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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评刊”当代最新小说点评(07年第3期)

添加时间:2007-08-15 20:45    浏览次数: 6392 次

“北大评刊”当代最新小说点评(07年第3期)


【主持人的话】
本期最值得关注的作品是曹征路的《豆选事件》(《上海文学》)。从《那儿》到《霓虹》到《豆选事件》,曹征路关注底层的笔触,由城市到乡村,由工人到农民。感人的依然是作家对底层民众现实困境和历史成因的深切体认和同情,动人的依旧是弱势者在被逼到绝境后反抗力量的积聚和爆发。比起此前的作品,《豆选事件》在语言和叙述结构上更为讲究,加之题材的拓展,使曹征路的“底层写作”更上一层楼,而其与文学史上左翼文学的关系,也越来越成为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的话题。
本期最值得关注的作家是徐则臣。三个中篇(《苍声》《把脸拉下》《水边书》)和一个长篇(《夜火车》)同时在《收获》、《十月》、《上海文学》、《作家•长篇》推出,篇篇铆足了劲,显示出一个“实力派”新锐作家创作实力的全面爆发。另一位新锐作家七格的《真理与意义——标题取自Donald Davidson同名著作》(《山花),将先锋进行到底,脱胎于哲学缜密思维构造出的异境,让人再享当下文学创作中久违了的“思维的乐趣”。
本期最值得关注的期刊是《大家》。自年初改版后,《大家》再次“变脸”,依旧在“先锋”、“大众”、“时尚”间摇摆不定,抑或想兼收并蓄,令人眼花缭乱。
长篇中,李锐、蒋韵夫妇合写的《人间》(《收获•长篇》)是继苏童《碧奴》、叶兆言《后羿》之后“重写神话”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将现代思考命题注入古典神话框架,颇富悲情浪漫精神,水准远超出前两部作品。而张者的《桃花》(《花城》)和董立勃的《白麦》(《当代》),也分别是其前作《桃李》和《白豆》的“姐妹篇”,水平则或持平或有下降。此外,《作家•长篇》上,筱敏的《幸存者手记》和黄梵的《南方礼物》,一写“文革”记忆,一写青少年成长经验,各有看点。


【长篇专辑】


李锐、蒋韵:《人间》,《收获•长篇》2007年春夏卷。


在“重述神话”的机缘中痛彻心扉地反思
            
             徐妍


《人间》的震撼力超乎寻常。整个阅读过程不仅让人情绪彭湃不止,而且还教人痛彻心扉。不过,这种震撼力与其说来自作家的艺术才华,不如说来自其心灵的反思力量。或者说,小说是对人类精神悲剧的灵魂探索,而非对叙事的痴迷。
依据“重述神话”的因缘,这部技巧精湛的神话小说选取了人们熟稔的神话传奇故事《白蛇传》。一个人尽皆知的神话究竟如何重述?作者反复在神话的梦想里体悟,就在这体悟中,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现实记忆和神话记忆相互叠加,悄然无声地聚焦于人类精神的处境。终于汇聚成一股人类对异类围剿的洪流,由此展开对人类之罪的反思和体验,借助小说的话语表达就是:“成仙易,做人难。”当然,有些声势浩大的场面对大部分读者来说并不陌生,许多人也都记忆犹新——彩虹桥定情,“还魂草”救命,水漫金山、雷峰塔传说等。可以说,小说并没有放弃《白蛇传》故事原型的浪漫气息。但是,小说震撼人心之处在于作者深切地体察了神话背后的人类百态:伪神圣、伪正义、屠杀、狂热、自私、怯懦、仇恨、残忍。其实,这也是作者在以往小说(如《无风之树》)中执拗追问的主题。而所有这些既吸引人又烦恼人,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类心理都将读者带入到他们曾置身其中的场景。那些曾经亲历过的类似“文革”时代的人与事被人们重新拾起,让读者在掩卷之前不堪回首,或旧梦重温。结果,小说虽然围绕神话的幻想打转,但幻想一经成真,这人类世界便充满惊恐万状与无限遗憾。
《人间》不但诞生了一个新神话,还得到了花样翻新的新叙述。小说除了依然运用作家颇为心仪的福克纳式的第一人称变换视角,还穿插了无人称叙述,既呈现出世界的千差万别,又暗示了命运的无所不在与隐而不显。长达近一个世纪的现实时间始终与纵横古今的神话时间在虚和实之间更替、循环,既让人在神话飞翔中回返现实,又让人在现实世界里恍惚入梦。此外,小说充满各式人仙妖等灵异角色以及戏中戏,大量不同的声音既神妙莫测又感同身受。不过,这些形式上的设计不是技术上的炫耀,而是内化于贯穿始终的对人的表达。进一步说,小说是以艺术精神抵抗大众文化时代幻想的失序和悬空。它似乎在重述神话之外,讲述了神话文学的最高要义:在神话小说中,幻想性创造的随意组合也许会娱人一时,因为大众由于厌烦压力重重的生活而追求这种减压的娱乐性;但是随心所欲的愉悦转瞬即逝,心灵只有在精神稳固的基础上才会得到安逸。
合格的“命题作文”
                            袁园


李锐和蒋韵夫妇合作的《人间》是“重述神话”系列在中国继《碧奴》、《后羿》之后出版的第三本小说。其故事原型是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人蛇相恋的“白蛇传”。
相较于前两本“神话重述”的无的放矢,剑走偏锋,李锐夫妇的此次重述明显更具主题性和策略性。在保有“白蛇传”基本叙事张力和人物设置的前提下,围绕着可供引申的主题进行了大胆的想象,并以此主题为核心进行了多线并进的结构架设,再加上时空跳跃,使得此次重述在形式和立意上更接近现代小说的精神,而在气韵的把握上又策略性地保留了与传统文化的渊源。
具体到文本中,作家选择了“身份认同焦虑”这个颇具现代性的主题为全篇结构的立意。无论是香柳娘,许士麟,还是白素珍,他们或者无视这个社会现有的身份秩序;或者在这种秩序中迷茫,不知自己是人是神;或者明知自己是异类却拼尽九百九十九年修来的道行换一场人间恩怨。但不管他们有怎样的一厢情愿,他们的选择或自我认同都必须得经过他人的审视和检阅。作者在这里有意淡化了原有的“白蛇传”中强调人蛇之恋的传奇色彩,弱化了报恩的叙事动因,而是让人蛇的结合成为一个使得身份认同更为复杂的一个原构性契机。为了强化这样一种“身份认同焦虑”的无处不在,香柳娘这个人物的设置,许士麟自幼童时便开始捕吃昆虫的奇观描写既使小说有了跳脱原有故事单线叙事的狭小空间,又使得全篇的主题和立意得到了复沓似的强调。应该说这种想象性空间的拓展是颇为成功的,使得一个原本人人都熟悉的故事具有了溢出于框架之外的惊喜,且在润色于文本肌理的同时使得小说更具有了现代精神。另外,蒋韵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谈到对小说内在气韵的把握上所进行的“悲情”向度的选取。她认为“悲情”是中华民族经过传统文化积淀熏染出来的独特民族气质,这种悲,是一种大生大灭,万物有灵的大慈悲。作者在众生平等的大慈悲上做足文章,使得白蛇想成人而遭尽劫难的命运被渲染上了一层浓浓的悲情色彩,极具感染力,动人心魄。甚至是最后她被逼到死角,为小青之死讨最后的公道的狠狠一咬也让心中浸满了同情之泪的读者拍手称快。可以说在这个情节上,小说成功地推到了其预设主题下的高潮。从而使小说在情感逻辑上具有了充分的感染力。这是小说做得很成功的地方。
但是,或许是因为野心过大,或者是用力过猛,作者在处理文本结构的时候过于繁复。首先是第一人称叙事人“我”与白蛇的前世今生勾连,最后是蛇孩的新闻报道的纪实性呈现,从某种程度上,这种多重时空的引入拓展了文本的叙事向度,貌似具备叠瓣玫瑰的丰富性,但因为素材本身的缺乏以及重述神话的总意旨统摄,使得这叠瓣的外层花瓣极为营养不足,成为某种姿态性的敷衍。这也是《人间》的不足之处。另外,“法海手札”的生硬强接,自然使得作者为表现法海这个人物省去了很多力气,所有关于法海的叙述只要让他用文字的形式自说自话就完成了,虽然是达到了把法海这个争议性人物人性化、立体化的效果,但也暴露了作者在创造这个文本时气力不足的仓促。
总之,作为第三本在国内出版的“重述神话”小说,《人间》有了新的突破和可圈可点的地方,但仍然留下了不少的遗憾。这种遗憾不仅仅跟作家的创造力有关,更和作家对“重述神话”的目标确认和处理态度紧密相关。终究这只是个活计,是个命题作文,能脱离文字的虚空高蹈,让人物情节有机融合成一个具有感染力的文本就算是个合格的作业了。



