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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的经验主义分析

添加时间:2007-07-04 11:49    浏览次数: 6066 次

公共知识分子的经验主义分析


——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第三章“关注与洞察”


波斯纳 著
徐昕 译



   “公共领域的学术合法性(Academic legitimacy)是一件脆弱的东西。”[1]



本章首先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和质量进行经验主义的分析。然后,再讨论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与预测准确性之间相互关联的问题。接下来再针对价值问题进行统计学分析,尽管这一分析不仅限于价值的问题,而且也简单易行地为公共知识分子市场提供一种更为准确地描述。在这些章节之中,本人所指的价值可以不严格地称为“真实的价值(truth value)”;那便是本人关注的公共知识分子塑造公共舆论的努力,而非令社会公众娱乐,或者促使志趣相投的人们构建协同。


应该区分价值的两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避免严重的错误,这一含义主要是通过谨慎地调查事实以及小心地陈述结论而实现的。价值的另一种含义也是更有趣味的含义,是洞察或者区分,在知识分子空间的沟壑中填充一些内容,让本人就此举一事例而开始吧。


政治性十足的文学批评,这种作品类型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本来是不可能创作的,或者即便写作也几乎没有影响或毫无影响。不过,有一篇著名的政治性十足的文学批评,那就是乔治·奥威尔对诗歌“《西班牙》”中“必要的谋杀”一词的批判,《西班牙》(1937年)系一首由W·H·奥登在共产主义时期创作的有关西班牙内战的诗歌。包括“必要的谋杀”词语的前一诗节,以“明天,对年轻人是:诗人们象炸弹爆炸”开始,并以这种田园诗般的意境继续呤唱,最后则以“但今天是斗争”结束。而其后,我们便读到:



  今天是死亡的机会不可免的增加,


  是自觉地承担必要的谋杀罪行;


   今天是把精力花费在


  乏味而短命的小册子和腻人的会议上。*



对此,奥威尔进行了尖酸刻薄的评论:



第二诗节旨在对“优秀党员”生活中的一天作一简短描述。清晨,一群政治谋杀犯利用10分钟的时间扼杀了“资产阶级”的同情,接着匆忙地吃完了午餐,度过了一个忙碌的下午,而在傍晚则用粉笔在墙上涂画标语以及散布传单。一切都非常地富于启发性。但注意“必要的谋杀”这一词语。惟有对其而言谋杀至多只一个字眼的人,才可能写得出这样的言辞。就我个人而言,决不会轻吐谋杀这二个字。本人碰巧亲眼目睹了不可胜数的被谋杀者的尸体––––我所指的并非战死,而是指谋杀。因此,本人对于谋杀的内涵有一些了解––––恐怖分子、仇恨的人们、咆哮的亲人、死尸横躺、鲜血淋漓、气味剌鼻。我以为,谋杀是应该避免的事情。这也可谓是任何普通人的共识。希特勒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认为谋杀是必要的,但是,他们不可能公开宣扬他们的麻木无情,也不可能在谋杀时谈及它;可以把它说成“清洗”、“消灭”或者其他一些宽慰缓和的词汇。只有在扳机扣动时你总是处在其他某地的那种人,奥登先生混淆黑白的印记(brand of amoralism)方成为可能。如此繁多的左翼主义思想皆是一种玩火之游戏,而这些人甚至不知道烈火之炙灼、玩火必自焚。[2]



为回应这一批评,奥登把“必要的谋杀”一词修改成为“谋杀的事实”。


这是一篇别有份量的文学批评,并且这一文学批评及其力度与奥威尔没有走向一种避风挡雨的学术生涯是密不可分的。他在缅甸做过警察,所以能够第一手地了解谋杀。他在西班牙和无政府主义者并肩战斗,身负重伤,并险些被斯大林主义者杀害,不过却狭路逢生。这篇批判奥登诗歌的随笔首次发表于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正当奥登本人移居美国寻求安全庇护时,奥威尔却竭力地试图加盟英国军队,不过却由于身体健康不佳而被拒绝接纳,只得在伦敦大空袭(the London Blitz)期间担任一名空袭消防员(an air raid warden)。奥威尔的人生经历,不仅仅赋予了他在说明政治谋杀时具有极大的道德权威,而且也促使他火眼金睛地注意到了奥登诗歌中那些本来可以逃过任何人眼睛的那组令人厌恶的词句,因为对于人们来说,奥登所定义的政治谋杀只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且,我们必须记住,奥威尔不仅是评论家,而且还是一位新闻记者和小说家;本人引用他文章中的段落皆可谓才气横溢之论辩(a brilliant polemic)。因此,这不但强劲有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属于一篇个性独特的文学批评,尽管对于一位面向普通读者写作带有政治色调的文学批评的学术人员,我们可能预期他所创作的全部作品只是一种学术型文学批评的淡化版本。[3]


奥威尔的事例表明,成为一名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可谓一种魅力型职业(a charismatic calling)。它主要并不是一项智识聪慧、见闻广博以及清晰明澈地创作之事,而是能够透过修辞之力量或某人生活之范例(相关的要点在于––––一种模范性的生活可以作为一种伦理诉求特别有效的形式),而撰写出为社会公众或者至少为受过教育的社会公众所信任的新颖独特、扣人心弦、边缘异类的思想。由于在一个专门化和职业化的时代,知识分子越来越纳入了大学的院系之中,故而富有魅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正在逐渐地烟消云散。


人们也许以为,学术公共知识分子至少是准确无误、一丝不苟且勇于负责的,并对事实与虚构、证明与推测的区别有着清晰的意识(顺便说来,并非总是奥威尔的新闻报道才享有此类殊荣)。也并不仅仅如此,原因正如前一章中所提到的。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诺姆·乔姆斯基,这位当代语言学、甚至认知科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乔姆斯基在著作、文选、演讲以及访谈之中,反反复复地谴责了美国极端暴力、无法无天、强制压迫的帝国主义行径,如同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那样黑暗悲惨,而且其恐怖程度更甚于过去或现在的日本帝国主义或者任何的共产主义政权,包括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乔姆斯基并非共产主义者,他也不欣赏任何共产主义政权。他只是认为,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曾经的情景相比,更加充满暴力、侵略成性、霸权主义以及危险四伏。他主张,“斯大林及其继任者本来一直都愿意接受在美国支配的世界秩序中担任下属管理者(junior managers)的角色”,[4]尽管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授予苏联这一角色。乔姆斯基把北朝鲜描述为朝鲜战争中美帝国主义无助的牺牲品,并指责道,美国不仅应该为冷战负责,而且还要就在我们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促成日本决定报复之前的日本侵略承担责任。然而,石油禁运并非一种无缘无故的侵略行为,而只是对日本侵略中国以及法属印度支那的反应,这一点他有所忽略而未予指出。乔姆斯基暗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唯一作用是创造了一个美洲帝国,它就如同被美国及其同盟国征服的法西斯国家同样的邪恶恐怖。[5]他提出质疑,倘若日本没有投降的话,那么,我们攻占日本是否就能够正当化呢:“日本攻击了位于美国殖民地的两个军事基地的事实,很难赋予我们一种占领日本的正当理由”。[6]


乔姆斯基为苏联入侵阿富汗提供了精心设计的藉口。[7]这些都是他继续指责美国、抬举苏联的坚持不懈努力的一部分,他指责美国不仅要为冷战负责,而且要对这个世界出现问题的其他事件负责,甚至包括波尔布特大屠杀 (他如今业已承认这一屠杀,尽管在我们看来他承认得有些太晚了),[8]同时,他把苏联描绘成一个无辜无害以及没有侵略性的国家,尽管在苏联国内存在着强制压抑,不过这只是美帝国主义的托词。乔姆斯基的作品连珠炮火般地充斥着这样的宣言,美国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中心”,[9]以及“公司(corporations)只不过是像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的极权主义者”。[10]他相信,萨达姆·候赛因在1991年波斯湾战争中使用导弹袭击以色列的理由,与乔治·布什寻求以武力将候赛因从科威特赶走的理由同样得充分,[11]并且,中美洲国家要比东欧曾经的共产主义国家更具压制性。[12]他提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恐怖主义国家,但美国却属于独一无二之情形,因为美国是官方的(officially)国际恐怖主义,并且在一定规模上令它的对手(比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苏丹以及北朝鲜)自愧不如。”[13]他把阿拉伯对以色列的敌意完全视为以色列侵略之产物––––他不承认以色列存在任何合法正当的安全忧虑,也不承认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任何战争可以描述为以色列的防卫。[14]他否认有关柬埔寨红色高棉屠杀了一百多万人的报道,据说“权威顶尖的专家……得出结论称,屠杀(executions)的人数至多只有几千人;那些人居住于红色高棉有限影响以及并不多见的农民不满的地区,在那儿,残酷的报复性屠杀因美国的毁灭和杀戮所导致的饥荒之威胁而加剧恶化。”[15]可是,乔姆斯基从来也不承认错误。


乔姆斯基的十多本著作和文选,当然也并不是没有包纳有益的信息以及趣味横生、亦真亦幻的陈述,正如当他称西奥多·罗斯福是一位“狂热盲信的种族主义者和胡言乱语的沙文主义者(jingoist)”时那样。[16]然而,这种腔调连同片面性的特征却是非常典型的。乔姆斯基对原始资料的运用毫不加以批判,并且他的方法论也令人失望不已––––他只是简单地进行论题的转换。假如有人论辩道,若是有关防止对阿族人种族灭绝的尝试贯彻不力,则对科索沃的武装干涉便有道德价值,乔姆斯基就会以反问的句式回答道:我们没有保护库尔德人免受土耳其人侵犯、没有保护东帝汶人免受印度尼西亚人侵略、或者没有保护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免受以色列的犹太人欺侮,又当如何呢?


在乔姆斯基看来,诉诸武力永远不具正当性,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清白无辜的。然而,当一个既非美国、亦非美国盟友的国家或者群体诉诸武力时,则有可能被原谅。乔姆斯基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和平主义者。他所信奉的那种信条––––他将其视为不言自明地绝对正确,并且也不试图进行辩护––––说明了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把政治伦理与个人道德混淆一起的普遍性错误。[17]美国一位公民个人一生完全可以不杀害或不统治任何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大国可以脱离对人民的统治、以及不导致人们被杀戮而能够生存发展。


尽管乔姆斯基的政治作品大多数涉及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不过这些作品却抛锚固定于经济学理论之上,这种经济学理论在特征上属于马克思主义,它否认资本主义是一种具有生存力的经济制度。他相信,资本主义要维持漂浮前行,只能依靠剥削、欺骗和威胁工人;只能依靠控制和剥削落后国家;只能依靠镇压一切替代性经济制度的尝试,比如社会主义;并且只能损害家庭和儿童。[18]因此,乔姆斯基预测道,在苏维埃体制崩溃后随之而来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兴起,将会导致东欧、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贫困化;将会促使西方富有的国家包括美国,转变得更加接近于第三世界国家;并且,简而言之,将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经济状况的恶化。[19]他宣称,中央计划、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以及其他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至关重要,他指向日本和德国的国家主义政策,并认为,这些政策的运用正是日本和德国经济成功的关键。[20]他把我们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敌对,归于这一政权经济成功以及人道主义胜利(humanitarian successes)原因。我们针对古巴的“恐怖主义战争”,“系由约翰·F·肯尼迪发动的。这一行动与共产主义毫无干系。没有任何俄国人参与。这一行动想解决的是这些古巴人把资源配置给不适当的人了。他们正在改进人们的健康标准。他们关注着营养不良的儿童。因此,我们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恐怖主义战争。”[21]


就困扰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市场的质量问题而言,乔姆斯基属于不可回避之例证。[22]当然,并不一定是最佳事例。知名出版社(The establishment press)一般来说不出版乔姆斯基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23]当然,我并不清楚,这到底是他本人的选择,抑或还是知名出版社的控制。然而,在大学的校园之中,他却拥有着无数的追随者,他经常在大学发表演讲,他的反美主义在国外也大行其道。并且,媒体非常频繁地提到了乔姆斯基,当然主要是提及他的政治观点,这促使他挤身于最频繁提及的前100位公共知识分子之列。[24]


从一种比乔姆斯基更负责任的层面上入手,但仍旨在说明学术公共知识分子轻率鲁莽地冒险越出其专业学术领域的共同倾向,我们可以将著名的物理学家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作为例证,他在《纽约书评》中自称为一名科学哲学家,尽管他也承认,他对这一领域知之甚少,并且他陈述了在哲学上令人疑云密布的话语(apothegms),比如,物理定律(the laws of physics)是真实的与摇滚乐是真实的,属于同等意义。[25]这一特定的话语在哲学上是天真浪漫的,针对这一指责他为自己辩护,他说道,当他在说摇滚乐和自然规律的确属于“同等意义”时,他业已补充了“不论那是什么”一词。[26]这可是一种损害性的自认呀。如果他不知道,在什么意义上摇滚乐和自然规律是真实的,那么,他如何知道它们在同等意义上是真实的呢?它们看来似乎并不在同等意义上的真实。摇滚乐是实际的物体;而自然规律是我们相信贯穿于某一特定领域的联系或者规则(relations or regularities)。摇滚乐可以通过观察得到;而自然定律则是经推断得出的。摇滚乐相对于自然规律,就正如汽车的引擎相对于它的马力一样。


物理学家温伯格尝试就毗邻的科学哲学的“软”(或者更软的)学科进行探索,而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则业已就神学的“软”领域尝试研究,他主张,科学与宗教分处于非重叠性领域––––在科学的情形下为事实,在宗教的情形下则为价值。[27]这意味着,宗教提出的与科学理论或者科学观察不一致的每一项事实性断言,皆不妥当,正如未经许可进入科学领域一样。这提出了科学真理对宗教真实的问题。实际上,这只是温伯格谬误的哲学推理的变种。他们两位都反映了天真的科学实在论。正确的论断是,部分宗教派别提出的主张,比如,认为地球只有六千年的历史,或者胎儿在妊娠时便赋予了灵魂,这些主张要么是科学的错误(比如,关于地球时期这样的主张),要么根本没有科学根据,因为它们无法运用科学已知的程序进行测试,例如胎儿具有灵魂的主张。但是,倘若要宣称这些主张是错误虚假的或者毫无意义的,那么,只有当正确性的科学标准被视为法宝(trumps),方才可能,而要作出此种决定是不可能源自于科学本身。科学无法证明其高于圣经之权威。古尔德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issue)。


古尔德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弗洛伊德很早就提出了一个观点:科学与宗教之间的职责区分,即把事实分配给科学,而将安慰(consolation)、道德以及“更高的真理”留与宗教,这种划分将促成宗教权威的丧失。[28]因此,古尔德的一碗水端平不过是一种伪装。倘若剥夺了有关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人类、耶稣基督并没有人类的父亲、人的肉体死后仍有灵魂存在的事实之断言,基督教便会褪变成为一个虚构的故事、一个神话的传说;它的道德训诫、仪式典礼以及宗教教士,将会演化成一种互助会或者其他社会俱乐部的学说信条、风俗习惯以及管理人员。其他的宗教也经历了同样的衰落。真的令人难以置信,古尔德对宗教竟然是严肃认真的。


