家所都能相悦以解的。传统学人能接受他,因为他的概念结构( conceptualization )是从中国文献的内在脉络中自然呈露出来的。这是他『旧学邃密』的一面。现代专家能欣赏他,则因为他所处理的问题完全是现代的。这又是他『新知深沉』的一面。……。」
  [96]Meinecke, "Ranke and Burckhardt," in German History: Some New German Views, ed. Hans Koh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4), 154; Krieger, Time''s Reason, 142-43.
  [97]Meinecke, Historism, lv; 关于「历史主义」一词的意义,请参见 Dwight E. Lee and Robert N. Beck, "The Meaning of ''Historicism,''"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lix, no. 3 (April 1954):568-77; 最近的讨论,请见 Iggers, "Historicism: 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Ter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56: 1(Jan. 1995): 129-52; 近来,在历史理论领域,有许多意图综合历史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努力,如日耳曼学者如余琛 (Jorn Rusen) 及其学生布朗克 (Horst Walter Blanke) 、耶格 (Freidrich Jaeger) 等人指出历史主义深植于启蒙运动的科学理想,余琛特别强调历史主义者所赖以建立客观的科学地史学的「学科范式」 (disciplinary matrix) ,便是来自启蒙科学理性的理想;部分的英美学者将历史主义视为启蒙史学「去修辞化」 (de-rhetoricization) 的结果,如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高思曼 (Lionel Gossman) 、史帝芬?班恩 (Stephen Bann) 、莱尔 (Peter Hanns Reill) 与梅骥 (Allan Megill) 等人, cf. Ankersmit, "Historicism: An Attempt at Synthesis," 143-61; Hayden V. White,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Discipline and De-Sublimation," in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58-82, esp. 65-66 ,怀特所使用的术语是「训诫化」或「学科化」( disciplinization ),我们可以发现浓厚的傅柯色彩 ; Peter Hanns Reill,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and the Rise of Historicism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Megill, "Aesthetic The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History and Theory 17: 1 (1978): 29-62; 另有学者将历史主义诠释为「现代性」( modernity )危机的展现,而与启蒙运动相关联, Bambach, Heidegger, Dilthe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
  [98]Marshall Berman, 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The Experience of Modernity (London: Verso, 1982), 7.
  [99]Jorn Rusen, "Jacob Burckhardt: Political Standpoint and Historical Insight on the Border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and Theory 24: 3 (1985): 235-46.
  [100]盛少辉,〈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的第一章─〈国家好似一件艺术品〉评注〉( "Burckhardt''s First Chapter: A Commentary on ''State as a Work of Art''" )(中文,未刊稿)。
  [101]Ankersmit, Narrative Logic, 3.
  [102]Harlan, "Deeper into the Wilderness: History Takes the Linguistic Turn," The Degrad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18-19 ;以下对历史文本「互为文本性」的讨论,主要取材自哈兰一文,特此说明,以示未敢掠美之意。
  [103]Fish,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14.
  [104]Nancy Struever, "Topics in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19: 4 (1980): 66-79; Megill "Jorn Rusen''s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between Modernism and Rhetoric of Inquiry," History and Theory 34: 1 (1994): 39-60; idem., "''Grand Narrative'' and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A New Philosophy of History, 153-68.
  [105]Struever, "Topics in History," 74-75.
  [106]Megill "Jorn Rusen''s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 ," 54-60.


  【台湾辅仁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历史:理论与文化》第二期(1999年7月1日出版)】


上一篇:欧崇敬:中国学术各科之方法论的...      下一篇:林正珍:台湾五十年来“史学理论...
回到页顶
 
 
正来学堂版权所有 © 2009 沪ICP备042465号
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光华楼东主楼28楼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邮编:200433
 E-mail:dengzhengla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