注入玄幻元素的新神话
                                 张清芳


  与《碧奴》和《后羿》相比,李锐的《人间》无论是在丰富的想象力,还是在人性深度挖掘上,均可以说是这三部“重述神话”小说中表述得最成功的一部。不过,这部小说名曰中国神话,其实却吸收了奇幻小说的诸多特点,把神话和奇幻融合起来,既有中国奇幻小说《幻城》似的飘渺,又有西方科幻小说和奇幻小说常有的一些创作因素。这些特点并非是《人间》的缺点,反而反映出作者对当代中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捻熟,这也不失为对传统神话重写的一条出路。
 从玛丽•雪莱发表世界第一篇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为肇始,包括其后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非人的怪物就成为西方科幻小说中常见的主人公,而且通篇均弥漫着对人生和命运,包括对“人类”和“非人”关系的哲理思考,充满哲学色彩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而《魔戒》等奇幻小说通常包括也魔法、勇敢的骑士、不幸的少女、虚构生物和哲学探索等主题内容。郭敬明的《幻城》就是中国当代奇幻小说的典范,其中婆婆对卡索意味深长的人生预言,兄弟情深是前生人与鸟报恩许愿的轮回,以及对不可知命运的恐怖和哲理思考,等等因素造成了一种空灵飘渺意味,奠定了中国奇幻小说需要的基本要素和写作路数。《人间》就是另一部成功的奇幻小说,艺术上自然有着奇幻小说的优点和缺点。
《人间》拥有诸多奇幻元素,轻松营造出一种空灵的奇幻色彩。《人间》在“代序”中谈到:“《人间》中浓厚的佛教元素,一次又一次成为指点迷航的灯盏。随着神话的展开,我们来到一个常识和真理之外的未知世界”,显然这个未知世界包括了白蛇变成的白娘子、许宣转世后变成的梅树等“非人”的虚构生物。同时佛性以及佛与情的辩证关系成为小说作品哲学思考的中心。何谓佛心和人心?大善和小善,佛家的“普渡众生”、“慈悲为怀”与除妖使命孰重孰轻?当忘恩负义的胡爹对法海谈论大善,为救众生之命流尽蛇血的白娘子最终死后成人,法海幡然悔悟所写的《法海手札》,还有忠贞不渝的爱情,以及转世轮回千年也要续上的姻缘,无不赚读者热泪。但是,人间有情战胜佛心无情的结局,以及转世轮回的姻缘,并非是对众生平等、六道轮回佛教观念的误读,而是有意符合“言情”小说的潜规则,由此小说就略显单薄和落入模式化的窠臼,就如同《幻城》一样,可以感动读者一时,却无法持久。“人”与“妖”的辩证关系也是小说的一个哲思点。白蛇作为“非人”,她的矛盾痛苦在于虽然为异类,但是“神给了她一颗人的心……她是造物的怪胎,生而不幸,不管是做人还是为妖。”周围人类对她的迫害和恐惧,与人造人弗兰肯斯坦遇到的生存困境和心理困境如出一辙,虽然中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人类的自私狭隘和排斥异己的心态确是相通的。“非人”还表现在小说的隐喻层面,赋予小说更浓重的哲理思辨色彩和空灵意味。作者把人类身上具有的人性和妖性(动物性)特点充分具体化,落实到白娘子、小青等人物身上。小青作妖时是单纯快乐的,而陷入情网后就遭到人类情人的无情背叛;人类对拯救他们生命的白娘子不是报恩,而是残酷杀戮。法海在追杀白娘子的过程中,最终辨明了妖性和人性的真正区别——善良、宽容、舍己为人、重情重义才是人性的根本,不管外在形体如何。这也是中西奇幻小说经常表现的一个主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人间》把奇幻色彩融入进白蛇传的古老神话之中,由此创作出这部“重写神话”的作品,虽然颇受读者欢迎,但是奇幻小说自身带有的缺陷——轻灵有余和某种模式化,却让我们来思考:《人间》的出现到底是文坛之喜还是之忧?难道当代文学的花样翻新真的走到了尽头?或许我们只能够等待时间给出答案。



张者:《桃花》,《花城》2007年第3期。
点评者:余旸


张者的《桃花》(长篇),是《桃李》五年之后诞生的姊妹篇,仍然把笔触聚拢于校园,校园里那些来来往往手提开水瓶充满焦虑但黑镜框里茫茫然一片的博硕士,连带他们的导师——所谓的知识分子们。校园,昔日的理想圣地,早就市声弥漫;低矮的围墙,墙外的“公司”、“大款”们轻易逾越了同时也被墙内的视线所穿透,所以作为三十岁处男的师兄姚从新(要重新)被嘲笑了,但仍监守着要求处女作为女友的理想;所以他也被网上认识的因父亲炒股大赔而在网上贵卖处女夜的80后少女钟情(呵呵,好名字),触电了也被背叛了(翘墙角的正是其同门师弟!);所以他被某企业公关秘书刘曦曦引诱了(刘曦曦通过他接近他心中完美导师方正先生从而能顺利上市圈钱),被“借种儿”后又被抛弃了;所以当他因为急于出国追寻怀了自己孩子的刘曦曦而抄袭了自己导师因为私心想支开他(导师娶了他现任女友邸颖)提供的论文时,他要负担自己为人父的责任的道德感也被颠覆了,完蛋了。结局就是卷行李走人,所谓的学术理想,都黏附在身后那桃花掩映中无比灿烂也无比糜烂的夕光中。满篇荒唐事,白底黑字,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想一想,他们师兄四人联袂出击,赴“大二女生”的旅店约会之小心翼翼,一半煞有介事,一半细致写实,把所谓“校园中硕博士这些人后青春期的特殊情调”(陈晓明语)写活了;那种掩饰在嘻嘻哈哈中难以叙说的感伤、那种只能嘻嘻哈哈不正经对待的焦灼弥漫在耀眼的阳光与结实的叙事中;大家出国的出国,搞女人(男人)的搞女人(男人),玩学术的玩学术,赚钱地赚钱,都匆忙而难受地更多的生活着,伤痛象阑尾一样多余,无处寄放安存。比王朔朴实但也不乏卖弄的语言内衣,穿在恰当的一批人身上,节奏的调配,更象夏日里闷在破旅店里做爱时窗外冲击覆盖的喧嚣市声,混合着汗水以及挣扎,有了蛊惑性的障碍,快感也就顺入阅读中了。
虽是有趣的小说,自然也有不满,其一,导师方正总让人有华山岳不群的嫌疑,虽然也触及到了他的道德尴尬(比如因撇清自己而出庭指证自己弟子、先将弟子女友揽而入怀又为其争取出国名额而不择手段,等等),但微有隔靴搔痒之感,不够狠之后就假地太单调了;而邸颖,转腰提臀于导师方正和师兄之间,行为虽在社会现实实例范围内,内心的暗箱却被揭示地相当含混,总是突兀、莫名其妙,为了故事完整主角形象而被光荣牺牲掉了。说到底,作者显然对所谓的八零后(假如有的话)的内心世界,仍然不能完全把握,对其想“解构”嘲弄的“神圣校园”缺乏真正入骨的了解,因而少了“反戈一击”的精准和痛感,嘲笑的音调有时夸张,而且不准,多少有点局外人起哄看热闹的意思。但瑕不掩瑜,这部小说,让我们重新开始审视这个一直被偶像化静物化但其实已经质变的题材领域——大学校园,使一直被人诟病的“校园文学”增添了成熟的亮色。
 
董立勃:《白麦》,《当代》2007年第3期。
点评者:谢俊


董立勃的长篇《白麦》与发表在2003年《当代》第1期的《白豆》可谓名副其实的“姐妹篇”。在当年那个发生在军垦区“下野地”、三个老兵争夺一个女子的传奇故事里,妹妹白豆清澈而又真挚的爱情选择曾让读者们感喟万千;而这次,作者则要讲述嫁给首长老罗的姐姐白麦的故事。为了搭救白豆的男人胡铁,白麦凭着一腔真诚横冲直撞,在和高深冷酷的老罗的交锋中愈挫愈勇,然而正当他们的感情濒临破产,文革的动荡却一下子让白麦成为丈夫的守护者,在造反头子杨来顺的欺压里历尽煎熬。与《白豆》一样,清洁的白描短句、简短的章节设计、叙述人饶有架势的讲故事的口气,再加上传奇般跌宕起伏的情节,使得这个小说读起来行云流水、酣畅有致。而作者又特别能把握女人那一个简单、执拗却真切动人的情感世界,至少在这个小说的前半部,白麦在胡铁事情上的天真和仗义,在和老罗相处时的真实和倔强和在与李山相遇感情有些出轨时的朦胧可爱,都给作品添上了不少生趣,在一点在相比了其他写情作品中煞有其事的苦痛、无病呻吟的繁复以后就更显得清新脱俗。
不过,这个作品写到后来出现了很明显的败笔,与《白豆》的浑然天成相比,还是有些让人失望。《白豆》和《白麦》前半部的成功之处,在于写出了新鲜的却带有生活气息的真实的人物,尤其是那些生动的女孩子,但在后半部,特别是带入了文革话语以后,作品就越来越类似“伤痕”、“反思”文学中的陈年老事,像“批斗老干部”、“要挟并奸污下乡女眷”这些带着程式化情感的故事套子频频出现,使得作品生活气息和人物的神气都被冲淡了。而小说写到后来浪漫传奇色彩越来越严重,情节不依照生活逻辑而随意利用巧合,人物倏然间成了理想化和单一的性格类型,这些都与作品最初的追求有些渐行渐远。


看《作家杂志•长篇小说夏季号》(2007.6)
              朱晓科


《作家杂志•长篇夏季号》质量整体上扬。相对于以往的平庸,本期《夏季号》几乎可以灼热读者的眼球:开篇以近来笔锋颇劲的徐则臣的《夜火车》打头炮,结尾以女作家筱敏《幸存者手记》收官,而诗人黄梵也以《南方礼物》让我们见识了其小说创作的功力。总得来说,三篇小说均有独特的风格和质地,三名作家在语言上自觉的追求亦让人颇觉可喜。
诚如徐则臣自己所说,《夜火车》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寓言。“夜火车”,一列驰在旷野之中的机轮,伴随着单调的节律,孤独地驶向铁轨延伸的深处。而铁轨却深藏于夜的黑暗之幕,除却车灯的片许光芒之外,黑洞洞的未知世界将自己倒影冰冷地印在铁轨之上:它们究竟是要通向遥远的远方,还是去追逐远方的遥远?而那些转动着,并在铁轨之上铿然作响的,究竟是亘古不变的车轮,还是岁月的年轮?——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主人公陈木年躺在火车厢上品味夜的孤独和刺激时,在这位即将告别青年,但也并未步入成年的中文系待考研究生的心里,总有那么一股懵懵懂懂地渴望和冲动:这是一种“出轨”的冲动,一种将人格纯粹化的冲动,而这种“出轨”和那一头扎进黑夜深渊的火车头其实异曲同工,它既是陈木年20多年的人格习成中的“隐形基因”,也最终酿制了陈木年的结局:从一个自称的“行凶者”一跃成为真正的“杀人犯”。而当“夜火车”最终成为不折不扣地逃跑工具时,小说的现实指向性便明显地突出出来:即便是对那些朴素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其实,在徐则臣自己的创作序列中,《夜火车》是现实主义风格很强的那一类,陈木年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绝非“80后”的一代。小说着眼于大学校园内留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相当程度上表现了时下人文知识分子边缘化的处境。作品的遗憾之处是,小说叙事注重厚实之余,稍显沉闷。