古尔德的著作阐明了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风格,这些也许可以称之为“求异”或者“求同”,后一种风格指激烈论辩主题的一方的同党,自称航行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航线,他蔑视他们的极端主义(extremism),但事实上,他却把全部有利的论辩分配给自我(他人却毫无察觉)一方。卓越的法学教授和公共知识分子劳伦斯·却伯(Laurence Tribe)撰写了一本有关人工流产的著作,该著作旨在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寻求一条中庸之道, (正如该书的副标题表明得那样),而实际上,他激烈反对支持者的观点。[29]迈克尔·麦克尼尔(Michael McConnell)在对此的一篇评论中指出,“却伯教授就反对人工流产者的伦理观点、科学主张以及法律论辩知之甚少以至于不能对他们作出解释,他对于支持生命权的人(pro-life people)太不熟悉以至于也不能理解他们的动机或表达他们的忧虑,他过多地专注于自己的视角以至于无法透过他人的眼睛去看待事物,并且,一位法律人如此太过分以至于撇开了进行论辩的机会,哪怕是片刻的论辩机会。[30]1992年,在麦克尼尔的评论发表一年之后,却伯出版了该著作的第二版。尽管这一著作第二版讨论了1992年6月裁决的一宗案件,这一时间几乎就是麦克尼尔评论发表一周年之际,然而,却伯却根本没有提到这篇评论,也没有尝试就麦克尼尔批评的任何部分作出回应。


古尔德最闻名遐迩的作品是《人的错误量度》,[31]第一版就销售了10万多册,该书试图揭穿主要由早已去世的心理学家和进化论生物学家提出的有关主张,即人类的智力变化取决于遗传,并随着人种而变化。既然古尔德是一位生物学家,那么他看起来应该一直在他自己的领域内写作。这种表象却是欺骗性的。古尔德是一位古生物学家(paleontologist),但并非一位智识问题之专家。古尔德的创作虽然不象伊莱因·斯卡里(Elaine Scarry)超出本人的领域那么遥远(斯卡里是一位围绕著名的飞机失事撰写有关技术原因文章的英语教授),[32]但仍然超出了他专业研究的范围以外。学者们批评这本书存在着倾向性、政治偏见、形形色色的歪曲,尤其是否认诸如智商(IQ)之类东西的存在(即综合智力存在着实质性的遗传成份)。[33]古尔德称这种信念为智商存在的“物化(reification)”,理由是,你不可能在人脑中指出哪些东西属于智商。那等于否认马力或者任何其他的抽象的存在。但是,“物化”是一个哲学的概念,而不属于科学的范畴,因此,我们不应该期望古尔德能够熟练灵巧地运用它。


这本书存在着自我参照方面的问题:早期就智识问题撰文的作家因错漏陪指责为种族主义者,而古尔德尽管承认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却否认政治偏好(political predilections)对他分析的影响,与此同时,注意他有关进化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特征––––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他将其类比为政治革命。[34]既然马克思主义推行革命,那么,他将革命视为通常理解的进化(一种相当自然的过程)之对立面,便令其困扰不休。他把自己的政治展示出来——事实上,他是把他的政治学嫁接到他的科学上去,通过间断平衡的概念将他的政治和科学相结合––––人们本来想古尔德可能会更多同情有政治动机的智识试验者。


古尔德也作出暗示,由于科学家过去对智商的错误认识,因此如今不可能信任他们,这是正确的。然而,他再次认为自己不会有这种可能。


1996年,古尔德推出了《人的错误量度》一书第二版。但第二版并未就学者们对第一版的批评作出回应。古尔德解释道,推出第二版的时机,是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和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出版了《钟型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并且事实上,该著作第二版唯一的实质性修订便是补充了对《钟型曲线》一书的批评。《钟型曲线》系一位心理学家和一位政治学家联手,试图确立与古尔德相反(contra)的有关智商实体性和遗传性的理论。该著作最具争议性的特点是他们宣称,白人和黑人之间平均智商的实质性差异(黑人的平均智商要低于白人平均智商一个标准的方差,即黑人与白人的智商之比为85比100)具有遗传的成份,这也是最令古尔德满腔愤怒之所在。[35]古尔德对赫恩斯坦和穆雷的主张作出了大量的技术性批判,而且最为显著的是,他坚持认为,他们的作品属于一种“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宣言。”[36]这只是换汤不换药,把茶壶说成是黑色的茶罐而已。《人的错误量度》第二版的引言强调把注意力放在古尔德本人的政治学上,并承认了准备该书第二版的政治性动机(页38-39)。他敬慕地把乔姆斯基编织成为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页45)。


一方是古尔德、而另一方是赫恩斯坦和穆雷,他们之间科学的争论要比看上去更小一些,而这便是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人的错误量度》和《钟型曲线》,尽管都属于学术性著作,但皆由商业出版社出版,并定位于普通文化的社会公众,而且他们还提出了强烈有力、引人注目、在政治上指责其对方立场的主张。然而,真正体戚相关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igence)”的概念,来自于对个人在各种智力测试(语言测试、空间测试、数学测试、记忆测试)中的表现所进行的观察,这些智力测试尝试对受测试人的教育或信息中倾向于有实证关联的差异进行抽象。这种相关性意味着,拥有一系列多才多艺的智识能力,并因此能够预测到,在广泛的职业和活动范围内,一个人相比平均水平做得更好或者更坏的概率––––事实上,上述范围涉及有关智力支配身体的几乎任何事项。各种智力测试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并因此可以推测正在测试的智力技能的相关性,都不是完美的。这就是为什么认为一个具有数学天赋的人可以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富于洞察力的分析是极其危险的原因之一,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特定领域的训练和经验属于就相关领域作出重大贡献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光有智力和常识是不够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专业化知识的时代。


古尔德尽管否认智商是一种“事物”,但他并没有否认不同智力测试之间的相关性,也未表明,声称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具有“更高的智商”是毫无意义的或者误导性的。他并不把智商视作毫无意义的概念。他不怀疑人们之间智商的差异存在着遗传的因素(页33-35、37),也不否认黑人和白人的平均智商之间存在着一个标准方差的差异。但是,古尔德认为,智商的遗传成分要小于赫恩斯坦和穆雷所主张的,并且考虑到种族如此混合,故而他相信,智商的种族差异与遗传根本没有关系。他还质疑,智商是否就是像赫恩斯坦和穆雷所相信得那样,能够准确地预测世间的成功。他也许是正确的。[37]他批评赫恩斯坦和穆雷(正象其他人所作所为那样)构造了一种夸张的印象,即他们对于智商与世间成败之间相关性,夸大了其统计学上的说服力,这一点是恰如其分的(页374-376)。


但是,古尔德将赫恩斯坦和穆雷的作品描述为,“智力理论作为一种整体归一、可以排列(rankable)、遗传基础以及大脑中最不可改变的事物之理论”“只不过是一项冗长的摘要”,这可误会了他们著作的特征(页35-36)。赫恩斯坦和穆雷相信,遗传的成分占据智商的60%,[38]因此给文化和其他环境改变智商的作用留出了广阔的空间。60%也许是一项过高的估计。显而易见,古尔德也认为如此,但他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估量,因此,论战双方之间实际的差异仍然处于相当浓厚的疑虑之中。倘若他们的论辩仅局限于学术期刊,战火并没有连绵延伸至公共竞技场的话,那么,当掩去政治性的弦外之音时,应该承认,它只是:至今为止不可能或者尚未决定性解决的一项技术性争论。


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位种族问题的自由主义者,曾对《钟型曲线》一书进行过严厉的批判,他说道,《人的错误量度》以及里昂·卡明(Leon Kamin)撰写的一部类似作品,皆“严重地依赖于暗讽(innuendo)和以交往获罪(guilt by association)为基础的主张,并且这两部作品都不承认存在着充分依据的如下事实,即智商不仅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预测的权威,而且也存在着实质性的遗传因素。”[39]


由于赫恩斯坦和穆雷是面向普通读者写作的,因此有必要指出这一点,他们决定撰写有关智商和种族的一章属于一种修辞性错误,除非他们创作该作品的主要动机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主张智商具有较大遗传因素、以及黑人的平均智商确实低于白人或者亚洲人的平均智商,这种书读来很可能被视为主张黑人是一个智力低下的种族。实际上,这样的前提并不能支持该结论。智商的遗传因素在各个种族之间也许是同样的,然而,倘若黑人的环境条件远远没有其他种族那么有利,那么,将会存在某种智商的系统性种族差异。不过,智商应该是可以补救的。既然“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拥有超过学校对他们要求的学习能力”,正如桑斯特姆夫妇(Thernstroms)所指出得那样,[40]故而《钟型曲线》一书有关种族的讨论毫无意义,除了它潜在的煽动作用之外。他们论辩道,黑人的教育潜力受到了不明智的社会政策的压制。[41]当那些政策被矫正时,人们将有充分的时间就如下事项作出决定:在一种完全属于精英主导的雇佣和提升的经济中,智商遗传成分之中一些残留的种族差异,是否会对特定种族成员占据着特定的小部分工作施加一些限制。


乔姆斯基、温伯格、以及古尔德(更别提爱因斯坦了!––––参见本书第二章)属于在其学术领域以外有能力面向普通读者撰文写稿的学者。但倘若因此推断,他们作为在其学术领域内有能力面向普通读者写作的学者,能够保证始终如一地创作出高品质的作品,则是大错特错的。保罗·克鲁格曼,一位令人肃然起敬、专长于国际贸易的经济学家,他耗费了漫长时日,为普通公众撰写经济学作品,并在最近成为《纽约时报》主打的经济学专栏作家。在1990年出版一本著作中,他主张这样一种事实,即某一特定国家拥有某些世界市场的主导性份额(a commanding share)通常出于历史的偶然,而并非源自于优势效率(superior efficiency)。[42]他把表明这一点的经济学理论,以及他认为对于国家是否应该选择自由贸易政策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可能并且尤其可能会揭示,“存在着这样的时期,即为了迎接国外竞争者而对某一国内产业大力扶持(aggressive support),是符合国家利益的”(页238)––––他将其称之为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的“柯蒂革命”(页244)。


根据戴维所说,我们用来打字和连接计算机的柯蒂(QWERTY)键盘*的设计,旨在限制打字的速度,以防止对按键产生经常的干扰。但随着电子打字机的出现以及文字处理的改进,这一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由于就生产新颖、更效率的键盘在生产商之间达成一致需要成本,并且对无数已经习惯旧式键盘的人们进行再培训也需要成本,这些限制导致我们依然沿用旧式键盘。[43]这表明,倘若不可胜数的人们必须或多或少地立即改变他们的行为(尤其是习惯性行以及其他根深蒂固的行为),那么,即使改变具有非常大的积极收益,也可能为相关成本所淹没。


克鲁格曼对戴维的论文无比推崇,而完全不理睬其他两位经济学家对这篇论文的严厉批评,这两位经济学家论辩道,戴维把历史全搞错了,并且戴维兜售的替代性键盘并不像他的发明者所宣称得那样,要比柯蒂键盘更富于效率。[44]莱布维茨(Leibowitz)和玛格里斯(Margolis)也许正确,也许错误,然而,由于克鲁格曼没有提及他们的批评(就本人所能确定的情形而言,他从来都没有回应过这些批评),[45]因此,甚至当克鲁格曼撰写该著作时是否知道存在这些批评,他却此种疑虑留给他的读者们。尽管读者们也许知道,克鲁格曼的论辩只是依据于一篇他本人尚不知悉业已被驳倒的论文。


对于如下有关“柯蒂革命”、以及将战略性贸易政策(strategic trade policy)取代自由贸易政策(页229)的一些奇闻轶事之证据,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英国在飞机的生产方面曾经处于领先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的喷气式战斗机在技术上优于德国和美国的战斗机,并且,第一架商用喷气式飞机事实上是英国而不是美国制造的……为什么英国丧失了他在飞机制造方面的地位呢?……20世纪50年代美国军方巨额订单帮助美国的公司在喷气式飞机技术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英国一旦被驱逐出国际飞机市场后,它就缺乏知识、供应商以及熟练技师等基础,而只有具备这些,才能够促使英国重新进入国际飞机市场。(页238,注4)



然而,真实情况却是,1940年英国战争时期使用的超级舰队喷气式飞机,与梅塞施米特式109型战斗机[46]基本相当,并且先进于美国生产的任何战斗机,不过美国当时正在加速军用飞机的生产。而在二战后期,美国的战斗机已经胜过了英国的战斗机,并且德国也开始生产了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喷气式飞机的机型小、单发动机,并不是商用客机的原形。英国在战争期间中制造出了四引擎轰炸机,但没有一架能够与B-29型轰炸机相比,B-29型轰炸机自1944年便在美国空军中服役。并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飞机制造的规模大大超过了英国。1944年是两国战时飞机生产的顶峰,美国制造了96,000架飞机以及257,000台发动机,而英国只生产了26,000架飞机和57,000台发动机。[47]进而,甚至在战前军事定单很少的情况下,美国在民用运输飞机的制造上也远远领先于其它工业国家。[48]


军事定单对于美国战后飞机制造业的强盛也许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认为损害了英国飞机制造业的中央集权(this statist factor)因素,却没有相关文献的支持。[49]更重要的是,对英国航空业实行国有化的英国工党政府,“作为英国欧洲航空公司(BEA)以及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它们皆属政府拥有的航空公司)*的所有人和监管人”,没有“运用它实质性的权力、鼓励足够强大的飞机制造厂来与美国的飞机制造商相抗衡。”[50]并且,尽管英国制造了第一架喷气式客机,彗星号(the Comet),但这种飞机除了不经济这一点类似于最终的成功者即协和式飞机之外,在安全方面还存在着糟糕的记录,导致其被迫停止服务。[51]


本人的观点,并非指克鲁格曼对国际贸易的分析存在错误;我没有资格如此陈词。也并不是说路径依赖是一种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无关紧要的现象。我的目的只是提请读者注意,由于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缺乏过滤和监管学术出版物那样的常规的监督者,因此,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对证据的把握不太经意。为了避免对克鲁格曼作为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或者我对他的看法产生误导性印象,必须作如下补充,克鲁格曼并非一位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没有考虑美国应该追求战略性贸易政策之类的东西,即便这种政策可能具有某些理论上的经济召唤力(economic appeal),并且,他对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和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经济学家提出的思想、他本人称之为“竞争性的国际主义”发起了激烈的批评,因为这种观点认为,美国经济的健康决定性地依赖于国际竞争,并因此取决于国际贸易政策。[52]