筱敏的《幸存者手记》以个人记忆的方式正面展现了“文革”时期城市当中的灾难。故事的中心人物是几个未成年人:我、立夏、小禾……事件开始于孩子们对“革命”新鲜感的追求和参与,最终在暴力的漩涡里迷失了方向。批斗校长、打砸“四旧”,冲击机关,城市武斗……“革命”与“破坏”难分彼此,价值判断不断被颠覆。孩子们被自己扳动的螺旋桨撕成了碎片,恰如那只抢夺话筒的手,“唰”地被砍刀剁下来,血光四溅……
如果说,《夜火车》的好处在于扎实且沉郁;那《手记》则以独特的气质取胜。小说在一片万花筒般的迷离中展开,一如教堂彩色玻璃破碎后的斑驳。其实,作为一篇小说来说,《手记》中“陈述”的成分大大超过了“叙述”成分,但筱敏的才气恰恰表现在她自说自话而又冲击力十足的喃呢中。当我们看到:“……拔节的骨骼里面的响声,石子儿和空气摩擦的响声,是秩序井然的世界里什么东西破碎的声响”这样的语句时,不能不侧目于作家对语言质感和喻意的追求,而“红楼新编”整整一节对政治的隐喻简直有点惊世骇俗了。然而,寓意丰富、质感十足的语言还并不是《手记》最突出的特点。筱敏把《手记》“研磨”成一面扭曲之镜,读者从中读到的是变形、疯魔和狂乱,这样的处理无疑更接近于那个动荡年代给予人心灵的真实写照。
在近几年的长篇作品中,“文革”的农村叙事已经屡见不鲜。众多作品将“文革”看作是命运的“对撞机”、胜负手、振荡器,是命运在波峰谷底之间颠簸的必经之路,甚至由此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结合,使作品将叙事脉络延续到当下。而《幸存者手记》却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去讲述“此后”。作者舍弃了时光荏苒的唏嘘,却因此凝聚了笔力,奉献了通篇对“城市文革”的精准把握。这至少做出了一个贡献:“文革”并不是只存在于“土改”、“大跃进”、“自然灾害”和“上山下乡”的历史序列里,并非只是那个在农村土地制度的“公”与“私”的抉择中面目狰狞的压制性的力量;“文革”同时也深刻渗透到市民阶层的组织形式,渗透到对市民意识的规训、宣传和建构中。在“乡村文革”中,“文革”更多表现为被动接受的“盲从”,可是“城市文革”却直接反映了公众对“文革”的参与和建构,更为直接地回答:一个全民性的疯狂活动究竟如何跨越了“人民”的基本理性?——这并不一定是《手记》想要解决的问题,但可以算作《手记》开启的一个久违了的纬度。


黄梵的《南方礼物》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围绕着高中“小混混”这个平常而又独特的群体展开。青春期的反叛、少年的情谊、江湖帮派的潜规则、早恋的青涩、底层家庭的艰辛和一位坚强的母亲最终使主人公陈晓楠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淬火。当他走进民办大学校门的一刹那,作品完成了对一个并不暖人,但尽够欣慰的成长历程的刻画。
如果说作品的第一部尚让人怀疑:这是否脱胎于作家自身的经历;那作品第二部无疑凸显了作者诗人的背景。陈晓楠告别了莽撞的少年,拥有超越同龄的成熟,但依然没有挣脱大学生活的迷茫:理想与现实,爱情与背叛,诗歌与电子通信……更加强烈的独立性格在陈晓楠与母亲的冲突中展现出来,陈母(清月)从慈爱到偏执的转变是这个时期男性大学生将会遇到的通例,作者对此的把握虽然很精简,但生动而准确。只可惜第二部有点“没讲完”的味道——也许进入社会之后的生活如此地单调并乏味,使得黄梵狠心地把作品了结在陈晓楠的大三:这个毕业前依然保持着青年精神的年份。
《南方故事》并不局限于主人公陈晓楠的成长,女教师颜玉的经历代表了都市男女和高等收入阶层的通病,而马林、宋池等“小混混”不同的人生轨迹也很生动、得体,其中依稀看得出有点《美国往事》和《沉睡者》的味道——这自然是笔者的发挥和杜撰了。



看《收获》
                 晓南


本期《收获》一扫上期的沉闷,呈现出一派茂盛喧哗。作为头条的徐则臣的中篇《苍声》,以一种生猛、冷峻、凌厉、残酷的姿态书写成长主题,“像生铁一样发出坚硬的光”。小说是作者“花街”系列的延续,徐则臣向以“少年老成”闻名,比之他以往的作品,这篇作品一反沉稳温和的风格,而有了一种倾斜之美。这种倾斜体现在,少年木鱼在善与恶的交锋中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他“变声”了,从奶声奶气的男孩一夜之间变成了男人。而促使他蜕变的催化剂,不是善,而是恶:无辜的中学校长何老头因为收养、保护被恶人觊觎的美丽傻姑娘韭菜,便遭到了诬陷、游斗和迫害;因不愿将自家的小狗赠送给恶人,所有的小狗便惨遭虐杀。而面对恶人的胡作非为,善良的人们是如此软弱,不是妥协就是麻木:父亲为了不让人虐杀自家的狗而亲手杀掉了它;街坊大多相信何老头的无辜却依然去看热闹;“我”的父母同情何老头,也无非是让“我”给他送点菜而已。即使一点点反抗也是软弱得无法理直气壮:“我”被恶人逼着同流合污以性去侵犯韭菜;这屈辱令“我”恶心呕吐,是生理的,也是心理的。消极的呕吐使“我”从噩梦中脱了身,而当“我”发现人生这场噩梦才刚刚开始时,“我”突然“苍声”了。小说在这里忽然有了深度:窥破人生真相的刹那,正是告别童年走向成人的一刻。一个有些夸张却不乏深刻的隐喻就此完成,如同一个强劲的心脏在小说深处砰砰跳动。徐则臣让恶这根弦绷得太紧,始终让人无法喘息。小说因倾斜而具有了一种力度,它因为单纯而锐利,像一把锋利的刀片,划开了人生混沌的平静。《苍声》因倾斜而夺目,不过以本人的个人趣味而论,我更怀念作者在《弃婴》、《跑步穿过中关村》中的那一脉温情。
唐颖的长篇《初夜》是一篇注目于女性成长的作品,以一对姊妹的成长为主线,她们的姓名蝶来、蝶妹分明有着“化蛹为蝶”的寄托。小说的开篇令人欣喜,故事一开始便轻捷地收放故事线索,利用故事内部人物性格的张力营造旖旎的风波,将风筝徐徐升了起来,整个过程颇为赏心悦目:柬埔寨亲王的那美丽的王妃点醒了少女心中对美的向往,她们偷偷化妆试穿带有旧上海遗迹的母亲的旗袍、在初潮来临时无端地恐惧与绝望、讨厌自己不喜欢的男孩的喜欢、将那无法释放的青春冲动化为对练习颜楷的着魔……那些懵懂的执拗、那些陌生的恐慌、那些偏执的绝望,都是如此摄人心魄。但这欣喜仅仅在第一部后便消失了。小说仿佛一本先前认真后来潦草的练习簿,越到后来越显示出逐渐薄弱的耐心。作者显然缺乏长篇的叙事驾驭能力,一旦跃出青春期的成长,便开始气韵散荡,笔力虚弱,脚步凌乱。如果说前面对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成长萌动堪称传神细腻,颇为迷人的话,那么后面继续前行的情节就令人烦厌了:时常蹈空而难以落实的生活呈现、一相情愿的自恋与拉杂的絮叨、无法贯穿始终的文气、常识性错误(如“拿一个博士后学位回来”,“继夫”)的不断出现……都不能不令人惋惜:倘若将故事停留在前三分之一处,或可成为一个令人眼亮的中篇。
存文学的中篇《人间烟火》写发生在壮劳力们都出去打工的落寞山村之中的故事,山村中的媳妇们饥渴着男人,外出打工的丈夫们饥渴着女人,在人性自然的需要面前,原有的家庭伦理悄然崩溃,自然而然地发酵出了另一种合乎人性的伦理——他们各自在家庭之外寻找欲望的替代品,彼此慰藉,互相取暖。在理解中,妻子们与丈夫们以及情人之间达成了谅解。小说体现了作家对生活独到的观察,在这个城市吞噬乡村的时代中农民所必然经历的牺牲里,传统遭到了破坏,取而代之的是生活的合理性。谁也无权谴责这种扭曲,只能在淡淡的悲哀面前束手无策。
除此之外,本期其他中短篇小说稍显平淡。徯晗的《隐秘》(中篇)写得太满,许多情节枝蔓早已显露端倪作者依然热衷于一一交代,而不知隐匿和留白,不免迂了。韦昌国的《城市灯光》(短篇)故事无甚新鲜,好在作者的笔调颇为生动。郭文斌的《大生产》(短篇)的语言有些特色,短句与白描构成一种简约清秀的风格。以两个小孩的眼光看哥嫂生产人的过程,角度本来不错,可惜小说完全借助孩子的无知来推动故事,无知得过分,反像是作者故意让他们装傻。


《收获》2007年第3期推荐篇目:徐则臣:《苍声》(中篇)


看《上海文学》
王颖


《上海文学》第五期中篇有四,徐则臣的《水边书》是已发表在《大家》2005年第2期的《石码头》之续作,《石码头》的珠玉在前,不免使读者对于这篇《水边书》的期望更高。
《石码头》作为一个成长小说在写到“我”愤而出逃时戛然而止、余韵深长,《水边书》则以多年后“我”的回归展开。“我”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懵懂青涩的少年,在时代的兵荒马乱与颠沛流离中洞悉了世事沧桑,对是非纷争厌倦的他只渴望回到花街,回到旧时宁静的记忆中。随着“我”和叔叔的继女茴香充满意外的重逢,以及“我”与茴香相伴的返乡之旅,小说不仅交代了“我”走后花街遭遇的变故,也一步步重新揭开家族历史中的猥琐、邪恶,那些几欲忘却的痛楚与隐秘。然而,即便是这样的故乡与家,仍在“我”心中荡起了温情与不舍的涟漪。
如果说《石码头》中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棵在院中摇曳芳香的大槐树,它深深扎根在读者心中,成长壮大,槐香缭绕,则《水边书》里的“水”成为这部小说突出的意象与氛围,甚至能够从故事情节的行进中跳脱出来。自小说开篇描写“我”躺在船内随水波悠悠荡荡摇晃前行开始,江南水乡的氤氲迷离便扑面而来,潮湿朦胧犹如梦中。《水边书》仍然古典与讲究,但比之《石码头》,它太像一部正儿八经家族叙述的传奇,一些情节显得比较突兀,笔触更多停留在故事的表面,而未能沉入人物复杂深邃的心理脉动。
继《煲汤》(《人民文学》2004年第7期)后,畀愚在《罗曼史》中再度将女性心理的小机锋、小算计写得细密婉转、九曲回肠。多年守寡的刑美玉为让儿子有新房顺利结婚,已逾天命之年了还不得不费尽心机地寻找一桩婚姻,带房子的婚姻,好让自己有个栖身之窝。在作者极具耐心的叙述中,她的苦闷与忧愁也渐渐变得凝重起来。人终于找到了,条件也十分优异,以为这次总该能够铁板钉钉地幸福下去,老头却在结婚前死于过度而荒诞的欢爱。刑美玉急于把自己像包袱一样甩出去的愿望其实在一开始便已透出无望的底来,不只这一回,刑美玉生平总共三次期望能够改变命运的罗曼史均以惨烈的失败告终,这世界与男人从来不是她所能掌控的,她每每用卑微的顺从与赤裸裸的身体换取她自以为是的“幸福”,每每迎来的只是一个个肥皂泡的破灭。悲戚无奈的中年妇女形象跃然纸上。畀愚的故事常是老套的,不过于老套中又能重新翻出些情调,也属不易。
本期头条是卢一萍的《二傻》,讲述了单纯憨直的“二傻”,因对村长儿媳年纪轻轻便苦命守寡的李淑芬一往情深地“犯傻”,而被村长支去当兵,又因在军中持续“犯傻”当不好兵被发配去养猪,终于在养猪中做出了一番成绩,却又险些丧命的故事。小说通篇以平淡口吻叙述,淡中有悲,但败在整体意念过于直接,结尾的突然魔幻,似抖了个机灵,却过于生硬。
姚鄂梅的《一只蚂蚁的现实》继续作者一贯对女性生存的关注,女主人公的人生,因十三岁那年的一次意外烫伤,而变得哀婉沉痛却又无可奈何起来,蚂蚁的渺小、卑微,不由自主,也是女主人公的自况,惜乎小说在主题酝酿意念贯穿上犯了与《二傻》同样的弊病。


第六期《上海文学》中曹征路的《豆选事件》(中篇)是农村题材中一篇颇有力量的作品。村妇菊子怀孕,丈夫继仁子却咆哮着让她打掉,小说从这一极具冲突性的场景写起,让菊子、继仁子、继武子与村长方国栋的恩怨情仇,和方家嘴子第一次试行基层民主的豆选事件这两条线索始终并行交织着,如一条麻绳的两股线头,在不断缠绕扭结中编织进丰富的意蕴。家族势力下的权力运作,宗法血缘人情为纽带的乡村社会伦理秩序,村民的忍气吞声安于现状,利诱后的动摇,本性的自私与怯弱……现实之复杂,使得乡村基层民主的落实举步维艰。
小说着力塑造了三个悲剧性的人物,美丽温柔的菊子带着传统的抱恩情嫁给养母之子继仁子,却依旧不得善终。菊子的自杀像一道锐利的闪电,划过灰暗的现实,她用生命洗涮了自己的屈辱与无奈,洁净了她的爱,更反衬了继仁子的自私与怯弱。继仁子则是一个典型的老实巴交胆小畏事的乡民,在外头沉默憋屈,回家了便将气撒在老婆身上,除了非他所愿当选为新一任村长后在代表大会上的多年情绪的累积爆发,他一直活在生的卑微和郁结中。继武子,作为小说中唯一一个代表着文明与启蒙,敢于挑战旧有体制恶势霸权、不断提出问题与思索的先进形象,虽然他要的只是一场公平正当合法的选举竞争,却因缺乏政治手腕和掌权者的谈政治色变,而被打被关被恐吓,即便如此他仍不屈不饶,豆选也果真取得胜利令方国栋下了台,但代价却是青梅竹马的菊子的永远离开,终是太过惨痛。小说除了细节扎实、语言生动外,情感始终充沛丰盈,含着澎湃的力,这情感既有对乡情的懂得与体贴,又有对现实的激愤、无奈、悲苦与沉痛。
映 川的《三公里》(中篇)散发着一股冷寂阴柔的女性气质,小说中女性的姿态是那样强,以至于男性呈现出的面目不是虚弱便是丑陋,它似乎在昭告读者,女性的自我救赎只能来自女性自身,来自两位女主人公那段生死历练后的义气与情谊。然而承载这意思的故事本身,却太像一部陈旧眼熟的通俗情节剧。
哈 南的《歪嘴堂官窑》(中篇)讲述了一个在广州卖假古董的贩子营生,作者讲得流利畅快,读者看得跌宕起伏。
四部短篇为我们呈现了四种情境。许青安的《江南之鼠》倾力营造了一种潮湿阴晦诡异的江南氛围,让人心生一股紧紧附着于皮肤的不适。朝君的《毛兰》将学校渲染如监狱集中营般阴森恐怖。张其翼的《冬至》描写一个无法从亲人死去事实中清醒过来的女子,宁愿将自己囚禁在幻想的梦魇中。小说用了一种聊斋式的“鬼话”笔法 ,却太过实在、直白。林宕的《你带什么东西逃走》止步于一场索然无味的性交易。


《上海文学》2007年第5期推荐篇目:无
《上海文学》2007年第6期推荐篇目:曹征路《豆选事件》(中篇)



看《十月》
                    王颖


本期《十月》可谓对“收藏”情有独钟,不仅以“纪实文学”刊发白描的《秘境——中国当代玉市考录》,更有中篇小说《把脸拉下》、《赝品》,短篇小说《越位》涉猎“收藏”,真真假假,你来我往,由收藏反映世态众生之相,倒是别有声色。
徐则臣在《把脸拉下》里塑造了一位蹲点在畅春园一带倒卖假古董的魏千万,为他的“京漂”人物系列又添一丁,从《啊,北京》到《三人行》,到《跑步穿过中关村》再到如今的《把脸拉下》,他的“京漂”叙说日益丰富与成熟。
本篇以“我”——一位报社小编之口讲述了因买假古董遭遇魏千万,本只想讨回被骗之钱却反被其盯梢,后又因生活所迫与其合伙干起卖假古董的营生。好景不长,事发东窗。在警察盘问时,魏千万仗义地以己之身保全了“我”因此入狱,而那个即使老婆以离婚要挟也没能使他拉下脸皮向朋友借钱买房的“我”,为了营救魏千万,最终拨通了朋友的电话。他的所有委屈、焦虑、无奈也在此时随着泪水一同爆发。
小说的开头好,有很强的代入感,随后作者耐心地表现了原本只是陌生人的魏千万,怎样与主人公“我”发生了关系,并一步步入侵“我”的生活,直至完全侵占的过程。但随着作者的讲述,另一个更突出的主题——“困窘”,渐渐浮现并强大起来,最终成为小说的主调。看似阶层悬殊的魏千万与我,其实同病相怜,为了挣钱买房不受老婆训斥,他们可以一步步地“把脸拉下”抛弃自尊和道德,从事不甚光明的行当,其实他们的内心仍然良善。表面上看,在其“京漂”小说里,作者总令他的“京漂”人物变换各种身份,上演各般故事,实质却万变不离其宗,他满怀深情的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好比这篇,卖假古董只是小说之“形”,而京漂者、城市平民、小人物在这座巨大荒芜的北京城中所受的生活之痛与精神焦虑才是小说之“神”。说到底他们不过是作为这个社会大多数的可怜人、老实人。也因此,我们总能从这些人物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们的漂泊、烦恼、无奈和痛亦是我们的漂泊、烦恼、无奈和痛。小说所有真切动人的力量便来源于此。
《把脸拉下》保持了徐则臣的一贯水准,甚至更为成熟。然而也正是这种成熟,让人亦喜亦忧。喜的是他仍然是我们所熟识的徐则臣,忧的是他的“花街”、“京漂”两套笔法都已写熟,如何突破已有之惯性,不至陷入“写熟”之后的平淡?
王金昌的《赝品》分别讲述了七个关于赝品的小故事,曝露世相百态、真实人性。作者将每个小故事写得峰回路转、跌宕起伏,作为小品来读倒是饶有生趣,增长见闻,但若作为小说来看则情节简单、缺少架构,全然是兴之所至,太过随意。
如果说“收藏”在前两篇尚有实质的内容与启迪,到了李月峰的《越位》里却只剩下了一个神秘交易的噱头。小说通篇皆是俗套,充斥着作为坊间通俗剧必备的时髦、惊悚的字眼与情节,末了对《约伯记》的引用非但没有提升全文的境界,反使其显得更为做作。
本期“新农村题材作品专栏”发表的是胡学文《淋湿的翅膀》(中篇)。继承了丰富民间智慧的寡妇赵美红,凭借其撒泼胡闹的本事达到了种种目的,却在让女儿艾叶进厂一事上遭了堵。小说的一条线围绕着赵美红的泼辣行进,另一条线则围绕着艾叶的爱情展开,生活在母亲的强大阴影和村民的闲言碎语中的艾叶,渴望爱情,不过是她渴望逃离委屈而压抑的现实的反映。在她即将托付终身于乡医杜智时,昔日恋人马新的归来,使故事再掀波澜。
这部作品与一般意义上浓墨重彩的“底层写作”有些不同,依然是贴着现实而写,不减对当下农民生存困境的关注与思索,却不再是集中笔力反映、透析、解决一个问题,而选择走了一条相对“偏”的路子。首先,小说进入乡村的角度是偏的,它对当今乡村现实的呈现蕴含了一种隐晦、复杂、充满矛盾的态度。小说反映了新农村背景下,有为官者为经济发展“毅然决然”地建厂破坏了环境,就有领事者率众村民“捍卫”自己权益,抗议环境污染并索赔,利益的天平只要有一丝倾斜,纷争自然而来。作者细细交待了深陷其中的每个人物的不同心态,既没有单纯地批判,也没有片面地鼓励任何一方,所有人物均是在命运的转轮下无奈地前行着,可惜的是,男女主人公马新与艾叶背离故乡的结尾,却也给不出巨变与压迫下乡村的真正出路。
其次,小说塑造的主人公马新,也不是传统路数里为民请命、充满悲情的高大英雄形象,而是一个有着新意识、新思维的农民,看上去吊儿郎当,浮躁投机,油滑不踏实,本质却也没多坏。马新由最初的利用村民为一己之私,到后来真情为集体谋福利,终因引发了深层的“官民冲突”与村民人性中的阴暗面,使他发起的索赔运动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结局。其实,这类新农民的形象在胡学文的《命案高悬》里已经出现,主人公吴响即是,但《命案高悬》详述了吴响在村妇尹小梅之死的震撼下,在屡探真相未果的逆境下,性格怎样一步步转变,一个带着“无赖泼皮”色彩的人怎样在一种特定的情境下蜕变成一个执着于挖掘真相讨个说法的“好人”,其轨迹扎实明晰,也因此拥有了感人至深的力量。相比《命案高悬》,马新的形象便“弱”了许多。
当下中国农村所蕴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确不易透析,这部作品的含混与无力多少源自于此。将其放在胡学文整个写作脉络之内看,小说虽“偏”出了一定新意,却也因“偏”所限,丧失了胡学文固有的强悍的力量。
若上头所说的《越位》还仅是做作,温亚军的《花开的声音》(中篇)便是落俗了。故事无论内容与结构都与影片《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雷同,二者均以青春期性萌动的少年偷窥之眼追随美艳尤物的床第隐私,然而电影里不仅有浓烈芬芳的西西里岛风情,对性的态度也是健康审美的,小说里的岳美芬却丝毫不可爱,且拧着一股劲往邪恶偏狭的方向行去,全无了电影里的高贵格调。