加里·贝克尔,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位登峰造极的经济学家,他迄今数年以来,一直在为《商业周刊》撰写专栏文章。大多数专栏文章可以归为本人所称的“自我大众化”以及”本人领域的政策建议”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类型,并且我已经说过,它们相对而言没有太大疑问。贝克尔学术著作与众不同的广度,使得他能够驰骋于形形色色、广阔无垠的政策问题之原野,而不偏离于他的学术专长领域。然而,即便是贝克尔,其学术能力也存在限度,他在一篇专栏文章中就超出了这种限度,在该文中他敦促修订宪法,规定联邦法官的任期不超过12年,或者就联邦最高法院法官而言,任期不超过16年。[53]


这篇专栏文章宣称,在19世纪,“一般说来,法官就其自身目的来说只拥有相当有限的个人观点”,而当前的情形已不再如此了。如今的法官不可能抵抗,“通过对先例、法规、以及宪法条款的创造性阅读而造法”(页236),并且导致的结果是,“司法人员事实上已经成为第二类立法机关”(页237)。就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尚没有进行经济学研究;并且,律师们将毫无障碍地列举那些联邦法官对其作用采取一种宽泛、事实上属于奢侈观点的19世纪的判例,而其中的德里德·司各特(Dred Scott)案件属于最声名狼藉的判例。但是,这一专栏文章又继续声称,“就像其他职业一样,法官会受到各种影响,包括渴望在朋友和媒体中大受欢迎,什么是公正、以及什么是政府的适当功能的通行观点,以及法官作为研究者和执业律师曾经接受的其他观念,都会对他产生影响”(页237),并且,这可以视为一种法官作为自利(self-interested)因素而非公益因素的经济理念之暗示。然而,该文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因此所描述的司法效用函数应该会导致法官积极主动(to be willful)(抑或说,为什么19世纪的司法效用函数与现在迥然相异)。无庸置疑,法官们也希望他们的朋友、同仁喜欢他们;但是,法官的同仁、甚至法官的朋友,大多数又为其他的法官。有些人希望在大众媒体中抛头露面、为人所羡,不过媒体却非整体划一的;我们在第五章中将看到,存在着许许多多保守的杂志,在电视、尤其是在电台中,还有保守主义的对话节目主持人,并且,联邦主义者协会(the Federalist Society)、自由基金也向保守主义的法官提供热忱的资助。这儿没有所谓绝对优势的观点,像“什么是公平和什么是政府的适当功能”;一种富有影响的主张,准确地说,是法官在行使其权力时应该自我拘束––––并且,那也是法官作为研究者和执业律师时曾经接受的观念。[54]


这篇文章也没有解释,法官的任期限制将如何导致联邦法官更加克制。任期限制将的确赋予总统,“不重新任命某些法官的机会,比如,那些健康不佳、能力低下的法官,作出蛮横可恶司法意见的法官,或者对成文法和宪法进行不合理解释、从而坚持反对大多数人通行观点的法官”(页237)。可是,任期限制同样会授权总统不再任命那些坚持不得人心的司法自律(judicial self-restraint)方针的法官;贝克尔本人似乎也感到遗憾,联邦最高法院“还没有发现宪法对此种损害规模的约束”。[55]在《商业周刊》另一篇专栏文章中,该文写于倡导法官任期限制的那篇文章的同一年,贝克尔反对国会议员的任期限制,并解释道,“那些不可能指望任期长久的议员,会对他们的工作兴趣索然,并会花费时间来安排他们将来的职业”。[56]为什么同样的事实对于联邦法官不成立呢?


贝克尔曾经强调法律的稳定性在商事案件中极其重要。[57]但是,缩短联邦法官的任职期限将会增加司法的翻覆,从而削弱法律的稳定。它也会导致更难吸引富有能力的人才从事司法职业。任期安全可谓联邦法官补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倘若贝克尔将其建议限制在联邦最高法院的范围内,联邦最高法院目前审理的案件事实上主要是涉及政治的宪法案件,那么,他本来应该坚持更为强硬的立场。比如,德国设有一个特别的最高法院来审理宪法案件,并且该法院的法官任期为10年,不可连任。然而,贝克尔却期望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应该比其他联邦法官的任期更长。


保罗·克鲁格曼也不畏风险就法律主题指点江山。克鲁格曼运用网络零售商亚马逊在线为例来讨论价格歧视(price discrimination)问题,[58]他指出,这种歧视对于图书业来说是有益的。相对于边际成本而言,图书制作涉及到巨大的固定成本。一本书的制作非常昂贵,而一旦制作完成之后,实施复制则非常便宜。倘若把书以高价卖给认为该书对其存在较高价值的消费者,制作者因而便能从这些消费者身上回收固定成本,那么,制作者又可以将书以较低边际成本的接近价格卖给其他消费者,这促使其增加了利润。是零售商亚马逊在线、而非出版者实行这种价格歧视,这一事实则促使分析变得复杂化了。克鲁格曼没有讨论适用于出版者的收益(或者收益的绝大部分)机制。但假如他们研究了这一问题;我就会关注其他事项。在这篇专栏文章行将结束之际,克鲁格曼指出,亚马逊在线实行的图书歧视性价格是,“无可置疑地不公平:一些人花更多的钱,只是因为他们是他们”,以及“对我而言,它就似乎可以援用《罗宾森—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该法规定跨州界的价格歧视不合法(尽管更严格地说,惟有在价格歧视损害了竞争之时),来防止”这样的价格歧视。


他错误理解了《罗宾森—帕特曼法》。该法并不是宣布价格歧视的不合法;如果克鲁格曼所列举的普通事例属于价格歧视的话,那么,出版业中无懈可击的价格歧视,比如,一本书精装本和平装本的价格不同,这种不同始终超过了两种版本出版成本的不同,都将属于不法行为之事例。《罗宾森—帕特曼法》主要禁止的行为(除了毫无必要干预的行为以外),是向经销商和其他中介人销售的价格歧视。它所关注的是那种行为可能损害商品配置中的竞争。这一法规规定,价格歧视必须表明具有竞争性效应,[59]那便是这一规定的意义之所在。该法规并不关注向消费者销售中的价格歧视,除了极其特别的情形以外,即这种歧视可能属于一种针对实行歧视性价格卖方的竞争者的掠夺形式,而这也并非亚马逊在线价格歧视的特征。


此外,鉴于价格歧视极其普遍,就大多数情形来讲是可以承受的,而无须反对。就精装书和简装书的不同来说,克鲁格曼关于歧视性定价“不公平”的陈述也令人疑窦丛生。本人业已提及精装书和平装书的定价不同。其他例子还包括:剧院首场演出与此后的演出票价不同、提前购买与常规购买的价格不一样、周末价格与平日价格不同以及飞机经济舱与头等舱的价格不同。这样的事例可以信手拈来。


克鲁格曼并没有表示不赞成这些其他形式的价格歧视。不过他担心,亚马逊在线歧视性定价的形式(在该行业内称之为“动态定价”)将导致“一些人花更多的钱,只是因为他们是他们”:该公司“运用一位潜在购买者的电子指纹––––他先前的购买记录、他的地址、也许他曾经访问过的其他站点––––来衡量,究竟多高的价格可能令其放弃购买。倘若这位消费者看起来对价格敏感,那么就廉价地卖给他;倘若他对价格不敏感,他就需支付额外费用(强调额外一词)。更为普遍的价格歧视类型,是买方针对不同的消费者阶层确定不同的价格,而每位消费者可以自行决定加入哪一阶层(例如,是购买一本书的精装本、还是等平装本出版后再购买)。不过,价格差异是极其微小的。为参加葬礼而全费旅行的消费者,就因为其特殊需要而被迫接受歧视价格,而同样,由于课程急需且平装本尚未出版、而必须购买精装书的消费者,也受到了价格歧视。也许这些价格歧视的事例要比亚马逊在线所作所为“更公平些”。显而易见,克鲁格曼也这么认为。他断言,普通的价格歧视(尽管他认为这是不合法的!)无庸置疑是公平的,而亚马逊在线的所作所为则毫无疑问是不公平的,正是他这种断言才是太过放肆的。


与迄今为止我所提及的其他学者相比,卡米拉·帕格利亚(Camille Paglia) *属于一位虽不卓越顶尖但仍极其重要的学者,并且,她激情奉献了极度野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尽管还比不上乔姆斯基作品那么狂野。然而,相比到目前为止本章所提及的其他学者,除了斯蒂芬·古尔德之外,她可算是最为重要的媒体名人 (参见本书第五章,表5.3)。那本掀起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灿烂流星般职业生涯的著作,是一本由一家主要的学术出版社(耶鲁)出版、题为《性面具》(Sexual Personae)的、718页的学术作品。[60]该著作的主题,是在绘画艺术、尤其是文学之中性的颓废(sexual decadence)。这是一本见解独到、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表现的作品,尽管它有些固执己见、参差不齐以及通常都难以把握。正如《美国思想的终结》一书那样,它属于能够不可思议地激起广大社会公众共鸣的那些艰深的学术著作之一。在该作品出版之后非常短暂的时间里,作者便成了大众媒体之明星,她几乎就人世间的每一主题在报刊杂志上激扬文字,尤其是在电视台高谈阔论,[61]并且她的话语越来越狂野不羁、旋风般地吹卷飘洒。1994年,帕格利亚出版了《荡妇与流浪者:最新随笔集》(Vamps and Tramps: New Essays),该文集的第一篇随笔题为《拔出的阴茎》(实际上它只是英国一个电视节目的转述),该文的开始是这样的,“阴茎,我们应该保有它吗?抑或我们应该切掉它并把它丢弃?”(页3,强调系原文所加)。该作品以这样的风格继续行文,那些随笔的标题诸如《一只温和的母狗:我为什么喜欢希拉里·克林顿》(Kind of a Bitch: Why I Like Hillary Clinton)(页176),最后则以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帕格利亚的卡通集、以及60页有关她的文章的简短摘要结束。


帕格利亚把自己定位于一位双性恋者,故而对女权主义运动以及其他所有形式的政治正确持有敌意(“因为我是一位色情作品的作者,因此,我与凯瑟琳·麦金农和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唇枪舌战,页107––––摘自首发于《花花公子》杂志的一篇文章)。因此,帕格利亚在公共知识分子生态系统中占有她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因此可免于接受将提供紧密替代的竞争),她在自我提升中冷酷无情,[62]并且也缺乏任何口头上的拘束,帕格利亚业已成为在美国社会公众中最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在她的疯狂之中,也并不是没有方法。尽管她的作品狂野不羁,但没有人会否认,她对法国后现代主义者雅克·拉康的描述相当地公正:“拉康:这位法国迷雾笼罩着的机器(fog machine);一位身着灰色法兰绒、没有牙齿却啃着骨头、令人烦忧的学术小子;一位可泣可笑、斗篷飘洒的德古拉勋爵,沉缓地拖拉着他成群的仆人进入地穴。拉康一件缩水到容纳索绪尔瘦弱的身躯的弗洛伊德T恤衬衫”。[63]而当她评论有关同性恋研究的两本著作时,她的观点也非常正确的,她抱怨这些著作的“政治性包装”,即抱怨两位作者宣称的其作品收益的一部分将捐献给一个爱滋病基金会的事实––––并且评述了“公开宣称某人自己慈悲胸怀的那种伪善和法利赛主义”,以及那种精妙的强制(coerciveness),即“暗示着:不要对这些作品作出消极的评论,否则你将会损害这些著作的销售,并导致更多人的死亡”。[64]不过,也许我正在以不适当的标准来衡量她––––可能帕格利亚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应该归于娱乐之类,并作为娱乐作品来评估,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贡献知识的努力。但是,即便把她的著作归于第二类,这些著作的质量也并不会低于乔姆斯基作品的质量,或者不会次于古尔德有关科学和宗教的著作。然而,乔姆斯基和古尔德却是科学家(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品牌,属于认知科学的一种形式)。科学社群的规范在规范等级体系之中居于较高地位,它们是精确无误、思想开阔、无私公平以及逻辑性的规范,而乔姆斯基和古尔德却在他们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中经常地(以及保罗·克鲁格曼,一位杰出的经济家,也偶而地这样)嘲笑这些规范。这就支持了我的主张,即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他们在面向社会公众写作时就如同在悠闲地渡假。


但是,让我们不要失去对前景的期望。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们也撰写过许许多多的优秀著作和文章,在重大的问题上有助于启发社会公众,尽管这些作品的大多数致力于消解其他公共知识分子所造成的损害,而其中部分最佳的作品在赢得读者方面存在着障碍。没有任何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比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1962年)更倍受冷落的了。当该著作首次出版时,甚至根本没有重要的出版物对它进行评论。[65]正如我们在本书第7章将看到得那样,一些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具有登峰造极的文学特色。也有一些作品属于非常优美的读物,尽管它们的判断完全错误,比如爱德蒙·威尔逊关于共产主义历史(《走向芬兰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的作品、以及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1927年访问莫斯科的回忆录。不过,具有文学特色的学术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毕竟还是寥寥无几。


导致评价复杂化的因素是,尽管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平均质量不高,但围绕平均数的落差却非常大,有时甚至在同一部作品中也相当严重得参差不齐。戴维·里斯曼,一位闻名全国的学术公共知识分子,[67]他在1952年首次发表的一篇才华横溢的文章中既提出,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夸大了极权主义洗脑的效果,并且,腐败堕落最终将损害苏联意识形态的要求以及政治的完整性。[68]正如我们参考第七章开头部分将见到得那样,他在两个方面都是正确的,尽管他不恰当地将该小说对极权主义持续力(totalitarianism’s staying power)的夸大归结于奥威尔,这一点我们也将看到。然而,在同一册书的另一篇文章中––––正如该文标题所示––––(1957年)他预测美国人对物质产品的欲望将会很快达到饱和。[69]对于里斯曼就此类无稽之谈所作的论辩,所有的人都只能说,那是因为他呆在一个声名显赫的公司里罢了。一年以后,我们发现,汉娜·阿伦特将德国战后的经济“奇迹”归结于破坏与生产具有同一性这样的事实:“在德国,完全彻底的破坏替代了世上所有物品皆发生通货膨胀的无情过程,这一情形就恰似我们当今所处的浪费经济的特征。所造成的结果几乎是同样的:正如战后德国表明的那样,迅速发展的繁荣并不是由于物质产品的丰富,也不是基于任何稳定、既定的东西,而是依靠自身的生产和消费过程。”[70]换言之,战争和消费就是一回事––––这是一种奇异古怪的观点,它与20世纪50年代普遍相信的繁荣依赖于高水平军事开支的主张密切相关,即耗费开支,旨在“生产那种只是为了被浪费的商品,这些商品用于破坏或者……鉴于它们很快就要变成废品而销毁它们”。[71]


另一位闻名遐迩的公共知识分子,与里斯曼同样的社会学家,理查德·塞内特(Richard Sennett),多年以后在一本著作中提出了一项类似的观点(因此列举的理由更少),倡导消解生产力和成功的所有物质性和精神性动机:“一个充足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物品,而是怎样消耗它所拥有的物品。”[72]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批判。正如我们在第七章中将看到,这也属于公共知识分子固执己见的错误谬论之一。