《十月》2007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大家》
             刘勇


自年初改版之后,这一期《大家》再次大幅换脸,除了增设插图、增加“编者按”和“读者说”的篇幅引导阅读之外,更是大刀阔斧对内容设置进行了调整,划分出“大众”、“任性”、“先锋”、“其他”四大板块,其下又各设几个小栏目。自目录望去,标新立异的提法如天花乱坠,繁复而芜杂,从中可以感受到刊物在生存压力之下力图变革的热情,但也不难看出其自我定位的尴尬,而这种尴尬自《大家》诞生之初就一直存在。1994年《大家》创刊即标榜“先锋文学重镇和理论策源地”,“先锋”首先意味着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但高昂的价位(当时定价10元,属文学期刊中定价最高的)使其不得不“心怀大众”,尽管那预期中的大众是“高雅”的。“先锋”又意味着对“经典”的背叛和超越,但有意思的是,14年来《大家》一直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为主的经典作家头像作为封面。面对“先锋”、“大众”、“经典”之间的矛盾,《大家》一直没有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一个也不能少”,尽力在三者之间寻求平衡点,不经意间已摇摆至今。以今日之现状,论“先锋”不及《山花》,论“大众”不如《当代》、《十月》,论“经典”又远远追不上《收获》。此番改版欲重振旗鼓却又老调重弹,不仅让“大众”与“先锋”继续纠缠下去,又新立“任性”一极,将网络小说、流行报刊专栏小品悉数纳入囊中,更令刊物定位“说不清、理还乱”。
就本期小说来看,正是多方杂陈:“纯文学”与来自网络的通俗文学均列队于“大众”麾下;“先锋”小说割据一方,在“先锋浪打浪”这样一个任性的标题下兀自翻腾;而在以非虚构作品为主体的“任性”板块之中,也有小说混迹其中。
先说“大众”。
曾在网上受到好评的《天元系列小说三篇》(鬼剑)大概是最能代表此番改版“大众”栏目旨趣的。单就阅读感受而言,这篇小说确实好看,甚至可说引人入胜。作者直接模拟了顶级棋手(传说是马晓春)的视角讲述围棋的故事,已经足够吊人胃口,而小说中的其他主要人物,要么是来自美国的华裔神童,要么是叛逃的前朝鲜科学家,要么是“文革”时爱上同一个女孩的师兄弟,情节纵横四海,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而小说大量嵌入围棋界真实人名的做法,也很能引人对号入座,传为谈资。不难想见作者是一位痴迷的围棋爱好者,小说写得很投入、很真诚,既有对棋界时弊的揭露抨击,也有对黑白人生的感怀思考。不过,从写作的角度而论,该作采用的基本是武侠小说的套路,只不过此处侠客换成棋手,刀剑换作了黑白子。如果以此来理解“大众”栏目的指向,那么,“大众”基本意味着通俗。
此外,“大众”栏目还有9位小说家的作品,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故事性。
巴音博罗在《黑蛋的长城》(中篇)中讲述了一个农村暴发户的兴衰史,农民黑蛋因掘得玉矿暴富之后,突发奇想要在海拔八百米的山上修建仿古长城,最终因倾囊而出落得人财两空。就批判现实的指向而言,小说炮打双灯,既刻画了急切盲目的暴发心态,又揭露了掌握权力的农村干部的丑行,但作者似乎过分倾心于后者,减弱了黑蛋身上的劣根,让他更像一个锲而不舍的梦想家、一个有钱的无辜者,从而降低了小说的复杂性。
陈善壎的《短篇小说二题》由《疯子》和《峡谷中的漩涡》两篇独立的小说组成。前者以精神失常农民的视角反观文革的荒谬,后者则是一段平民抗日的传奇,立意较为陈旧,也只可当故事来读。韦继标的《捕蛇者传》,讲述农民因缺钱救子而去捕蛇卖钱的悲剧,立意过于概念化,只能算作“问题小说”。
王威廉在第1期发表的《非法入住》以实入虚,具有很强的先锋实验性。这次带来的《云上的青春》却是一个完全写实的作品,叙述了一个初涉世事文艺青年的心路历程,弥漫着这一年龄段特有的迷惘与孤独的味道,只可惜类似主题已由太多的作者反复演绎,这篇小说亦未能带来新鲜的质地。
鲁敏的《暗疾》中的大龄女青年“我”和每位家庭成员都有令人难忍的怪癖,这样的人物设置已经决定了情节的走向,“我”的恋爱过程必然会因此而惨败。对这个不出意料的故事,作者似乎有意想要增加一些爆发力,却只在铺陈怪癖上用力,难免引起读者肠胃的不适。姚鄂梅的《消费》讲述一个离婚女人的单身之旅,可看作从女性视角出发的一段艳遇,对情感亦真亦假、若即若离的分寸拿捏较为准确可信,对痴心情人的描绘则太过失真。
扫红的《追究》略带实验色彩,无所不知的玉石算是一个好道具,延宕着主人公与一个中年女人之间的猜测,不断提供出种种可能,而结尾硬要将读者的猜测拉向石头的那一声呼唤“母亲!她是你母亲!”虽然机巧,开放的格局却就此戛然而止。
本栏目中,文学性最强的作品是安昌河的《菜刀、菜刀》(中篇)。一把锋利的菜刀,串联起现实与往昔两起命案,前者光天化日,一对偷情者死于刀下;后者隐秘曲折,虽然当年的那个残暴的丈夫死于蒲草的毒药而非密谋已久的菜刀,杀人的阴影却长久折磨着她与情人秦三老汉的内心,小说的重心即在于此。所以《菜刀、菜刀》虽然未能脱离乡村男女私情的惯常套路,却另有一番气息,作者对秦三老汉复杂心理的刻画,无论是要回作为现实命案证据的菜刀时的执拗,还是多年来与恋人暗地相处时的情愫,抑或寻找蒲草墓地时的怅然,都有可堪回味之处,而暮年回忆的视角,也能令人读出时间的无情。
说罢“大众”,再谈“先锋”。
本期的先锋小说分别是黑天才的中篇《不过是open》和黄孝阳的短篇《男女关系》。诚如目录所贴标签,《不过是open》确实体现了“跨文体写作”的特征,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作者以旅行铺陈回忆,去往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沉溺于细节的流动、听任并享受文字的滑翔,由此造成的不确定使小说具有了一定的开放性。然而作者在叙述上的平淡却使这一场滑翔变得乏善可陈,而且放任自流、想到哪写到哪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对挑战难度的回避,与“先锋”的特质背道而驰。
《男女关系》更令人失望。小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写一个精神病人,对其混乱心理的描绘起初还颇有声色,可到后来非让他具有散发着酸味的文艺腔;第二部分更甚,一对非神即佛的男女在深夜的阁楼平台上对话,女的话语感性,男的却一直严肃地讨论哲学,两人的语言之鄙俗与生硬,甚至造成了喜剧效果。
如果说这两篇小说代表“先锋”的话,这样的“先锋”更像是“任性”。
相反,“任性”板块中的《一片树叶旅馆》(马菲菲,短篇)却没有多少任性的影子,倒是因时髦而“大众”。虽然小说恬淡、洁净、温润的情调甚为可人,却与流行的日本小说有颇多相似之处,类似的写作在国内也屡见不鲜。此外,叙述者被设置成男性,却总脱不去女性的调子,令作者优雅地露出了马脚。
“大众”、“先锋”、“任性”及“其他”,新版的《大家》真“怎一个“乱”字了得。


《大家》2007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人民文学》
                赵晖 解芳


第5期《人民文学》刊登了2个中篇、3个短篇。
毕飞宇《相爱的日子》(短篇)与袁远《一墙之隔》(中篇)取材城市生活,以人与人之间隔膜、荒谬、却不乏辛酸的关系为情节主线,颇有现实气息。  毕飞宇的《青衣》、《玉米》所有的劲儿都绷在人物心理上,外界的风吹草动左右着人物的心境。人物的举手抬足,都活脱脱是心头一出戏。这篇《相爱的日子》,却反其道而行之。毕飞宇将自己对主人公心思的体贴,全掩在对现实冷漠局促的叙述中。笔尖不动一点“情”。简单说,《相爱的日子》想告诉我们没钱的日子怎样相爱。小说从两个年轻人略带矫情的相遇开始,以一次性爱之后,他设身处地地为她选择富有的结婚对象而止,中间充满了他与她的“性”和“爱”。迫于经济压力,这种性爱的成分异常含混:不是纯粹的性,因为他还动过让她搬过来一起住的念头;亦不是纯粹的爱,其间妹妹对哥的依赖和信任同样确凿。大学生和白领作为城市边缘人,入小说尚是一个新鲜的题材。越过情感和对实际利益的追逐,直面两个缺少资本却向往安稳婚姻的年轻人在都市中的生活状态,显现了作者的眼力。但在外国当代小说中,不乏类似这样的故事。较之《青衣》和《玉米》,《相爱》对人的挖掘可说浮光掠影。亦有一失误之细节,比如前面讲到“地下室”,同一处地方,后面却说成“上楼”;可见作者写得并不精心。小说提供有效细节太少,说服力与可信度,随之下降。两个年轻人究竟怎样由一夜情,渐渐习惯于相互取暖。我们看得到小说外在的推进,却感觉不到小说的内在线索。以至床笫之后,马上冷静地为对方挑选合适的婚姻对象;这一本应出彩的细节,也为之失去了力量。
相比之下,袁远的《一墙之隔》写现代人含混暧昧的生命情境,意图表达作者对都市经验的种种体认。21岁的夏葳烦闷地准备着高考,每当夜幕降临,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猎手,抢劫夜归女子的钱包。与此同时,海归梁攀正蜗居出租房内,饱受着经济拮据、与女友乔乔隔阂渐起、矛盾丛生的折磨。合租者段晓蕾亦隐忍生活之重,在弟弟杀人入狱、父母相继患病之后,肩负养家糊口的角色。小说三线并行,以夏葳偷袭梁攀的腰包轻巧得手、抢劫段晓蕾费力不得,将各种人物扭结在一起,并以夏葳良心发现、偷偷归还钱财作结。作者别具匠心地铺陈三人故事,并非钟情于探究谁更辛酸地过活。事实上,小说明晰的情节设置与结构框架,历历可见作者试图关注“他人”,表现都市人情感和内心的尝试。可惜,袁远不善驾驭世事的纷繁与人物的复杂性。且不论段晓蕾形象的类型化、模式化,单就夏葳而言,作者对其青春悸动的呈现,愈往后愈力不从心。比照前此《暗扣》描写都市女性心理的细致与精准,《一墙之隔》显然难令人满意。由此,亦可见袁远在描述自身以外的新经验,在刻画人物心灵底层的曲折感受等方面,尚欠火候。  本期“新浪潮”鲁娃《那个时代的肖像》(中篇)着力于一个情爱纠缠的父辈故事。父亲、小岛上彪悍的母亲、父亲早年斯文秀丽的女友,加上特殊的文革时期和总是充满奇遇的浪漫之都——巴黎,翻翻这些元素就能大概推测出故事的走向。这类故事极具畅销品质,向来是夺人眼目的好题材,但若没有十成功力,极易使小说留于浪漫传奇,而缺少写作的深度与难度。《那》亦绊在功力之上。小说细节推动不足,性格刻画难言充分,大面积的叙述也难逃拖沓之嫌;惟其语言婉转缠绵,气韵颓败荒凉,带有撩人的唯美气息,纵使人物无法活色生香地跃然纸上,到底不失情味。
此外,王手《推销员为什么失踪》(短篇),写母亲与近郊农民张国粮竞争弹力片生意的故事。母亲有在市委宣传部工作的父亲作靠山,张国粮则熟谙新时期的生意经:请人喝酒、夜宵、洗脚。你争我斗,终以母亲的胜利落幕。小说情节简单,无甚大起大落、意外惊栗,却依然有耐人寻味处。例如,作者对母亲与张国梁的态度,皆有讽刺的兴味。遗憾的是,作品缺乏艺术渲染,语言缺乏艺术质感。但作者有某种“先锋”尝试,也不乏经验性。张忌《夫妻店》(短篇)的故事是由外乡人李成河与妻子樱花搬到一个偏僻渔村开始的。从最初的其乐融融,到李成河前妻女儿的不幸溺毙,夫妻间出现裂痕,再到樱花与人私奔。小说以直线性叙事方法一路走来,以李成河杀死樱花,案情水落石出作结,令人错愕。而其中,每一事件之后又穿插着村民的冷眼旁观,或煽风点火,直叫人惊恐起闲言碎语的破坏力来。小说并无太多细节,作者亦客观冷静。可惜作者偏以情节,略以人物塑造,难免单薄。  第6期《人民文学》无甚精彩之作。  居于“头条”的《决不饶恕》(哲贵,中篇)可称是一个通俗滥套的故事。美丽高傲的周蕙苠离婚数年,突然爱上一个比自己小六岁的男人。她替他借钱做生意,明知受骗,却仍心甘情愿地揽下数十万元的债务。等到若干年后,男人事业有成,愿意与她结婚时,她却断然离去,以宁死不接受对方忏悔的方式表示“决不饶恕”。这类“苦情戏”的故事套子陈旧得已如三言二拍,如今写小说的人如敢再碰,除非是艺高人胆大。可惜作者艺并不高,只是胆大。小说不仅情节牵强,逻辑执拗,为突出一个高洁、执着于爱情的女性形象,把她送上受难者的神圣祭坛,一味地让“痴情女”把苦吃尽,让“负心汉”把坏事干绝。尽管杂糅了种种浪漫言情要素,满足了某些读者对生活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刻意的铺排抹杀了人物自身发展的合理性,对女性独特细腻的心理,亦把握得不够准确。整体而言,小说平庸而造作,虽据头条之位,但毫无纯文学质地,甚至称不上合格的言情小说,只有“故事会”的水准。
刘庆邦《黄花绣》(短篇)将笔触停留在一个14岁女孩的乡村经验上。三奶奶行将离世,而少女格明因被指派去作给三奶奶鞋上绣花儿的小闺女,而卷入死亡的氛围。《黄》通过人物的言行与心理,将乡村独特的死亡习俗自然而然地寓于其中。没有复杂的矛盾与冲突,却也温婉可人。尤其开篇、结尾对春雪的淡定描摹,足见作者遣词造句,意象构思的用心与细腻。可惜精致如斯,就作者本身而言,没有在题材与写法上,开掘更广阔的疆域。
“新浪潮”栏目刊登了叶勐《塞车》(短篇)和杨怡芬《棋牌室》(中篇)。《塞车》似有荒诞之意。在一天一夜、无休无止的塞车途中,人们以车为家,种种饮食男女之事逐一登台亮相。串门、散步、欢爱,塞车完全成了日常生活一隅。小说可谓一次新鲜的尝试,即将想象力与琐碎的人生经验融于一炉。但这种想象力尚不至天马行空、恣意驰骋,而仅局限于俗事的夸张写意,给人壅塞局促之感。至于串门、散步、欢爱诸事,缺乏内在关联,更似片断,实在难耐推敲与深究。《棋牌室》由戒赌说起。潘多拉在公公的财政支持下,不愁衣食,却嗜赌成性,欠下一屁股赌债,终于引起公公不满,惹来一场还债风波。无奈潘多拉不懂自食其力,只好求助于表妹娜娜。小说构思散漫,却不乏妙笔。如潘多拉回乡戒赌一段,迂回曲折地讲述了奶奶红漆脚桶的故事。“红漆脚桶”作为一个意象,被作者讲得颇有滋味,给人一种遥远的想象。可惜,小说整体构架欠紧密,读来难免拖沓。“新浪潮”这两位作者都是新人,虽然写得不够老道,但不乏真诚。
本期另有裘山山《事出有因》(短篇)与津子围《闯绿灯》(短篇)。《事出有因》由一次战友聚会,敷衍出一段父辈革命遭误解的故事。作者意图表现两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暧昧与不信任。但小说限于篇幅,未能展开,仅仅平铺直叙;以冷静、精道的语言娓娓述来。只可惜故事不错,作者却未能用心,使之不能感人至深。《闯绿灯》写老朱退休后对拥有一辆汽车的执著,并以老朱企图开走自己被扣的捷达车,遭追捕,最终心绞痛而亡做结。作者似有彰显个人追求之意,但叙事波澜不兴,人物亦未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除此之外,王棵《米粒儿的天堂》(短篇)写一个独自抚养病孩的男人。小说情节落俗,以男人找到合适对象告终。且读来章法混乱,尤其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病孩之间的线索发展,未能有机联系,彼此感染。但小说也不乏温馨细节:如父亲与病孩之间的游戏与交流,颇能感人。作者通过心理描写,想告诉读者一个“情”字。张庆国《黄金画家》(中篇)意欲将挖金矿与画画融于一炉,无奈缺乏平衡的支点;明显还不具备驾驭小说的能力,读来凌乱。 《人民文学》2007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人民文学》2007年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余旸


连续三期,《花城》都以素有实绩的成名中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压轴,紧接着刁斗、海南之后,这一次推出了张者。与去年比,从中颇能见出编者方针上的微妙调整。既有干货硬货镇舱,又适当吸收锐气挺盛的文坛新面孔,成就了本期《花城》花团锦绣的好局面。
张者的《桃花》(长篇),是《桃李》五年之后诞生的姊妹篇,仍然把笔触聚拢于校园,校园里那些来来往往手提开水瓶充满焦虑但黑镜框里茫茫然一片的博硕士,连带他们的导师——所谓的知识分子们。校园,昔日的理想圣地,早就市声弥漫;低矮的围墙,墙外的“公司”、“大款”们轻易逾越了同时也被墙内的视线所穿透,所以作为三十岁处男的师兄姚从新(要重新)被嘲笑了,但仍监守着要求处女作为女友的理想;所以他也被网上认识的因父亲炒股大赔而在网上贵卖处女夜的80后少女钟情(呵呵,好名字),触电了也被背叛了(翘墙角的正是其同门师弟!);所以他被某企业公关秘书刘曦曦引诱了(刘曦曦通过他接近他心中完美导师方正先生从而能顺利上市圈钱),被“借种儿”后又被抛弃了;所以当他因为急于出国追寻怀了自己孩子的刘曦曦而抄袭了自己导师因为私心想支开他(导师娶了他现任女友邸颖)提供的论文时,他要负担自己为人父的责任的道德感也被颠覆了,完蛋了。结局就是卷行李走人,所谓的学术理想,都黏附在身后那桃花掩映中无比灿烂也无比糜烂的夕光中。满篇荒唐事,白底黑字,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想一想,他们师兄四人联袂出击,赴“大二女生”的旅店约会之小心翼翼,一半煞有介事,一半细致写实,把所谓“校园中硕博士这些人后青春期的特殊情调”(陈晓明语)写活了;那种掩饰在嘻嘻哈哈中难以叙说的感伤、那种只能嘻嘻哈哈不正经对待的焦灼弥漫在耀眼的阳光与结实的叙事中;大家出国的出国,搞女人(男人)的搞女人(男人),玩学术的玩学术,赚钱地赚钱,都匆忙而难受地更多的生活着,伤痛象阑尾一样多余,无处寄放安存。比王朔朴实但也不乏卖弄的语言内衣,穿在恰当的一批人身上,节奏的调配,更象夏日里闷在破旅店里做爱时窗外冲击覆盖的喧嚣市声,混合着汗水以及挣扎,有了蛊惑性的障碍,快感也就顺入阅读中了。
虽是有趣的小说,自然也有不满,其一,导师方正总让人有华山岳不群的嫌疑,虽然也触及到了他的道德尴尬(比如因撇清自己而出庭指证自己弟子、先将弟子女友揽而入怀又为其争取出国名额而不择手段,等等),但微有隔靴搔痒之感,不够狠之后就假地太单调了;而邸颖,转腰提臀于导师方正和师兄之间,行为虽在社会现实实例范围内,内心的暗箱却被揭示地相当含混,总是突兀、莫名其妙,为了故事完整主角形象而被光荣牺牲掉了。说到底,作者显然对所谓的八零后(假如有的话)的内心世界,仍然不能完全把握,对其想“解构”嘲弄的“神圣校园”缺乏真正入骨的了解,因而少了“反戈一击”的精准和痛感,嘲笑的音调有时夸张,而且不准,多少有点局外人起哄看热闹的意思。但瑕不掩瑜,这部小说,让我们重新开始审视这个一直被偶像化静物化但其实已经质变的题材领域——大学校园,使一直被人诟病的“校园文学”增添了成熟的亮色。
鲁敏的《取景器》和李铁《落红》,置于中篇小说的栏目下,都写了一个不安分的女人。前者是侧勾,通过“我”的回忆(嘿,又一个取景器!)来勾勒出一个喜欢在取景器中观察、生活、作爱、引诱调情,或者离别的女人;后者正描,女孩落红,耽于幻想,邂逅一个背对夕光走来的铁路年轻工人,因性格的矜持而保持着沉默的距离,但这个失之交臂的年轻人背影,却放大发酵,成功地隔在她和她勤劳完美的丈夫生活中。她开始编造种种匪夷所思的关于丈夫的谎言,在娘家人面前,致使她丈夫遭到了妻弟刀子的侍侯,而结尾却是她在一个夏天把自己交给了那个铁路工人,在结合的时候她幻想破灭了,后悔了但也被教育拯救出所谓的爱情真谛:男女之间的事情也许就真的如此简单,爱情不过是人为复杂化了的东西。相比起来,《取景器》中的女人唐冠内涵更要复杂,她捕捉那些在人们视线之内忽视的东西:千奇百怪之人绝不雷同的背影、转角处不经意地搔抓生殖器的男人们、女人整理的长统袜、垃圾箱、带咬痕的玉米棒芯,更要追踪人性的卑微、狼狈、阴暗之处;“我”与她亲热时变形的脸、带赘的中年裸体。不仅仅满足于此,她开始侵入“我”的家庭,用取景器,与女儿交往的时候大拍特拍她脸上表露无遗的白痴幸福,甚至开始偷拍“我”的老婆,那位只会背毛主席语录,只会在时间的监牢中勾织毛衣的女人。这,成为我们分手的理由之一,同时她又表现出对其他男人身上潜藏的人性的兴趣,也成为我们偷情的愉悦之船出事的暗礁。但这还没完,十七年后,当我身患绝症奄奄待毙时,接到了电话,在我猜想她因为年龄而失意的时候,她却仍然把取景器的镜头掘向了“我”死亡的面孔。可怕的取景器!可怕的女人!尽管叙述极其细碎,略微做作的猜想反省,代替了更为结实的细节,而这个女人的行径,从西方文学经典中某些原型(比如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萨宾娜)中见到残影,但这个执拗的女人形象还是令人震撼。从这一点来说,这篇小说完成了它的使命。
薛忆沩的《同居者——深圳人系列小说之一》(短篇)非常有特色——并不在于主题,而是那种糅合了哲学思辩与现代人生活际遇的独特叙述方式。与《物理老师》一样,小说的男女主角是教师,当年的大学生;开篇也引入某种哲思主题,或者某个著名的哲人,这里是马基维维利,然后男女主角同居的生活就简洁近乎到隐晦的方式插进去,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要回到对哲人警句式的哲思反省后的回归中。不过,小说里的哲学思辨,象刺,包裹在尽管本身节省经济但相对肥胖的同居生活叙述的肉里,小,但拒绝被忽略、被摒弃。就此而言,小说叙述经济独特,但究竟是蕴涵了更多的阴影,还是故弄玄虚,属于未知数。金问渔《寻找马工》(短篇)是个寓言,起使雷声轰隆,结尾雨点微小,意思不大。