在要求一位学术人员(并且,这令人想起了本书的核心是针对学术公共知识分子)直接就焦点论争发表评论的情形下,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质量尤其风雨飘摇。学术时机(Academic time)并不是实在的时机(real time)。学术人员习惯于在得出结论之前,利用空闲时间进行深入广泛地研究。而当要求他就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发表高见时,他就像是一条离开水的鱼儿。当然,也存在例外情形;[73]但是,本人以为,我已经正确无误地辩别出了这种趋向。就科索沃行动而言,这一点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并不仅限于学术人员):“与新闻报道同时推出的,是政治家、评论家、专家以及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们枪林弹雨般的各种高谈阔论……一般来说,有关这些高见的著述对于事件的解决、以及为什么发生这些事件基本上是毫无效用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世界历史性(world-historical)的反应,与一位19岁的记者仓促匆忙写作的新闻故事相比,前者证明是更加短暂易逝。”[74]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公共知识分子们有关克林顿弹劾案的即时评论。就戴维·弗拉姆(David Frum)、一位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莱温斯基丑闻中关键的问题……[是] 属于婴儿潮*的人们之核心观念,即如下信念:性,只要当事人合意,就永远不应该接受道德的审查”,[75]而对于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阿瑟·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来说,“迄今为止,那位独立检察官的所有指控,皆源于总统有关其性生活的谎言……一个人就他的性生活撒谎并不是滔天大罪……绅士们有关他们的性生活总是谎话连篇。只有卑鄙下流的人才会原原本本地公开他的风流韵事(love affairs)。[76]因此,在弗拉姆眼里,克林顿是一位没有性道德的人;而在施莱辛格看来,他却是一位绅士。这两位学者皆利用他们有关性道德的不同意见,模糊含混地掩盖实际论辩所针对的行为––––性仅仅只是这种行为的催化剂––––涉及到各种妨碍司法的行为;克林顿完全不畏后果,不顾总统之尊严,反反复复对其助手、内阁成员和社会公众说谎,并且还进行诽谤、装扮成虔诚的姿态以及虚假忏悔。倘若正如本人引用弗拉姆的那段文章表明,反对克林顿的关键,并不因他是一位骗子或者一名罪犯(这是因为右翼人士对于伊朗门事件的参与者所触犯的罪行并没有表现出愤怒),而是他的个人行为和态度令人厌恶愤慨,那么,他的辩护者主张要防止对性自由的清教式的攻击,就不能够仅仅当为一种宣传而打发。


学术人员被新闻界逼到了狭小的角落,他们必须即兴地发表高见,同时,对于有机会参与热点(electrifying)事件也会感到兴奋不已,不过他们关于克林顿事件的评论却是不甚准确、大同小异或粗枝大叶的。如下是一位卓越超群的社会学家、为《新共和》以及其他知识分子杂志撰稿的多产作家,阿兰·沃尔夫(Alan Wolfe)关于这一丑闻的评论:



美国人民正在原谅他。我们喜欢给他人第二次机会,而克林顿则可以获得这样一个的机会,因为他只是个淘气的男孩,并且你应该原谅那些淘气包……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宽容的极限。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想,我们正生活在纳撒尼尔·霍桑时代的麻萨诸塞州。[77]



难道沃尔夫可能一本正经地为克林顿不正当的行为开脱,把它说成一个“淘气男孩”显而易见可以谅解的行为,并且假定对克林顿的批判仅仅只是性态清教主义的产物吗?


在克林顿危机的过程中,面向普通读者写作的自由主义哲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托马斯·奈格尔公开遣责道,“一出不体面的闹剧现已正在华盛顿拉开帷幕”。他连珠炮般地发出了一系列批判的强音:“用心险恶、令人烦闷、清教徒式的斯塔尔”、“可怕、狠毒的琳达·崔普(Linda Tripp)”、以及“对克林顿迷信崇拜、却又幼稚单纯的莫尼卡·莱温斯基”。[78]这些诽谤性的描述,不顾后果、毫无证据地贸然发表出来了(此时正当约翰·朱迪斯[John Judis]遣责媒体的这一报道,即“有关莱温斯基沾有精液的衣服的谣言完全毫无根据”),[79]并介绍了一篇摘录于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事件暴光前奈格尔在一家学术刊物上发表的长文的一部分。[80]在那篇文章中,奈格尔无懈可击地主张,人们有权保持其性生活的私隐,正如对其观点通行的概括那样。然而,同时发表的一篇短文却主张,就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事件的调查来说,奈格尔,正如弗拉姆和施莱辛格一样,把注意力从促成事件调查和弹劾调查的问题即妨碍司法问题上转移出去。


进而,奈格尔似乎已经忘却了––––正如当一位学术人员从学术研究转换调整到面对社会大众时,这种情形极为普通––––他在那篇长文中论述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私隐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责任。私人从事非传统行为的自由,其前提是避免对非传统行为的招摇;招摇将使之演变成为一个公共问题(a public is­sue)。[81]克林顿不希望他与莱温斯基的绯闻暴光。但是,他甘冒这一事件将成为公共问题的巨大风险。结果正如奈格尔所预料得那样,它创造了一个公共问题,而这一问题奈格尔在其学术论文中主张应属于私人行为。美国人的性道德是多元的。各种各样的观点––––有关通奸、口交、电话作爱、少妇与中年男子的性行为、以及雇员与老板之间的性接触––––同时并存;且这些观点之所以并存,部分是因为人们默示地同意,这些行为(最后那种行为的安全性最低)属于私人事项。克林顿通过强制这些观点之间公开展开交锋,从而引发了一场深怀恶意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奈格尔既对此保持缄默、不予评论,也不尝试调和他对克林顿-莱温斯基事件调查的遣责与他在学术论文中主张的矛盾,他在那篇文章中是这么说的,“对雇员或者学生的性威胁(sexual coercion)在法律上应该可以提起控诉,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82]鲍娜·琼斯(Paula Jones)正在指控一名雇主对其实施性威胁,而克林顿却诉诸一种不合法的策略,以阻挠她对指控进行证明的努力。


康德天才般地提出了反对撒谎[83]与赞同遵守法律规范[84]两者之间一条异常难于区分的界线,这些立场在现代哲学中依然继续存在。[85]像奈格尔这样的道德哲学家,一位康德的追随者,也许本来并不期望直截了当地批评总统,或者解释为什么一般来说抑或就克林顿总统事件而言,撒谎和非法行为并非严重的道德过失,既然正如西塞拉·博克(Sissela Bok)业已指出的那样,“几乎没有谎言是独立成篇的……它需要编织越来越多的谎言;撒谎者总是有更多修修补补的工作要做……撒谎者必须用以支撑他们的绝对能量(The sheer energy),是诚实之人能够自由运用的能量。”[86]但是,奈格尔并没有批评克林顿的谎言;并且,另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新共和》发表文章提出,克林顿总统不诚实地否认他与莱温斯基的性越轨行为,本来是可能“正当化(justified)”的。桑德尔引证了康德的观点来证明他的主张,即“在谎言和从正式意义来说并非不真实的误导性陈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87]康德倾向于在一切场合都将不撒谎的义务等同于陈述真情的义务––––即一种完全坦白的义务。他承认,有些沉默不具有欺骗性,而有些因沉默所导致的欺骗可以谨慎地正当化。”[88]然而,桑德尔没有提及的是,康德相信,“当我们无意陈述真情时,我们从来(never)也不会坦率地声称,我们愿意(will)陈述真情。比如,宣誓就必须作到最大限度地认真对待和坚持”。[89]克林顿就是在宣誓的情形下,否认与莱温斯基存在不正当关系的。


援引康德就是如此众多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毫无价值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事例。康德对于美国人来说根本没有共鸣。他的大多数作品晦涩难解。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阅读他的著作。他对宣誓撒谎的强烈谴责,对克林顿而言不再是一种尴尬,正如他拒绝坦白的义务对他也不是一种安慰一样。


在这场危机中,朱迪斯和桑德尔较早地就开始了挥笔撰稿,他们在对莱温斯基衣服进行DNA测试之前,在总统出席大陪审团作证之前,以及在1998年8月17日克林顿发表电视讲话承认与莱温斯基发生了不正当性关系之前,便撰写了不少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桑德尔把总统的行为描述为“善意的谎言(white lies)”,而朱迪斯则批评新闻报道不准确,当斯塔尔的调查有了进展以后,他的那种批评已经完全站不住脚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评论人对社会公众的误导已属显而易见。他们本来可以与他们最初发表评论的媒体接触,并且原本可以发布适当的声明,收回或者修正他们先前的主张,不过,他们没有这样做。


许多历史学家在《纽约时报》上签署了一幅整版公告,该公告宣称,“当前[对克林顿总统]的指控,背离了立宪者认定的弹劾理由。”[90]但他们没有为支持这一结论而进行努力;也没有提出任何有关运用“立宪者认定的弹劾理由究竟是什么”、来解决眼下争议的主张。试图作为弹劾克林顿总统依据的“弹劾理论”,被说成是“在我们历史上没有先例”,不过却没有说明这种弹劾理论究竟是什么。这种弹劾理论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可以援用有关尼克松总统弹劾调查的先例,即总统妨碍司法构成可弹劾罪行的理论。此处已不缺乏先例。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政治性弹劾”的理论,这一理论支持了杰斐逊派共和党人弹劾联邦主义者法官,比如塞缪尔·蔡斯,以及激进的共和党人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那是一种糟糕的理论,不过却也属于我们历史的组成部分,正如任何一位历史学家只要花费些许时间来看看弹劾史便能够得知。


这一整版公告的签署者之一杰克·拉可福,在签署前三周前曾发表过一篇文章,正象那篇文章的题目所表明的那样,它与整版公告核心的历史主张相互抵触。[91]该文得出结论说,历史不可能回答,克林顿污蔑者的主张究竟是正确抑或错误,这些人的主张是:克林顿的行为构成足够程度的行为不检,因此弹劾具有正当性。拉可福教授在谈话中承认上述矛盾,但解释道,他认为这一公告属于一种政治行为,而并非其真实观点之声明。


不可胜数的公共知识分子许可他人将其名字附在报纸的公告、公开信、请愿书或者诉讼摘要(参见本书第十章)中,仅仅这一事实,便是公共知识分子市场质量标准缺位的一项线索。几乎极少数的签署者对他们所签署支持的主张具有第一手的了解。并且,他们中很少有人会同意某一声明的实际措辞,因为这些措辞旨在包容声明发起人希望列名支持的人士之间的各种不同意见。


1998年11月,数百名法学教授签署公开信,请求国会不要弹劾克林顿总统,而这些教授之中几乎很少有人属于弹劾问题的专家,并且肯定说来,大多数人对克林顿弹劾案的有关事实只是稍有浮光掠影的了解。这封公开信陈述道,“即便总统就其性行为作了伪证,但这样的伪证也并未涉及到总统权力本身的行使”(强调系原文所加)。然而,对于业已细心关注弹劾案件调查的任何人来说,这一问题都并不存在所谓的“即便”;并且,那些没有认真关注弹劾案的人––––绝大多数人––––在他们作为法学教授的资格范围内并没有签署公开信的权利,因此这封公开信不能代表他们负责任的职业意见。[92]


卡斯·孙斯坦主张,这些并非宪法专家的签署者,“极有可能相信他们知道的业已足够––––源于训练以及源于大量与同仁的谈论––––故此合理地拥有见多识广的高见。”[93]然而,他们是和谁进行了大量的谈论呢?几乎很少的有法学院的哪位教员对弹劾法这一深奥领域有所了解。正如尼尔·德温斯注意到的,桑斯坦作为编者之一的那本厚达1800页的宪法判例著作之中,只有一页的内容是关于弹劾。[94]


德温斯提及了法学教授的其他公开信运动,其中一次是1987年包括2000余名法学教授的公开信运动,参加人数几乎占了美国全部法学教授的1/4,他们参与反对罗伯特·博克担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资格确认。[95]法学教授和历史学家并非仅有的冒犯者。针对克林顿总统(在实行弹劾调查之后)有关全国反导弹防御系统的提议,五十位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巨人签署了一封公开信,认为所提议的反导弹防御系统“几乎没有提供保护”。签名者中近五成属于生物学家或者化学家,并且其他大多数人则属于与那种试图击落导弹而不为假象所迷惑的科学毫无关联的物理学领域。[96]这些名声显赫的非专家的意见与反导弹防御系统论辩的相关性,就恰如名人签名一般。他们所发表的是政治性声明,而并非提出专家意见,不过他们却把公开信装扮成专家意见的模样。


然而,公共知识分子公开信写作的归谬法,是题为“大选危机”的整版公告,该公告刊登于《纽约时报》,刊登时间仅仅只是发现在2000年11月7日总统大选未产生明确优胜人的四十八小时之后。[97]这项暗淡不祥的黑边文件宣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根据一种全民投票以及选举人团的宪法上明确的多数原则,副总统戈尔业已当选为总统。”这一公告忽视了这样一种事实,全民投票的大多数原则并没有宪法根据;只有选举人团的投票才予计算(或者如果选举人团未能就候选人之一产生一个多数选票的话,则由众议院投票决定)。因此,“全民投票宪法上明确的多数”,这一术语只不过是一种胡言乱语。[98]该公告继续慷慨陈词,“为了保护美国民主的尊严及其合法性,消除最终选举结果中任何不准确的暗示(hint)皆是至关重要的”(强调系本人另行所加)。然而,在政治选举中,没有任何计票器能够完全准确地记录反映投票人的意图。既然所计数的皆属合法选票,因此,这就不是有意地不反映投票人的意图。即便投票和计数的机器毫无瑕疵,当然也无法绝对保障如此,也还存在着一些选票被投票者毁坏(比如,非故意地对同一职位投了一位以上候选人的票,或者误读了有关投票的指示)以及一些选民发生错误而选了自己本不想选的人等情形。要消除选举过程中任何不准确的暗示,是不可能的。


该公告宣称,“多达19,000张投向戈尔的选票也许被认定无效了”。其依据是,在棕榈滩县,由于该县运用了一种特别设计的选票(“蝴蝶选票”),这些选票数量被认为错误地投向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而不是因为,至11月10日仍不知悉的计票器(the machine count)已漏计的选票数量。所谓蝴蝶投票,系该县选举监管人、一位民主党人的智力设计。该设计旨在使总统候选人的名字打印得更大,而且印在首页,以方便该县的老年选民。


这一公告的结论是,呼吁佛罗里达州选举委员会,“探索各种选择,包括在棕榈滩县安排并监督举行新的选举。我们相信,除此则无法保存整个政治体制赖以支撑的人民之信任。”“除此”所指向的事物是晦涩难解的,不过它的暗示似乎为,恰恰只有重新选举才能够洗刷不明不白。然而,在12月12日佛罗里达州选民指定可靠的选举人团代表的截止期限之前,[99]该公告却对安排重新选举事项闭口未谈;应该准备新的选票,确定重新选举的日期,重开投票地点,安排配备重新选举及投票计数的工作人员,计算选票以及解决选举中的争议。考虑到在重新选举中,投票人将依据初次选举所不可能知悉的信息来投票,比如,其他州的选举结果,因此,这种补救方式是否就一定恰当,该公告对此并没有作出交待。公告也没有说明,是否应该允许民主党从那位责任重大的民主党官员设计的选票无效而获得优势。关于在其它州基于类似理由而重新选举是否适当,这一公告也没有说法。