《花城》2007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当代》
                  谢俊
   
仿如一泓来自戈壁的雪水,本期当代开篇就带来了清新畅快的气息,董立勃的长篇《白麦》与发表在2003年本刊第一期的《白豆》可谓名副其实的“姐妹篇”。在当年那个发生在军垦区“下野地”、三个老兵争夺一个女子的传奇故事里,妹妹白豆清澈而又真挚的爱情选择曾让读者们感喟万千;而这次,作者则要讲述嫁给首长老罗的姐姐白麦的故事。为了搭救白豆的男人胡铁,白麦凭着一腔真诚横冲直撞,在和高深冷酷的老罗的交锋中愈挫愈勇,然而正当他们的感情濒临破产,文革的动荡却一下子让白麦成为丈夫的守护者,在造反头子杨来顺的欺压里历尽煎熬。与《白豆》一样,清洁的白描短句、简短的章节设计、叙述人饶有架势的讲故事的口气,再加上传奇般跌宕起伏的情节,使得这个小说读起来行云流水、酣畅有致。而作者又特别能把握女人那一个简单、执拗却真切动人的情感世界,至少在这个小说的前半部,白麦在胡铁事情上的天真和仗义,在和老罗相处时的真实和倔强和在与李山相遇感情有些出轨时的朦胧可爱,都给作品添上了不少生趣,在一点在相比了其他写情作品中煞有其事的苦痛、无病呻吟的繁复以后就更显得清新脱俗。
不过,我以为这个作品写到后来出现了很明显的败笔,与《白豆》的浑然天成相比,还是有些让人失望。《白豆》和《白麦》前半部的成功之处,在于写出了新鲜的却带有生活气息的真实的人物,尤其是那些生动的女孩子,但在后半部,特别是带入了文革话语以后,作品就越来越类似“伤痕”、“反思”文学中的陈年老事,像“批斗老干部”、“要挟并奸污下乡女眷”这些带着程式化情感的故事套子频频出现,使得作品生活气息和人物的神气都被冲淡了。而小说写到后来浪漫传奇色彩越来越严重,情节不依照生活逻辑而随意利用巧合,人物倏然间成了理想化和单一的性格类型,这些都与作品最初的追求有些渐行渐远。


在中篇中,孙春平的《守口如瓶》摆足侦探小说的架子,做了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反黑”文章,情节紧凑曲折,看起来十足过瘾。小说以刑侦队长“我”侦破一个县长被伤案为豁口,从而层层深入真相:先是铺展“吉水县”争夺矿山、黑恶泛滥的局面,似乎这个锐意改革的县长突然遭袭为报复所致;但接下来疑点聚焦在了县长夫人身上,这个表面上爱生如子的优秀教师极有可能对他丈夫痛下毒手;随着故事的进展,县长吕忠谦本人也被暴露出来,为了自己升迁、女儿保研,很多证据表明他是与妻子合作怯敌自伤、临阵脱逃;然而这并非故事结局,在一个矿山暴动的突发事件中,吕忠谦居然挺身而出、大义凛然,随后看似一身正气的市委书记突然被揪出是吉水县贪恶之源。——在这种形势下,“我”被上级要求对吕案的侦破结果“守口如瓶”,而在这守口如瓶的背后,我们仿佛看到了隐没在海面以下的巨大黑色冰山。
在作品中,如福尔摩斯般冷静的叙述人抽丝剥茧,顺藤摸瓜,拨开重重疑障,追逐事实真相。尽管情节陡转,布局复杂,这个小说还是处理得严丝合缝,不露马脚。但有别于一般的侦探小说,逻辑推演并非作者的意图,它也许仅仅是展示层层社会真相的道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小说是携着一种莫名的哀恸和无奈,来讲述像吕忠谦这样的好官在反黑反腐时遇到的重重压力,以及他们几乎被扭曲的心灵世界。——因而它更是一个深沉的现实题材故事。
叶广芩延续着她的温情怀旧,中篇《三击掌》中语气和情绪依然熨贴着那簇颓败的历史,只是这个民国年间资本家父亲与共产党儿子的冲突故事实在过于简单老套。王大进的《幸福的女人》试图说明已婚女人的幸福来自万事糊涂,但为诠释这个道理而生造出的偶然事件有些单薄取巧。而中篇头条万宁的《麻将》则着实有些讨厌了,一个富家小姐被谋杀了,参与谋杀者正有她所资助的山区女学生,小说试图用这个惊愕的故事来说明一种差异导致的阶级仇视。这本是《马斯岭血案》的套路,但作品表现地矫揉造作。人物空洞、性格虚假,作家对底层人物几乎一无所知,于是高高在上的想当然只能是对人性的恶意中伤。这实在是一种不良的写作态度。


看《钟山》
                王斌 丁幸娜


第三期《钟山》的小说阵容比较强大,包括6个中篇和5个短篇。
放在头条的是陈昌平的中篇小说《肾源》。在贫富分化的社会背景下,刻画新富阶层的自私伪善,与普通百姓的善良朴实相对比,似乎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创作套路。《肾源》中仍然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心理补偿机制:富人道德败坏,穷人品德高尚。身患尿毒症的地产大亨张大鹏为求自保,先以小恩小惠骗得民工小刘的一个肾脏,病情复发后又欲借法律之手置小刘于死地,窃取第二个肾脏;而小刘到了小说结尾仍对张大鹏感恩戴德,冒死跑到病房向张表达忠心。和其他类似题材小说一样,小说的创作目的很明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二元对立模式,刻画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性,但仍然流露出理念先行和人为操控的痕迹。尤其是临近结尾部分,作者强硬地扭转了故事走向:检察官戚晓峰的出现导致小刘获救;张的恋人姚姚看穿了张的伪善,打掉孩子离他而去;一直忠心耿耿的高建文也突然背叛了他。这一切都不符合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不符合人物的内在性格,突兀而生硬。
夏天敏的中篇《阳光白炽》开篇就用包工头刘二刚惨烈的自杀场面抓住了眼球,却也提前让他领取工程款的悲剧结局露了底,之后一系列的情节都失去了悬念。虽然作者对刘自杀的原因做了层层铺垫,但把压垮刘二刚的最后一根稻草设计成饭局导致的破产,却显得过于夸张。
王君的中篇《月亮走,我不走》,看情节颇像一篇言情小说。女主角偶然一次出轨,孽子出世,丈夫愤而出走。女主角独自抚养儿子,多年后丈夫回心转意,女主角却因再次失身于当年第三者而将丈夫拒之门外。漫长的时间跨度里,笔墨分布不均,头重脚轻,但女主角一以贯之的贞烈近乎完美,令人难以置信。车祸身亡的超现实结局本无必要,有故弄玄虚之嫌。
陈武的中篇小说《地洞》是个颇费经营的故事,以波澜不惊的乡村日常琐事,夫妻拌嘴,男女偷情,官民斗法,不动声色地引出一个地洞活埋的结局,阴森可怖,让人心惊胆寒。这个故事结构精巧,语言生动,又有出人意料之处。虽然没有多少深刻内涵,倒也堪玩味。
何眀的中篇《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大龄女青年贾铃被小白脸欺骗利用。弟弟贾涛为了替她出气而死于非命,贾铃才醒悟过来互相看不顺眼的兄妹之间那份血浓于水的真情——“那是他们家人那股子不知如何表达,只能用相互咒骂来交流的爱,执拗地藏在最里面,决不轻易泄露”。小说对贾铃自卑敏感而又渴望爱情的心理刻画非常到位,让读者对这个不美丽也不可爱的女子充满了同情。
张庆国的中篇《菊花堂》,作者以第一人称将菊花堂发廊的众生相娓娓道来,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一些风貌。小说的问题在于情节平缓,语言亦平淡,提供给读者的阅读动力不够。
短篇小说中相对比较出色的是《桃花》、《沈步云》两篇。戴冰的短篇《桃花》,以疯女子李碧芳在寄居小镇中的遭遇为主线,反映人情世态。被禁锢多年之后,容貌如花的李碧芳早已面目全非,男人对她的幻想和垂涎不复存在。李碧芳成为一个多余的孤魂野鬼,最后不知所踪。作者以一种淡然处之的语调讲述故事,文字中却自有一股悲凉凄然的意味。
庞培的短篇《沈步云》,只有一人一狗两个角色,其它的人物都只是命运的布景。作者极力渲染这一人一狗在荒唐年代里的悲惨遭遇,虽时有调侃,却难抑笔端的激愤。问题是这样的故事太多了,而《沈步云》并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经验。
陆永基的短篇小说《闹鬼》,故事简单,但语言比较有特色,似乎能看到模仿《红楼梦》、《金瓶梅》等明清世情小说的影子。秋尘的短篇《梦醒时分》描写大龄华侨阿诺回国迎娶内地新娘之后的心态变化,展示了移民生活的一个侧面,作者旅居海外的身份,让她比较准确地把握了人物的心理。葛芳的短篇《纸飞机》以民工卫春林的视角,描写女性在金钱面前的沦落和无可挽救,题材陈旧,主旨亦无新意。