同时发生,这一词语的重要性在于:总统选举假定为在全国的范围内同时发生,但时差的差异不予考虑,如果东海岸的选举结果在其它时区投票结束前公布,将会引起社会公众广泛的愤怒。仅限于佛罗里达州或者该州个别县的重新选举,将会因为选民知悉其他州的选举结果而大受影响;故要认可戈尔在全民投票中获得了大多数,会面临强大的道德压力。[100]一种不再重新选举的舆论很快便显山露水,并且,一宗请求重新选举的诉讼亦在佛罗里达州法院败诉。


该整版公告签署的落款为“2000年公民参与紧急事务委员会”,而在列名的成员中,包括一些卓越的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比如,布鲁斯·阿克曼、罗纳德·德沃金、卡斯·孙斯坦、迈克尔·华尔泽(Michael Walzer)、以及肖恩·威兰茨(Sean Wilentz),名单中还有其他一些教授、作家、新闻记者,另外还包括百老汇和好莱坞知名人士,比如,罗伯特·德尼罗(Robert DeNiro)、比安卡·贾格尔(Bianca Jagger)、保罗·纽曼(Paul Newman)、以及琼尼·伍德沃德(Joanne Woodward)。这可真是娱乐圈与学术界的水乳交融。


“大选危机”的整版公告缺乏平衡和深度。作为民主党支持者感情和愿望的声明,例如,来自娱乐界的人士签名,当然是无懈可击的。显而易见,那些人有权表达他们的看法。然而,学术人员参与签名其意何在呢?该公告表面上并没有反映学术探索过程的结论;这些签署者也不是有关选举法的专家,故而他们不可能在“危机”出现和公告写作之间的几小时内就形成一种系统综合、可靠负责的学术观点。这一公告所表达的观点是缺乏责任感的,它几乎是毫无压制地呼吁在棕榈滩县重新举行选举。在反对弹劾克林顿总统的事件中,阿克曼、德沃金、孙斯坦、以及威兰茨,皆异常突出,不过,他们否认他们的行为渊源于政治的党派性。如今,他们又在一则公告中作为签名者出现,无论该公告是否正当公平,它在某种程度上皆可以解读为,戈尔在总统选举之后的寻求补救的运动性文献。


第二天,同样也是那群人,当然也加了一些新人,但德尼罗和贾格尔的名字神秘地删掉了,他们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较小些的公告,盛大炫耀地以“我们人民”为标题。这一公告消除了前一公告有关救济措施的模糊之处,并且明确地敦促,“应该尽快要求11月7日[在棕榈滩县]投票的那些人重新选举……并且,在一些有疑问的县应该推行准确的手工计票。”[101]“准确的手工计票”这一词组掩盖了太多的含糊。[102]民主党此后所寻求的重新计票,涉及到不能排除模糊的、高度的主观性标准。并且,既然对计票器不能识别的选票重新计算,很可能有利于有关选区之中大多数人所支持的候选人,那么,手工重新记票仅限于民主党所选择的州,这样的建议听起来也不怎么合情合理。[103]通过如下评论:“共和党人权利受到了不法侵害,当投票仍在进行时,就把佛罗里达州过早地分配给了民主党候选人,这可能已经妨碍了共和党候选人”,“我们人民”披上了一件公正无私的伪装。然而,对于这样的不公平,公告又没有提出救济的建议。并且,正像我提及得那样,重新选举的建议已面临悬崖绝壁。


次日,其中一位签名的学术人员[104]给他的许多朋友和熟人发送电子邮件,声明他(并且他也相信,一些或者甚至几乎所有其他签名的学术人员皆如此,而且肯定包括罗纳德·德沃金)在11月11日公告刊发前没有看过或者核准这一公告,他本人也并不同意该公告的内容,同时他认为,呼吁重新举行选举是尚不成熟、不负责任的。然而,在这一公告发表几天之后,德沃金在一篇短文中,仍然以一种近似于支持民主党的另一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劳伦斯·却伯所建议的形式,[105]赞同重新选举,认为那是业已出现的选举僵局的最佳救济措施,尽管他没有直说,却暗示着,运用此种方式解决眼下的僵局为时已晚。[106]德沃金的这篇文章没有讨论该建议的任何缺陷。


蒂莫西·诺亚 (Timothy Noah)在探讨这两则公告及其后果时,得出如下教训,“正当知识分子草率鲁莽高谈阔论之时,知识分子观点的价值——与你通常从电台的电话谈话节目中所听到的相比,它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知识性和深度——却这样地失落了”,并且,“知识分子试图作出集体性声明时,看起来有些象是傻瓜。”[107]阿兰·沃尔夫把第一则公告称为“一种令人眩晕的运动”,并且认为,肖恩·威兰茨征求签名的电子邮件属于“一种拉选票的形式”;该电子邮件曾说,“在今天下午1点以前,向本人提供你能够签名的尽可能多名人的名字……主流人士。著名的/人们公认的。”[108]沃尔夫补充道,“学者们不论因其学术深度而具有多么崇高的声望,当它与名声的流彩闪烁联系在一起时,它就注定将烟消云散”,并且,“在他们匆匆忙忙去发表演讲时,这些在11月份签署公告的人就像是一些羽毛未丰的政客,而不太像尊严高尚的选民。”


但是,沃尔夫却没有留意他自己的意见。两周以后,我们发现,他声称,“布什将成为我们第一位真实的后现代总统,当被问及,可以称为第一位后现代总统的布什将如何成为获胜者时,他只能回答,这完全依赖于人们提出这一问题的视角”,因为“他含蓄地认可这样的观念,即[关于谁将真正赢得在佛罗里达州的总统选票]不存在事实真相,甚至会值得去操纵。”“作为一位后现代总统,布什将面临人们对他权威的挑战,这种挑战远远要大于克林顿所面临的挑战[他面临的挑战是,甚至对于一位政客而言,他的撒谎也是令人无法容忍],因为布什合法性的基础,将随着这样的主张而转移,即最终来说,他的获胜是真实抑或相反已没有关系……在一个超越真实和错误的世界中所选举的总统,将会发现这个国家不很容易治理。”[109]沃尔夫在这篇文章中承认了二种错误:一是本体论错误,即认为谁赢得佛罗里达州总统选举的问题与本人办公室有多少个电话插孔此类问题,属于同一顺序;二是认识论错误,认为否认一些事物是可知的,便是否认这些事物的存在。谁能真正赢得佛罗里达州的总统选举,这一问题首先取决于,什么应该作为投票来计算,而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在这一问题解决前,根本不存在谁真正应该获胜的事实问题。同时,这一问题也依赖于,合法投票是否包括纯粹的酒窝选票(dimpled ballot),正如民主党敦促的那样,而即便在我们知道合法投票的界定之后,要客观地决定谁是赢家或许也是不可能的。


2000年12月5日,布鲁斯·阿克曼连同其他几位宪法学教授向佛罗里达州立法机关呈交了一封公开信,宣称立法机关建议的总统选举人的特别委员会不合法。[110]联邦法律允许在选举“没有做出选择”的情形下,州立法机关任命总统选举人。[111]然而,该公开信主张,在11月26日佛罗里达州检票团认定布什作为获胜者之后,“如果佛罗里达州法院最终发现副总统戈尔赢得了该州的选票”,那么,“佛罗里达州再一次将并非‘没有(fail)’作出选择……取而代之的只是以一种选择替代了另一种选择。联邦法律仍然没有授权立法机关实行干预。事实上,因为总统选举人在11月7日进行投票,依据美国《宪法》、联邦法律以及佛罗里达州法是合法的,所以,根据《美国法典》第三篇第二节(3 U.S.C. § 2)之规定,佛罗里达州将‘没有’作出选择并不存在现实的环境。”由于忽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12月5日还非常活跃的可能性,直至12月12日为止,皆属于挑选一个州选举人的“安全港”日,[112]因此,佛罗里达州选举机会完全已成泡影,谁真正获胜的争议仍未能解决。“没有作出选择”的条款,是假设该州“已经就确定选举人之目的而举行了选举”(州并不要求如此行为),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没有确定选举人。那至少是对如下情形貌似合理的特征性描述,即当安全港截止期限届满时,有关谁获胜的争议仍僵持不下。考虑到存在一些可取性的机制,根据这些机制允许由选举人团进行选择,而无须国会干预,并能促使总统选举僵局能够及时解决,因此,这封公开信没有讨论上述解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2000年12月1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裁决,[113]戈尔随之在第二天承认选举败北,选举僵局因而宣告终结,这也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评论肆无忌惮地突发性展现。在这一裁决作出后几天、或许几个小时之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法学教授(《新共和》杂志法律事务部主任)杰弗里·罗森(Jeffrey Rosen)公开遣责,构成联邦最高法院大多数、阻止重新计票的“四位自负的男人和一位自负的女人”。[114]而指责法官自负自大是毫无意义的。这篇文章不甚准确地提到,四位自由主义法官“一致异议”(页18);事实上存在几种不同的法官异议,但没有四位法官皆一致赞成的哪一种异议。更为甚之的是,两位“提出异议的法官”支持法官的多数裁决,他们只是不赞成有关救济措施。(这五位保守主义法官相信,根据佛罗里达州法,12月12日乃是人工计票的截止期限。)法官意见即为法院意见(per curiam),是无须签署的;这样的法官意见非常地普通,并且罗森没有理由说,“这些支持选举有利于布什的法官们––––奥康纳以及肯尼迪––––害怕签署他们的姓名”(同上注)。罗森称奥康纳法官“腐化变质”以及“自鸣得意”(页20),并且声称,这一裁决已经“导致美国公民不能维持对任何形式法治的信仰,所谓法治只是无法超越自我利益的政治偏好的玩意,正如威廉·伦奎斯特、安东尼·斯卡利亚、克拉伦斯·托马斯、安东尼·肯尼迪、以及桑多拉·黛·奥康纳那样(页18)。


罗森的腔调得到了同一期《新共和》社论的回应,社论指出,“共和党的盗贼们,不论是身着法官袍抑或脱去了这身装扮,他们都安排了对佛罗里达州总统选举真理的镇压,并因此携2000年大选胜利果实落荒而逃。”[115]一周后,《新共和》的出版人(无独有偶,他是戈尔亲密的私人朋友、坚定的支持者以及早先的老师)指手划脚,声称布什是一位“伟大的篡位者”、“乡下白痴”,并指责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从事了一种“限制公民接近投票箱”的职业。[116]从表面上来对比,德沃金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强烈地批评了联邦最高法院关于终结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的裁决,敦促他的读者们,“不要把对联邦最高法院的任何一个法官的不记后果的指责,与对最高法院的伤害混合在一起”。[117]不过,他也指出,“为什么所有保守主义法官、并且仅仅只是这些法官表决结束了此种方式的选举,对此你很难发现一种值得尊重的解释。”[118]他急切寻找,可两手空空,因此暗示,指责十足的党派性毕竟是正确适当的。


法官们关注的是,他们的同仁是谁,乃至他们的继任者是谁,并因此疑虑满怀,在确定谁是下一任总统的情形下,法官的投票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受到某种欲望的影响,即倘若今后的四年内法官职位存在空缺的话,那么,将来的同仁或继任者是将由布什任命,抑或还是由戈尔委任,这取决于法官个人的意识形态倾向。然而,并没有更多的理由推测如下主张是一种保守主义法官的倾向,而非自由主义法官的趋向,即认为投票无罪开释克林顿的参议员们与投票对克林顿定罪量刑的参议员们相比,前者的政治性动机更少。这种利益冲突同样地影响了法院的两派,并因此它只是一种冲积物(a wash),在对该裁决进行评估时可以忽略。


七位位官包括两名自由主义法官认为,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四天前责令进行的手工重新计票,由于缺乏标准,因而否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这一结论也许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不过,它却并不像罗森和社论撰写者所声称得那样,是狂热疯颠或者谋权篡位。三位法官(倘若那种吸引两位自由主义法官的替代性理由已不可能时,很可能为五位法官)此外还认为,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业已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二条,因为该条第一节第二款要求,每一州应以州立法机关指定的方式任命总统选举人。该法院就12月4日的提议达成了一致,[119]提议的内容是,根据该州宪法或者州立法机关依该州宪法制订有关任命选举人的规则,这一条款限制了州法院变更之权力;并且,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所做这点是否严谨准确,还值得争辩。[120]这一论辩并非明明白白地正确无疑,但迄今为止,它也没有超出其值得狂热的地步,因为在那些滥用者本来能够以充分的深度、沉着冷静地分析问题、从而充满责任感地写作之前,一本我们主要的公共知识分子杂志已经被毫不节制的滥用了。


本人一直在针对有关选举僵局以及联邦最高法院对这一僵局解决的自由主义评论人进行批判,因为他们相比保守主义者而言,人数更为众多,嗓门也更大,而保守主义者毕竟对结果感到满意,尽管担心各种各样的观点对他们产生冲击。然而,一些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也表现出了一种党派性,并且,有时甚至不负责任地与就评论该事项的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针锋相对。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两位学术经济学家撰写的一篇标题粗鲁的文章,“这是欺骗、这是愚蠢”,12月份发表于一份愤怒的保守主义小报,《纽约邮报》。[121]该文并没有涉及经济学的内容;它只是包括对民主党实施的选举欺诈以及其他选举不法行为连珠炮般得指责谩骂。这些指责中有一项是,“一些芝加哥人成功地为他们的小猫眯登记选举投票。”作为一位芝加哥小猫眯的拥有者,本人为这项建议欣喜若狂。然而,就选举僵局事件抛出此类性质的指责是毫不负责任的。对于那些指责,作者没有进行任何的证实;它的主要来源,是未作详细说明的“全国各地的新闻故事”。这种小报的新闻报道与学术人员的身份丝毫也不相称。


现在让我们回到克林顿总统弹劾案吧,在这一案件中我们又一次地与肖恩·威兰茨相遇,他不仅是有关总统选举公告的主要撰稿人,而且也是历史学家支持克林顿总统公告的起草人。1998年12月8日,他出席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他在准备的证言中声称(强调系原文所加):[12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由于这次弹劾调查,正如所有的总统弹劾调查一样,牵动着我们美国政治制度的命运。它是如此得关系重大。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本人异常清醒,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将会极大地损毁那些制度以及法治––––与指控克林顿总统所犯的罪行相比,远远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没有夸张吗?不过,“我们美国政治制度的命运”因克林顿是否被弹劾而牵动,这一点对于威兰茨而言原本并不可能清楚明白,或者对于任何历史学家、甚至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可能十分清晰。面对这些问题,一位历史学家也许应该掩卷沉思,可是他坐拥威兰茨之自信,故而有资格富于洞察力地指点江山。在他写作这些证词的数天之后,国会就对克林顿总统启动了弹劾程序,然而,天并没有塌下来。(在对克林顿总统实施弹劾两年以后,仍然没有迹象表明,对他的弹劾弱化了作为制度的总统职权,甚至也并没有实质性地削弱他在剩余任期内的统治能力。)而且,当他被无罪开释之时,天也同样得睛空万里、蔚蓝如海,尽管罗伯特·博克警告说,倘若克林顿不辞职的话,“将会有一种明显的征兆,我们的行进将会曲折弯转,美国的道德,包括但不限于我们的政治道德,将会飞流直下(in free fall)。”[123]


威兰茨提供的证言表明,历史的记录清楚明白,惟有履行公务之行为方能成为弹劾的基础。不过,这一记录却并非那么清楚明晰,并且,依威兰茨本人的主张,他也不愿意坚持这种观点,因为他承认,一位犯有谋杀罪的总统,“即便谋杀发生在最私人的场合下”,也应该被弹劾,并不允许继续留任。威兰茨作证称,对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1868年],帮助为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铺平了道路,那是一种政治卑鄙而总统(chief executives)平凡的年代”。对于这项含糊不清的断言,他没有提供支持——这一断言之所以含糊,是因为在上下文的背景中,“帮助铺平了道路”的力量不确定。尽管在19世纪残余的岁月中,约翰逊总统的继任者平淡无能,原因却是复杂多样,并且早期的许多总统也曾能力平平。事实上,尽管约翰逊是一位偶然胜出的总统,在在美国内战后果的炽热氛围下,国会以压倒一切的投票对他进行弹劾,他甚至也不属于林肯的政党,但事实上他仍然被无罪开释,并且他的无罪开释被视为将导致,“几乎难以相信,未来将会有一位总统被弹劾、被撤职”。[124]所以,对约翰逊的弹劾也许在实际上反而强化了总统职权,至少从长期来说是如此。并且,倘若从短期而言,约翰逊先前主张拥有对抗(precipitated)弹劾的权力,对他的弹劾导致他黯然退缩,这的确削弱了总统职权,不过这是因为,弹劾问题恰恰正是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对应性权利。对克林顿弹劾的问题,并非在于他是否篡夺了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利,而在于他是否玷污了总统职权而应该引咎辞职。[125]


威兰茨以这样的警告结束其证词的全文,倘若众议院议员“公然挑战你们假定所代表的人民之深思熟虑的判断”,而完成整个弹劾过程始终,那么,“只要还有些美国人能够区分法律之治(the rule of law)与政治之治(the rule of politics),你们的声誉就将会因此暗淡蒙尘。”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已经作出了一种“深思熟虑的判断”,并且,无论如何,宪法将判断的职责授予给了国会,而不是人民;宪法没有授权实行全民公决。进而,即便公然挑衅公共舆论之民意,也并非政治上玩弄权术的明显标记。没有任何根据认为,在民主党就克林顿丑闻及其后果作出的反应上,同共和党的反应相比,政治的考虑发挥了更次要的作用。


威兰茨关注着因弹劾对总统职权的削弱,这预期着可能引导他小心谨慎地建议,2000年佛罗里达州的总统选举应重新举行。对11月7日总统大选有效性投射的任何疑虑,延长选举之后不确定期间的任何因素,都倾向于削弱这次选举产生的总统,并且或许也将弱化此后的总统职权,倘若选举僵局所激起的苦难怨恨以及恶意满怀的党派偏见再延续数周的话,而这可谓是重新选举的必然结果。威兰茨就为克林顿辩护而言,关注着对总统职权的削弱,而就维护布什来说,却不愿意如此关注。


然而,对于威兰茨所谓的公平正义,有必要提及1998年12月14日在纽约大学法学院举行的“反对弹劾群众集会”,在这次集会上,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就后者而言,包括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E·L·多克特罗[E. L. Doctorow]、托马斯·奈格尔、罗纳德·德沃金、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以及阿瑟·小施莱辛格) 发表了简短的演说,遣责即将发生的总统弹劾,而威兰茨则是直截了当批评总统的唯一演讲者,他声称,克林顿的行为已带给自己永远的蒙羞,并且损害了总统职位。[126]当他说到这儿时,听众们正窃笑不已——他们认为威兰茨太孩子气。他让听众们确信,他并非孩子气,随后他们平静下来了。这一意外显示了对这一事件氛围的一种感觉,对它来说“群众集会”的确是一个恰当的名词;人群的聚集——建立协同——这正是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内容。没有细微差别、缺乏平衡,是值得人们注意的,这就是为什么威兰茨的让步令听众惊诧的原因。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把“受欢迎的性”从性骚扰之中区分开来,但是她不相信鲍娜·琼斯有关克林顿总统令其厌恶的性要求之指控,唯一的理由仅仅是,琼斯拒绝与全国妇女组织接触。斯泰纳姆也以一种不甚清晰的逻辑提出建议,倘若只有男人投票的话,克林顿本来将可能在他的两次选举中失利,从这一意义而言,既然女人们选择了克林顿,那么,她们就应该反对弹劾他。E·L·多克特罗论辩道,倘若对克林顿实行弹劾并审判,将意味一种清教徒主义的复活。他错了,正像在政治谱系另一端的公共知识分子错误地预测的那样:对总统的无罪开释将会引致一个堕落腐化的新时代。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阿兰·德肖维茨,在对克林顿弹劾案的公共评论中发挥了显著突出的作用。他推荐克林顿采取一种“简洁而优雅”的辩护策略:“他可以承认发生过不正当的性关系,并宣称这属于私人之事,系不可弹劾之行为。并且,把任何可弹劾的罪行交由独立检察官来证明,比如,妨碍司法、教唆伪证。既然从来也没有污迹和磁带能够证明妨碍司法或者教唆伪证,那么总统就将胜诉。”[127]这种暗示便是,倘若没有铁证如山的实物证据或者录音的自白,则这些罪行不可能证明。那是错误的;不过,即便这一暗示是正确的话,人们仍然可预期一位刑法教授能够指出没有犯罪与没有证明犯罪之间的区别。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优雅”概念,它是与有罪被告能够逃脱制裁的策略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德肖维茨在向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引导该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面对这样一种他已陈述过但他们却忽略了的任务,即对付一种比总统的虚假陈述更为严重的伪证––––警官在刑事检控中的伪证。那也许是一项非常严重的问题,不过,它的重要性却并不能减轻总统的罪行。德肖维茨本来也可能说,既然我们大多数人都忽略种族灭绝主义(比如,在卢旺达、柬埔寨、以及至今几乎为时以晚的波斯尼亚所发生的种族灭绝),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起诉普通的谋杀者。那是乔姆斯基式的话语。


德肖维茨在他的著作《性态麦卡锡主义》(Sexual McCarthyism)一书中,最终对克林顿发起了批评,但主要是因为克林顿试图隐瞒与莱温斯基的风流韵事以及暗示他将不会保留德肖维茨担任其法律顾问。对于总统雇佣律师的策略,尤其是罗伯特·贝内特没有(德肖维茨声称,伯内特在与他的电话交谈中已承认了这点)[128])建议总统在鲍娜·琼斯诉讼案中拒不出庭,德肖维茨大加痛斥。德肖维茨对于克林顿从事犯罪行为、以及对法治的破坏并未加以批判,尽管他的确批评了他对一般犯罪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就因为他对其犯罪同伙似乎缺乏同情。


德肖维茨在电视上抛头露面,并声称,“反对弹劾的投票并非就是支持比尔·克林顿的投票。它是反对偏执的投票;是反对原教旨主义的投票;是反对反环保主义的投票;是反对生命权利运动的投票”。[129]本人敢打保票,他还频繁地弹奏了其他类似于这本著作中吟唱的那种音符,不过,要检索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在电台广播中的陈词可真是有些难度。[130]


在克林顿弹劾事件中,公共知识分子这些令人狐疑的介入,也许正在成倍地增加,[131]且几乎没有在另一方面添加些许平衡。[132]他们——以及本章前面的事例和以下章节的例证——表明,许多卓越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论是否属于学术人员,在他们的评论和预测中,都没有三思后行、小心谨慎、甚至也不一贯地明智清醒。公共知识分子的多情,已为公共知识分子对克林顿弹劾案以及2000年总统选举僵局(Perverfid)的反应充分地说明,而与学术人员的正统形象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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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an Wolfe, “Academics, Ads, and Questions of Credibility,”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Dec. 1, 2000, p. B24.


* 《西班牙》全诗如下:明天,对年轻人是:诗人们象炸弹爆炸,/湖边散步和深深交感的冬天;/明天是自行车竞赛,/穿过夏日黄昏的郊野。但今天是斗争。/今天是死亡的机会不可免的增加,/是自觉地承担必要的谋杀罪行;/今天是把精力花费在/乏味而短命的小册子和腻人的会议上。


在《西班牙》一诗中,奥登始终抓住了戏剧性的对照:昨天与今天,今天与明天,广阔与陋室,城市与乡村,苦难与希望,希望与希望的实现。全诗回旋式地反复对照,舒卷而前,无取于优雅的然而也能变成打油腔的脚韵,恢复了古英语诗的重读音,恢复了英雄气概,同时又通过现代的形象——“诗人们象炸弹爆炸”、“乏味而短命的小册子”、“腻人的会议”——表现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战场。––––译者注


[2] George Orwell, “Inside the Whale,” in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vol. 1, pp. 493, 516 (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 eds. 1968).


[3] 莫里斯·狄克斯坦在他的著作《双重代理:批评家与社会》(Double Agent: The Critic and Society,1992)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并且,事实上那也是该著作的主题)。他的术语“公共批评家(public critic)”,既包括非学术型文学批评家,亦包括许多学术型文学批评家(在学术型文学批评家中,最为著名的是莱昂乃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但其重心朝向前者即非学术型文学批评家,以及或者缺乏标准的学术资历、抑或对学究型学术冷嘲热讽的学术型文学批评家,比如菲利普·拉甫(Philip Rahv)、阿尔弗列特·卡山(Alfred Kazin)、以及欧文·豪(Irving Howe)。


[4] Noam Chomsky, Year 501: The Conquest Continues 72 (1993). Year 1 was 1492.


[5] 比如,参见,Noam Chomsky, American Power and the New Mandarins (1969).


[6] Noam Chomsky, Class Warfare: Interviews with David Barsamian 67 (1996)。亦见,Chomsky,前注[4],页239–242。乔姆斯基所指在美国“殖民地”之一的某军事基地,大概是指珍珠港,因为当时夏威夷尚不属于美国的一个州。然而,日本攻击的另一个“殖民地”,依乔姆斯基的意思推测,可能是指菲律宾,但菲律宾则不限于一个单一的军事基地。日本还攻击了美国在太平洋的其他领地––––包括关岛、威克岛(Wake Island)和中途岛––––并且还轰炸了美国的太平洋沿岸。


[7] Noam Chomsky, Towards a New Cold War: Essays on the Current Crisis and How We Got There 374 n. 23 (1982).


[8] 同上注书,页382,注73。


[9] 同上注书,页52。


[10] Noam Chomsky, “You Say You Want a Devolution,” Progressive, March 1996, pp. 18, 19。乔姆斯基补充道,“在20世纪早期,它们[公司]渊源于同样的知识基础(intellectual roots)。”同上书。但实际上,公司并非一项20世纪的发明。


[11] Noam Chomsky, 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53–54 (1997).


[12] Noam Chomsky, World Orders Old and New 39–40 (1996).


[13] Noam Chomsky, Pirates and Emperors: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in the Real World 178 (rev. ed. 1991)(强调系原文所加)。


[14] 比如,参见,Noam Chomsky, Fateful Triangle: The United States, Israel, and the Palestinians, ch. 4 (updated ed. 1999).


[15] Noam Chomsky and Edward S. Herman, “Distortions at Fourth Hand,” Nation, June 25, 1977, pp. 789, 791。有关乔姆斯基对柬埔寨大屠杀的观点,可进一步参见,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Travels of Western Intellectuals to the Soviet Union, China, and Cuba 1928–1978 68–69, 446–447 n. 62 (1981)。既然乔姆斯基与赫曼(Herman)合写的文章表明,屠杀的人数可能只有数百人,故而,“至多只有几千人”亦是值得注意的。


  *译者注:乔姆斯基提到了“美国的毁灭”,指美国1973年对柬埔寨的大轰炸。美国1973年在印度支那和越南签订停火协定后,转而把轰炸重点转到柬埔寨,企图用轰炸在金边周围制造一个安全区,在五个月的轰炸中造成有些美国学者估计为3万至25万人的伤亡。这场轰炸的后果,一是使得大量农村人口(上百万)为躲避轰炸而逃进城市,加速了柬埔寨农村的崩溃,为红色高棉在农村实行集体化创造了条件;二是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问题:究竟在现在所说的被红色高棉屠杀的人口中,有多大比例应该算在美国的帐上。


[16] Noam Chomsky, The New Military Humanism: Lessons from Kosovo 91 (1999).


[17] “倘若据说,依照无限(acosmic)之爱的道德[耶稣、基督十二使徒(the apostles)、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以及类似者的道德],‘不要以武力抵制邪恶的他(Resist not him that is evil with force)’,但对于政治家而言,相反的主张则是,‘汝应以武力抵制邪恶(thou shalt resist evil by force)’,否则你应负责铲除邪恶。”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77, 119–120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trans. 1946).


[18] 比如,参见,Chomsky,前注[4],第二章。


[19] 参见,Chomsky,前注[4],页55-61、76-86。


[20] 同上注书,页100-106、111-112。


[21] Noam Chomsky, Chomsky on MisEducation 52 (Donaldo Macedo ed. 2000);亦见,Chomsky,前注[4],页151-152。


[22] 保罗·约翰逊的著作《知识分子》(1988),对乔姆斯基以及其他极左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萨特和伯兰特·罗素(当然,罗素有时又转向右翼,正如在他倡导对苏联进行预防性的核战争时),进行了有力地嘲讽。参见,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1988)。类似的论述,亦见,Hilary Kramer, The Twilight of the Intellectuals: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Era of the Cold War (1999)。但是,约翰逊不正确地暗示着,极端的和不合理的政治观点更可能发现于极左的知识分子(far-left intellectuals)之中,而在极右的知识分子中发现的情形相对更少。


  *译者注: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一书已有中译本,由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3] 最主要的例外,是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的著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s),参见,前注[12]。


[24] 参见本书第五章,表5.3。


[25] Steven Weinberg, “Sokal’s Hoax,”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ug. 1996, pp. 11, 14–15,理查德·罗蒂对此的讽刺,参见,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182–188 (1999)。温伯格的文章系对后现代主义的攻击,关于将这篇文章划归公共知识分子作品,而非仅仅作为向非专业读者诠释科学之尝试,是否存在着正当理由,在意识形态上尚有争议。右翼衰落主义者(Right-wing declinists)(参见本书第八章),将后现代主义视作这个国家“衰落(decadence)”之原因或者征兆,当然温伯格并不属于右翼衰落主义者。


[26] Steven Weinberg, “The Revolution That Didn’t Happe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 8, 1998, pp. 48, 52.