《钟山》2007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西湖》
          
               丛治辰 刘勇


第5期《山花》开篇是范小青自荐的《父亲还在渔隐街》,乍一看像是底层文学留守子女问题,而竟然被写得颇有些先锋的意思。娟子的父亲进城打工,一去经年,后来就再没了音讯,唯每月按时将钱寄来,成为勉强维持的微弱联系。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叫做“渔隐村”的地址。按图索骥的娟子在陌生的城市里不断地失望,又不断地找到聊以自我安慰的线索。每一条线索背后似乎都藏着一个隐秘的故事,可惜这些故事又总仿佛并不关己,别有主角。这个瞬息万变的城市,究竟走丢了多少个父亲,又让多少个父亲面目改换,无法辨认?范小青其实讲述的是关于追寻与迷失的故事,她将我们面对现代生活的滚滚红尘时那种无尽的茫然与恐慌表达得委婉多致,叫人恍惚。
曹多勇的中篇小说《西瓜地长出的风景》从两男一女三个青年一起种西瓜开始讲起,西瓜种砸了,三人之间的情谊却叫人感动。不过青梅竹马的故事,大概还是不要长大的好,何况又是三个人。苏燕子当然是刚毅得可敬的女子,虽然在陈来财和陈木桩之间难以抉择,但一旦决定就泾渭分明。然而谁能想到,当年一起偷瓜的少年,长大之后可以那样卑琐?无论是身强力壮的陈木桩,还是温温吞吞的陈来财,该有阳刚气概的时候全做了窝囊废,独在猜忌苏燕子的时候像个男人。在这样的对照下,苏燕子对于命运与生活的坚忍更叫人同情敬佩。然而,若瓜田之外不是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三人的故事又会怎样呢?这样一想,连那两个男人的卑琐里也透出一种辛酸,叫人难过,而这小说的意义也就又深了一些。令人不满足的是,小说的视角太多局限在三个主要人物之间,不免使情节太过单纯了。
王大进的《还乡记》一开篇,叙述者已死多时,被装在一个破烂的麻袋里了——开头别出心裁。然而,让一只鬼魂来讲述这个正显时髦的“叶落归根”故事,不但未有增色,反而使叙述有如这鬼魂旋风一般的形态,轻浮没有根底。不晓得一个生前在家里顶天立地的农家汉子,如何死后变得这样喋喋不休,沿着他(它?)那竟显得事不关己的目光望去,我们丝毫无法深入那几个背送好友尸体归乡的男人沉重的内心。小说的叙述语言太过夹生,过分书面语的表达与叙述者本身的身份有相当严重的脱节。并非说这位差十几分没有通过高考的农村高中毕业生不能讲出那样文绉绉的话,只是在以此身份讲述如此事件的时候,还不无炫耀地满嘴斯文实在叫人生厌。不时冒出的长括号也像一个个补丁,刺破了文本的光滑,更显出作者叙述能力的捉襟见肘来。结尾处人尸变死猪,稍有些新鲜感,但象征意味未免过于直露,终究压不住阵脚。
相比《还乡记》的轻浮,陈启文的《寒冷的火焰》又似乎太过压抑了。饭店的烧火工本就是个沉闷的职业,以烧火工刘成的所见所想为限制的叙述自然难以活泼。若将刘成所见的一幕幕艰难地缝合起来,浮现出的其实是一个颇有些牵强的阴谋:饭店的二老板强迫年轻貌美的丫头“服侍”年迈的大老板,最终将大老板杀害夺取了饭店。不知是否因为刘成距离这个阴谋事件实在太远,压抑的叙述并未能压住我们的痛觉神经。大概太过密集凝滞的语言只会使读者的感受变得麻木,文章毕竟要节奏适当徐疾有度的好。
本期大学生原创小说是从大洋彼岸约来肖铁的《受伤现场》,小说以蒙太奇的手法在少年时代和现在两个时空跳跃切换,时隔多年的同学聚会在作者看来竟然如此缺乏抒情意味,最后只好以杀人游戏来打发空虚的相聚时光。在“我”努力回忆的思绪里,对组织聚会的同学早已全无记忆,而别的同学也只留下可怜的模糊印象,只有柳儿或许让我长久地牵挂,却也已嫁作他人妇,只在小腿上留下因当年的恶作剧而造成的伤痕,聊以证明恍惚的过去。相比之下,此篇小说算是有点创意,但叙述仍嫌生涩和罗嗦。
第6期《山花》的小说质量参差不齐,先锋小说的光芒足以遮住其它小说。
  被归入“先锋时刻”栏目的七格的《真理与意义——标题取自Donald Davidson同名著作》(中篇)令人眼前一亮。这是一个按照哲学原理设计出来的故事,作者将世界分为现象界和真实界,讲述了一段由现象界去往真实界的过程,奇遇不断,颇有些惊险小说的味道。小说中随处可见的哲学术语表面看来令人生畏,却因为与现实意象的结合让抽象有了血肉,而后者也因此变得带有抽象的意味,营造出扑朔迷离的故事氛围和语言效果。比如矛盾变成了可以被鹰吞食的具体之物,而鹰则被称为“辩证之鹰”,飞行就此成了“辩证飞行”。除了哲学术语,作者更是将不同时代的多位哲学家直接拉入小说,以其哲学观念各自塑形,维特根斯坦用想象力构造出的火车尤其给人印象深刻。《真理与意义》脱胎于哲学,却并非零打碎敲的小打小闹,也未曾排斥读者的参与,而是缜密地构筑出一个异境,让读者一旦适应了那里的规则,便可随作者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享受思维的游戏,相比去年作者在本刊发表的《德国精神》,眼下的这篇可读性明显增强而未失先锋的品质,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或许因为七格带来的冲击力太大,再读本期其它小说总嫌不够过瘾。阿成在创作谈中说他的小说让人“觉得放松,觉得愉快,觉得有共鸣之处,觉得阿成说的是绝对的真事儿,就可以了”,他的短篇小说《四棵松》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建国前那一段腥风血雨的斗争故事好看且真实可信,但总让人觉得不过就事论事,读起来更像是报告文学。
  邱华栋的《寻爱的一天》(短篇)中的男人在一天之中不断寻找过去认识的女人,试图以此慰藉“旷世的孤独”,却发现时间已经改变了那些女人,再不会和他亲密如昔。小说对都市人欲望与情感的描绘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创作风格,可谓驾轻就熟,只是在立意上太过浅白,让人一目了然却回味不足。
林苑中的《两个早晨的独白》(短篇)也是通过一个男人的视角来讲故事,牵扯起现实与过往,但小说结构松散,语言拖沓,要等到所谓真相的揭示须得忍受重重漫不经心却又无所效用的叙述,而真相本身的力量又比较单薄,看后难免令人失望。王手的《猛虎战斗队》(短篇)也够拖沓,众多的枝蔓既不精彩,也令人摸不清小说的主旨。
丛治辰的《红颜记》(短篇)逐一列举对幼年至青春时期有印象的女生的回忆,表达了后青春期对往事的怅惘,虽然小说中女生众多,各自的特点却并不突出,只是在一篇又一篇的流水帐中留下淡淡的身影;而彼此的相似,又令这些独立的片段在拼贴为整体时显得过于单薄。
弋舟《谁是拉飞驰》(短篇)是诸多短篇中最为耐看的一个。在这个迷雾一般非现实的小说里,拉飞驰这个名字是一个不确定的所指,却给少年带来了持久的紧张与神秘,并且导致了小说首尾处杀人者与被杀者身份的互换。作者对少年心理变化的把握较为准确,而且全篇大量使用短句,层层推进,清晰而锋利。


第5期《西湖》推出的新锐作家是黄孝阳。2006年12期《小说选刊》曾选登黄孝阳的短篇小说《阿宝》,小说讲述女孩阿宝如何因为生活的意外而过早结束了她无忧无虑的童年,进入冷硬的现实中去。这不是一个新鲜的故事,但黄孝阳讲述得不落俗套,在一般人反复渲染的地方干净利落,而在一般人简省忽略的地方细腻周到。《阿宝》已足以证明黄孝阳的叙述才华,而在本期《西湖》刊登的中篇小说《我们的父亲》中,我们看到黄孝阳对小说更高的追求。小说看似漫不经心地讲述了八位男女青年的故事,除了作警察的雷小强,另外的七个人在酒吧里、在大街上无所事事地游荡。而在他们乍看有些颓废的生活方式底下,各自藏着生活留下的痕迹以及他们对于生活的承受与思考,这生活直接或间接地与父亲相关。黄孝阳在这样一个不长的中篇小说的篇幅里,组织融会了至少六七个中篇小说的素材,从而将这些青年们对于生活的焦虑表达得如此复杂,使得他们对于父亲、继承和挣脱的思考在在表现出来。或许黄孝阳把小说当作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使他的小说里洋溢着思辩的气息,作为叙述者的“我”时时要跳出叙述发言,讲些形而上的道理或者传授某种知识,虽然黄孝阳努力对这些部分做了铺垫使之尽量自然,但仍然让人感觉像是硬塞进小说中的一块异物。小说当然应该思考和认识,但是应该使用小说的方式。主持人吴玄说“黄孝阳的小说才气逼人,尤其是旁逸斜出的部分”,我的理解是,黄孝阳写作的天分无庸置疑,对小说的理解和追求也足够深刻,但或许正因为对小说的追求太高,有时难免有些刻意,而他一刻意表达什么,反而把自己的才气掩盖了。


推荐:七格:《真理与意义——标题取自Donald Davidson同名著作》(中篇),《山花》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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