[27] Stephen Jay Gould, Rock of Ages: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Fullness of Life (1999)。古尔德是一位左翼主义者,但是,试图协调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并非左翼人士之专利。并因此,我们读到:“它[量子理论]把粒子和光波联结起来,令有限扩展至无限,从而透过这一点实现永恒。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便可以理解大脑与思想、世俗与神圣、人类与宇宙、自由与天命之间的矛盾。”George Gilder, The Meaning of the Microcosm 104 (1997).


[28] Sigmund Freud, “The Question of a Weltanschauung,” in Freud,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in Psychoanalysis 158, 172 (James Strachey trans. 1965).


[29] Laurence H. Tribe, Abortion: The Clash of Absolutes (1990).


[30] Michael W. McConnell, “How Not to Promote Serious Deliberation about Abortion,” 58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181, 1182–1183 (1991).


[31]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1981).


[32] 比如,参见,Elaine Scarry, “Swissair 111, TWA 800, and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 21, 2000, p. 92; Elaine Scarry, “The Fall of EgyptAir 990,”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 5, 2000, p. 49。斯卡里教授相信,她业已在发生飞机失事的北大西洋,发现了一种电磁的“百慕大三角(Bermuda Triangle)”。专家们不同意她的观点。参见,Emily Eakin, “Professor Scarry Has a Theory,”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Nov. 19, 2000, p. 78.


[33] 参见,Lloyd Humphreys, Review, 96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07 (1983); John B. Carroll, “Reflections on Stephen Jay Gould’s The Mismeasure of Man (1981): A Retrospective Review,” 21 Intelligence 121 (1995); Kevin B. Korb, “Stephen Jay Gould on Intelligence,” 52 Cognition 111 (1994); Frank Schmidt, Review, 50 Personnel Psychology 485 (1997)。关于智商由大脑结构决定的证据,参见,John Duncan et al., “A Neural Basis for General Intelligence,” 289 Science 457 (2000)。


[34] Stephen Jay Gould, “Life in a Punctuation,” 101 Natural History 10 (1992)。参见,Daniel C.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 309 (1995);Humphreys,前注[33],页408–409。


[35] Richard J. Herrnstein and Charles Murray, 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ch. 13(1994).


[36] Stephen Jay Gould, The Mismeasure of Man 37– 38, 376 (1996年修订和补充版本)。本书此后数页引证的内容,依据该版本。


[37] 比如,参见,James J. Heckman, “Lessons from the Bell Curve,” 103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91, 1103–1110 (1995); Derek A. Neal and William R. Johnson, “The Role of Premarket Factors in Black-White Wage Differences,” 104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9, 890–891 (1996).


[38] Herrnstein and Murray,前注[35],页105。


[39] Heckman,前注[37],页1096。


[40] Stephan Thernstrom and Abigail Thernstrom, America in Black and White: One Nation, Indivisible 353 (1997).


  *译者注:桑斯特姆夫妇,丈夫斯蒂芬·桑斯特姆(Stephen Thernstrom),哈佛大学教授,妻子阿比盖尔·桑斯特姆(Abigail Thernstrom),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上述著作为他们合写,《黑白美国: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该书得出结论,认为许多美国黑人的生活“按所有可能使用的社会和经济成就来衡量,都称得上是大有改善。”


[41] 并且,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补充道,一种机能不良的黑人文化(a dysfunctional black culture)已经促成了“在非洲裔美国人之中的习惯性的反智识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参见,Patterson, Rituals of Blood: Consequences of Slavery in Two American Centuries 278 (1998)。丹·莎伯特尼克亦补充说明了有关反对在培训中实行标准测试和以资质为基础(merit-based)的雇用和提升政策之运动。参见,Dan Subotnik, “Goodbye to the SAT, LSAT? Evaluating Lani Guinier’s Plan for Ending Race Consciousness,” 43 Howard Law Journal 141 (2000)。亦见,Shelby Steele, A Dream Deferred (1998).


[42] Paul Krugman, Peddling Prosperity: Economic Sense and Nonsense in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ch. 9 (1994).


* 所谓柯蒂(QWERTY)键盘,系由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克里斯托夫·休尔斯为英文打字机设计的,字母由键盘第一行前六个英文字母构成,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打字机和计算机皆使用柯蒂键盘。经济学上所谓的柯蒂(QWERTY)效应,正如保罗·克鲁格曼主张“新贸易理论”的核心为路径依赖。––––译者注


[43] Paul A.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75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332 (May 1985).


[44] 参见,S. J. Liebowitz and Stephen E. Margolis, “The Fable of the Keys,” 22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1990); Liebowitz and Margolis, “Path De­pen­dence, Lock-In, and History,” 11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205 (1995)。这些论文中的第二篇在克鲁格曼的著作出版之后才发表;而第一篇论文则在其若干年前便已出版。


[45] 参见,Peter Lewin, “Introduction: Two Approaches to the Market Process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in Microsoft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History, Theory and Policy: Essays by Stan J. Leibowitz and Stephen E. Margolis (Macmillan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戴维在1997年发表有关柯蒂效应的修改充实后的论文时,没有提及莱勃维茨和玛格里斯对他论文的批评。参见,Paul A. David,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The Necessity of History,” i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ng Run: A History of Empirical Evidence, vol. 3, p. 30 (Bart van Ark ed. 1997)。而当戴维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指责莱布维兹和玛格里斯有关打字机键盘的历史事实存在误导性特征时,他并没有为支持这一指责而提供详细的说明或者参考文献,Paul A. David, “At Last, a Remedy for Chronic QWERTY-Skepticism!”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All Souls College, Oxford, Sept. 1999)。


  *译者注:斯坦·莱布维茨,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他不支持微软公司的拆分,如果微软被分成几家公司的话,它的产品将不再具有统一标准,而会象现在的Unix和Linux操作系统一样,成为互不兼容的产品。


[46] 参见,Richard Hough and Denis Richards, The Battle of Britain: The Greatest Air Battle of World War II 44–45 (1989)。作者认为,这种超级舰队喷气式飞机从总体而言稍稍占有优势,但也承认梅塞施米特式109型战斗机在某些重要方面更加先进。梅塞施米特式109型战斗机的主要缺陷是射程更短。亦见,Horst Boog, “The Luftwaffe’s Assault,” in The Burning Blue: A New History of the Battle of Britain 39, 46–48 (Paul Addison and Jeremy A. Crang eds. 2000)。这种超级舰队喷气式飞机不久就为美国和德国的飞机所超过。参见,Aircraft of the Second World War:The Air War 1939-1945 69,71(Philip Jarrett ed., 1997).


[47] R. J. Overy, The Air War 1939–1945 150 (1981) (tab. 12).


[48] Peter W. Brooks, The Modern Airliner: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ch. 3 (2d ed. 1981) (根据英国一位飞行航空官员 [a pilot and aviation executive]提供!)。亦见,Ronald Miller and David Sawers, The Technic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Aviation 66–71 (1970)。


[49] 参见,Miller and Sawers,前注[48],页277-281;M. Y. Yoshino, “Global Competition in a Salient Industry: The Case of Civil Aircraft,” in Competition in Global Industries 517, 518–521 (Michael E. Porter ed. 1986)。上述两部著作皆没有将那一种因素放置首位。


* 英国欧洲航空公司(BEA)和英国海外航空公司(BOAC),现已合并为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译者注


[50] Peter J. Lyth, “’A Multiplicity of Instruments’: The 1946 Decision to Create a Separate British European Airline and Its Effect on Civil Aircraft Production,” Journal of Transport History, no. 2, pp. 1, 15 (1990).


[51] Brooks,前注[48],页180。


[52] 上述观点皆为克鲁格曼的优秀著作《流行的国际主义》(Pop Internationalism ,1996)一书中的主题。该书针对瑟罗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品(参见克鲁格曼著作中有关瑟罗索引的参考,同上书,页219)中事实的准确性和经济逻辑,进行令人心悦诚服的批评,全书散播着此种批判,下一章中本人将对此进行讨论。


  *译者注:莱斯特·瑟罗,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前院长、著名管理学家和经济学家。


[53] Gary S. Becker, “Life Tenure for Judges Is an Idea Whose Time Has Gone,” in Gary S. Becker and Guity Nashat Becker, The Economics of Life: From Baseball to Affirmative Action to Immigration, How Real-World Issues Affect Our Everyday Life 236 (1997).


[54] 关于司法的效用函数,可进一步参见,Richard A. Posner, Overcoming Law, ch. 3 (1995) (“法官最大化些什么?”),以及该章所引用的文献。


[55] Gary S. Becker, “The High Court Debate Isn’t High—or Broad—Enough,” in Becker and Becker,前注[53],页234、235。


[56] Gary S. Becker, “Reforming Congress: Why Term Limits Won’t Work,” in Becker and Becker,同上注书,页213、 214。


[57] Becker,前注[55],页235。


[58] Paul Krugman, “What Price Fairness?” New York Times (national ed.), Oct. 4, 2000, p. A31.


[59] 参见,Clayton Act (as amended by the Robinson-Patman Act), § 2(a), 15 U.S.C. § 13(a); FTC v. Morton Salt Co., 334 U.S. 37 (1948).


* 卡米拉·帕格利亚,费城艺术大学教授,代表作为《性面具》(Sexual Personae :Art and Decadence from Nefertiti to Emily Dickins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91)。该书写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十年间没有一家出版商敢冒险出版,1990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推出后立即好评如潮,可谓现代探讨性别与文化关系的一本最有份量的著作。《性面具》开篇第一句话是“泰初有自然”(In the beginning was nature),Nature是该书的关键词之一。帕格利亚认为,自然力或者说人的本性,从本质上讲,是盲目、冲动、残酷、阴暗和混沌神秘的;进攻、扩张、侵略、征服也正是自然的意志。自然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性,是色情,性与色情还是自然联系人类精神产品的纽带。在对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理解上,帕格利亚比较地接近于霍布斯、达尔文和尼采,她讨厌由卢梭而起的将人性理想化的取向。她认为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由于忽视了“自然”的残酷性,因而是一个很肤浅的理念。用性的面具、异教因素、颓废倾向这几条线索,帕格利亚把西方的文学史、艺术史串起来重新写了一遍。她似乎想证明:艺术是“男女同体”,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是那种“男女同体”的人创造出来的,所有伟大的作品都透露出异教的色彩、颓废审美倾向和性的神秘特征。但该书引起的争议也很大,如帕格利亚将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著名论点颠倒过来:女人不是天生的,女人是后天造成的,男性中心社会按自己的需要塑造女人,压迫女人。而她认为女人是天生的,男人创造出来的文明拯救了自己也保护了女人;若是女人充当了物质文明的主要承担者,人类今天也许还住在茅草棚里。这句话尤为许许多多的女权主义者所诟病,按她们的标准,帕格利亚是伪装的女权主义者。––––译者注


[60] Camille Paglia, Sexual Personae: Art and Decadence from Nefertiti to Emily Dickinson (1990).


[61] 包括对克林顿弹劾案发表高见,关于这一问题,她说,“大多数美国人也许宁愿由一位魅力非凡、情场痴迷(oafish philanderer)的人[克林顿总统]来统治,而不是由一位象独立检察官肯尼思·W·斯塔尔(Kenneth W. Starr)那样皮笑肉不笑(simpering)、优柔寡断的法西斯胆小鬼(shilly-shallying fascist milquetoas)来领导,斯塔尔长着一张就象是奶油玉米般的脸蛋,他的大脑也与此极为般配。”Camille Paglia, “Ask Camille: Linda Tripp, the White House’s Ghoulish Bad Conscience,” Salon Magazine, July 7, 1998, http://www.salonmagazine.com/col/pagl/1998/07/07pagl.html.


[62] “帕格利亚让盛大的学术男女丑态百出,而她身着皮服,强健壮美的年轻护卫陪衬在左右,她也许本来属于第一位装扮成摇滚歌星的知识分子。”Neal Gabler, Life the Movie: How Entertainment Conquered Reality 140 (1999)。耐尔·盖伯勒将帕格利亚视为当代知识分子的原型,同上书,页140–142,但那是不准确的。


[63] Camille Paglia ,“Junk Bonds and Corporate Reiders:Academe in the Hour of the Wolf,”in Paglia,Sex,Art,and American Culture:Essays 170,241(1992)。


  *译者注:德古拉(Dracula),指吸血鬼德古拉(Dracula)伯爵,取材自19世界末英国小说家布拉姆·斯多克(Bram Stoker)所著的畅销吸血鬼小说,已拍成著名的电影《惊情四百年》。


  索绪尔(F. de Saussure),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狭义语言学结构主义便开始于索绪尔,代表作包括《普通语言学教程》等。他证明语言的过程并不能归结为语言的历时性研究,例如一个词的历史,时常离说明这个词现在的意思相差很远。其原因是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一个“体系”的问题。


[64] 同上注书,页171-172。


  *译者注:法利赛主义(Phariseeism),指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法利赛派所宣称的对传统礼仪的墨守成规,《圣经》中称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65] 参见,Milton Friedman, Capitalism and Freedom,1982年重印版序言,页5。


[67] 不论怎样,里斯曼对于其他知识分子而言绝对属于闻名遐迩,不过大众媒体似乎对他已失去了兴致。参见,本书第五章,表5.1。


  *译者注:戴维·里斯曼,美国社会学家,耶鲁大学教授,代表作《孤独的人群》等。


[68] David Riesman,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Limits of Totalitarian Power,” in Riesman, Abundance for What? And Other Essays 80 (1964).


[69] David Riesman, “Abundance for What?” in id. at 301。本人将在第八章的最后部分对里斯曼进行讨论。


[70]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229 (1958)。亦见,同上书,页116-117。


[71] 同上注书,页364,注3。


[72] Richard Sennett and Jonathan Cobb, The Hidden Injuries of Class 261 (1972).


[73] 比如,卡内斯·安德森(Kenneth Anderson)针对当代主张“家庭权利(family rights)”的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就他们的自相矛盾进行了充满睿智的谴责,例如他对乔治·威尔(George Will)的谴责,威尔竭力反对那位古巴儿童(Elián González)的父亲将他的儿子带回古巴。Kenneth Anderson, “A Great Betrayal: How American Conservatives Have Abandoned Parental Rights in the Case of Elián González,”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May 12, 2000, p. 14.


[74] Timothy Garton Ash, “Kosovo: Was It Worth It?”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Sept.21, 2000, p. 50.


* 二战后美国人纷纷结婚生子,1946年至1964年期间新生儿总数达七千八百万,这一代人被称之婴儿潮(Baby Boomers)。––––译者注


[75] David Frum, “A Generation on Trial,” Weekly Standard, Feb. 16, 1998, pp. 19, 23.


[76]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Background and History of Impeach­ment,”该文为1998年11月9日施莱辛格在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陈词。


[77] 参见如下这篇文章引证的内容,Mary Leonard, “In Land of Second Chances, an Apology Can Suffice,” Boston Globe, Aug. 18, 1998, p. A11.


  *译者注:纳撒尼尔·霍桑 (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 ,美国19世纪最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镇一个没落的世家。他祖辈中有人曾参与清教徒迫害异端的事件,为著名的1692年“塞勒姆驱巫案”的3名法官之一。这段历史对霍桑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霍桑的父亲是一名船长,在他4岁时去世。1821年霍桑在亲戚资助下进入博多因学院。1825年大学毕业,回到塞勒姆镇,从事写作。32岁出版《旧事重述》(Twice-told Tales)一书,崭露头角。曾匿名发表长篇小说《范肖》(1828)和几十个短篇作品,陆续出版短篇小说集《古宅青苔》(Mosses from an Old Manse,1843)、《雪影》(The Snow Image,1851)等,逐渐得到重视和好评。霍桑的短篇小说大多取材于新英格兰的历史或现实生活,着重探讨人性和人的命运等问题。最重要的长篇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这部作品以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生活为背景,描写一个受不合理的婚姻束缚的少妇犯了为加尔文教派所严禁的通奸罪而被示众,暴露了当时政教合一体制统治下殖民地社会中的某些黑暗。《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The House of Seven Gables ,1851)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血腥掠夺。《福谷传奇》(Tanglewood Tales, 1852)以布鲁克农场生活为题材,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社会改良的尝试失望的心情以及对狂热的改革者的厌恶。1857年后侨居意大利,创作了另一部讨论善恶问题的长篇小说《玉石雕像》(1860)。去世后留下4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


[78] Thomas Nagel, “The Shredding of Public Privacy: Reflections on Recent Events in Washington,”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Aug. 14, 1998, p. 15.


  *译者注:琳达·崔普,美国国防部陆军情报处秘书,那个暗中记录莱温斯基谈话的女人。


[79] John B. Judis, “Irresponsible Elites,” American Prospect, May-June 1998, pp. 14, 15。朱迪斯的文章没有辩别出,大众媒体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事件新闻报导的任何错误。


[80] Thomas Nagel, “Concealment and Exposure,” 27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3 (1998).


[81] 同上注书,页12-17、26-30。


* 文化斗争(Kulturkampf),德语,指1873-1887年罗马天主教会与德国政府围绕教育和教职任命权所进行的文化斗争。––––译者注


[82] 同上注书,页27。


[83] 比如,康德指出,“因此,在所有各种声明中,保持诚实(truthful or honest)是一种神圣的、无条件的理性命令法则(commanding law of reason),并无论如何,承认没有任何私利。”参见,Im­manuel Kant, “On a Supposed Right to Lie Be­cause of Philanthropic Concerns,” in Kant, Grounding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with On a Supposed Right to Lie Because of Philanthropic Concerns 63, 65 (James W. Ellington trans., 3d ed. 1993).


[84] “康德得出结论说,服从实际上的现行法之道德要求,是‘绝对的(absolute)’”参见,Jeremy Waldron, “Kant’s Legal Positivism,” 109 Harvard Law Review 1535, 1545 (1996).


[85] 关于撒谎,比如,参见,Sissela Bok, 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1978) (尽管她并不尽然赞同康德)。关于对法律规范的遵守,比如,参见,Jürgen Habermas,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Contributions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 (1996); Ernest J. Weinrib, “Law as a Kantian Idea of Reason,” 87 Columbia Law Review 472 (1987).


[86] Bok,前注[85],页25。


[87] Michael J. Sandel, “White Lies,” New Republic, March 2, 1998, p. 10. A remarkable title in the circumstances.


[88] Roger G. Sullivan, Immanuel Kant’s Moral Theory 170–173 (1989).


[89] 同上注书,页173(强调系原文所加)。


[90] “Historians in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Times, Oct. 30, 1998, p. A15。阿瑟·小施莱辛格也在签署者之列。


[91] Jack Rakove, “Framers of Two Minds on Impeachment,” Newsday, Oct. 11, 1998, p. B5.


  *译者注:杰克·拉可福,斯坦福大学教授,曾以《最初的意义:制宪的政治与理想》一书获得1997年普第策斯奖。


[92] 尼尔·德温斯也提出了这一点,参见,Neil Devins, “Bearing False Witness: The Clinton Impeachment and the Future of Academic Freedom,” 14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5, 166–167, 170 (1999);亦见,Ward Farnsworth, “Talking out of School:Note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Intellectual Capital from the Legal Academy to Public Tribunals,” 81 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13,30-41 (2001).


[93] Cass R. Sunstein,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14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91, 195 (1999).


[94] Devins,前注[92],页170。


[95] 同上注书,页166-167。亦见,Farnsworth,前注[92],页14,注2。


[96] 参见,“I’m Not Gonna Pay a Lot for This Missile Defense,” New Republic, July 31, 2000, p. 10.


[97] “The Election Crisis,” New York. Times (national ed.), Nov. 10, 2000, p. A29.


[98] 正如沃尔夫也已注意到得那样,前注[1]。


[99] 一个州只有在不迟于(2000年大选)12月12日,向选举人团提出总统选举的选票,国会才不能就选票的有效性提出异议。参见,3 U.S.C. § 5。如果该州超过这一截止期限的话,则国会在一月份开会计算选票时,可以对其选票提出异议。参见,3 U.S.C. § 15。关于美国总统选举僵局及其化解的详细分析,参见本人的拙著,Breaking the Deadlock: The 2000 Election,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ourts (2001)。该书第四章涉及了公共知识分子对选举僵局评论的其他讨论。


[100] 法学教授、公共知识分子劳伦斯·却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近乎滑稽可笑的边缘:“一种矫正性的选举可以限于第一次循环投票的人,并且,对于那些选举他们在大选之日原本打算投票的候选人,可以要求这些投票人提交宣誓陈述书(sworn affidavits)。”参见,Laurence H. Tribe, “Let the Courts Declare,” New York Times, Nov. 12, 2000, § 4, p. 15。但是,没有办法确认那样的宣誓陈述书具有真实性。


[101] “We the People,” New York Times (national ed.), Nov. 11, 2000, p. A27.


[102] 参见,Glenn R. Simpson, Helene Cooper, and Evan Perez, “Florida Neighborhoods Deciding Fate of the Presidency: Tiny, Significant Gain Goes to Gore as Hand Count Often Becomes Surreal,” Wall Street Journal, Nov. 13, 2000, p. A38.


[103] 假定候选人A获得700张选票,候选人B获得350张选票,而存在100张选票计数错漏,那么,A领先于B350票。如果现对100张选票重新计数,那么,这些选票的分配预期将大致与前一计票比例相同。结果将是,A另外再获得67票,而B则多获33票。因此,A领先于B的票数将从350上升至384。如果存在统计数据类似的另一选区,只是A、B的票数反过来,那么,可以预期,这一选区的手工计票将有利于B,正如在第一个选区中手工计票有利于A一样。


[104] 卡斯·孙斯坦(参见,Sunstein, “Ad Hominem” [letter to the editors of the New Republic], New Republic, Dec. 11, 2000, p. 6),


与肖恩·威兰茨和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一道,系这一委员会的组织者,以及该公告原文的起草者。参见,Tamar Lewin, “The Advocates: Confusion over Voting Has Stirred Wide Range of People and Mobilized Many to Act,” New York Times (national ed.), Nov. 12, 2000, § 1, p. 18; Timothy Noah, “How Intellectuals Blew the Election ‘Crisis,’” Slate, Nov. 14, 2000, http://slate.msn.com/Code/chatterbox/chatterbox.asp?Show=11/14/2000&idMessage=6497。类似的风格,参见,Peter Berkowitz, “Nutty Professors: Intellectuals Whiff on the Recount,” New Republic, Nov. 27, 2000, p. 11。孙斯坦教授尽管拒绝承认第二则公告,但在一封严厉批判贝克维兹(Berkowitz)的文章中,仍为第一则公告辩护,并不承认这一公告存在任何错误。参见,Sunstein, “Ad Hominem,” above.


[105] 参见,前注[100]。


[106] Ronald Dworkin, “The Phantom Toll Booth,”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 21, 2000, p. 96。(对却伯的参考,参见,前注[100],注6。)德沃金的这篇文章日期为11月15日,但德沃金知道,在该文出版之时为时已晚,故而不能重新举行选举。相比而言,另一位学术公共知识分子斯蒂芬·吉勒斯(Stephen Gillers)则主张,解决选举僵局不存在截止期限,因为根据《宪法》第二十修正案,如果国会在1月6日开会进行选举之后的计票时,作出尚没有候选人具备担任总统资格之决定的,那么,国会便可以指定一位代理总统(an acting President)––––吉勒斯的候选人是克林顿。参见,Stephen Gillers, “Who Says the Election Has a Dec. 12 Deadline?” New York Times (national ed.), Dec. 1, 2000, p. A31。此种解决方式(可能还属于违宪的方式)将会导致多么大的混乱!


[107] Noah,前注[104],他在该文中指出,这两则公告花了125,000美元,由匿名捐助人支付。


[108] Wolfe,前注[1]。


[109] Alan Wolfe, “Hobbled from the Start: How Can George W. Bush Convince Americans to Trust Him When He Has Dismissed Such Notions as Truth and Justice?” Salon Magazine, Dec. 15, 2000, http://www.salon.com/politics/feature/2000/12/15/trust/index.html.


[110] 阿克曼大概是该公开信的作者,或者至少也是主要执笔人;他本人业已亲自向佛罗里达州立法机关作证,并且,此后他出版了一篇言论作品,该文系那封公开信的缩略版本。参见,Bruce Ackerman, “As Florida Goes…,” New York Times (national ed.), Dec. 12, 2000, p. A31.


[111] 3 U.S.C. § 2.


[112] 参见,前注[99]。


  *译者注:《美国法典》第3篇第5节规定了“对选举人的任命所引发争议的决定方法”,提出了所谓的“安全港”(Safe Harbor)概念:“如果任何州通过在选举人任命之日前制定的法律,用司法或其它方法或程序,对该州所有或任何选举人任命的任何争议或挑战规定了最终决定,且这类决定将至少在选举人集会之时的6天之前作出,那么[这类决定]就应是最终的,且应决定宪法所规定的选举人票的计算……”换言之,只要州的立法在选举人的任命之日前就对任命方法作出了规定,且按照这种规定在选举人集会的6天前决定任命,那么这种任命就在“安全港”之内,必须受到国会的采纳;否则,国会即有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采纳州的任命。


[113] Bush v. Gore, 121 S. Ct. 525 (2000) (per curiam).


[114] Jeffrey Rosen, “Disgrace: The Supreme Court Commits Suicide,” New Republic, Dec. 25, 2000, p. 18。尽管该文日期标明为12月25日,但该期杂志在12月18日便见于报摊,因此,该文的写作时间只是在联邦最高法院裁决作出后的几天。


[115] “Unsafe Harbor,” New Republic, Dec. 25, 2000, p. 9.


[116] Martin Peretz, “All Too Human,” New Republic, Jan. 1 and 2, 2001, p. 38.


[117] Ronald Dworkin, “A Badly Flawed Election,”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an. 11, 2001, pp. 54, 54。德沃金作为一位批评家们称之为“帝国司法人员(the imperial judiciary)”之辩护者,他将不愿意看到,联邦最高法院现在被人们指为它的成员属于身着法袍的党派性政客,从而削弱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威,正如《新共和》表明得那样。


[118] 同上注,页53。


[119] Bush v. Palm Beach County Canvassing Board, 121 S. Ct. 471 (2000) (per curiam).


[120] 参见,Richard A. Posner, 前注[99],第三章。


[121] Stephen Bronars and John R. Lott, Jr., “It’s the Fraud, Stupid,” New York Post, Dec. 20, 2000.


[122] 据本人所知,他证言唯一公开发表的版本见于Westlaw一个数据库,题为,“Congressional Testimony by Federal Document Clearing House,” 1998 WL 18089985 (Dec. 8, 1998)。


[123] Robert H. Bork, “Counting the Costs of Clintonism,” American Spectator, Nov. 1998, p. 55.


[124] Michael Les Benedict, The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Andrew Johnson 180 (1973).


[125] 参见,Keith E. Whittington, “Bill Clinton Was No Andrew Johnson: Comparing Two Impeachments,” 2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 422 (2000).


[126] 就本人所知而言,这次群众集会并没有书面记录,但可以从如此地址购买影碟:C-Span Archives, P.O. Box 2909, West Lafayette, Indiana 47996–2909。对这次群众集会的批判性的评论,并精选了有关注释,参见,Walter Shapiro, “Intellectuals at the Barricades,” Slate, Dec. 15, 1998, http://slate.msn.com/code/Chatterbox/Chatterbox.asp?Show=12/15/98&idMessage=273


[127] Alan M. Dershowitz, “Testimony Key, Not the Speech,” Boston Herald, Aug. 20, 1998, p. 37.


[128] Alan M. Dershowitz, Sexual McCarthyism: Clinton, Starr, and the Emerging Con­stitutional Crisis 19 (1998).


[129] Alan Dershowitz on “Rivera Live,” CNBC News Transcripts, Dec. 14, 1998.


[130] 在2000年总统选举僵局之后那段不确定的期间里,德肖维茨声称佛罗里达州务卿不仅仅是一位虔诚的共和党员,而且还“腐败变质(corrupt)”、“为人收买并收取了款项(bought and paid for)”、并且还是一位坏蛋“(crook)”。参见,CNN Breaking News, Nov. 14, 2000, 8 p.m., Transcript # 00111438V00, p. 9; “Rivera Live,” CNBC News Transcripts, Nov. 14, 2000; Somini Sengupta, “The Florida Secretary of State: A Human Lightning Rod in a Vote-Counting Storm,” New York Times (national ed.), Nov. 20, 2000, p. A17。他称联邦最高法院在布什诉戈尔(Bush v. Gore)一案的裁决为“21世纪的德里德·司各特(Dred Scott)案件[裁决]”(这可是令人称奇的荒谬滑稽,想想他在说这话时,才刚刚进入21世纪11个月),并且表明,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皆属于政治性党徒,而且在裁决属于大多数的五位法官之中,有四位还存在支持布什的经济动机。参见,ABC: Good Morning America, Burrelle’s Information Services, Dec. 13, 2000.


[131] 参见,本书第十章。


[132]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而并非根本没有。比如,参见,Kenneth Anderson, “The American Inquisition: How the Religious Right and the Secular Left Collude in the Growth of the Prosecutorial Stat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Jan. 29, 1999, p. 12; Jean Bethke Elshtain, “Politics and Forgiveness: The Clinton Case,” in Judgment Day at the White House: A Critical Declaration Exploring Moral Issues and the Political Use and Abuse of Religion 11 (Gabriel Fackre ed. 1999); Elshtain, “Going Public,” New Republic, March 23, 1998, p. 12; Stephen Gillers, “The Perjury Precedent,” New York Times (national ed.), Dec. 28, 1998, p. A27; Gillers, “Clinton’s Choice: Tell Truth or Dare to Gamble,” Los Angeles Times (home ed.), Aug. 2, 1998, p.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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